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陶永谊著的《互利经济学（精）》分为十五章，每一章都针对流行经济学教科书中某个重要问题展开论述，并提供了作者自己独特的见解。全书的主要内容力图告诉读者，流行经济学教科书的许多观点和推理是不对的，现代经济学借以自豪的分析方法有着重大缺陷。

每一次经济危机，都是经济学的危机。不断拉大的贫富差距、欧洲蔓延的主权债务危机，都在挑战着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信条。当“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同时失灵，我们用来指导经济政策的理论很可能已经出了问题。

在《互利经济学（精）》中，基于对主流经济学基础假设的质疑，经济学家陶永谊重新梳理和审视了主流经济学的重要假设和基本原理，提出一切经济行为都是建立在互利交换基础上的，并对主流经济学无法解释的经济现象展开了条分缕析的解读。

第1章 选错地基的经济学大厦

 1.1 个体本位的方法论谬误

 1.2 交换的准则

 1.3 群体的共生现象

 1.4 互利的底线

 1.5 交换比率的形成

 1.6 交换模型中的制胜策略

第2章 我们在和谁交换

 2.1 完全竞争的定价模型

 2.2 垄断模式的价格曲线

 2.3 寡头垄断的博弈模式

 2.4 商人的加入

 2.5 用货币实现的交换

 2.6 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

第3章 需求与效用的误区

 3.1 效用的冲突

 3.2 效用的换算

 3.3 需求的伪命题

 3.4 需求的层级

第4章 供给的缺陷

 4.1 我们忽略了什么？

 4.2 要素匹配的难题

 4.3 要素的跨部门转移

 4.4 要素的特征

第5章 价格如何决定

 5.1 价格决定机制

 5.2 价格的波动特性

 5.3 价格函数

 5.4 二元交换模型中的价格决定

第6章 不确定性与测不准效应

 6.1 完全预期的尴尬

 6.2 不确定性与凯恩斯革命

 6.3 “两个剑桥之争”的方法论分歧

 6.4 测不准效应

 6.5 不确定背景下的决策模型

第7章 最难以实现的经济理性

 7.1 被美化的偏好

 7.2 非理性的心理特征

 7.3 人类选择的行为模式

第8章 我们应该追求哪种最大化

 8.1 人类并非天生勤奋

 8.2 上下求索而不可得的路径

 8.3 活下来不是标准

 8.4 最大化原则的悖论

 8.5 螳螂背后的危险

第9章 均衡还是转折

 9.1 一般均衡实现的条件

 9.2 虚幻的均衡点决策：产品出清

 9.3 市场崩溃的前奏

 9.4 充分就业的幻想

 9.5 南辕北辙的帕累托最优

第10章 博弈论对经济学的挑战

 10.1 假定对方不会还手？

 10.2 假如对方选择背叛

 10.3 两种不同的均衡

 10.4 合作的效率

第11章 增长的陷阱

 11.1 总量概念之殇

 11.2 增长模型的缺憾

 11.3 储蓄=投资？

 11.4 并不神奇的乘数效应

 11.5 创新对传统理论的挑战

第12章 危机是否可以避免

 12.1 有关经济周期的争议

 12.2 消除危机的前提

 12.3 技术更新的周期

 12.4 反周期措施

第13章 看得见的手可以做什么

 13.1 市场与政府之间的职能互补

 13.2 主权债务危机与“凯恩斯死结”

