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中国近现代科学事业发展的进程中，气象学是继地质学和生物学之后实现本土化的重要学科。在二十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以竺可桢为学术领袖，以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为基地，与国际学术接轨的气象学得到了全面、迅速的发展。与具有“普遍性”的数、理、化学科相比，地质学、生物学和气象学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因此也有更强的满足社会需求的实际应用价值，最明显的就是天气预报。在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而又积贫积弱的中国建立起国家规模的气象事业，这是中国气象学界先驱者们的梦想。
气象研究所成立于1928年。草创时期，竺可桢一方面抓气象学术研究的基本建设，另一方面联络全国各相关单位，抓气象预报的台站建设。当时最紧要的问题是气象人才的缺乏，在等待大学专业学生而远水不解近渴的情况之下，他着手办起了气象练习班，即相当于“专科”培训的速成班，招考高中或旧制中学毕业生，半年后，分发到各地测候所，承担气象观测任务。
1934年10月，在竺可桢举办的第三届气象练习班中，走进来一位高个子的十八岁青年。1935年4月，他登上东岳泰山的测候所，开始了他的气象生涯。八十年前的今天，他正在泰山顶上观风测雨。按着老辈人“祝进不祝满”的习俗，他今年已经百岁了。今天，他住在南京的蜗居中，还在案头潜心梳理有关“竺可桢年表”的资料。
他就是这本书的主人公一陈学溶。
二
陈学溶，1916年3月2日（农历正月廿九）生于南京。出生之时，祖上的发达已成往事。自他记事起，与父亲相伴的是失业，是穷困潦倒。他白幼聪明好学，但有多次因家中衣食之忧而面临辍学。起初从报纸上看到气象练习班的招生广告时，在他心中只是点燃了养家糊口的希望，却未料到在十八岁这个人生选择的拐点上，他不仅从这次机遇中得到了安身立命的职业，还得到了令他百岁陶然的精神家园。
从1935年4月到1944年2月的九年中，陈学溶经历了泰山顶上艰苦环境的磨炼之后，又跟随研究所经历了战争中的临危坚守和辗转内迁。在气象研究所长期从事天气预报的第一线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成为十八般武艺样样通的多面手。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中国大西南唯一的国际后勤补给通道是“驼峰航线”，它也成为国际反法西斯中国战场的生命线。从1944年2月起，陈学溶供职的中国航空公司（由中国官方与美国民营公司合资），就是负责这条航线的飞行任务，而陈学溶担任气象员的岗位工作，正是为这条航线的飞行安全做气象服务的。此期间，他曾被派赴印度加尔各答的达姆达姆机场工作一年多。抗战胜利后，他继续服务于中国航空公司，曾任上海龙华机场气象台台长。（P1-P3）
我的爷爷陈学溶，在98岁高龄受到国家“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项目的邀请，以中国气象学界年龄最高的长者身份留下一生重要的史料。资料采集与传记编写历时两年，在项目即将结束之际，我受采集小组之托写一写孙女眼中的爷爷，殊荣所致，万不敢辞。虽然提笔写爷爷对我来说是难之又难的情感历程，还是可以在这里勉强记下不足为外人道的几件小事。
