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伯裔澳大利亚籍作家迈克尔·穆罕默德·艾哈迈德用充满人情味的叙事内容和方式，申明被边缘化的个体所具有的权利。

与其说《部族》是一本小说，不如说它是一首诗；与其说它讲述的是一个故事，不如说它展现的是一幅民俗文化图景。

翻开本作，和作者一起重温他对童年的记忆、对家族历史变迁瞬间的追怀，读者可以感受到作者对至亲的热爱，对自我成长的探寻以及一个生长于双重乃至多重文化背景下的青年对本民族文化的赞颂与反思。

迈克尔·穆罕默德·艾哈迈德著的《部族》讲述：作为生活在澳大利亚的阿拉伯裔家族“巴特亚当”的子孙，巴尼还不能理解家族与外界的文化差异。他的枕头下放着《古兰经》，喜欢玩乐高，卧室门外挂着猫王的挂毯。七岁的巴尼懵懂地观察“亚当之家”里三代人错综复杂的关系；九岁的巴尼担心叔叔婚礼上来自远亲的威胁；十一岁的巴尼悲伤却欣慰地目送祖母的去世。部族中发生的事情让巴尼逐渐明白，他是在多元文化背景下成长的一代人，他应该在探寻本民族的独特性、在追怀家族历史变迁中找寻真正的自我。

译者前言

亚当之家

尤切维德的子孙

艾胡德的母亲

那时候，我才七岁，但当时的情景总是历历在目。泰太撩起上衣，露出肚子，肚子很大，压在她肥硕的大腿上。她金黄色的肌肤很是柔软，每当她抱住我亲吻的时候，我觉得她整个身体就像一个装满热水的大塑料袋。她的牙齿快掉光了，可她总是喜欢咧开嘴露出笑容。泰太得了关节炎，指关节粗大，那棕黄色的手指像干枯的树枝一般僵硬，只有在做“阿筋”——我们叫作面团的东西时，才觉得她的手指能活动。当时她就用这双手托着她的肚子给我看她肚皮上的十一道疤痕。那些疤就在肚脐下面，像铁轨一样伸向四面八方。她指着其中一条，用阿拉伯语说：“这是你父亲贾布里勒。”指着另外一条说：“这是你大伯艾胡德。”然后一条，一条，又一条，如数家珍般说出另外三个儿子的名字：“奥萨马、易卜拉欣，还有最小的阿里。”接着，泰太指着另外两条疤说：“这是两个女儿，阿米娜和雅思明……”报出属于第三个女儿的那道疤之前，她犹豫了一下，然后说：“这是玛利安。”当指着最后三道疤的时候，祖母脸上的笑容消失了，她仅有的那几颗牙齿仿佛要从嘴里掉出来。“这是费拉兹、哈利勒和沙赫拉扎特……离开黎巴嫩之前，他们就死了。”

泰太的孩子们大都和她一起生活，住在祖父留下的房子里。祖父名叫巴尼·亚当。父亲每天都提醒我这房子是祖父的，他会说：“我们是‘巴特亚当’。”意思是，“我们是亚当家的。”我家的房子在亚历山德里亚。因为我们是阿拉伯人，有时候，大伙儿就以为我说的是埃及那个亚历山德里亚，实际上是悉尼内西区郊外那个亚历山德里亚。我家房子没有独立的山墙，两侧的墙都是和邻居家共用的。在亚历山德里亚，这种结构的房子很普遍。那是位于科普兰街的一幢二层黄砖小楼，马路对面是亚历山德里亚公园和亚历山德里亚椭圆形的运动场，右手边是个发廊，店主是个澳洲白人，名叫查克。顺着那条路往前走一分钟，就是厄斯金威尔车站，房子后面不远处是亚历山德里亚公立学校，我就在那儿上学。

我和兄弟姐妹不可以自己去上学，得等爸爸妈妈接送，有时要等上好几个小时。我们也不能自己去百米开外的街角商店。那个商店的老板沙迪和丽玛是亚历山德里亚除我家之外仅有的阿拉伯人，但和我们不是同一个部族，他们是基督徒。可是在这个地方，能有几个阿拉伯老乡就不错了。举目四顾，他们是和我们关系最近的人。我有一次问爸爸，能不能让我自己去那个商店，他说：“要是别人把你弄走，你知道会怎么样吗?他们会玩你的屁屁。”我当时听了这话，哈哈大笑。

我家房子外面有一排黄砖围墙，进屋子得穿过一扇锈迹斑斑的大门。大门刷成暗橙色，跟普通房门一样高。进了大门只要走上两三步就到了前门。房门是用旧木板做成的，很薄，刷了层褐色的漆。打开门就可以看到过道右手边爸妈的房间。他们不在屋里的时候，我不能进去。爸爸说随便进入父母的房间是没有礼貌的。有时候，爸爸下午会在屋里小睡一会儿，我就进去，在他身边躺下，但是根本睡不着。阳光从床头上边的窗子照射进来，太亮了。我只好躺在那儿，盯着眼前一字排开的三只旧衣柜看。我一直以为它们是纯实木做的，结果却发现柜角那有贴皮开始卷翘。有一次爸爸睡着了，我就悄悄爬过去，剥开那层塑料贴皮，刚好看得见下面是什么玩意儿，原来都是木头渣子，让我想起玉米片。那衣柜的门把手也不是什么真材实料，之前我一直以为那是黄金做的，结果发现那层金色也开始脱落。衣柜里面放满妈妈的衣服，还有爸爸的几件衬衣和几条裤子。衣柜上面放着爸爸的《古兰经》。有时夜里我害怕，爸爸就把《古兰经》放在枕头下面保佑我。《古兰经》特别厚，我躺下之后，脑袋比别的兄弟姐妹都高，每次醒来脖子都又酸又痛。

