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与大地母亲(一部叙事体世界历史)(精)》为阿诺德·汤因比的最后一部著作，是一部从全球角度对世界历史进行全景式考察、具有很强可读性的编年体史学著作。作者以抒情诗般的优美笔调，展示了人类与其生存环境的相互关系，描述了人类文明的起源、发展、相互交往和彼此融合的全过程，系统介绍了上自50万年前下迄20世纪70年代世界各时期、各区域的文明类型。

阿诺德·汤因比编著的《人类与大地母亲(一部叙事体世界历史)(精)》是一部从全球角度对世界历史进行全景式考察、具有很强可读性的编年体史学著作。作者以抒情诗般的优美笔调，展示了人类与其自下而上环境的相互关系，描述了人类文明的起源、发展、相互交往和彼此融合的全过程。

总序

序言

第一章 自然现象之谜

第二章 生物圈

第三章 人类的降生

第四章 文明中心

第五章 技术革命（约公元前7万年／4万年-前3000年）

第六章 底格里斯-幼发拉底两河流域冲积盆地的开发与苏美尔文明的创立

第七章 尼罗河流域冲积盆地的开发与法老埃及文明的创立

第八章 苏美尔和阿卡德（约公元前3000-前2230年）

第九章 法老埃及（约公元前3000-前2181年）

第十章 世界的地平线（约公元前2500-前2000年）

第十一章 旧大陆文明中心（约公元前2140-前1730年）

第十二章 马的驯化与欧亚草原游牧生活的创造

第十三章 区域文明之间的相互关系（约公元前1730-前1250年）

第十四章 旧大陆的民族大迁徙（约公元前1250-前950年）

第十五章 中美洲“奥尔梅克”文明的出现

第十六章 苏美尔-阿卡德世界与埃及（约公元前950-前745年）

第十七章 叙利亚文明（约公元前1191-前745年）

第十八章 希腊文明（约公元前1050-前750年）

第十九章 印度文明（约公元前1000-前600年）

第二十章 中国文明（公元前1027-前506年）

第二十一章 中美洲文明和安第斯文明（约公元前800-前40O年）

第二十二章 亚述军国主义的最后一搏与同时期欧亚大平原上的异军突起

第二十三章 亚述军国主义的灾难性后果（公元前605-前522年）

第二十四章 希腊文明（约公元前750-前507年）

第二十五章 开启精神生活的新里程（约公元前600-前480年）

第二十六章 第一波斯帝国（约公元前550-前330年）

第二十七章 第一波斯帝国与希腊世界的对抗（公元前499-前330年）

第二十八章 希腊文明的文化成就（公元前478-前338年）

第二十九章 亚历山大征服第一波斯帝国的政治后果（公元前329-前221年）

第三十章 希腊文明的发展与传播（公元前334-前221年）

第三十一章 中国的战国时代（公元前506-前221年）

第三十二章 中国的百家争鸣公元前506-前221年）

第三十三章 印度文明（约公元前600-前200年）

第三十四章 争夺地中海西部地区霸权的斗争（约公元前600-前221年）

第三十五章 中国的秦帝国和西汉帝国（公元前221-公元9年）

第三十六章 地中海地区、西南亚和印度（公元前221-公元48年）

第三十七章 中华、贵霜、安息和罗马诸帝国（公元前31-公元220年）

第三十八章 旧大陆文明中心诸宗教与哲学的相互影响

第三十九章 中美洲文明和安第斯文明（约公元前400-公元300年）

第四十章 旧大陆文明中心的西端（220-395年）

第四十一章 印度文明（约224-490年）

第四十二章 公元4-5世纪来自欧亚大平原的匈奴冲击波

第四十三章 罗马帝国与波斯帝国（395-628年）

第四十四章 西方基督教世界（395-634年）

第四十五章 基督教会的建立与分裂（312-657年）

第四十六章 印度文明（490-647年）

第四十七章 中国的政治分裂和她对佛教的容纳（220-589年）

第四十八章 中美洲文明和安第斯文明（约300-900年）

第四十九章 先知和政治家穆罕默德（约570-632年）

第五十章 伊斯兰教国家的扩张（633-750年）

第五十一章 东罗马帝国的复兴（628-726年）

第五十二章 西方基督教世界（634-756年）

第五十三章 东亚（589-763年）

第五十四章 伊斯兰教世界（750-945年）

第五十五章 拜占庭文明（726-927／928年）

第五十六章 西方基督教世界（756-911年）

