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种记载，大同小异。
小异虽存，但弘农华阴人却三书同词。
白纸黑字，赫然在目，这不是普通的黑字。如果说历史是一块碑，它就是镌刻其上的碑文；如果说历史是一条河，它就是淌在其中的流水。一千多年来，它被一代又一代人认读，流过一代又一代人记忆的河床。
然而，当我们重读上述记载并考诸其他一些史实时，不能不提出这种问题：杨坚的家世与弘农杨氏究竟有什么关系呢？
如前所述，魏晋南北朝时的名门望族，十分讲究地望、婚姻、官宦、家学。如果用这四条衡量一下杨坚的家世，情形该是怎样的呢？
先看杨坚家的地望。
根据史书记载，杨坚是东汉太尉杨震的第十四世孙。杨震是弘农华阴人，史书上的确明明白白地记载着。但从杨坚上数六代，每一代人都有实实在在的记载。很可惜，从杨坚的六世祖杨铉再往上数八代至杨震，历史只能划一条虚线。杨坚家世只告诉我们，杨铉是杨震的八世孙，而这中间六世姓甚名谁，任何官职都虚无缥缈①。人们完全可以怀疑，这六世的虚线是人为制造的，如果将这六世确确凿凿地写出，那么杨铉以上的八代所指，可能不是弘农杨震，而可能是什么别的杨氏。
与杨坚为弘农杨氏的证据为虚相反，杨坚家族世居武川(今内蒙古呼和浩特西北)却证据确凿。史书上说，杨坚的六世祖杨铉任燕北平太守。杨铉又生杨元寿，北魏时为武川镇司马，从此子孙便世居此地。北平在今河北遵化附近，杨元寿怎么跑到荒远的武川镇去任司马呢？原来，杨铉任北平太守的燕，是十六国时期的后燕。397年，兴起于代北(今山西大同北)的北魏攻破后燕国都。以后又将许多后燕国的居民迁往代北。迁徙人口最多的一次竟达三十多万。杨铉从北平到武川，很可能与后燕灭亡、人口迁徙有关。从此世居武川，生儿育女。
再看杨坚家族的婚姻。
杨坚的妻子独孤氏，是北周贵族的名门闺秀。但杨坚娶妻，是在其父杨忠功成名就之后，名门之子娶名门之女，理所当然。至于杨忠之妻，绝对不是什么名门之后。在杨坚的记忆里，只知道他母亲的娘家姓吕，是山东一带的人。北周武帝统一北方后，杨坚曾派人去山东打听其外祖父家的下落，但杳无音信。大约是在杨坚当上皇帝以后不久，一个自称是当今皇上亲戚的人被带到隋文帝面前。
“你叫什么名字？”杨坚问。
“吕永吉。”来人答。正与杨坚之母同姓。
“家居何方？”
“济南郡。”济南郡即今天山东济南，又一次与杨坚所记忆的事情相契合。
“你与我家何亲？”显然，杨坚的语气里减少了些许狐疑，多了几分想证实什么的成分。
“我姑姑是杨忠的夫人。”
“你姑姑姓甚名谁？”杨坚的追问更加急切。
“我姑姑姓吕，字苦桃。”
一切都被证实了。来人纵有包天之胆，前来冒认皇亲，也不可能将姓氏、家乡契合得如此准确，更不可能知道自己母亲的小字，来人就是自己亲娘舅的儿子吕永吉。在进一步的勘验中，杨坚又知道了自己的外祖父叫吕双周，外祖母是姚氏，如今已经双双离世。另外，还有一个舅舅吕道贵依然健在。杨坚听说，急忙下旨将舅舅召进宫来。
甥舅相见，杨坚心里有说不出的苦涩。自己的外祖父虽被追封为上柱国、太尉、齐敬公，外祖母虽被追封为齐敬公夫人，但他们都已双双作古，没能活着享受这分荣华。如今自己已经是龙登九五，而外家却枝零叶落，一股悲凉之感袭来，不禁潸然泪下。谁知吕道贵由于家世寒微，没有教养，不知礼数，言语粗俗，举止莽撞。他见杨坚落泪，丝毫没有悲戚之容，反而嘻嘻哈哈地对当今至尊指名道姓。他端详了杨坚半天，最后竟说出这样一句话：“嗯！太像我苦桃姐姐了，一看就知道不是别人的种子。”
俗话说，娘亲舅大。吕道贵再粗鄙，毕竟是杨坚的亲娘舅，而且是唯一活在世上的舅舅。杨坚无法，只得让人一方面满足他一切物质需要，另一方面严禁他接触下臣，以免失了皇家的体面。杨坚的外家如此，说明其父辈的姻亲绝不是什么名门望族。
杨坚家族的仕宦情形如何呢？
杨坚的六世祖杨铉任后燕北平郡守，是中层的地方行政长官。后燕亡，被徙至代北，成为普通镇民。
杨坚的五世祖杨元寿，北魏时任武川镇司马，是军镇行政长官的高级幕僚。
