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30年，19岁的季羡林就翻译屠格涅夫的散文《老妇》《世界的末日》《老人》《玫瑰是多么美丽，多么新鲜啊!》等，先后发表在天津《益世报》、济南《国民新闻》《趵突周刊》。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4年毕业。四年间翻译史密斯、马奎斯、荷尔德林、杰克逊等外国作家的散文和诗歌多篇。。之后，他还翻译了德国安娜·西格斯的短篇小说集、托马斯·曼的《沉重的时刻》。1985年，季羡林翻译了印度梅特丽娜·黛维夫人的《家庭中的泰戈尔》。季羡林最晚的一部翻译作品，是1998年在柏林和纽约出版的《弥勒会见记》剧本，同年在中国出版中英文合璧本的《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时年季羡林87岁。从1930d~：到1998年，季羡林的翻译生涯前后近七十年，这在中外翻译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第二，译文数量巨大而译笔精湛。 在近七十年的岁月里，季羡林的译文数量巨大。迄今为止，收在30卷《季羡林全集》中的译作，除了第20卷到第29卷的《梵文及其他语言作品翻译》和《罗摩衍那》之外，还有第11卷《吐火罗文(弥勒会见记)译释》，全部译作计11卷，占季羡林全部著作的三分之一强，字数应有四五百万。
季羡林的译笔精湛优美。《沙恭达罗》是迦梨陀娑的代表作，印度的千古名剧。18世纪末被译成欧洲文字之后，引起了无限赞美。印度古谚称：“韵文里最优美的就是英雄喜剧，英雄喜剧里《沙恭达罗》总得数第一。”在中国，自20世纪20年代起，出现过多种《沙恭达罗》译本，但都是根据英译本或法译本转译。1956年，中国首次出版依据梵文原著翻译的《沙恭达罗》，正是季羡林所译，文笔朴实无华、优美流畅。
第三，选译印度古典梵文名著。
中国是世界上翻译印度典籍最丰富的国家，但在近代以前，翻译的几乎全都是佛教经典。季羡林开创了中国翻译印度梵文主流文学作品的新时代。梵文作品数量巨大，浩如烟海。作为开创者，季羡林将印度古代文学中的顶级经典当作自己的翻译对象。我们看一看他的梵文译作目录：《沙恭达罗》《五卷书》《优哩婆湿》《十王子传》(选译)《佛本生故事》(选译)和《罗摩衍那》。了解印度文学史的人都知道，季羡林选译的都是古典文学的代表作。迦梨陀娑和中国屈原一样，是印度历史上第一位大诗人，《沙恭达罗》是他所有作品中最优秀的。《五卷书》号称王子教科书，不但在古代印度有名，而且对世界影响深远。《罗摩衍那》和《摩诃婆罗多》是印度两大史诗，在世界文学史上有崇高地位。季羡林以一己之力，将《罗摩衍那》完整译出，功莫大焉。《十王子传》《佛本生故事》都是传世名著，由于工作繁忙等各种原因，季羡林进行了部分选译，具有引导指路的作用。他的学生黄宝生、郭良錾后来翻译出版了《佛本生故事选》，正是这种引路的结果。 第四，翻译与研究互相结合、促进。 季羡林的翻译绝大多数和研究相结合。这里有两种隋况：一是以翻译为主，研究为副；一是以研究为主，翻译为副。不论何种情况，总是翻译和研究互相促进。这种促进既表现为翻译对研究、研究对翻译的直接支持，也表现为对季羡林翻译理论的形成与深化的不断助推。一位卓越的翻译家，不仅需要有大量高质量的译著，还必须有自己的翻译理论。季羡林正是这样一位卓越的翻译家。
P10-11
《季羡林评传》及其写作过程，充满着故事。评传中的故事来自传主季羡林先生漫长而传奇的一生，在此毋庸赘述。写作中的故事，略述几则，因为这有利于读者对本书的了解。
我有写《季羡林评传》之心，始于2001年为乐黛云老师编的《季羡林与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撰写《季羡林与印度文学》一文。当时，颇有气壮山河的气概。2007年夏，在向季先生汇报时，说要写一部80万字的季羡林评传，他老人家呵呵示可。我就一直忙着做思想和资料的准备工作。