我出生时爷爷已届古稀之年，家中孙一辈堂表兄妹四人，我是最小的一个。幼年的印象里，爷爷总是和“糖”联系在一起的，因为我最小，承欢膝下也总是家中大人最爱逗弄的一个。家里吃饭有一张红木色的大方桌，我的个头踮起脚来还只能勉强摸到桌的边缘；爷爷总是拿一块椰子糖或山楂片，算好了距离摆在桌面靠近边角处，任我艰难地踮着脚探来探去，往往快摸到了还要把糖果往里再推上一点。这个游戏百玩不厌，我也常被逗得气呼呼，可也傻乎乎地抵挡不住椰子糖的诱惑。直到我的个头一天天长高，慢慢可以踮起脚来看见糖果的方位，后来更是可以攀凳上桌，椰子糖摆在任何一个角落都难不倒我了。于是游戏又被变换了玩法。爷爷把糖果牢牢攥在手里，在我面前虚晃一枪引起注意，诱我使尽吃奶的力气掰开他手指才能拿到。印象中只记得，爷爷力气好大，每一颗糖果都是一番无比艰难的搏斗；我也逐渐学会了掰拳技巧，一个个手指从边缘掰起，方向和巧劲都很重要。爷爷的手指障碍从三指加到四指乃至全部五指，等我上了中学，力气彼消此长，我掰开爷爷的拳已经毫不费力了。那怀旧的椰子糖对我也不再有太大吸引力，可为应景还要装模作样地掰一下。不知何时，爷爷终是发觉我已不再是那个拿不到糖就要急得哭的小孩子J，。上大学后，回家机会益少；每次风尘仆仆地到家，放下行李，第一件事便要向爷爷报个到，顺便摸走几个小零食。结了婚第一次带先生回家，伏案的爷爷抬头看见我们，还是很高兴地问“要吃什么？”然后立即吩咐大姑妈搬来零食罐让我们挑。零食罐往往掐着我们到家的日期被屯满，我们在爷爷那儿如果没拿到什么山楂啊枣儿的走，也会有点口腹之外的小失落。随着大姐、二姐相继生子，爷爷那儿的糖果罐，估计已经是在为曾孙（女）们准备的了吧。
在我学会攀凳上桌的年纪，还发展了一项爱好，听爷爷讲《东周列国志》，尤其是《伍子胥过昭关》。晚饭过后，母亲、姑母们撤走碗筷清出桌面，大姑父奉上一盘削成小片的梨子，上面还细心为爷爷插好牙签，便到了我听故事的时间。从书架上抽出《东周》，我“点播…‘伍子胥”，大家又吃惊又好笑“怎么又是这一段”，然后爷爷就用一口南京方言的白话给我讲伍子胥怎么被费无忌陷害，怎么带着太子建逃亡，怎么在昭关下一夜白头，怎么拜相吴王，直到怎么鞭尸楚平王报父兄之仇。少年好动，我听故事时是很难老老实实坐在板凳上的；更何况故事听了很多遍早已烂熟于胸，听着听着便会忍不住攀上板凳爬上饭桌。故事会结束时往往我已盘腿端坐在爷爷面前，以致常被打趣为一盘“菜”。印象中如《水浒》《三国》或是《东周》的其他故事也讲过，但统共都不如《伍子胥过昭关》讲得多：这个故事即使没有讲上一百遍，三五十遍总是有的。至今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我总是点播这个故章，也不记得自己为什么要爬上桌去；或许爬上了桌才可以看见讲故事的爷爷的脸，而伍子胥过昭关这个故事充满着玄幻、智慧和正义，那满头白发的伍子胥，应该就和满头白发的爷爷一样又聪明又厉害吧！印象中爷爷就是我知道的最厉害的人，什么故事都知道，历史的年代也都记得一清二楚，辅导我奥数题目还都会做。后来中学英语练听力，《美国之音》广播里我听不懂的，爷爷都可以很清楚地给我一句一句写出来。这个印象如此之深刻，到现在我还偶会向我先生炫耀，“我爷爷最厉害了！”
小时候因为是全家呵护的中心，不免也有调皮捣蛋的时候。爷爷向来脾气比较好，宠我格外多一些，也时常喜欢拿个枣儿啊糖的逗弄逗弄，所以和爷爷捣蛋的机会也比较多。平时比如和爷爷争个糖啊，偷偷把开着的苷台上啊，手心手背打不到就赖皮啊等等，爷爷从来没有生过气。记得有一次盛夏，爷爷在里间伏案劳作，我蹑手蹑脚地潜过去，突然从他背后拿出大蒲扇一扇，想吓他一跳来着。殊不知爷爷正在修改一篇文稿，用老式的方法需要从一大张透明幻灯片上把小方块字一块一块剪下来再贴到底稿上，桌上正整齐排列着不少剪下来的小贴片。爷爷已经屏息凝神工作了一上午，我这么突然一扇可好，小贴片飞得满桌满地。爷爷一下就急了，瞪起眼睛喝了我一声，我也吓得赶紧落荒而逃，躲在门外不敢进去。闻听此事，连姑妈都慌了神，因为爷爷做的是精细活儿，一上午的功夫全部作废不算，扇飞的小贴片如果找不到还得另想办法补救。我吓得不敢再进门，躲到后来还是爷爷先找到我，为他吼了我先向我赔不是，解释过他生气的原因，再拿糖安抚了大哭的我才罢。从此以后我懂了分寸，在爷爷工作的时侯格外小心不敢再胡闹。伏案工作的爷爷也日复一日，从写文章，到一字一字校对大本大本的《竺可桢全集》，到编写《余热集》（《中国近现代气象学界若干史迹》），少有间断。