杨坚的高祖杨惠嘏、曾祖杨烈，都是北魏的中层地方行政长官。
杨坚的祖父杨祯为北魏宁远将军，官在五品上。北魏末避乱于中山，可能连官也丢了。
杨坚的父亲杨忠十八岁时客居山东，官无一阶，职无一品。直到杨坚出生时，杨忠的官品与其父祖还不相上下。（P5-6）
人物传记难写，历史人物传记更难写。
人物传记的撰写对象是真实存在过的人，不是小说中可以凭想象、任意虚构的艺术形象，所以真实性是人物传记的基本要求。然而仅仅真实只是人物的照片，只有把人物写得有血有肉、生动丰满，才能使人物活灵活现地站立在读者面前。
真实、丰满、生动、鲜活，同样是写历史人物传记的要求，要做到这些，其难度要超过一般人物传记。
能否做到真实，最根本的是方法问题。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人物的是与非、善与恶、美与丑、功与过，不虚美，不隐恶，是主流史学界一贯坚持的传统。然而一段时间以来，出现了一种与之相反的倾向：不虚美变成了无限美化；不隐恶变成了放大缺点甚至妖魔化。于是民族英雄变成了历史罪人，民族败类变成了真善美的化身。是他们发现了能够颠倒是非善恶的新材料吗？也不尽然，据说某些此类著作所用材料，还都是大家都使用的正史材料。能达到这种效果，除了用自己的主观意志解释材料，根据自己的好恶联系材料，根据预先的设想剪辑材料，真想不出还能有什么其他方法。用这种充满主观色彩的方法写出的人物传记，由于标新立异，很能吸引一些人的眼球，使求真求实的传统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笔者思想保守，不喜欢这种标新立异，甚至对此有些不以为然。在为一个朋友著作所写序言中笔者曾这样写道：
文人相交，往往以文为媒，通过文章认识其人。我和郭清华先生的交往，却是先从不经意的交谈开始的。那是2007年在浙江兰溪召开的中国三国文化及第十五届诸葛亮学术研讨会的招待晚宴上，我和郭先生被安排在同一个饭桌，又是比邻而坐。席间不免谈起了诸葛亮，他对社会上刮起的一股否定、诋毁诸葛亮的风气很不以为然，甚至有些愤慨。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如果连这样一位优秀的历史人物都要否定，那么我们民族的历史上还有好人没有？”我研究诸葛亮多年，对诸葛亮也是充满了崇敬之情，因此，不免产生惺惺相惜之感。
这也反映了笔者对评价历史人物的态度。笔者一直认为，评价历史人物，应当把他放到历史坐标中纵、横两个方向去观察。纵的方向即历史人物所处的时代在整个历史长河中的地位；横的方向即历史人物比同时代人突出的作为。用这种方法观察杨坚，我们可以说，杨坚所处的时代，结束了分裂再次统一，北方民族高度融合，南北文化水乳交融，经济、政治、文化制度频频创新，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重要的时期。杨坚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佼佼者。诚然，我们可以指出杨坚个人品质的严重缺陷，如天性沉猜、独断专行，在律外另立酷法，在代周过程中血腥屠杀。然而不能因为这些就否定其历史上的贡献。只有坚持实事求是才能反映真实的历史人物，这也是笔者撰写《隋文帝大传》的方法和观点。这次中华书局决定将《隋文帝大传》收入《中华帝王传记》系列丛书中，笔者欣然同意，认为这也是为提倡、坚持实事求是的研究方法尽自己的一点绵薄之力。