第五十七章 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崛起（793-1000年）

第五十八章 印度和东南亚（647-1202年）

第五十九章 东亚（763-1126年）

第六十章 中美洲文明和安第斯文明（约900-1428年）

第六十一章 伊斯兰教世界（945-1110年）

第六十二章 拜占庭世界（927／928-1071年）

第六十三章 西方基督教世界（911-1099年）

第六十四章 伊斯兰教世界（1110――1291年）

第六十五章 拜占庭世界（1071-1240年）

第六十六章 西方基督教世界（1099-1321年）

第六十七章 东亚（1126-1281年）

第六十八章 蒙古人和他们的后继者

第六十九章 伊斯兰教世界（1291年-1555年）

第七十章 东正教世界（1240-1556年）

第七十一章 西方基督教世界（1321-1563年）

第七十二章 东南亚（1190-1511年）

第七十三章 东亚（1281-1644年）

第七十四章 中美洲文明和安第斯文明（1428-1519年）

第七十五章 人类文明世界的联接（1405-1652年）

第七十六章 西方文明（1563-1763年）

第七十七章 东正教世界（1556-1768年）

第七十八章 伊斯兰教世界（1555-1768年）

第七十九章 东亚（1644-1839年）

第八十章 生物圈（1763-1871年）

第八十一章 生物圈（1871-1973年）

第八十二章 抚今追昔，以史为鉴（1973年）

译者后记

第一章自然现象之谜

人在受孕于母腹并呱呱坠地之后，婴儿可能会在他获得自觉意识之前便夭折。直到20世纪之前，婴儿在产生意识之前这个阶段的死亡率一直是很高的。甚至在那些较为安全和较为富裕的社会，在那些医学普及、设施完善的社会，婴儿死亡率也同样是很高的。进入近代以前，婴儿死亡率与兔子不相上下。而且，一个孩子即使存活到产生思维之后，仍然可能夭折于生命的任何阶段，或许是死于蓄意杀害，或许是死于某种事故，也可能死于某种疾病、某种伤害，以至于在那种特定的时空之中，医疗技术和设施无计可施，无法起死回生。

尽管如此，在医学和社会各方面都较为成熟的社会中，人类的预期寿命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众多相对落后的地方在这方面也已开始有明显的提高。今天，一个人可以在他生命的七八十年中一直处于有意识的状态。直到死亡，这种意识之光才会熄灭，或者是在肉体死亡之前，由于精神衰老而使意识之光趋于暗淡。在这意识之光闪耀的七八十年中，人可以意识到周围存在的各种自然现象。这些现象向他提出许多难解之谜。尽管现代科学知识和科学判断能力获得了迅速而广泛的进步，一些基本的难解之谜仍然没有找到明确的答案。

最近，科学家正在探索某些物质的化学成分和构造，它们是赋予物质以生命和赋予生物体以意识的物质条件。科学的进步带给宗教信徒的可能是一些否定宗教的发现，由于它与根深蒂固的传统信仰相对立，因而遇到了强烈的抵抗，尽管传统信仰是尚未证实也无法得到证实的。现在几乎再也无法使人相信，人类所意识到的自然现象，是由一个与人形似的造物之神的指令而存在的。这种传统的对自然现象的解释仅是出自对人类活动的牵强类比。人们将现存的无生命的“原料”加工成型，制成工具、机器、衣服、房屋和其他制品，并将那些原料所不具备的某种功能和式样赋予这些制品。功能和式样是非物质的，从物质属性方面而言，它们是从无到有被人创造出来的。既然与人形似的造物之神的存在是一个无法证明的假设，那么用与人类类似的创造活动来解释自然现象的存在，就不再能令人信服了。然而，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令人信服的说法足以取代这种早已站不住脚的传统假设。

我们对生命及人类意识与意志得以产生的物质条件的了解虽然有了进步，但这并未能使我们理解生命和意识本身所具有的本质及目的(假如存在目的的话)。它们彼此间的存在形式不尽相同。并且，正如我们所知，和那些与之相关的有机结构物质的存在形式也不相同。 人们所知道的每一个活着的人，包括他自己在内，都具有一个有意识有目的的精神世界，而这个精神世界则实实在在地存在于物质的躯体之中。每一个活着的人，精神和肉体都不能彼此分离。它们总是彼此契合，然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却又总是让人难以理解。