真正动笔写《季羡林评传》是从2013年开始的。当时，《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印度卷》和《新中国外国文学60年》印度卷已经结稿，写《评传》的材料也已准备齐全。写到一半，朱璇从北大博士毕业，我就邀她一起写作。分工是这样的：我写初稿，朱璇帮助修改、校订，有不清楚的地方，一起商议，最终由我定稿。从口气和视角上，好像是我一人所写，其实是两人合著。在我培养研究生的过程中，发现这是一个事半功倍的好经验。获得教育部优秀成果二等奖的《梵典与华章》和获得广东省优秀成果二等奖的《中国印度诗学比较》的写作，走的就是这条路子。我和朱璇合著的《(摩奴法论>与印度社会》一书，走的也是这条路子。在合著过程中，朱璇博士充分显示了她的卓越才华。正是这份才华，让我不由自主地邀她合著。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理由，我相信《季羡林评传》是需要不断修改和再版的，有了朱璇的参加，以后修改、再版的任务就不用我担心了。
从动心到动笔，准备了十多年，但动笔到出书才两三年，出现了加速度。这是因为出现了加速器——祝丽责编。她用十年时间，编辑出版了十七卷本的《中外文学交流史》丛书，成了当代中国学术出版史上的一盏明灯。我和刘朝华的《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印度卷》刚完稿，她就邀我参加编辑40卷的《季羡林作品全集》。高情难却，我答应了。当她得知《季羡林评传》即将结稿，就诚恳希望由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理由是充分的，《季羡林作品全集》和《季羡林评传》由同一家机构出版，相得益彰，合情合理。尽管好几家出版社都想出《季羡林评传》，但是我坚决地答应了她的要求。2015~-7#，祝丽来信说：2016年1月印度新德里举办世界书展，中国是主宾国，她希望《中外文学交流史·中国——印度卷》和《季羡林评传》在今年之内出版，明年到印度参展，并与印度著名出版社签约出版英文版。这样，我们的校对、定稿工作不得不提速起来。
朱璇将《季羡林评传》的三校稿打印成四本，我就一本一本依次校阅统稿。国庆长假，可按计划完成第四本的校阅统稿任务。天有不测风云。10月4日，台风彩虹来袭，广州、佛山出现罕见的龙卷风，深圳也是雨急风狂。这天夜里，我因找寻荀子“圣可积而致，途之人可以为禹”的准确表述与出处，正在翻阅《诸子文粹》一书。到凌晨两点半，我见妻子的床头灯亮着，一看发现她倒在洗手间门口，伸手要我拉她起来。原来，她旧病复发，人已半瘫。我立即陷入天旋地转之中。镇静之后，把她送进北京大学深圳医院。我必须倾心陪护，时刻不离。在昆明召开的中国南亚学会年会和在杭州召开的中国印度文学研究分会年会，虽然早已写好论文，也只得写信告假。感谢医学进步，吾妻坚强，十五天后她病情逐渐稳定好转。我就在妻子的病床边，将《季羡林评传》最后的校对、统稿工作做完。其间，朱璇、黄蓉、蒋慧琳、杨晓霞、蔡枫等诸位老师及其家人，以及许多领导、友人对我帮助、关怀备至。在此书校毕付印之时，妻子亦已痊愈。在此，向他们一并致谢。
几年来，此书的录入、打印全部由任瑜老师完成，我向她表示衷心感谢。附录《季羡林学术年谱简编》由蒋慧琳编写。著名书法家黄子良先生为本书题写书名，特此鸣谢。
郁龙余
二O一五年十一月十五日
郁龙余等著的《季羡林评传》从季羡林先生曲折的求学生涯、学术研究、业余生活等，再现了季老近百年的坎坷人生、广博弘大的学术造诣以及浪漫多彩的生活情趣，突出反映一位世纪老人、一位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并从学术研究的观点进行评价，为方兴未艾的季学研究助力。
季羡林先生在语言学、文化学、历史学、佛教学、印度学和比较文学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研究翻译了梵文著作和德、英等国的多部经典。郁龙余等著的《季羡林评传》及其写作过程，充满着故事。评传中的故事来自传主季羡林先生漫长而传奇的一生，在此毋庸赘述。写作中的故事，略述几则，因为这有利于读者对本书的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