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靠的是文章立言，他首先是作家，学者，翻译家，思想家，然后才是杰出的演讲者。演讲的魅力来自更为深沉的、丰富的底蕴。

鲁迅毕生坚守启蒙主义立场，致力于使中国青年洞悉世相，少走弯路，提高对痛苦和挫折的耐受度，完成有决断、有创造性的人生。

由阎晶明选编的《鲁迅演讲集(精)》一书将鲁迅演讲单独结集，并加以精要的点校和解读，学者、作家阎晶明的编选工作尚属首次。本书分为三部分：上编、下编以及附编。上编系鲁迅亲自校订过的演讲作品，上编每篇后附作者撰写的点评文字。下编系未经鲁迅本人亲自校订、而是散见于当时报刊发表的记录稿。附录为鲁迅演讲现场盛况侧记。下编和附编在提供对鲁迅的全面认识上，提供了鲜活的现场感，更具丰富的史料意义。

鲁迅是一位伟大的启蒙者和青年导师，他的启蒙理想，表现为毕生致力于使中国的年轻人开启智慧，洞察社会，少走弯路，提高对生活挫折的耐受度，完成有建设性和创造力的人生。因此，对于年轻读者而言，鲁迅的启蒙思想极富营养。而鲁迅的启蒙思想，又集中体现在他面对青年和后学之辈的演讲当中。因此，鲁迅演讲的特殊价值，由此可见一斑。

鲁迅是现代中国最有影响和最重要的文学家、思想家，一生做过多次重要演讲，由阎晶明选编的这本演讲文集《鲁迅演讲集(精)》内容涵盖现实、历史、人性、日常、伦理等重要领域和范畴。《娜拉走后怎样》《未有天才之前》《无声的中国》《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等名篇，皆为鲁迅的演讲整理而成。

选编者的话

上编

 娜拉走后怎样——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未有天才之前——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七日

 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记谈话

 无声的中国——二月十六日在香港青年会讲

 老调子已经唱完——二月十九日在香港青年会讲

 革命时代的文学——四月八日在黄埔军官学校讲

 读书杂谈——七月十六日在广州知用中学讲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九月间在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讲

 关于知识阶级——十月二十五日在上海劳动大学讲

 文艺与政治的歧途——十二月二十一日在上海暨南大学讲

 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五月二十二日在燕京大学国文学会讲

 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三月二日在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讲

 上海文艺之一瞥——八月十二日在社会科学研究会讲

 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十一月二十二日在北京大学第二院讲

 今春的两种感想——十一月二十二日在北平辅仁大学演讲

下编

 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欢迎

新校长会上的演讲

 少读中国书 做好事之徒

 在中山大学学生会欢迎会上的演讲

 读书与革命

 关于革命文学

 文学与社会

 在北京第二师范学院的演讲

 离骚与反离骚

 革命文学与遵命文学

 再论“第三种人”

附录 鲁迅演讲侧记

 鲁迅在北平（节选）

 鲁迅论泥脚与皮鞋脚（节选）

 鲁迅在北平的讲演（节选）

 忆鲁迅先生的“北平五讲”（节选）

 鲁迅在群众中

鲁迅在群众中

…………

无尽的人流，从敞开的大门拥进，不一刻工夫，人山一堆堆变成一团团，再变成一群群，最后融成了黑压压的一片。已经没法松动的站着，身上挤得暖和起来，脚虽冰冷，也没法活动了。坐着的人，受不住前后左右人墙的闷封，先站在地上，随后只好站上凳子。但一会儿凳子也很难“独站”，于是不论生人熟人，两三个人站在一张独坐的凳子上。不争气的木头竟吱吱地叫起来，有的竟而塌下，引起一阵哗笑。人封了大门。溢出去的一堆，像雪中树枝般，越来越大。但当哪一位聪明人发明了窗子也可兼差作门用时，便“花”的一声崩散，向几面窗子抢去。里面的人，已难透气，看势头不对，高呼：“把窗子关住！”站在窗边的人，奋死力推上窗扇，玻璃哗啷地碎了几块。最后挤进来的一人，正侥幸自己的入来，但同时也发觉已无插足之地，只好背转手抓了窗栏，挂在那里，脸上还显着满足。

外面继续不断地来着人，像蜜蜂一般围绕着这个大蜂房，寻找着进来的门路。

八时余，还没来的消息。人人满身大汗，撑持着周围的压力。没人想退出。喊着“头昏死了”的女学生，也还要支持下去。讲台上仍旧是空空的钉着一纸讲题：《再论第三种人》。

掌声像霹雳一般从屋子的一角传开来。人群大大的波动了一下，欢呼迸发出震破屋顶的巨响。一扇原是紧锁着的小门，霍地打开了，几个青年，脸上淌着汗，眼睛闪着兴奋的火花，喊嚷着想分出一条路来，然而人们已经没了转侧的余地，分不出路来。人群此时更像大风暴中海洋，猛烈的荡动。我被挤得什么也看不见，只听人喊：鲁迅先生进来了，哈，从人的肩头给抬进来了！台上有人大声报告讲演开始，但再下去什么也听不见，人海搅起了很剧烈的哄动。什么地方挤得起了争吵。我踏着一片倒在地上的木凳，用力冒出身子，这才得看见鲁迅先生。他镇定地站在讲台上，注视着面前汹涌的人海，没有开口，因为大家听不见他，听不见他那衰弱的肺部呼出的声音。

