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密尔顿·鲍威尔——旅行日记作者?马背上的间谍?作者由1891年4月4日从印度最北部的西姆拉准备出发起,到1892年3月29日到达黄浦江入海口,随之依次经过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到加尔各答。《旅藏日志》以日记形式记述了作者一行在途经上述等地的整个考察历程(其中最为详尽的是在我国藏区的经历)。日记中作者没有公布自己的间谍身份,而且他也效仿俄罗斯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收集西藏地区特有的动植物标本,记录沿途的风土人情,等等。似乎正如他在日记中给中国人一再强调和伪装的:我只是旅行到中国内地去。而实际,并非如此。
《旅藏日志》是英军上尉汉密尔顿·鲍威尔(1858年生)于1891—1892年“考察”西藏时所记录的一部日记,由于作者特殊的身份与使命,故这部日记对于研究中英关系史、中国西南边疆安全史,都很有价值。也可以说,这是一部用以了解“他者”视野中的甲午之前的晚清时期旧西藏的日记,是一部追本溯源、解密英国在清末民初对中国西藏地区政策变化之因的外国文献,更是一针惊醒那些裹足不前、敌友不分、崇洋媚外者的清醒剂。
第一章从西姆拉到边境
在离开14个月后,1890年从土耳其返回的时候,我深深痴迷于旅行带来的乐趣,并且对于每一个曾经历过游览魅力之洗礼——包括登顶、翻越并凝视喜马拉雅山脉冰川——的人而言,这种乐趣尤为明显。为此,我开始把思绪移向西藏这片神秘的土地。
在拉达克(Ladakh),我和当地人已经变得熟识,在拉萨,也是如此,我认识了寺院、喇嘛和转经简,以及永恒不变地嘟哝着的同一重复“喳嘛呢叭哞吽”(“哦,莲叶里的鲜花,噢!”①)。但是,在东方的边缘地带,那儿有真正的西藏,它在地图上是一个巨大的白色空白地;那个空白地,就是我决定要去拜访的圣地。西藏之南的一些区域,尚有少数地方和路线被当地的探访者标注,至于西藏中心地带和北部地区,我们则知之甚少,就好像它是坐落于另一个星球那样陌生。
第一件事,就是弄清楚印度政府是否会倾向于支持这个计划,但我的疑惑很快被打消了。总督阁下不仅认可这个想法,还让好心人洛德·罗伯茨(Lord Roberts)这位同伴和印度医疗服务人员w.G.索罗尔德(W.G.Thorold)博士陪同前往,以此来给予该项目援助。
我决定携带的仪器是:可测最高和最低温的温度计,一个3英寸大小的考察用的库克牌经纬仪②;用来记录低温的三个普通温度计;附带几个单独温度计的黑克斯牌测高计①;牛眼灯;三棱柱罗盘;口袋天文钟;千分尺;几个袖珍罗盘和三个无线发报机②。这些仪器,用几张干燥的纸包裹起来,隔在铁框子间,用砷肥皂把植物和自然历史标本各自保护起来,以此装备出我们的考察科学器具。
考虑到我们带着一个陆军铁道医疗同伴③,于是我们又带了少量治疗眼疾的药物,凡士林和碘④。在中亚的高原,凡士林乃必备之物a由于大风和极端干燥的气候,手和脸的皮肤严重干裂而豁口,而与碘混合使用,绝对会是应对马背裂痛的完美装备。我建议将来踏上这片土地的旅行者要带上一些止痛药,必须得预防感冒和咳嗽。
在衣物方面,我们用厚普妥粗羊绒呢装备自己,这是一种产自克什米尔的土生羊毛布⑤,我们还带了温暖的羊毛内衣,和绵羊皮长袍。我们的靴子是普通步兵弹药的模式,这种靴子做得足够大,以便穿好几双厚羊毛袜子;这些羊毛袜子的脚趾和脚跟,都是双层厚的。我们也带上了一打麂皮,以便途中修补衣服。
床上用品方面,我们带了毛毡,羊皮地毯,毛毯;只用毛毯是不太能够抵挡严寒的,没有什么羊毛衣服可以抵挡昌(青藏高原中部)⑥这个地方的大风的,所以必须带上羊皮。
我们的武器弹药结构是:两个双管500发步枪,一杆12珠散弹枪,两个骑兵配用卡宾枪,三个左轮手枪。我们大约有300发步枪子弹,200发散弹枪子弹,大多是6号子弹;有200发卡宾枪子弹,有一两袋左轮手枪子弹。
索罗尔德博士和我跨用骑兵马鞍。这种骑兵马鞍比普通的狩猎马鞍有很大的优势;首先它可以把卡宾枪别在附带枪套里,以便防卫用。尽管此防卫目的可能从不会被派上用场。但当情急所需时,此装备就太有必要了,可若是将卡宾枪挂在别处,那么,几乎可以确定的是,你无法在关键时候顺手取用它。此外,骑行过程中,当有机会射击一只藏羚羊时,或连续出现其他最出乎意料的状况时,就可以顺手拔枪以应对。而且,骑兵的马鞍将易于携带一件大外套、午餐、望远镜等物品。
携带一些文学或者类似于考察类书籍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心灵需要给养。因书籍沉重,而运力有限,那些不愿反复阅读的书,最好别带。我们所带的图书包括莎士比亚的书,《纳皮尔半岛战争》和凯雷的《裁缝雷萨特斯》①。书籍、乐器和服装都是装在克什米尔造的牦牛皮囊中,其中两个像金洛克(Kinloch)将军床的模式,而且长度足以包裹枪管。我们的帐篷主要是“印度兵之友”(一种从屋顶斜下至地面而无侧墙支撑的帐篷),它有10英尺长,6英尺高,略像一个帐篷车司机所用的东西,它里面的空间有80磅。喀布尔(Kabul)帐篷和达瑞帐篷②被作为厨房,这些帐篷都是棉质的,外加妥粗羊绒呢内衬,不过,我觉得,若是棉衬里则会更利于抵御大风。
1891年4月4日离开西姆拉(Simla)时,我简短造访了我的考察团队。4月16日,抵达斯利那加(Srinagar)。穆里(Murtee)这个地方的积雪很深,途经此地的前一两段路况非常糟糕;曾在某处,轻便双轮马车翻了,差点掉进悬崖③;然而,我们自己振作了起来,很快又再出发,再没有出现更糟糕的状况。P1-3
借助于用手持相机拍摄的一些照片,我画出了大量的插图,因此,我得为一些精美照片而感谢C.V.亨特(C.V.Hunter)先生和W·伍德威尔·洛克希尔(w.Woodville Rockhill)先生。我还要向H.希玻姆(H.Seebohm)先生、F.L.S.和F.Z.S.的友好支持表示感谢,他们为本书最后一章(第十六章)提供了有价值的鸟类笔记。
本书中特有名称的拼写,都是在藏语和英语这两种发音不同的语言之间,尽可能地以接近语音来音译。联合服务社团,西姆拉,189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