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小山是中国市场研究集团创始人及总裁，该集团为全球首屈一指的战略市场调查公司，为跨国公司、中国企业、私营公司、对冲基金等提供信息咨询服务，并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获利。他常在西方主要媒体担任出镜嘉宾或发表文章，2012年出版的《廉价中国的终结》一书曾为国际畅销书。《山寨中国的终结(创造力创新力与个人主义在亚洲的崛起)(精)》是他对中国创新发展历程的观察，全书基于5000多次访谈而成，案例详实。

中国能否通过创新，走出长期经济放缓的困境？

雷小山认为可以。

毫无疑问，雷小山并不是唯一认为中国企业正在步入创新阶段的人。2014年，波士顿咨询公司(BCG)把4家中国企业(联想、小米、腾讯和华为)纳入其年度全球最具创新力的50家企业榜单。

雷小山认为，中国如今将开启创新之路，因为它不得不如此。而过去它之所以没这么做，也主要是还不需要。

在《山寨中国的终结》中，雷小山写道，在一个基本商品供应不足的国家，发展最先进技术的动力往往不足。如果靠山寨就能赚钱，谁还会去关心技术创新？这也正是很多中国企业在过去几十年里所做的。

在赢得向国内消费者提供基本商品的战役后，如今，中国企业被迫转向创新。由于供应基本商品这颗“低垂的果实”已被采摘，这些企业不得不开始在中国或国外市场攀爬价值链的更高端。

那么，这些转型的中国故事是个例，还是全局？创新力和个人主义是否正在亚洲崛起？

在5万份消费者调查报告的基础上，为了获得贴近事实的观察视角，雷小山与普通消费者、公司高管、最具创新能力的企业创始人，甚至是官员进行面对面的深入交谈。

无论如何，对于中国而言，唯一确定不变的，就是这个国家正在快速改变。

前言

第一章 创新曲线第一阶段：山寨公司与低垂的果实

第二章 创新曲线第二阶段：新兴创造力

 李宏玮，上海纪源资本管理合伙人

第三章 创新曲线第二阶段续：为中国创新，生物科技

 和医疗保健

 布莱特·塔克，贝雅私募股权投资公司管理合伙人

第四章 创新曲线第三阶段：为世界创新

 刘胜义，腾讯高级执行副总裁、网络媒体事业群总裁

第五章 北京咳：2013年1月

 刘佩琪，聚思(中国清洁能源合作组织)主席

第六章 炫富消费的终结

 英晟楦，雨果博斯中国区董事总经理

第七章 中国消费者阶层的扩张

 刘强东，京东商城创始人、首席执行官

第八章 看世界

 戴福瑞，去哪儿网联合创始人

第九章 食品安全：从鸡肉到咖啡

 梁耀祖，甫田网创始人

第十章 寻找下一个中国

后记

致谢

那是2007年。《广告时代》杂志在上海的年度论坛邀请我主持一对一的主旨问答环节，受访人是亿万富豪江南春。他是纳斯达克上市的分众传媒公司的创始人。

分众传媒在广告业可是响当当的公司。这个公司循环播放广告的数字屏幕无处不在。两年前也就是2005年，分众传媒上市的时候，成为了纳斯达克历史上最大的中概股首次公开发行(IP0)。在绿鞋期权阶段，承销商可以选择超额配售，往往在买家需求较高的时候承销商会超额配售，而分众传媒在绿鞋期权之前就募得1．72亿美元。在接下来的24个月里，股价持续飙升，给江南春带来巨额财富。2008年《商业周刊》杂志估算江南春的财富达到18亿美元，比万豪酒店连锁公司的继承人小约翰·马里欧还要多。

《广告时代》那时候的中国区负责人诺曼迪·马登告诉我，江南春喜欢把控谈话节奏，个性很强。马登私底下跟我说，她请我来主持是因为她认识的人里只有我可以跟江南春抗衡。她要求我提一些尖锐的问题，别让江南春掌控讨论环节。“别退缩，”她说。

我联系了分众传媒的市场部主管西莉亚·童，请她安排一次午餐，这样江和我能彼此认识。童告诉我江自信满满，但也很接地气很健谈。有点诡异的是，她说江南春喜欢做足部按摩。她还特别强调她手中的分众传媒股票一点都没有卖，因为她相信江南春和他的眼光。