“改在露天举行！”声嘶力竭的高呼，瓦解了也解救了群众。

随着“在大操场，在大操场”的呼声，从门口、从窗子涌出了奔腾的岩浆般的人流。空气轰响着松下来的出气声和狂涨着热情的欢呼。

我们必得等到人大松动了才能推车子走出来，操场的一角已一层一层围着两张方桌站满了人。鲁迅先生此时正在室内休息，等候布置完成。

“来了！”不知是谁的提示，大家一齐扭转头去，先生真的来了。矮小的个子，刚健地快步走着，左手的二指夹了未吸尽的一段香烟，烟气飘逸向身后。身两旁簇拥着百十个青年，雁翅似的紧步追随着，唯恐落后了，失去这宝贵的瞻礼的刹那。翅膀梢的几个青年，简直是在欢跳着，奔跑着，脸上开着敬爱之至，兴奋之至的怒放的向日葵般的明丽的花。边走边看着先生，好像是怕有谁再遮去了他近在身旁的太阳。

欢迎的掌声，像元宵家家齐燃的鞭炮，而热意比喷放的铁花还有力量。

北平曾是王者之都，可是千百年来谁曾赢过这万众从心发出的敬爱和拥戴？

这是“五四”运动以来新文化运动最大的一次示威：这是东三省沦陷后更饱尝了黑暗压制的奋斗不息的青年，在欢迎他们精神上的主帅。

人群分开了道路，簇拥的青年，谨敬地把先生扶上临时的讲台。先生擎起竹制的烟嘴吸了一口烟，端直地站了一会，等待狂风暴雨般的掌声平息。

在我们面前，人们已爬上凳子之类，站成一围高墙。不绝的掌声引得人急不可耐地想听想看，然而无论如何找不到一线空隙。连篮球架上已攀上人了。情急智生，我们把三辆自行车架在一处，轮流站在上面，才终于看到了，听到了鲁迅。

苍白的瘦面孔，肌肉并不紧张，但却含蓄着一般沉毅的魄力。浓黑的直立的长发，不整齐而倔强。平直的两道浓眉，和隆直的鼻子，互相正确的垂直，这样所构成的严肃和正直之感，被软软的上下眼泡所包起来的柔细的眼睛和向两鬓退去的皱纹，用和善深沉的色彩给调和了。掩口的黑须，和血色不甚显明的口唇，在说话时巧妙地配合着语句的幽默，话停时，却追加上令人信服的坚定。

暗旧的茶绿色的棉袍，领扣虽是扣了，却不大对得上。当说话时一只手作着沉稳的手势时，袖口显得空洞，袍子的下摆落在膝盖下不远的腿上，衣服短，人更觉得低矮了。

有人用三角架子支起了照相机，先生摇摇手制止了他。但是终于是被人家偷偷地照了吧，因在不久之后的一册小刊物上，便有了题曰《鲁迅在群众中》的铜图。我剪下来保存了很久，而最后和书籍衣物一齐丢给东洋抢犯了。现在只能采它的原题来题我这一篇短文。

鲁迅先生的讲演态度中，是决找不到一点手比脚画的煽动和激昂的。他的低弱的绍兴口音，平静而清明，不急促，不故作高昂，却夹带着幽默，充盈着力量，像冬天的不紧不慢的哨子风，刮得那样透彻，挑动了每根心弦上的爱憎，使蛰伏的虫豸们更觉无地自容。

我只听到一段话，大意是说：文艺的园地，被士大夫遗老遗少们霸占了一两千年，现在劳动者的带泥的赤脚，是要踏进来了。

惊破冻云密布的灰暗天空，青春的有力的掌声的雷鸣，应和了这划时代的伟大的宣布。

（原载《新华日报》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九日）（302-307）

选编者的话

非常感谢三联生活书店，他们有兴趣重新出版我在十五年前编辑而成的《鲁迅演讲集》。这本书十多年前由漓江出版社出版后，常常能听到一些朋友和读者的反映，大家多由这些演讲文字中获得鲁迅在文章之外表达的思想。鲁迅并非专业的演说家，他甚至并不喜好到处去演说，他的数十次演讲所产生的影响，和我们今天通常所认为的“演讲效果”远不是一回事。也正是因此，在今天这样一个演讲越来越成为某种“专业”和“职业”的时代，面对那些愈演愈烈的空洞的、表演式的演讲，我常常会遥想起鲁迅的演讲，而且认为非常有必要在今天重新认识其独特魅力，并引发对演讲本身的思考和探讨。在此书重印之际，我很愿意将自己几年前写成的一篇短文《从鲁迅谈讲演魅力》的大部分片段置于书前，代为编选者的前言。

