收藏作为一种雅好,一种学问,一种行当,一种投资手段,随着时代的变迁,千百年来大俗大雅,大起大落。更早的时候,古玩赏玩主要是属于文人、士大夫阶层业余雅玩的专利,历史上也曾出现过很多收藏大家,演绎了许多动人的传奇。民国时代涌现出来的大收藏家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素养,他们不仅是赏玩器物的玩主,更是品鉴中华文化的王者。
民国大藏家们继承了乾嘉以来朴学大师重实物、重考据的流风余绪,为了收藏不辞劳苦、耗尽资财而无怨无悔,力求用藏品去印证、诠释一段历史、一个方国、一桩疑案,或是一代风俗,出版了一批经过认真考订的藏品目录和考证著作。
千山暮雪著的《大藏家(民国往事)》选取了14位民国古玩大家——张伯驹、吴湖帆、王世襄、刘体智、张大千、庞莱臣、容庚、王己千、钱镜塘、张叔驯、徐乃昌、叶恭绰、傅增湘、罗振玉,他们博览博研群书,博赏博藏群物,每一位都是才智高深的文博学者型收藏、鉴赏家。
千山暮雪著的《大藏家(民国往事)》介绍:晚清末年,中国迎来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代王朝在西方列强的入侵下加速灭亡。由此,深藏宫内的历代文物命运多舛,开始经历种种劫难。这些宝贵文物流向全国,甚至走出国门,散落到世界各地。
一时间,地方军阀、达官贵人、洋行买办、清末遗老,以及古董商贩和海外文物大盗粉墨登场,开始了千载难逢的逐鹿之旅。在这一背景下,考古学者和收藏家纷纷行动起来,与这些几乎无法统计的浩瀚文物相遇。
早年难忘的军旅生涯
1899年正月二十二日,位于河南项城闫楼的名门望族张家,在一派喜气的氛围中迎来了家族中另一位载入史册的杰出人物——张伯驹。正值春秋佳节,张家小少爷出世的消息不胫而走,前来贺喜的人络绎不绝,一时间可谓是门庭若市,轰动乡里。
张老太爷膝下仅有二子,长子张镇芳和次子张锦芳。张镇芳虽然官运亨通、仕途畅达,却苦于一直未有子嗣。而张锦芳在几位千金接连降生后,终于迎来了延续张家血脉的儿子。小少爷张伯驹的出世,无疑为这个人丁不旺的富豪之族带来了无尽的欢乐和希望。
在项城家中,张伯驹无忧无虑地长到了六岁。按照张氏家规,长孙必须在启蒙之前过继给长子张镇芳抚养。纵使张锦芳夫妇有再多不忍,但族规不可违背,也为了孩子日后的仕途发展,把他交给远在天津身兼要职的张镇芳抚养,也不失为明智之举。于是,小伯驹年仅六岁就离开了项城,来到天津。
张镇芳夫妇看到聪明、伶俐的张伯驹,乐得合不拢嘴,赶忙叫佣人把早已备好的吃食、玩具拿来。而生性有些内敛的张伯驹闪着两只大眼睛,不安地瞅着夫妇俩,最后在父亲的指引下才怯生生地喊了声“爹、娘”。膝下无子的张镇芳夫妇一时老泪纵横,将其揽入怀中不住地应答。自此,远离家乡的张伯驹在天津开启了传奇人生的帷幕。
虽然新式学堂在天津早已兴起,但张镇芳对张伯驹的教育仍然采用旧式私塾教学,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为其颇高的古学造诣奠定了扎实牢固的基础。开始学习《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幼学琼林》的时候,张伯驹就显露出过人的才智,记忆超群,过目不忘,堪称神童。塾师将这一事实告知张镇芳,并对其赞赏道:“伯驹聪慧过人,日后必成大器。”张镇芳听后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对其日后发展更是寄予厚望。
虽然张伯驹事事听从父亲教诲,但私下也有自己的爱好和喜乐。他善于做诗,醉心于戏曲,且在这两方面都展示出过人的天赋。他常常随同父亲一起参加名为“丽泽诗社”举办的活动,所作之诗颇让在座长辈惊叹,大多收录在《丽泽诗社诸家诗》中。张伯驹也痴迷于戏曲的世界中,凡是入耳之调,过目之曲,就能随手拈来,当即哼唱,一气呵成,极尽畅快之能事。