为什么有些物质现象一度会与生命结合(如其之于所有生物物种)，或一度会与意识结合(如其之于人类)，而另一些(显然在宇宙物质总量中占多数)却永远是无生命和无意识的？在时空的溪流中，在某一特定的时刻，也就是说，在暂时包裹着我们这个来去匆匆的行星的脆弱“生物圈”中，生命和意识是怎样与物质发生联系的？为什么寄寓于有机物中的生命总是设法使自己永远生存下去，寄寓于有性别的和终有一死的生物体中的生命，总是使自己得到繁衍？所有物种的保持，显然都要付出巨大的努力。这种努力难道是物种或其中每一个体所固有的本质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为什么某些有机物成分，在获得有机物特性前，或失去有机物特性后，又不具备这种固有的努力呢？须知这些有机构成，只是它们自身历史中一个短暂的插曲。如果这种努力不是固有 ：的，而是从外部引入的，那么，如果排除了神灵造物之功的假设，引入这种努力的媒介又是什么呢？

现在，假定我们接受有机物在结构和功能上产生变异的事实；假定我们也接受达尔文的有关假设——他认为，自然选择在足够的时间里充分利用了变异，这种变异足以说明为什么生命会分化为各种各样的物种，为什么有些物种得以成功地生存下来，而另一些则失败了——即使我们承认了所有这些说法，变异本身仍未得到解释。变异是偶然发生的，还是注定要发生的？或者是违背了一种注定的事情？或许如果我们向被认为不具有意识、不具备制定计划能力的自然现象提出这些问题，根本就是不恰当的？假如允许我们用这些拟人语汇讨论非人类的物种问题，我们将会遇到更多的难题。物种的变异倾向与物种保持自身生存或进行自我繁衍的努力是背道而驰的。物种的目的真的是保持自身的种属吗？那么，变异是否不过是达到这一目的过程中所经历的一次次失败？或者，物种是注定要发生变化的，而保持原种属的做法仅只是惯性对这种变化的阻碍？

生命分化为不同的物种，造成一些物种之间的竞争和另一些物种之间的合作。这两种相互对立的关系，哪一种是自然的最高法则’车无意识的物种之间，合作和竞争都不是1ti自有意的选择。但对于人来说，选择是有意的，人能够意识到是非善恶之间的区别与对立，人类的选择与此紧密相关。这种道德判断显然是人所固有的自然本质，其他非人类物种则不具备。那么，这种道德判断又来自何方呢？

人类是有意识、有目的的生物。他富于是非观念，道德的力量促使他择善而行，即使他抗拒这种力量，也不得不这样去做。那么，人类在宇宙中的地位如何？意义何在？人总认为自己是宇宙的中心，因为自己的意识对于本人来说，是观察宇宙中精神和物质景象的出发点。人还有这样的自我中心意识，即认为他的自然冲动是力图使宇宙的其他部分为自己的目的服务。与此同时，他也意识到自己并不是宇宙的真正中心，来去匆匆，转瞬即逝，他的良知也告诉他，就把自己看作宇宙中心这一点而言，他在道德上和理智上都正在铸下大错。P1-3

1897年逢维多利亚女王执政60周年。盛大的庆典不禁使人回想起60年来的种种往事。抚今追昔，一部历历在目、简洁明了的人类文明史展现在人们面前。此前400年，哥伦布横越大西洋，瓦斯科·达·伽马从葡萄牙出发，绕过好望角航行到印度西部海岸，从而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进程。1837年到1897年间，西方确立了它在全世界的优势地位，便是这一进程的圆满结局。在以往的4个世纪中，几乎所有的非西方世界，不是沦入西方的统治，就是在某种程度上自愿采用成功的西方文明生活方式，从而保持自己的独立。其中，只有阿富汗和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这两个国家除外。彼得大帝于1694年开始使俄国西方化，明治革命的发动者于1868年在日本也开创了同样的进程。到1897年，世界七大列强中就有6个是西方国家。第7个国家是俄国，在最近的两个世纪中，它已在相当程度上使自己实现了西方化，从而加入了列强行列。日本只是在1904-1905年发动并赢得了对俄国的战争之后，才获得了列强的地位。