详细地占有资料，是将历史人物写得丰满的前提。写历史人物，就像考古学家恢复出土的陶器器物一样。首先，出土的陶器绝不是一件完整的器物，而是一堆散落混杂的碎片。碎片搜集的越多，所恢复的器物越完整。写历史人物传记也是如此。笔者在撰写《隋文帝大传》时，不是仅仅看完《隋书·高祖纪》就完了，而是把《隋书》中所有与杨坚有关的材料搜集起来，这包括了《北狄列传·突厥传》《长孙览传》《王劭传》《外戚列传》《艺术列传》《李穆传》《梁睿传》《皇甫绩传》《柳裘传》《卢贲传》《李谔传》《窦荣定传》《源雄传》《豆卢勣传》《元谐传》《贺娄子干传》《长孙平传》《李圆通传》《陈茂传》《刘昉传》《郑译传》《高颊传》《王谊传》《元孝矩传》《李礼成传》《崔仲方传》《庞晃传》《宇文庆传》《郭荣传》《滕穆王杨瓒传》《崔彭传》《苏威传》《李德林传》《元景山传》《韦世康传》《杨素传》《韩擒虎传》《于仲文传》《柳庄传》《荣毗传》《郭衍传》《后妃列传》《牛弘传》《柳或传》《王韶传》《元岩传》《循吏列传》《刘行本传》《赵绰传》《杨尚希传》《裴政传》《薛胄传》《苏孝慈传》《酷吏列传》《房陵王杨勇传》《秦孝王杨俊传》《薛道衡传》《贺若弼传》《宇文述传》《达奚长儒传》《列女列传》《慕容三藏传》《令狐熙传》《周法尚传》《何稠传》《史万岁传》《炀帝纪》《李景传》《袁充传》《王世积传》《庶人杨秀传》《裴肃传》《张衡传》《食货志》《五行志》《刑法志》《百官志》《地理志》《经籍志》等80余种材料。然而这还远远不够，《北史》中《宣皇后杨氏传》《山伟传》《薛修义传》《庾季才传》《隋文献皇后独孤氏传》《房陵王杨勇传》《秦王杨俊传》，《周书》中《武帝纪》《宣帝纪》《静帝纪》《齐王宇文宪传》《于翼传》《姚僧垣传》《卢辩传》《苏绰传》《颜之仪传》《司马消难传》《尉迟迥传》《韦孝宽传》《宇文孝伯传》《突厥传》《杨忠传》《独孤信传》《薛善传》等，都与杨坚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北齐书》《资治通鉴》《续高僧传》《太平御览》《全隋文》等书中，也有不少与杨坚有关系的材料。
把堆积如山的材料组织起来，如同考古学家恢复陶器。因为这些材料是分散、零碎、彼此不联系的。有些材料比较容易把它们串联起来，有些材料要经过反复比较研究才能找到彼此的联系，有些材料之间需要用逻辑推理的方法进行联系，如同考古复原陶器时补充陶片之间缺环的白泥。例如，关于杨坚的帝王之相，有几条看似彼此没有联系的材料。《太平御览》引《三国典略》中的记载：
周王轨以隋公杨坚相表殊异，因入侍宴，阳醉拨去坚帽，言日：“是何物头额？”帝谓之：“虽大而却无所至也。”皇甫后见坚，又举手自拍其额。帝谓坚日：“皇后道公额也。”帝密使来和相坚，和诡对日：“坚相貌是守节忠臣，宜作总管、大将。作总管则能静肃一方，作大将则能全军破敌。”
《隋书·高祖纪上》有几条记载：
(杨坚)为人龙颜，额上有五柱入顶，目光外射，有文在手日“王”。明帝即位，授右小宫伯，进封大兴郡公。帝尝遣善相者赵昭视之，昭诡对日：“不过作柱国耳。”既而阴谓高祖日：“公当为天下君，必大诛杀而后定。善记鄙言。”
齐王宪言于帝日：“普六茹坚相貌非常，臣每见之，不觉自失。恐非人下，请早除之。”帝曰：“此止可为将耳。”内史王轨骤言于帝日：“皇太子非社稷主，普六茹坚貌有反相。”帝不悦，曰：“必天命有在，将若之何？”高祖甚惧，深自晦匿。
《隋书·艺术列传·来和传》记载：
……
杨坚下诏在相州战地立寺，其目的是要超度在平定尉迟迥战争中死去的亡灵，所超度的对象，既包括死事之忠臣，又包括悖逆之叛侣。
为什么杨坚在隋初百业待兴之际提出要在相州立寺？
在与突厥的战争、平定南陈战争中，死人可谓多矣，为什么杨坚没有立寺超度，而仅仅超度相州战场的亡灵？
杨坚在诏书中说得很轻松：相州之战时，自己只是在朝中任辅宰之职，看着兵民陷入战争的生死网罗，空有罪己之诚，而无能脱他们于苦海。似乎这些被涂炭的生灵，都是为大周的兴亡而去蹈兵刃之苦的。
其实，轻松只是假象，轻松的深处是难以忘却的沉重。
杨坚比谁都明白，三方之乱的兴起，不是为了别人，正是杨坚自己！
在平定三方之乱的战争中，相州战场历时最长，死人最多，也最残酷。
《隋书·五行志·夜妖》记载：“周大象二年，尉迥(即尉迟迥)败于相州。坑其党与数万人于游豫园。其处每闻鬼夜哭声。”