 13.3 政府职能的国别差异

 13.4 公共管理职能的历史差异

第14章 印钞是否能促进经济增长

 14.1 货币催生的幻觉

 14.2 货币是否是中性的？

 14.3 都是货币惹的祸？

 14.4 以纸代金的悲剧

 14.5 种瓜得豆的货币政策

第15章 国际贸易的是与非

 15.1 存在比较利益吗？

 15.2 国际分工的成本

 15.3 贸易保护的苦衷

 15.4 汇率的奥秘

结束语

参考书目索引

后记

三、提高产品价值的唯一方式是改善客户的体验

二元交换模型说明，交换得以实现的前提，不仅取决于交换比例是否符合互利的原则，还取决于产品的功能和质量是否可以给交换方带来足够高的满意度。这是己方产品得以售出的前提。斯堪的纳维亚航空公司的简·卡尔森说：“在我们的资产负债表上，你可以看到资产方面有多少架飞机，价值多少亿。然而，这错了，我们是在自己欺骗自己。我们在资产方面应该填的内容是去年我们的班机共有多少愉悦的乘客。因为这才是我们最重要的资产——对于我们的服务感到高兴并会再来买票的顾客。”这位企业高管说出了一个被人们忽略的事实：产品的价值来自客户的体验，而成功的产品创新就是改进客户的体验。一个有着愉悦体验的客户肯定是一个忠诚的客户，他会购买更多公司的产品，并且忽略价格因素和竞争性产品，并会对公司的发展提出善意的忠告和建议。当企业的经营状况陷入困境时，最根本的原因一定是我们的产品给客户的体验大不如前了，要么是产品的功能已经陈旧，要么是产品的可替代性过高(有太多的竞争者)，没有给消费者带来独特的感受。突破的路径只有一个，那就是通过产品创新，重塑客户的体验。除此之外，没有别的路径。

四、不要吝啬你的同情心、怜悯心和爱心

与亚当‘斯密所言不同，经济行为并不排斥同情心、怜悯心和爱心。而且这些利他的情感，并不是单方面的付出。“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就像行为学实验所证明的那样，当一个人福利的相对改善超过总福利的2/3的情况时，就会引起普遍的同情。由于交换是双方的事情，对他人的同情也会带来对方的回报。当对方陷入困境的时候，自利原则不排斥落井下石、趁火打劫的行为。但在互利的观念里，这是一种十分短视的做法。互利原则鼓励在对方陷入困境的时候，施以援手，这样一来，对方会成为你的忠实客户，会在他们境遇改善后做出报答。以最小的买人成本，获得最高的卖出收入，只是经济学家一厢情愿的想法。商品经济的交换本质，决定了我们的收入不仅取决于我们自己的努力，还取决于对方合作的态度，将要素价格压低到极限，只能带来对方合作意愿的降低。将原材料价格压得过低，你很可能获得的是偷工减料、假冒伪劣的产品。付给劳务的费用过低，换来的只能是消极怠工、不负责任的工作态度。结果是更加得不偿失。你给员工的高工资，表面看来是成本的提高，但如果能换来员工更加积极的工作态度，依然比给予低工资收获更高的效益。这根源于商品交换的特性，它并非像传统经济理论所述，是一种“等价交换”。商品交换本质上是不等价的，因为双方交换的是各自的禀赋优势，这种优势并不能用统一的劳动时间来衡量。在很多情况下，我们买来的商品和服务，自己就是花上再多的时间和努力，也不可能生产出来。而对对方来说可能只是举手之劳，不费吹灰之力。这正是我们要把自己消费的产品转交给他人生产的秘密所在，即双方对交换都感到物超所值。在亚当．斯密那里，经济学与伦理学似乎陷入了一种自相矛盾的状态。《国富论》认为，面包师和酿酒师为公众提供食品并不是出于怜悯，而是出于自利的动机。但在他的另一部据说更为重要的(斯密自己认为)著作《道德情操论》中，斯密却又不厌其烦地大谈人类的伙伴精神，他指出：“不管Mr]被假定得多么自私，在其本性中明显地存在着某种原则，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并使别人的幸福对他而言是必要的。尽管除了看到别人幸福的快感以外，他从中得不到任何东西，这就是同情或怜悯的形式。”斯密甚至认为，这种悲天悯人的情怀，并不是少数道德高尚的人所独有，它存在于每一个人的心中。面对斯密在两部著作中完全不同的表述，经济学界在19世纪后期就提出了所谓的“斯密问题”，这个问题直到今天也没有得到解决。但在互利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内，我们可以找到自利与同情心相互包容的标准和各自的边界，并且可以在一个模式中将它们统一起来。互利的分析范式可以建立与商品经济完全一致的伦理规范，在经济行为中做到“知行合一”。不再纠缠于利益与伦理的冲突。主流经济学一直强调的所谓经济学的“价值中立”事实上是不存在的，对自由市场的崇拜本身就包含着明确的价值取向。互利经济学并不回避“善”、“恶”、“正义”这样的伦理判断，互利经济学承认“共同正义”，即商品交换中的公平理念，也承认经济生活中存在着善与恶的区分。在公平底线内的交换，因为分配比例对所有的交易当事人都有利，大家彼此之间释放的是善意。当交换比率超越一方的公平底线，交换由互利的博弈转换为零和博弈，超越公平底线的部分，即是一方所得，亦是另一方所失，这时一方的“善”就是另一方的“恶”，出现了伦理上的对立；当交换比率突破了重置成本，零和博弈转变为互害博弈时，双方都恶意相向，必欲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这时的伦理判断就会陷入非理性状态，出现将对方妖魔化的倾向，无论对方提出任何协议，都会被打上邪恶的标签。这种两败俱伤的格局，正是互利经济学所要极力避免的结果。