因此，西方优势地位的建立尽管并不久远，但却似乎将永世长存。到1897年，西方瓜分世界的形势似乎已成定局。如果诸如很多人在1897年所想象的那样， “历史”就意味着所有这一切，那么，随着意大利和德国于1871年获得政治上的统一，历史显然已经进入尾声。至于西方文明那令人惊恐彷徨、充满汹涌波涛的往昔，则早已被人们愉快地置诸身后、存诸记忆中。据此，1897年似乎已成为这样一个时刻，即一个观察家可以“从容而全面地”回顾历史，而此刻他自己则再也不必挣扎于历史的激流之中。

此时此刻回顾历史，结局似乎已定。基于西方在世界范围内的优势，历史已达到一种稳定状态。根据这种观点，历史进程的航图似乎已十分明了。如此而论，似乎历史所包括的不过就是过去那些导致西方目前优势地位的特定事件，而其他事件则与历史无关，可以弃之不顾。确实，整个世界现在已被纳入西方的界限之内，因而才被列入历史范围之中。但世界的这种西方化只是晚近才发生的，被西化的国家只是些次要的，至少也只是边缘的国家。例如，只是由于1746年英法两大西方列强争霸称雄的一次战争，才使印度纳入西方的范围；只是作为大英帝国的一部分，印度才得以在1897年的世界之中享有一席之地。俄国成为列强，要归功于彼得大帝的先见之明；尽管人们公认俄国国力强盛，但它却没有完全实现文明化：在文化上，它并不是西方俱乐部中的第一流成员。至于日本的西方化，虽成绩卓著，却实属异常。

人们既然把历史看作只是导致西方优势的一系列特殊事件，如今也就可以更为精确地为它划定界限了。以色列人及其后裔犹太人至少在公元70年以前无疑是历史的参与者，因为他们的历史是罗马天主教与新教历史的前奏，而这正是西方的宗教。同样，希腊化时代的希腊人无疑也参与了历史。希腊化时代的希腊哲学对基督教神学的创立产生了影响，不仅哲学，而且文学、视觉艺术以及古希腊人文主义的建筑，也为文艺复兴以来的近代西方文化提供了灵感。

犹太教和古希腊人文主义是西方文明的两个主要来源。它们彼此之间的接触，导致了西方文明的产生。在回顾往事的时候，历史学家没有必要一定要在时间的长河中无穷尽地追溯其源头。但是，在迄止于1897年维多利亚女王执政的60年间，西方考古学家使一些早已被遗忘的前以色列时期和前古希腊时期的文明重见天日。例如，法老时代的古埃及文明、亚述文明以及最近发现的迈锡尼文明。考古学家对这些更为古老的文明的再现是残缺不全、模糊不清的，但如果能够证明，这些重新出土的文明曾对作为西方文明源泉的犹太文化和古希腊文化作出过贡献，那么它们当然也就有资格被载入史册。

追溯从犹太教和古希腊人文主义到1897年的西方化世界的历史，似乎是轻而易举的。犹太人和希腊人早已被并入罗马帝国。这是基督教的政治源头。罗马帝国在它的西部诸行省垮台之前就皈依了基督教。那些前罗马帝国西部领土的蛮族征服者之皈依基督教，则导致了西方基督教世界从15世纪的最后10年开始的不断扩张。从此以后，随着世界其他部分被纳入不断扩展的西方的疆界之中，这些地区也被带进历史的范围之内。

如此回顾历史，在1897年是顺理成章的。因为在那时，似乎西方在全球所取得的优势将会永世长存。到1973年，人们仍能感觉到西方在世界范围内的优势之史无前例，但如今似乎又感到，这种优势也将像从前蒙古人、阿拉伯人、匈奴人、罗马人、希腊人、波斯人、亚述人和阿卡德人曾取得的规模稍小些的世界优势那样转瞬即逝。如果西方的优势只是昙花一现，人们就不能再把它看作是整个历史功德圆满的结局，历史的范围也就不能仅限于西方文明的历史履历。这种专断限制的取消已揭示出，历史的范围是非常广大的，而人们在1897年描绘的历史画面则将这一情形置之不顾。那时，人们觉得这种画面已经包容了与当时人类事务有关的一切。