我们在上海一家餐厅见面，这是一座前法租界的老别墅，现在夹在两个巨大的建筑工地之间。曾经安静的富有精英阶层的上只角社区现在尘土飞扬，电钻乱响。

我走进餐厅包厢，微胖的江南春站起来，与我握手，然后立即开始对我陈述他让分众传媒称霸广告业的计划。

服务员端上一份蜜汁排骨，配一碟浓郁扑鼻的酱汁。此时江南春像五旬节教会牧师一样充满激情地阐述他的计划。

“我要当老大，”他直言。我们见面的时候，分众传媒是以广告收入计的中国第二大传媒公司，广告收入仅次于国有的中央电视台。但是江南春强调，他并不会就此满足。他的目标是：超过中央电视台成为行业第一。几年前月薪只有几百美元的广告主管，现在则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对他来说，任何事情都有可能，甚至取代中央电视台的霸主地位也不例外。

江南春透露说他打算通过并购来实现增长——他计划吞并网络广告公司和移动互联网领域的公司。他有没有真正的增长计划，我怀疑，还是说并购才是他的真正想法？我想到了泰科国际的前任CEO丹尼斯‘柯劳斯，也是《商业周刊》杂志2001年评出的25名值得关注的职业经理人之一。1991年到2001年之间，他买下了超过1000家公司。最终他因为收受8100万美元未经批准的奖金而入狱，他甚至为妻子花销达200万美元的四十岁生日狂欢宴出了一半的钱。

柯劳斯成为通过收购来隐匿舞弊欺诈行为的典型。他收购的公司太多了，资方对账面记录都摸不着头脑。

我想要试探一下江南春的计划。他会像柯劳斯那样出于邪恶的目的来收购公司，还是会像Facebook的马克·扎克伯格那样通过收购补充核心业务为持股人增值？

当服务员端上一盘高高垒起的蒜蓉蔬菜时，我问江南春，分众传媒的核心业务——挂墙式屏幕广告平台的效率有多高，高额的安装费用需要多少钱。他盯着我，有点不知所措，然后说：“没错，我要买更多公司，做得更大。”

江南春好像对这个问题没有一个好的答案，让我感到有些意外。他是不是太迷恋于短期营收增长，以至于丝毫不在乎可持续增长？

在硬件方面，他解释道，屏幕和核心技术很便宜，可以用五年或者更久。他也不觉得成本是个问题，因为那会儿中国什么都很便宜。

更换广告内容的时候，实际上需要工人一个屏一个屏地手动更新循环播放的内容，插上新的USB即可——这已经是老掉牙的技术了。那会儿人力成本还很低，用人工手动操作比开发一个自动更新的程序更便宜。

吃完午饭我离开的时候，江南春跟我握手，说我们应该找个时间一起捏捏脚。我有点困惑。分众传媒生意做得很大，客户给的广告费多，江南春本人又很出色。尽管如此，我不是很确定他这个生意能不能持久。江南春本人和他的早期投资人会不会在乎呢？我又想。他已经用最基本的技术让他们都变成亿万富豪了。

然而并没有创新。他建立了一种简单明了的商业模式，西方的投资者一看就懂——用数码电视在写字楼里播放广告。分众传媒的模式和德高广告公司在飞机场和高速路旁的巨幅广告很相似，只不过分众传媒的广告信息是数码的。P16-19

台上的灯光太亮，几乎什么都看不见。我擦掉眉头间渗出的汗珠，看了看坐在我左边的微软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电视主持人迪伦·雷迪根，这位以他名字命名的访谈节目的主持人此刻正准备向我发问，谈论中国的经济变革以及我的新书《廉价中国的终结：颠覆世界的经济和文化趋势》。

雷迪根在电视上看起来像个身形魁梧的巨人，毫不顾忌用尖锐的问题拷问嘉宾。现在他本人近在眼前，比电视上的他更像个国家橄榄球联盟的后卫。他转过头，盯着我，那样子让我感觉像是一头狮子追捕猎物。

我试图掩盖我的紧张。在此之前我也上过很多次电视，但是从来没有在曼哈顿的洛克菲勒中心上过。这里是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录制节目的地方，其中有些节目我从小看到大，比如《周六夜现场》。难以置信，18个小时之前我还在上海家中，而现在却在台上，在许多世界名流坐过的同一个舞台。我看到被曝光与时薪1000美元的妓女厮混的美国纽约州前州长艾略特·斯皮策，正在去演播候场室拿他的麦克风。我真的是在洛克菲勒中心30号的摄影棚吗？还是说我在做梦？