五、格局决定事业的大小

主流经济学宣扬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其格局狭窄，容纳不下社会责任感和企业家的担当精神。从个人物质财富满足的角度，企业家在做到一定程度之后，就会失去前行的动力。现实生活中许多人在物质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找不到人生价值的支撑，迷失了努力的方向，在寻求各种感官刺激之后，是更加沉重的失落和自我价值的否定，幸福感反而不如艰苦奋斗时期。一些人出现精神障碍，另一些人则走向堕落。通过炫富来寻求自我价值的认同，效果极为有限，因为总有人会比你更加富有。事实证明，支持企业家在达到财务自由之后还会继续前行的动力，绝不是极端的个人主义，而是有社会担当的企业家精神，是那种超越自我的事业追求。互利经济学可以为企业家提供一个更加丰满的人生坐标：在最大限度满足他人和社会需求的同时，实现自我价值的认定。我们不再需要从经济学之外去寻找心灵困境的解脱方式，经济学本身就会告诉你什么才是可以托付终身的奋斗目标。

P29-31

笔者自学习西方经济学以来，始终有一个困惑难以释怀：我们学习经济学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是学习如何发财致富吗？经济学给出的回答有点令人气馁：经济人是自私且理性的，他们天生就知道如何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无须别人的教诲，个人只要按照自利本能的指引，就知道应该如何从事经营活动，企图通过学习经济学去赚钱，似乎是在走不必要的弯路。那么，经济学是否可以用来经世济民、富国兴邦呢？好像也不行。从亚当·斯密开始的主流经济学都义正词严地告诉我们，市场上交易当事人追逐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会自动导致市场供求趋于均衡，并使社会整体利益得以实现。政府干预市场运行只能扭曲价格信号，导致资源错配。既然如此，我们学习经济学的目的何在？难道仅仅是用来证明经济学是无用的？如果经济学只能拿来自娱自乐，学习经济学与效用最大化原则是不是自相矛盾呢？

笔者认为，一个好的经济理论，至少应该具备三项基本特征：一、良好的解释功能；二、有效的解决方法；三、平和的解脱路径。我们不无遗憾地发现，主流经济学在这三个方面均乏善可陈。

以2007年发生的金融危机为例。主流经济学家对危机发生原因的解释，是将其归咎于华尔街的贪婪和政府监管的缺失，抑或是美联储“错误的’’低利率政策。笔者手头有一本美国人写的有关次贷危机真相的书，书名就是《贪婪、欺诈和无知》。这倒有点奇怪了，哪一本经济学教科书不是在讲，自利原则和最大化原则是经济学的核心原则？哪一位经济学家不会引用亚当·斯密有关“看不见的手”的那段名言——个人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可以自动导致社会整体利益的实现？政府监管怎么又成了市场稳定的必要条件？如果贪婪真的是次贷危机的原因，那么可以肯定的是，华尔街不是今天才变得贪婪的。至于欺诈和无知，则与经济学的理性原则和完全信息的假定相矛盾，在经济学中，理性的经济人被假定为可以根据市场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当然也包括对政府的错误政策做出理性的预期，他们是不可能被欺骗的。如果对次贷危机这样重大的经济事件都要借助经济学以外的概念去解释，我们有理由怀疑，经济理论本身是否存在着根本的缺陷。

