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医院看史铁生之前，我在医院门前的花店买了花，百合与康乃馨，插满一篮。
透析室内史铁生拥被而卧，他的面色沉暗，但目光发亮。他对着鲜花微笑了一下，移动自己平躺的身体。身旁的透析机正在工作，来回清洗他体内的血液。两根塑胶管连接史铁生的手臂和透析机，体内渗毒的血液从隆起的动脉出来，经过透析器过滤掉毒素，再由隆起的静脉回到体内。一个星期三次，在每次四个半小时的透析过程中，史铁生全身的血液要过滤几十遍。
史铁生把自己的身体比喻成一架飞机。“要是两条腿(起落架)和两个肾(发动机)一起失灵，这故障不能算小，料必机长会走出来，请大家留些遗言。躺在透析室的病床上，看鲜红的血在透析器里汨汨地走，从我的身体里出来，再回到我的身体里去。那时，我常仿佛听见飞机在天上挣扎的声音。”
张凌主任说，九年前，史铁生刚到医院时精神状态并不好——这是每一个重病患者都会有的状态，因为他本来下肢就瘫痪，又患尿毒症。按国外的残疾标准，是双重残疾，肢体的残疾，加器官的残疾。这个打击对他非常大，他的精神状态不好，身体状况也不好。开始透析的时候，史铁生吃不进东西，体内毒素比较高，经常处于衰竭状态。尿毒症是难以治愈的病，它意味着患者终生要跟医院打交道，要面对医生，面对机器，面对针刺的痛苦。这是慢性折磨。
长篇随笔《病隙碎笔》是史铁生初患尿毒症之后写的；长篇回忆体小说《我的丁一之旅》是透析九年之后完成的。两部书都是重病给予他的思想的果实。
重病之时被史铁生描述为“沿着悬崖行走”。重病之时，整天是梦，梦见熟悉的人，熟悉的往事，也梦见陌生的人和完全陌生的景物。偶尔醒来，窗外是无边的暗夜，是恍惚的星空，是心里的怀疑。
1972年，还在延安插队的知青史铁生经历了第一次绝望和哀恸。那一年因为脊髓出了问题，他由父亲扶着艰难地走进北京友谊医院，当时史铁生对自己说，要么好，要么死，一定不要这样走出来。结果是，他没有那样走出来，他被朋友抬着出了医院。那一年，史铁生的双腿彻底背叛了他，他成为一个下肢瘫痪的残疾青年。在连遭双腿瘫痪、失去母亲的哀伤之后，命运并没有对史铁生放下重锤，1998年，他残废的身躯由慢性肾损伤演变为尿毒症，终至依靠透析维生。
生病也是生活体验之一种。史铁生说：“生病通常猝不及防，生病是被迫的抵抗。刚坐上轮椅时，我老想，不能直立行走，岂非把人的特点搞丢了，便觉天昏地暗。等到又生出褥疮，一连数日只能歪七扭八地躺着，才看见其实端坐的日子是多么晴朗。后来又患尿毒症，经常昏昏然不能思想，就更加怀恋起往日的时光。终于醒悟，其实每时每刻，我们都是幸运的，因为在任何灾难的前面都可以再加一个‘更’字。”
医生张凌说：“史铁生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也是一个智慧和心质优异的人。”
在医院的血液净化中心，不光医生护士们知道史铁生，很多病友也知道史铁生。医生护士们知道史铁生的名字，也看过他的书，女孩子们说起史铁生来一脸的自豪，笑称他为“透析模范”。就坚强和乐观而言，史铁生是病友的一个出色的榜样。
危卧病榻，难有无神论者。这是一位无名哲人说过的话。史铁生以自己的思悟印证了这句话，他写出了《病隙碎笔》，记录了自己在困厄之中精神的陷落和获救。“有一天，我认识了神，他有一个更为具体的名字——精神。在科学的迷茫之处，在命运的混沌之点，人唯有乞灵于自己的精神。不管我们信仰什么，都是我们自己的精神的描述和引导。”
P4-5
如果亿万人只用一个脑袋思考，真辜负了造化孕育了这么多的万物之灵。知识分子若是没有独立之精神，知识也只是货物而已。而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必须首先是一个诚信的人；行为一路歪斜，遑论独立。——宗璞
我想要写出我自己经历的那个时代，我的视力所及，这个历史是什么样的，我就怎么样写。——崔永元
将他们带进你的灵魂（代序）
1972年6月8日，摄影师大卫·伯内特和同在越南的美联社摄影记者黄功吾经过一个遭受美军战机轰炸的村庄。战机投下的凝固汽油弹燃起冲天大火，他们看到一群在路上惊慌奔跑的孩子，一个哭泣的女孩裸体跑在最前边，身上没有了衣服。大卫和黄功吾几乎同时把镜头对准那些奔跑的孩子并按下快门。大卫照相机里的胶卷已用到最后一张，他迅速换上新的胶卷再举相机的时候，那个哭泣的女孩已经跑到他们身后，大卫拍到那个女孩跑去的背影。黄功吾拍摄到了正面。这幅题为《火从天降》的照片刊登在美国《纽约时报》头版，次年获美国普利策奖，在荷兰世界新闻摄影比赛中又被评为年度最佳照片。