二十几年的印象里每次回家爷爷都是在工作，心无旁骛，偶尔高兴了也会哼哼小曲。青年人不易留心时间的流逝，爷爷和家也好像觉得会永远在那里；我只在不经意间注意到爷爷的背又弯了一点，手又瘦了一点；老花镜渐渐不够用了，加上放大镜，小放大镜又换作大放大镜。现在回到家，轻轻地唤一声伏案的爷爷，待他高兴地抬头，悄悄用另一只手从背后把他放大镜藏在身后，闲聊完毕爷爷低头发现工具没了，我再装作不知情，爷孙俩嬉皮笑脸地玩闹几个回合才罢。大学回家有时看到爷爷伏案劳作辛苦异常，面前的书稿上布满密密麻麻的小字，我还半开玩笑地吹捧他：“这么辛苦啊！歇歇吧？厉害哦！”爷爷便会笑呵呵地用南京话回答，“没得你厉害咯！清华大学，了不起！”后来来美国读博士。又骄傲地换成“哪有你厉害呢，啊？清华大学高材生，加州I大学博士，乖，不得了！”每每此时，我便要汗颜，因为学历不过是能读书加一点小聪明而已，若论不懈的坚持与细致，我实在差爷爷太远。
爷爷的藏书很多，我常囫囵吞枣地翻看，遇见喜欢的就拿回家放在床头随时翻阅。记得常驻床头的几本书包括《水浒》《红楼梦》，上面都有爷爷的小字批注，抄写的金圣叹批文或甲戌本修正。除此以外停驻时间最长的是一本《杨绛散文》，其实当时我并不知杨绛先生为何人，亦不知默存就是钱钟书之字，可翻来覆去读着满口余香，竟也爱不释手。少年之时更多是读故事，杨先生写猫，写早年的生活，写新中国成立后历次运动中的经历，读来或趣味盎然或催人泪下；随着年岁渐长，越多被文字后的情怀所动。十几年中慢慢读懂了中国老一辈的文人在面对世事变幻时，竟能保得如此一份豁达而不失幽默，内敛却又洞若观火。掩卷，心中是一片恬淡清明。很久以后才知道，这本散文集是爷爷听闻《干校六记》的好口碑特意让爸爸找来的。爷爷自己在运动中的经历，即使问起也讲得不多；偶尔聊上几旬，那份淡然的口吻让我想起杨先生的文字，有一种似曾相识的亲切。
因为不经意间熟读了《杨绛散文》，竟然还让我在爷爷面前有了一次小露脸的机会。小学毕业顺利升入爷爷的母校南京一中，爷爷奖励我一套书，我便点了心痒已久的《约翰·克里斯多夫》。爷爷兴冲冲地陪我走到儿童医院旁边的先锋书店去买，厚厚的四大本60元，再走三四站路回家。我为人生中第一次拥有属于自己的大部头兴奋不已，全然没注意到爷爷的体力；走到一半穿过南大校园时，他终于要求在梧桐树下的石凳上歇一会儿。我扶着爷爷用自带的海绵垫坐好，心中蓦然升起一个念头——爷爷老了。印象中的爷爷，还是那个几年前带着小不点的我上九华山，那个高大挺拔、健步如飞，军人般无所不能的爷爷呢？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爷爷的体力变得不如我了。在夏日梧桐树的阴影下，爷爷跷起二郎腿，小幅地摇晃着轻哼一首歌，顺便和我开开玩笑，“你也要看《约翰·克里斯多夫》，呵！你晓得这是谁翻译的呀？”这个我知道，忙得意地答，“傅雷！”爷爷继续追问，“你知道傅雷是谁嘛？你说他儿子是谁？”其实我原来并不知道傅雷是谁，但拜杨绛先生《记傅雷》一文，我隐约记得里面有一个儿子叫阿聪，还有一个却不记得了，便硬着头皮蒙道，“叫傅聪！”这一下，轮到爷爷吃惊了，“哟！你还真知道嘛！不简单！”我像作弊蒙混过关的小学生，赶紧吹嘘了几句就把话题岔到别处。大学之后读到《傅雷家书》爱不释手，这才真正知道了傅聪是谁，傅雷又是怎样一位大家；那套简装版的《克里斯多夫》也陪伴了我的青春，助我认识人生挚友，助我窥见另一个精神世界，让我成为现在的我。这么多年来，只要想到傅雷，想到《约翰·克里斯多夫》，便会回忆起那个夏日的梧桐华盖，和在爷爷面前蒙混过关的小得意、小慌张。