张镇芳对儿子一直寄予厚望,想让他传其衣钵,踏入仕途,从而一展宏图,光耀张氏门楣。多年来,张镇芳私下与袁世凯交往甚密,于是在儿子结束私塾教育之后,便费尽心机地将张伯驹安排到袁世凯四子克端、五子克权、六子克恒、七子克齐、八字克轸就读的天津新学书院。在学院就读期间,张伯驹深得老师赞赏、同学喜欢。但他从不恃才孤傲,待人接物一切都随性自然。虽然明白父亲将自己安排到这里的用意,但他不愿违其本心,与袁氏兄弟的交往也只保持在同门之谊的情分上,不过密,也不疏远。
在张伯驹的青年时代,时值1911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辛亥革命爆发了,由此结束了中国长达两千年之久的君主专制制度,不论在政治还是思想上都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不可低估的影响。但这一革命胜利果实被握有北洋军阀实权的袁世凯窃取,后者在1913年宣布就任正式大总统。此时,向来与袁家交往过密的张镇芳也随之升迁。这一系列事变让张镇芳深切认识到,进军队、手握实权对一个人来说是多么重要,也更加深了他把张伯驹送往军队的决心。
恰逢野心勃勃的袁世凯在一些压力之下,决定建设一支属于自己的嫡系部队。在长子袁克定的提议下,一支直接听命于袁世凯的陆军混成模范团在紧张筹备中——所收士兵须在22至26岁之间,要求忠心护国,体格强壮,当过正式军官且经历过战争。一向体格文弱的张伯驹当然不够入选资格,但经过父亲上下打点,书生气颇浓的他被模范团骑科破格录取。自此,张伯驹的人生进入下一个军旅篇章。
经过军旅生活的锤炼,文弱的张伯驹也日渐强壮起来,温文尔雅的气度之上又增添了几分军人的硬气,颇具大将之风。张镇芳将儿子的变化看在眼里,喜在心头。与此同时,他还积极营造儿子与袁世凯见面的机会,以此打开张伯驹的仕途之路。
1915年元旦,正值张伯驹放假在家。张镇芳趁此时机,让他前往姑丈袁世凯家中拜望。张伯驹虽然厌烦官场琐碎之事,但望着日益年迈的父亲,也未有微词。袁世凯在家中看见仪表堂堂、气宇轩昂的张伯驹,禁不住地赞赏,还要其好好学习,从模范团毕业后就到他这里高就。面对姑丈的这一决定,张伯驹一时竟有些失落。只因他自小不喜官场,只想做一名醉心于诗词、戏曲的散漫文士。但是面对父亲的殷切盼望,这一切都只能暗藏于胸,不能实现。这一世果真要事与愿违吗?张伯驹内心踌躇着。
从陆军混成模范团毕业后,张伯驹先后在曹琨、吴佩孚、张作霖部下任提调,但却从未到任。随后,21岁的张伯驹又在安徽彭埠任安武军营务处提调。这一次,他看到国家的惨败现状,下定决心耗其心志,投身于救国的行动中。
“宝马金鞭,雕冠佩剑,年少英姿,意气豪横”是何等风光,但此时偌大的中国被摧毁得已是满目疮痍,各级军官在其位不谋其职的腐败现象也早已人尽皆知。张伯驹一介文弱书生,空有一腔爱国抱负,却无法施展。最后,他只能寄情于诗词戏曲,聊慰其心。
张伯驹不问军中事,一心只在戏文诗词中的做派,很快就被张镇芳知晓。他一心期盼儿子在军中能有大作为,顿时怒不可斥,当即对张伯驹进行了一番耳提面命的教诲。张伯驹对军中之事早已失望透顶。对父亲的教诲,他不顶撞,也不反驳,而是依旧我行我素,沉浸于自己的小世界中。
其实,对张伯驹触动最大,促使他下定决心远离官场的重要原因,是父亲张镇芳在仕途中的宦海沉浮。1914年,河南农民起义军白朗军不断发展壮大,让袁世凯陷入了恐慌。随后,总统命令时任河南都督的张镇芳即刻实行白色恐怖,镇压革命人士。然而,白朗军士气很旺,一时难以抚平。随着河南城池逐渐失守,张镇芳的都督一职也被气急败坏的袁世凯罢免。这一次官场失利,让子张伯驹看透了官场和人世的无情。
作为清朝遗士,张镇芳对根深蒂固的封建统治仍然心怀留恋。1917年,他以中坚力量参与了张勋复辟。复辟失败后,张镇芳出逃至丰台被捕,扣押在陆军部。随后,由于结盟兄弟段芝贵从中作梗,他经受了一番牢狱之灾。父亲入狱之后,张伯驹多方打点。几经周旋,终于在父亲朋友的帮助下,这一桩冤假错案以张镇芳发往前敌效力结案。
在自身的军旅生涯和其父的仕途经历中,张伯驹认清了官场的尔虞我诈和人世的虚伪无情。军队这一正气浩然的地方,也早已被这些污浊小人所玷污。本就不是此心所羡之事,那就干脆抛开这些仕途所望,尽情于诗词歌赋、戏文中,也不枉此生。张伯驹的这一决定在随后几十年被证明是极其必要且正确的。此后,他的传奇人生又有了新的篇章。P3-6