游豫园大屠杀，那是多么惨烈的一幕！有关史籍是这样记载的：
初以隋运创临，天下未附，吴国公(当为蜀国公)蔚迥(即尉迥)，周之柱臣，镇守河北，作牧旧都。闻杨氏御图，心所未允，即日聚结，举兵抗诏。官军一临，大阵摧解，收拥俘虏，将百万人。总集寺北游豫园中，明旦斩决。园墙有孔，出者纵之，至晓使断，犹有六十万人，并于漳河岸斩之。流尸水中，水为不流，血河一月。夜夜鬼哭，哀怨切人。
尉迟迥的起兵，完全是为了反对杨坚独揽北周的朝政；杨坚讨伐尉迟迥，也完全是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所以，数万人的死亡，包括忠臣和叛逆，全都与杨坚有关。对于忠臣的阵亡，杨坚自然痛心，对于叛军的死亡，杨坚也感到心中不安。当他听说游豫园附近夜中鬼哭时，对臣下说：“此段一诛，深有枉滥，贼止尉迥，余并被驱，当时恻隐，咸知此事。国初机候，不获纵之。可于游豫园南葛蒌山上立大慈寺，折三爵台以营之，六时礼佛加一拜，为园中枉死者。”这段话，足以反映出杨坚当时的心情，他在游豫园立寺，主要为园中枉死者。他希望通过立寺超度枉死者的亡灵，以使自己的沉重之心得到解脱。杨坚是个笃信佛教的人，从佛教立场出发，他想到无数为他战死的忠魂及被他杀死的屈死之鬼，决不会心安理得。更何况，围绕杨坚代周问题上被杀者，不止游豫园的枉死者，还有宇文氏宗族。他笃信佛教能使这些亡灵得以超度，正是由于这一点，当他修寺立塔普营功德时，也同时感到自己心灵得到了慰藉。
上述所有努力，都是一个目的：描绘出一个真实、丰满、生动、鲜活的杨坚形象。笔者在《诸葛亮大传》一书引言中曾说：“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应汲取其中之精要，即中华五千年光辉灿烂历史文明的深刻内涵，应当突破学术圈，步入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从而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增加民族凝聚力，发扬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及爱国主义等民族精神。为此，我们继承《史记》和《通鉴》的某些优良笔法，兼顾历史人物传记的学术性与可读性，研究性与普及性，理论性与通俗性，知识性与欣赏性，因而在撰写过程中，力求史论结合，深入浅出，雅俗共赏，生动形象，通达晓畅，史实与文采并重。这是一次尝试，是一次大胆而又谨慎的尝试。我们期待着方家指教。我们期待着读者评判。”
这也是本书的期待。
梁满仓著的《隋文帝大传(精)》全面而系统地叙述了隋文帝建立隋王朝、统一全国的历程，详尽分析了他的各项治国方针和成效，并在此基础上对他的历史作用做了深人探讨。该书内容丰富，资料可靠，文字简明，可读性强，是目前研究隋文帝及隋朝史比较重要的一部著作。
杨坚所处的时代，结束了分裂再次统一，北方民族高度融合，南北文化水乳交融，经济、政治、文化制度频频创新，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重要的时期。杨坚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佼佼者。诚然，我们可以指出杨坚个人品质的严重缺陷，如天性沉猜、独断专行，在律外另立酷法，在代周过程中血腥屠杀。然而不能因为这些就否定其历史上的贡献。只有坚持实事求是才能反映真实的历史人物。梁满仓著的《隋文帝大传(精)》兼顾历史人物传记的学术性与可读性，研究性与普及性，理论性与通俗性，知识性与欣赏性，力求史论结合，深入浅出，雅俗共赏，生动形象，通达晓畅，史实与文采并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