“3，2，1，进直播，”舞台管理喊着，把我拉回到现实。节目一开始先播了一个短片，内容是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对中美关系的遐想。她抛出一个问题：“一个老牌大国和一个崛起的大国之间会发生什么？”两国之间会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英国和德国那样不可避免地剑拔弩张，还是会开创一种超级大国之间合作的新范式？

一听到希拉里的这个短片，我就知道雷迪根一定不会轻易放过我。毕竟没几个月就要进行2012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了，而反对中国的狂热情绪则达到了顶点。《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保罗．克鲁格曼似乎每天都在唱衰中国，说中国是个操纵人民币的“恶人”。共和党候选人和民主党候选人之间唯一可能达成共识的议题，就是把中国当做美国经济萧条的罪魁祸首，将所有的罪责一股脑地扣在中国头上。

我的眼角余光扫到雷迪根两侧还有三位嘉宾主持，他们是雷迪根节目的常客。一位是民主党候选人克丽丝特尔．鲍尔，一位是作家及文化批评家杜雷，还有一位是政策专家阿里．梅尔波。他们已经准备好在雷迪根拷问我的时候，随时提出尖锐的问题以火上浇油。

鲍尔直截了当地问我：“中国政府有多稳定？抗议者对政府的威胁有多大？”那时中东地区的“阿拉伯之春’’正如火如荼，而参议院的约翰·麦凯恩认为这阵风迟早要吹到中国。

麦凯恩完全错了，我回答。我指出，总部位于华盛顿的无党派中立机构皮尤中心的调查发现，大多数中国人支持中央政府的领导方针。哈佛大学教授安东尼·赛奇也在他的调研中得出了类似的结论。我告诉鲍尔，中国民众对地方政府的腐败和环境污染的不满越来越深，需要解决，但像“阿拉伯之春”那样的大规模运动在短时间内是不会发生的。

接下来是梅尔波。他问我越来越严重的收入不平等是否会造成社会不稳定。问得好——贫富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而且房价涨幅比工资快，这让那些还没有买房的人很沮丧。

中国的经济到了一个危险的点，也就是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我回答道。当人均收入达到6000美元时，薪资增长会趋于停滞。富者越富，穷者愈穷，造成了社会不稳定。泰国就是这样，这个微笑之国也因此在2014年又一次爆发了军事政变。只有四五个国家，比如日本，在二战之后跨越了这个陷阱。中国必须更加公平广泛地分配财富，否则新兴的中产阶级会遭遇失败的风险，而稳定的中产阶级正是一个健康经济体的中流砥柱。

为了抗击这种停滞，中国政府必须加强劳动法，提高最低工资额度，以服务业和消费来驱动经济转型创新。更多的中国人需要看得了病，买得起房，拥有一个与美国社会保障体系相似的安全网。

雷迪根穷追不舍，问我美国谴责中国用“不正当手段非法操纵贸易”和侵犯知识产权，从而“搞垮”了美国的说法是否公平。那时，中国经济还在强势增长，保持着8％的增速，而美国则遭到大萧条之后历史上最高失业率的沉重打击。

当我挡回雷迪根和嘉宾主持们的质疑时，我意识到，许多美国人相信中国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30年的经济增长，是建立在侵犯知识产权，操纵货币汇率，以及抢美国人饭碗的前提上的。

极少有人知道，中国在制造业价值链中往上游迁移，人民币从2005年以来兑换美元的汇率上升了25％，也少有人知道中国本身在轻工业方面的就业机会也正流失到劳动力更便宜的国家，比如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和柬埔寨。

他们没有意识到中国消费者开始回避仿路易威登(LV)的山寨货，而中国已经成为了全球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以游客人均消费……

1·在过去的35年间，对于大部分的中国企业来说，几乎没有理由搞创新或创立品牌。经济增长依赖大量投资，现成的创意发明就像低垂的诱人果实随手可得，刺激着企业山寨别人成功的模式，只看短期利益，赚快钱。第一章和第二章会阐述在中国经济飞速增长。缺乏知识产权保护的情况下，这个时期的中国企业不关注长远的未来，并认为投资搞创新花费太大，风险太高——私人投资者也一样。

2·中国经济低垂的果实正在逐渐消失。随着竞争加剧，成本上升，管理层逐渐开始重视长期效益，关注由创新所产生的效益。具体说来就是创新曲线第二阶段的情况。目前许多创新也被视为商业模式的创新，而不是技术创新。第三章和第四章将考察有哪些行业的创新最活跃，以及这些行业离第三阶段还有多远——才能达到为全球创新的阶段。这一部分也会关注中国创新过程中有哪些障碍和挑战，比如不完善的教育体系，过分强调死记硬背，这些问题阻碍了中国创新的前进步伐。