承认政府监管的缺失是导致次贷危机的原因，就等于承认，那只“看不见的手”并没有什么神奇之处。仅靠它的调节，市场并不会自动走向均衡，弄不好还会出大乱子。在危机面前，各国政府重新拾起曾经备受质疑的财政和金融手段来干预经济，而就在这个时候，人们却不幸地发现，政府本身早已债台高筑，可以动用的资源非常有限，经济体还没有从衰退的陷阱中脱身，政府却出现了债务违约的危险。一向扮演救市角色的政府，这次沦落到自身难保，也要被别人来救的地步。这又如何是好呢？

至于认定美联储的低利率政策为次贷危机的原因，就更加难以自圆其说了。按照理性预期学派的说法，交易当事人可以对市场的所有信息做理性预期，其中也包括对政府政策的效用预期。这种预期不仅会使政府政策失效，还会对政策引起的市场变化做出合理的调整。认定美联储的低利率政策为危机爆发的原因，岂不是对市场调节能力的自我否定？况且，危机爆发后，西方国家的救市方式，不过是一连串的QE。用零利率甚至负利率的政策来拯救危机。如果低利率是引起次贷危机的原因，零利率和负利率又会引起什么危机呢？这就好比医生给病人病因的诊断是吸食鸦片过多，结果开出的药方却是让病人吸食更多的鸦片。还有比这更为滑稽的解释吗？

经济的危机其实反映的是经济理论的危机。我们用来指导经济政策的理论很可能出了问题。当“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同时失灵，而我们现有的主流意识，对此既不能解释也不能解决的时候，有必要对我们曾经坚信不疑的理论信条进行一次重新的梳理和审视。

自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之后200多年的时间里，主流经济学基本上是沿着一条个体本位的方法论传统演变的。这个传统的特征是：以个人作为经济分析的基本单元，以个人追求财富的动机作为经济行为的动机，并以个人收益的最大化作为经济活动的中心原则。根据几个由内省方式得出的“自明”假定，通过逻辑演绎，推导出整个市场的运行模式，如供求法则和市场均衡，等等。即便是“凯恩斯革命”，也没有从根本上颠覆这一传统。问题在于，主流经济学逻辑演绎的前提假设是否可以成立。以经济分析的基本单元为例，笔者以为，商品经济的本质是交换，中间至少要涉及两个行为主体、两种不同的商品。也就是说，商品经济最原始的单元应该是一个二元结构的交换单元，而不是主流经济学所假定的一个厂商和一种商品的一元结构。从交换的二元结构，我们还能推导出商品经济的基础是互利，而不是自利。没有利他成分的自利行为只能导致交换无法完成，或对交换形成破坏。经济学家鼓吹的自利原则其实是对商品经济的一种误导。被称为经济学中心原则的最大化原则，在广泛推演的过程中，会导致无法解释的悖论。而理性原则和完全预期原则由于缺乏现实性的基础，不仅与心理学的测试不相符合，而且也不能产生与现实相一致的预测。通过对经济学所有基本假设的重新审核，本书得出了一个结论：经济学很可能在根基上就出现了偏差。

正是由于前提假设上的问题，在主流经济学的逻辑体系中，经常会出现自相矛盾的情况。比如，主流经济学一方面承认各种投资类别在收益上的差异，如利息、利润和地租，同时又假定未来收益可以预期。我们知道，不同投资类别的不同收益率，正是基于不确定性的存在和由此产生的投资者不同的风险偏好。如果未来收益可以预期，理性经济人的正确决策肯定是进行收益最高的直接投资，而那些低收益的间接投资，如借贷及土地出租等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不同的投资收益与未来收益可预期是两个自相矛盾的假定，它们不可能同时成立。类似的问题，在主流经济学的教科书中会重复出现，笔者在正文中对此逐一进行了分析。