1897年描绘的历史画卷将1868年以前的日本历史、1839年以前的中国历史、1746年以前的印度历史、1694年以前的俄国历史统统排除在历史之外。它还将整个佛教、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历史排除在外，尽管在1897年，如同在1973年一样，它们是拥有最多信徒的四大宗教中的三个。并且，佛教和伊斯兰教还是当时正在进行传教活动的三大宗教中的两个，它们的传播范围与基督教不相上下。1897年的历史画卷还将基督教四大教派中的三个教派排除在外。这就是聂斯脱利教派、基督一性论派和东正教派。尽管在1897年，东正教拥有的信徒在数量上与新教和天主教当时拥有的信徒相差无几。

这一历史画卷的其他特征更为不可思议。犹太人从公元70年以后被排除在历史之外，这一年罗马人一度摧毁了耶路撒冷；希腊人从451年以后被排除在外，这一年基督教希腊神学家起草了卡尔西顿会议信纲。(从1821年起，希腊人又重新得到承认，因为他们在这一年发动起义反对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谋求成为西方社会的一员。)

如何看待5世纪罗马帝国的历史，始终是最令人费解的难题。在这100年里，罗马帝国在一直是其人口和经济重心的东方省份得以幸存，而在相对落后的西部诸行省却陷于崩溃。然而，由于帝国西部孱弱的末代皇帝于476年被废黜，流行于1897年的历史航图就对自此以后的罗马帝国不屑一顾，尽管帝国在东部地区依然存在，依然在人类事务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并一直延续到12世纪末为止。的确，流行于1897年的历史航图对于476年这一时期从希腊到中国、从中国到中美洲和秘鲁的整个文明世界全都不屑一顾。从476年起，这种荒谬绝伦的历史航图只对那些建立在罗马帝国西部省份残破江山上的蛮族国家青睐有加。

时至1973年，事情已经十分明了：曾被置之不顾的大量历史事实，其任何部分都不能再被人们视作无关紧要而一笔勾销。例如，人们曾认为，中美洲文明早已被科尔特斯一伙一举毁灭。但是，这种文明今天已在墨西哥和危地马拉支离破碎的西方化虚饰下，显示出再现于世的迹象。至于东亚的历史，目睹1973年中国和日本现状的任何人都会认为，这两个国家的历史，其重要性自东亚进入新石器时代以来，决不稍逊于当代西方的历史。1897年的历史学家也许会弃之不顾的东西，到1973年已成为历史的重要内容，无法置之不理了。现在他不得不把它们重新拾起，并与那些把西方带进1897年的残渣碎片重新结合起来。1897年流行的历史航图中保留的，其实就是这样一些残渣碎片。

时至1973年，人们迫切需要对历史进行一次综合性的考察。但这一任务在选择什么和描述什么这两个方面都存在难以解决的问题。

人们可以选择任何事情加以叙述。人类的才智尚不足以在一种全景视野中将所有的事情兼容并蓄，必须有所选择，但选择必然是武断的；而且，用以选取的信息越丰富，对研究者作出的选择就越有争议。例如，1897年所选择的历史事件，在当时看来言之有理，但到1973年就可能显得荒诞不经。在本书叙述中，我没有像传统的西方世界史研究那样对西方文明及其历史给以过分的突出，但我也尽量避免相反的错误，而仍对西方及其历史给予应有的重视。尽管如此，本书的中国读者可能会觉得，我仍然使西方显得过于重要；而一个西方读者则可能认为，我在努力为我们祖先的文明确定地位的时候又“走了另一个极端”。

作为一部撰写于1973年的叙事史，与人类历史开端和结束阶段相比，中间阶段更难于驾驭。旧石器时代早期(时间跨度约占人类历史的15／16)的人类生活是一成不变的，因为人类不仅互相交往缓慢，而且变革的步伐更为缓慢。在最近的5个世纪中，人类的居住地尽管还没有在政治方面融为一体，但已在技术与经济方面融为一体，原因在于交往速度的加快，已经超过了亦不断加快的变革步伐。但在中间的阶段，特别在从公元前3000年左右到公元1500年的4500年间，变革速度快于交往速度，结果导致各地区间生活方式的差异在这一时期达到极点。