3·正如中国人重新定义了理想的中国梦，他们的消费正在变化之中。第五章到第九章将检视消费模式正如何改变，复兴的爱国主义如何影响中国人的购买习惯。我会关注移动通讯、电子商务、食品与饮料、旅游、娱乐与休闲这些行业将如何不断崛起，而百货公司、奢侈品、服装鞋履这些行业将如何面临挑战，以及这些行业的公司怎样才能克服这些困难。

4·第十章是本书的最后一个部分。在这部分我会关注中国经济的转变将如何影响像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这样的亚洲国家，比如说一些工厂搬到印度尼西亚，促使印度尼西亚出现新兴的中产阶级。而中国与日本、菲律宾和越南之间的紧张势必加剧。

中国持续不断的经济成功并非没有变数。坏账攀升，中产阶级消费者信心下降，以及与邻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可能令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甚至停止。

而中国唯一的定数就是这个国家正在快速改变。中国的经济增长将影响和彻底改变世界格局——它不再是一个山寨国家了。要了解中国将去向何方，我们得看看它曾经走过的路，我也将从这一点开始写起。

我刚开始和他人分享这本书的想法时，有好几个人质疑我——他们不认为中国公司有创新能力。他们指出侵权行为猖獗，教育系统缺乏创造力，严格的管制抑制创新。有一个人嘲笑我说：“如果你写在中国有创新，就会失去信誉。”另一个人厉声斥责我“完完全全错了”，因为中国文化从根本上就有问题，阻碍了创新。

还有一些人的反应则更不客气。

但是，几个月后，当我快要写完这本书的手稿时，在中国似乎每天都有新的专注于创新的案例出现，比如百度投资人工智能，或是腾讯发布新的移动服务。我不断地延后截稿日期，因为有那么多新的局面出现，直到最后我不得不打定主意停笔，不然我永远都写不完。

世界开始注意到这些进展，中国的创新也开始成为一个热点话题，其热烈程度堪比美国评论日本在1970年代末期及1980年代崛起时的情形，而且并没有沦为文章的讥讽对象。

CNN的查尔斯·莱利写了一篇评论文章，批评副总统乔·拜登有关中国不存在创新的言论——莱利举例说明中国确实存在创新，包括手机制造商小米，以及生物科技公司华大基因，这家公司解码的基因组比世界上任何机构都多。他也引用了我的论据。阿里巴巴进军美国市场，开通网站11Main，为中小型零售商提供商品，并买下热门手机浏览器UCWeb余下的34％股份。我受邀参加BBC世界新闻的电视节目，与主持人爱丽丝·巴克斯特一起讨论中国兴起的创新浪潮。

中国企业向价值链上游进军的速度有多快，什么时候能达到创新曲线的第三阶段，也就是为全世界创新的阶段，仍不确定，但是有一件事情很明确——他们确实已经在行动，并且不再山寨美国和欧洲商业模式的技术。像拜登这样低估中国企业的长足进步，从长远来看，对众多公司、投资者和国家来说后患无穷。

“两分钟后进直播，”控制室的一个声音传进我的耳机。

一会儿我将接受张秀清(Emily Chang)的采访，这位毕业于哈佛的彭博财经电视彭博西栏目(Bloomberg West)的新闻主播获得过五次艾美奖。与我两年前跟迪伦·雷迪根的节目有所不同，这次我并没有坐在主持人旁边，而是在彭博社位于上海国金中心的演播室里接受访问，张秀清则在旧金山的演播室里采访。

刚刚在我前往演播室的路上，路过了国金中心的苹果专卖店，这是苹果公司全球单店坪效最高的一家门店。在国金中心大楼里，还有全世界利润最高的莫顿牛排坊。我才意识到，它们就在浦东的核心位置，也就是十多年前的2003年，一位意大利投资者跟我说的鬼城浦东。我不知道那么多外国分析师还误判了中国的哪些方面。  张秀清之前常驻北京多年，是CNN的记者，所以我预料她的问题会很深入。她马上切入主题，对观众解释说阿里巴巴与美国的互联网公司截然不同，然后她发问：“像亚马逊和eBay这样的美国公司是否可以从阿里巴巴和其他中国公司那里学到什么？”

我想了想，该从哪里开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