对于曾经一度占据过统治地位，并且至今仍有巨大影响的凯恩斯经济学，笔者也同样持保留态度。凯恩斯主张政府干预经济的合理性，是由于市场自发调节会出现有效需求不足，而有效不足又起因于三大心理因素，即“心理上的消费倾向”、“心理上的灵活偏好”以及“心理上对资本未来收益的预期”。但凯恩斯理论无法解释为什么在普遍出现负储蓄率的情况下，依然会出现产能过剩危机。同时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当政府在救助经济的同时，会出现笔者称之为“凯恩斯死结”的结果——主权债务危机。

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各国政府还在执行的经济措施完全以这些有重大缺陷的经济理论为依据，当所有的招数都已经用尽，比如实施零利率或负利率的政策，政府负担难以为继的巨额债务，经济依然无法摆脱困局，甚至引发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目前各种极端主义在各国抬头，可以视为一个危险的信号。所以，不管从何种意义上讲，都到了对经济学进行全面梳理并重新构建的时刻了。

本书共分十五个章节，前十章涉及微观经济学的内容，后五章涉及宏观经济学的内容，每一章都针对主流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定理进行论辩，并提出替代的解决方案。笔者认为，经济学应该是一门可以应用的科学，无论对于企业、个人还是政府，都是如此。人类进入21世纪，正面临着一个全新发展时期的前夜，中国经济学家如果以书本到书本的方式将主流经济学理论当作指导中国经济的圣经，很有可能使我们错失千载难逢的发展良机，百年之后，我们将无颜面对历史和后人。

纵观人类历史，每一个引领性大国的崛起，都伴随着新经济理论的诞生，一个站在人类社会发展前沿的大国，不可能是他人思想的模仿者和追随者，没有思想的领先，任何一个国家充其量都只能是二三流角色。时代呼唤经济学领域中国学派的诞生。创立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相匹配的经济理论，是中国知识精英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本书仅仅是为此所做的粗浅尝试，若能为这一旷世盛举添砖加瓦、略尽绵薄，也算是不辱使命，问心无愧了。

我大学本科学的是国际政治，对经济问题的关心促使我决定在报考研究生时改学经济学。刚接触西方经济理论时，我对这个充满数学公式的学科有发自内心的好感。因为，相对于其他的社科理论，经济学的一般性假设和数学式逻辑推理，似乎是一门在严密性上更接近于自然科学的学科。在学习过程中，即使遇到不可思议之处，也只是怀疑自己理解能力的不足。直到写博士论文时（我的博士论文的主题是经济学的方法论之争）才发现经济学家在许多基本问题上并没有给出逻辑自洽的解释，而这些基本问题的悬而未决，直接关系到经济学能否成为一门科学的问题。当时的研究，已经发现了主流经济学的种种缺陷。但命运的安排使我不得不离开自己心爱的理论研究，去从事那些既无兴趣也非专长的商业活动。20年下来，办过几家公司，也参与过股票和期货的投资，但都没有发自内心的喜爱。唯一的好处，就是对实体经济运作有了切实的感受，深刻领会了经济学基本假设的不合理性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经济政策的荒悖之处。重新审视经济学的念头开始萦绕于心，并始终挥之不去。为此，我重新进入国家图书馆，捡起有些生疏的英语，开始做案头的准备工作，只是羁绊于种种稻粱谋的琐事，迟迟未能提笔。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风暴和紧随其后的主权债务危机，促使我下定决心，放下手头的所有事情，专心去写一本关于主流经济学的批判性论著，并提出一套自己选择的替代办法。我于2011年出版了本书的第一版：《互利：经济的逻辑》。经过几年时间的观察和反思，包括与一些读者交流，笔者对替代方法又有了一些新的构思，这在第二版的各个章节中都有体现。新版更强调了新范式的系统性和应用性。作为一种创新性的工作，需要在未来的时间里不断得到检验、修正和补充。本人真诚希望与有志于经济学创新的朋友相互交流，共同促进中国本土经济学派的发展与繁荣。

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得到我妻子的全力支持，在此对她表示由衷的感谢。如果本书还有一些价值，其中也有她的一份功劳。

陶永谊

2016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