进入新世纪,旷日持久的寻宝、收藏热潮席卷了中国大地。伴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回望历史,投身于对古代文化艺术品的寻觅与收藏。今天,古玩收藏已从过去的小众文化变成大众文化,成为主流文化之一,并掀起了全民性的古玩收藏投资热。
2005年7月,在英国伦敦佳士得公司拍卖场上,一个鬼谷子下山的元青花瓷罐以2。3亿人民币的天价拍出,创下当时中国艺术品在世界上的最高拍卖纪录;
2010年11月20日,在中国嘉德秋季拍卖会上,起拍价为5500万元的王羲之草书《平安帖》成为焦点,最后以2。75亿元成交,加上12%的佣金,总成交价3。08亿元;
2014年4月8日,在香港苏富比中国瓷器及工艺品春季拍卖中,绘有公鸡、母鸡领幼雏于花石间觅食“天伦”图、小如掌中物的鸡缸杯以总成交价2。8亿港币拍出,刷新中国瓷器世界拍卖纪录;
……
正所谓“乱世黄金,盛世收藏”,在无数个数不清的财富神话背后,享受投资回报固然令人欣喜,但是藏品精神层面的传奇故事、文化魅力更令人着迷。
收藏作为一种雅好,一种学问,一种行当,一种投资手段,随着时代的变迁,千百年来大俗大雅,大起大落。更早的时候,古玩赏玩主要是属于文人、士大夫阶层业余雅玩的专利,历史上也曾出现过很多收藏大家,演绎了许多动人的传奇。
人生如白驹过隙,一旦收藏家过世,他的藏品也会随之散去,转移到有缘人的手里。虽然藏品的主人换来换去,却传承了人们对古玩收藏的痴迷与文化氛围,并由此形成了中国独特的收藏传统。
晚清末年,中国迎来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代王朝在西方列强的入侵下加速灭亡。由此,深藏宫内的历代文物命运多舛,开始经历种种劫难。这些宝贵文物流向全国,甚至走出国门,散落到世界各地。
一时间,地方军阀、达官贵人、洋行买办、清末遗老,以及古董商贩和海外文物大盗粉墨登场,开始了千载难逢的逐鹿之旅。在这一背景下,考古学者和收藏家纷纷行动起来,与这些几乎无法统计的浩瀚文物相遇。
在北京,琉璃厂古玩街出现了;1909年,北京古玩商会成立……自此,古玩作为一种商业形态渐渐形成,民国古玩收藏的序幕正式拉开了。期间,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均涌现了一大批收藏界的先锋。这些有识之士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以身家性命捍卫、保全国宝,为保存祖国的珍贵文物费劲了心力,留下了光彩照人的诗篇。
民国时代涌现出来的大收藏家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素养,他们不仅是赏玩器物的玩主,更是品鉴中华文化的王者。古玩收藏与鉴赏相辅相成,在文化史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本书选取了14位民国古玩收藏大家——张伯驹、吴湖帆、王世襄、刘体智、张大千、庞莱臣、容庚、王己千、钱镜塘、张叔驯、徐乃昌、叶恭绰、傅增湘、罗振玉。他们博览博研群书,博赏博藏群物,每一位都是才智高深的文博学者型收藏、鉴赏家。
民国大藏家们继承了乾嘉以来朴学大师重实物、重考据的流风余绪,为了收藏不辞劳苦、耗尽资财而无怨无悔,力求用藏品去印证、诠释一段历史、一个方国、一桩疑案,或是一代风俗,出版了一批经过认真考订的藏品目录和考证著作。
走近14位收藏大家,了解他们的传奇经历,聆听他们的谆谆教诲,透过收藏故事品味百态人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当下——收藏的不只是文物,更是一种人生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