即使在这一时期，也仍有人类居住的大部分区域相互联接起来的时候。而这便为我进行全景式考察提供了天赐良机。使旧大陆的地平线得以扩展的实例有：公元前6世纪精神生活的新发展，古希腊文明在亚历山大大帝赫赫战功之下的广泛传播，13世纪蒙古征服者对旧大陆几乎横贯东西的政治统一。安第斯历史上与之相应的时期则以查文文化和蒂亚瓦纳科文化的“地平线”为代表。尽管如此，在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1500年期间的大部分时期，人类所居住的每一个地区是彼此分离、单独发展的。相互隔离、彼此区分，多于相互交往和彼此同化。各个地区性文明同时并存却互不相干。

这就是一部叙事史著作所反映的历史事实。叙述者所面临的问题是，他不得不记录下同时发生的许多事件。为此，笔者只得模仿杂耍艺人在空中同时抛掷几个小球的技艺，让每个地区的历史依次抛起又落下。当论及每一个特定地区的历史时，不更多拘泥于地区历史的连续性，这样才得以大致按编年顺序使世界历史形成一个整体。

叙事体形式与分析比较的形式有其各自的优点和缺陷。以叙述形式对人类历史作一宏观鸟瞰，即是笔者向读者奉献本书的目的所在。

A.J．汤因比

1974年

1975年10月22日，86岁高龄的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溘然长逝，为后人留下了以《历史研究》为代表的数十部著作，以及一部手稿，即创作于1973年的《人类与大地母亲》。1976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将手稿出版，作为对汤因比漫长学术生涯的最好纪念。

本书是一部从全球角度对世界历史进行全景式考察、具有很强可读性的编年体史学著作。它以抒情诗般的优美笔调，展示了人类与其生存环境(即“大地母亲”)的相互关系，描述了人类文明的起源、发展、相互交往和彼此融合的全过程，系统介绍了世界各时期、各区域的文明类型，时间跨度上启50万年前人类形成时期，下迄20世纪70年代。

本书凝聚了作者一生学术思想的精华，具有很高的学术参考价值。它不仅为读者提供了广泛的历史资料，而且提供了独特的历史视角。作者是一位西方学者，书中的观点及其所表现出来的历史观并非是我们所完全赞同的。此外，书中所涉及的某些资料与历史年代尚有与史实出入之处。为了让读者全面了解作者的思想体系与学术观点，我们在翻译此书时未作删改，请读者阅读时自行鉴别。

本书翻译的组织工作由徐波和马小军负责。翻译的具体分工是：徐波译序言、第一至五、十九、三十三、三十六、三十八、四十、四十一、四十六、五十八、七十二章；龚晓庄译第六至九、十六、十七、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六、二十七章；陈林译第十至十二章；周永亮译第十三、十四章；徐钧尧译第十五、二十一、三十九、四十八至五十一、五十四、五十五、六十至六十二、六十四、六十五、六十九、七十、七十四、七十八章；马小军译第十八、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八至三十、三十四、七十七章；李明德译第二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五、四十七、五十三、五十九、六十七章；王红续译第三十七、四十二、四十三章；杨廷久译第四十四、四十五、五十二章；王业龙译第五十六、五十七、六十三、六十六章；胡岩译第六十八、七十三、七十九章；张绪山译第七十一章；黄宪起译第七十五、八十至八十二章；钱旭峰译第七十六章。书后附录的地图由徐波译出并标注，译名索引由马小军译出。全书由马小军审校，并由马小军和徐波共同定稿。书中脚注除注明者外均为马小军所注。

本书中文版的面世，是上海人民出版社崔美明先生鼎力促成的。严国珍、唐克敏先生为本书的编辑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王晓燕先生也做了有益的工作。在此，译者同仁谨向他们致以由衷的谢忱。

译者

2001年元月谨词

我们看到，今天世界面临的挑战并不比过去少，汤因比对文明解体提出的警告并没有过时，他的挑战和应战的术语也已融入西方的语言王国之中，成为人们的常用词汇。他的理论仍旧为人类反思自身的历史提供着一种具有参考价值的解释，我们不难在他的理论框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郭小凌，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首都博物馆馆长

汤因比的不少著作其实是在谈生活哲理，通过文明的故事娓娓道来，能让读者在感受大历史万千气象的同时，领悟某些人生的真谛。

高毅，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文化形态观，以宏大的叙事重新审视人类的历史。跟以往的文明定义相比，他的文明观更具有广泛的包容性和创新性，强调文化的多元性。汤因比有关文明的整体性理论以及文明在不断挑战和应战中得到发展的论点，实际上已经开启了全球史“互动”的理念。

李雪涛，北京外国语大学全球史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