鲁迅是演说家，他有证可考的讲演达六十六次之多。鲁迅本人并不喜欢到处讲演，“人家在开会，我决不自己去演说”；“我曾经能讲书，却不善于讲演”（《海上通讯》）。他的讲演大多是因为无法拒绝邀请者的“坚邀”而不得已为之。鲁迅讲话带着浓重的绍兴口音，语调也不高亢，他的话并不能为所有的听者全部听懂。然而无论在北京、厦门，还是广州、上海，凡鲁迅讲演的时候，听者的热情都格外高涨，目睹鲁迅风采是很多人前往聆听的主要原因。一九二九年五月，鲁迅自上海回到北京探亲，其间他曾应邀到北大等大学讲演。据当时报载，在北大讲演时，“距讲演尚差一小时，北大第二院大礼堂已人满为患”，主办方只能改至第三院大礼堂，听者于是蜂拥而至，最终“已积至一千余人”。一九三二年十一月，鲁迅再次回到北京，在北师大讲演时，由于听众太多，不得不改到露天操场进行，听众达到两千余人，场面十分壮观。

鲁迅的讲演常常是到了现场才道出主题，他的讲演在并不展现“技巧”、显示“口才”的情形下，却令那么多的热血青年为之激动，靠的是什么呢？我们自然可以总结出很多：深刻的思想，讲真话的要求，直面现实的胆魄，等等。这些都毫无疑问是构成鲁迅讲演魅力的根本原因。但就站在“学者、作家及其讲演”这个话题上讲，我以为鲁迅讲演还有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就是讲演的真正魅力不在于现场的绘声绘色的表演，不在于滔滔不绝的“妙语连珠”，而在于讲演者在讲演背后作为作家的创作和作为学者的研究是否真正可以为其“立言”。讲演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靠文章说话”。

我们说鲁迅是演说家，但上述那种讲演盛况对他而言并不是从来就有。一九一二年五月，鲁迅进京在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任职，刚刚履职的第二个月，教育部为普及社会教育而举办“夏期讲演会”，邀请中外学者就政治、哲学、佛教、经济、文化等作讲演，鲁迅被聘讲演《美术略论》。根据鲁迅日记记述，他总共去了五回，讲了四次，讲演的情形却并不令人乐观。六月二十一日第一讲，“听者约三十人，中途退去者五六人”。二十八日作第二讲，日记没有记载听讲情形；但第三次，即七月五日，鲁迅冒着大雨“赴讲演会”，“讲员均乞假，听者亦无一人，遂返”。十日，“听者约二十余人”。最后一次即当月十七日，也是雨天赶去讲演，“初止一人，终乃得十人，是日讲毕”。五次赶场，听者总人次居然不过百，情形之冷淡可想而知。原因自然很多，但有一点恐怕是必然的，那时的鲁迅还只是初来乍到的“公务员”，以学者的身份前去讲演，号召力显然不足。到二三十年代，已经名满天下的鲁迅再去讲演，盛况之壮观每每令人惊讶。在所有的原因当中，我最想说的是，鲁迅靠的是文章立言，没有他在小说、散文、杂文方面的创作，没有他在小说史上的研究，没有他在文学翻译方面的成果，讲演又何能谈得到令人期待？我们今天的很多演说家，越来越走“专业演讲”的路径，学问没有根本，研究难得钻研，创作上未必有什么成就，却忙着上电视、进礼堂，侃侃而谈，不亦乐乎。最终让人看破真相甚至令人厌倦，实在不是什么奇怪的事。夸张的姿态，油滑的腔调，故作的高深，随意的解说，这一切的背后，都是在回避一个作家、学者立身的根本，遮蔽学术讲演立言的根基。

演讲的号召力不是或未必是言说本身，演讲的魅力来自更为深沉的、丰富的底蕴。林曦先生曾这样描述他听鲁迅演讲时的感受，我以为他的描述特别能表达我自感难以言尽的观点：“鲁迅先生的讲演态度中，是决找不到一点手比脚画的煽动和激昂的。他的低弱的绍兴口音，平静而清明，不急促，不故作高昂，却夹带着幽默，充盈着力量，像冬天的不紧不慢的哨子风，刮得那么透彻，挑动了每根心弦上的爱憎，使蛰伏的虫豸们更觉无地自容。”（林曦《鲁迅在群众中》）

演讲者的信心来自讲坛之外的地方。

阎晶明

二〇一五年三月二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