大学之后离家益远，大表哥也远赴新加坡攻读博士，每年过年的时候全家从五湖四海聚拢到爷爷脚下，热闹竟只增不减。年夜饭过后，兄妹四人齐聚，在姑妈叔叔等挤眉弄眼的暗示下，好戏就要正式开演了。打头阵的一般是哥哥，凑到爷爷身边嬉皮笑脸地做出捻钱的手势，“公公，有一个红色的东西，今年放在哪里啦？”爷爷便装出不知所云的表情：“啊？什么红色的东西？”我们几个小的脸皮也薄，扭扭捏捏，在爷爷身边揉肩捶背，直到大姑妈出来解围点破，“在问你要压岁钱呢！”爷爷就做出大吃一惊的表情：“啊？还要压岁钱啊？今年想着你们都上大学了，是大人了，没准备啊！”这一下可炸了锅，大家一拥而上，各种辩解、求情、撒娇、蛮憨，爷爷也都机智地一一挡回，我们只好使出浑身解数，有人撒娇，有人告白，有人冲锋陷阵，有人旁敲侧击。个中唇枪舌战几十回合，纯是一场口才与智力、俏皮与耍赖的比拼，更让围观的姑妈叔叔们笑得乐不可支。中场爷爷有时还会放几个烟雾弹，佯装回屋，结果拿回来几包红纸包裹的云片糕，引发哄闹一片；偶尔讨红包一方一时口拙词穷，大家埋头苦思之中，小堂姐突然涨红了脸，凑到爷爷耳前一字一句大声说道“祝爷爷福如东海，寿比南山，长命百岁！”于是大家一愣，继而哄堂大笑，爷爷也笑得眼泪鼻涕手帕齐上。闹腾一个多小时后，还是大姑妈出来收场，假装不经意间翻到了红包让爷爷辨认，爷爷再做出心痛的表情，“哎呀怎么就给你找到了！”于是几个小的一拥而上，乐不可支地又是作揖又是滚在怀里揉搓，直到各自磕头领走红包，大年夜的饭后节目才算告落。来美之前最后一次在家过年，饭菜一如以往丰盛，气氛却稍有落寞；孙辈们嬉笑着讨要红包，我心中暗感不知以后何时才有机会回家过年满堂欢乐；领红包时，叩头，泪落。
旅美已近八年，中间每两三年才能回家一次。大姐二姐陆续结婚生子，爷爷也奇迹般地闯过重症胰腺坏死的鬼门关，重又坐回桌前日日审稿写稿，把时间、稿费和名利一概置之度外。每每打越洋电话回家，问到爷爷一切安好，心里便多一份安定。前阵子99岁的爷爷又玩起了新花样，用上了iPad，还申请了微信，不禁让我莞尔——其实爷爷向来是个跟得上时代的人呢。想起大学时爸妈为我终身大事没有着落百般催促，倒是爷爷慢悠悠地和我谈话，“这些事是急不得的，慢慢找，错了也没关系，没什么不得了。”爷爷此次身列受邀参加老科学家资料采集项目中的一员，也算为自己平淡低调的一生留下了点儿笔墨纪念。虽然项目开头他还稍有抗拒，担心自己被过度拔高有悖一生行事；成稿之后，于吾等孙辈却也感到一丝庆幸。爷爷生平很多经历我只零星听过，可前后左右都对不上；拿来初稿先睹为快，才知道原来如此。
爷爷的一生是低调小心的一生，在孙辈眼中，他也是慈祥俏皮、业务上文化上功底厉害到深不可测的一个爷爷。于我私心里，爷爷对我还有一个深厚的影响：因为他，我读懂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文人”二字。他们平和、谦逊、谨慎小心，洞察世事、洁身自好，心态开明，精神安定。治，则奋发向上；乱，则退以修身，保得内心一方净土光明长存。我旅美多年，处在中西方文化的夹缝中，世事纷乱，也悲伤过，也愤怒过，也感叹过；周围夜郎自大者有，妄自菲薄者亦不少。迷茫中想到如爷爷般的老一辈中国文人，心里便会多一份清明，多一份平和；如此的文化必不灭，如此的民族必会走向光明复兴。
谨以此文兼祝爷爷百岁期颐之寿。
陈未翔
2015年1月于美国洛杉矶
王春法主编的《我的气象生涯（陈学溶百岁自述）/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丛书》通过访谈、实物采集、录音录像等方法，全面真实地反映了陈学溶学术成长历程的关键事件、重要节点、师承关系等内容。书中行文严谨，引用资料真实可信，并配有大量珍贵的老照片。大中学生及青年学者可以从书中获取学术成长的经验和启迪，科技史及科技文化工作者可从本书获取大量独有的历史资料。
“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丛书”是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简称采集工程）的成果之一。
王春法主编的《我的气象生涯（陈学溶百岁自述）/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丛书》便是其中之一。本书通过访谈、实物采集、录音录像等方法，全面真实地反映了陈学溶学术成长历程的关键事件、重要节点、师承关系等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