2004年2月17日下午，我在北京惠新街附近一家咖啡馆采访美国联系图片社总裁罗伯特·普雷基。这一年是我从事新闻工作的第四年，此时正激情满怀，被职业理想感召，追求卓越感，不辞劳苦奔走在新闻现场，寻找那些具有新闻价值和公共意义的人与事。普雷基曾为“荷赛”（世界新闻摄影比赛/WORLDPRESSPHOTO，简称“WPP”或“荷赛”）评委会主席，他讲述联系图片社旗下那些著名摄影师拍摄震撼世界的照片的故事，回忆起大卫·伯内特与黄功吾的往事。普雷基视他们为20世纪最伟大的摄影家之一。“越战的提前结束跟那些在越南的杰出战地记者的工作有关，他们拍摄的残酷的战争影像促使美国人民反思越战，正视战争的创伤。”普雷基说。
对这些故事我怀有热忱，此前我看到过这些照片。从事新闻工作之前，我在一家出版公司做事，编辑过大型图文书。当时正值世纪之交，告别与缅怀20世纪的情绪弥漫世界，在编辑部的档案室我看到20世纪震撼人心的影像，看到那些改变历史进程的瞬间。我看到过那幅题为《火从天降》的照片，在空袭的轰炸中哭泣着裸体奔跑的女孩潘金淑和她身后惊慌失措的孩子的照片令我难以忘怀。普雷基将新闻记者的职责和摄影师相比，他说：“新闻记者的责任是用自己独立的思想判断事物，认识现实。比如美伊战争中美国政府说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那就有吧，但要让我们亲眼去看看；比如说克罗地亚，他们的总统说没有大规模的种族屠杀，那好吧，就算没有，但要让我们亲眼去看看，必须给我们机会让我们自己去寻找答案。”
当你起航前往伊萨卡
但愿你的旅途漫长，
充满冒险，充满发现。
此刻想起希腊诗人卡瓦菲斯于1911年写在诗歌《伊萨卡岛》的诗句。我的始于千禧年的新闻职业在2002年成为标志性转折，这一年加盟《南方周末》担任驻京文化记者，到2004年进入职业生涯的深水区，我频繁地介入国际时事的报道，各种突发事件、海湾战争、地区冲突、恐怖袭击……我选择切入这些重大事件的角度，从文化的背景观察时代风云的变幻。
从这个时刻开始，我工作的领域在扩展，抵达的场域更遥远，访问的对象更纷繁。政治人物、学界精英、作家、艺人，都是受访者。倾听这个世界杰出者内心的声音，储存丰饶的精神遗迹成为我的工作。这些受访者的声音变成文字聚集在纸上。现在我写作这篇文字的时候，电脑前就放置着存有受访者声音的微型磁带，它们垒起来像是一堵微型的墙。在录音带的时代，我保存下来上百盘的微型录音带；在数码的时代，我保存着更多的访问音频。用坏了若干录音机，也用坏了若干录音笔。四海的漫游，环球的奔走强健了身体，也坚固了精神。
2012年7月，在新闻工作做到十年的时候我决定辞别，开始职业写作。整理旧物时看到放在木盒里的微型录音磁带，重新将它们垒砌成墙。以前台湾著名媒体人高信疆先生说过：“这些磁带可以捐给新闻博物馆，它们有文物的价值。”让我深有感触的是，当年访问过的人有的已经辞别人世，他们珍贵的声音储存了下来；远在地球另一端的人，只要打开录音机，他们的声音就聚拢眼前。
不仅依靠记者的眼睛观察这些纷繁的人事，也要用作家的头脑注视世界的变迁。这是我对自己的要求。“所谓作家，就是注视世界的人。”苏珊·桑塔格这么定义作家的工作。
此刻，重忆往昔，是对奇崛时光的纪念。汇集在此的文字，是时间的刻痕，是心灵的回声，也是精神的遗存。当我默诵卡瓦菲斯的《伊萨卡岛》时，觉得那些写于百年前的诗句契合这些文字的精神气质，也传达我的体验。
除非你将他们带进你的灵魂，
除非你的灵魂将他们耸立在你面前，
但愿你的道路漫长，
但愿那里有很多夏天的早晨。
夏榆
2016年9月
这本由夏榆著的《在时代的痛点沉默》为汇聚中国知识分子的访谈集，所涉主题聚焦当代生活，钩沉往昔历史，省察社会现实，彰显公共关怀。作者在其十年的职业记者生涯，遍访享有广泛影响力的知识分子，探究他们的生命旅程，倾听他们对世界的独立观察和个人之思，重现他们对重大公共问题的自由发言。本书记录时代风云，呈现社会变迁，是一部集结中国知识分子的洞见之书。
面对历史，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黄永玉
面对历史和时代，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忧虑之书。
分享莫言、余华、黄永玉、崔永元、迟子建、铁凝、周国平、苏童等人的心声。
有锐度的思想，有温度的关怀。
这本由夏榆著的《在时代的痛点沉默》记录时代变迁和社会转型，呈现个人记忆与家国巨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