P3-5

迈克尔·穆罕默德·艾哈迈德(Michael Mohammed Ahmad，1986--)是一位阿拉伯裔澳大利亚青年小说家、剧作家和演员，祖籍黎巴嫩，近年来活跃于澳大利亚的文艺和政治舞台。他曾任西边出版社(Westside Publications)总编，组织并领导“血汗工厂”悉尼西区文化运动(Sweatshop Western Sydney Literacy Movement)，该组织致力于改善悉尼西区(乃至于澳大利亚更多类似社区)的社会形象，创作关于该地区种族、阶级与文化冲突的文艺作品。2012年他因在发展地区文化方面取得的成就获得澳大利亚柯克·罗伯森文学奖。2013年他主演并在澳大利亚全国巡演了罗斯林·奥德斯创作的戏剧《我是你的人》(I'm Your Man)。2014年迈克尔除了出版小说《部族》之外，还创作了剧本《三个傻瓜》(Three Jerks)。《三个傻瓜》围绕2000年发生在悉尼西区的一起少年强奸案展开，反映这一案件如何被媒体利用而诋毁了整个西部郊区的形象，探讨了这起案件的处理过程给生活在该地区的年轻人造成的负面影响。迈克尔在提及这一现象时说：“生活在悉尼西区的人们常常因为不为人知而饱受误解，也常常因为媒体对该地区的有限呈现和错误呈现而招致怀疑和排斥。”他因此希望通过文艺与社会活动代表地区文化发出声音，“申明被边缘化的个体所具有的权利”，期待加强文化间的沟通与交流，促进主流文化与亚文化的和谐共融。这也是《部族》这部作品的一个意旨。难能可贵的是，这一诉求被作者以充满人情味的叙事内容和方式婉转地传达出来，保持了作品的人文性和艺术性。

翻开迈克尔的作品，和作者一起重温他对童年的记忆、对家族历史变迁瞬间的追怀，读者可以感受到作者对至亲的热爱，对自我成长的探寻以及一个生长于双重乃至多重文化背景下的青年对本民族文化的赞颂与反思。

细细品来，与其说《部族》是一本小说，不如说它是一首诗；与其说它讲述的是—个故事，不如说它展现的是一幅民俗文化图景。

迈克尔是一个具有诗人气质的小说作者。他的作品也一如他的性情，充满诗的意味。闻一多说，好诗有三美：音乐美、绘画美和建筑美。《部族》这部作品，从画的角度说来，其画面感很强，意象俯拾皆是。作者善用白描和比喻的手法呈现意象。小说开篇就写到奶奶的肚皮上面布满横七竖八的疤痕，像是通往四面八方的铁轨。这一意象引出了整个故事。祖母肚子上的每一条疤痕都是自她身上诞生的一个生命，每一条疤痕都是一个母亲的爱与痛。这位饱经沧桑的母亲，在自己的一生中，随着孩子的夭折、出嫁、精神失常、误入歧途不断地产生痛失骨肉的感觉，最终却在病危和死亡后，使一家人相聚并重拾血脉相连的深厚情谊。疤痕的意象包含了母亲形象的全部意义。作品中这类具有明显象征意义的意象还有很多，比如巴尼家里的挂像：走廊里的猫王像，起居室里的祖父母像和艾胡德大伯的像，还有一幅沙漠风情画。每一幅图像都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反映了这个家庭的伦理关系和伦理价值取向，以及他们所处的双重文化环境，读来意味深长。

作品的音乐之美主要体现在其抒情段落。建筑之美体现在布局谋篇当中。小说共分三章，各章前后呼应，彼此间存在着结构上的对应。每一章都起始并结束于“那时候，我才……岁，但当时的情景总是历历在目。”这一句式的六次运用，既使各章节自成一个前后呼应的、封闭的整体，又使章节间保持了时间上的连续性，使整部小说形成一个按照线性时间序列排列的叙事链条。如此，整个叙事结构具有非常整齐和清晰的对应特征。这种特征还体现在各章内部写实、遐思和抒情段落的布局与分配当中。当然，小说的诗意特征最主要地还表现在全篇浓烈的情绪氛围中，无论好奇、兴奋和欢喜，还是恐惧、疑惑和悲伤，作者都表现得酣畅淋漓。

《部族》不仅抒发了诗意的情感，而且通过描写家族生活环境和重大事件着意展现了民族文化。为了向读者言明阿拉伯民俗文化的特征，作者运用自然主义的细节呈现手法，细致入微的描写使人仿佛身临其境，目睹生活在澳大利亚的阿拉伯族裔社区人员的构成、居住环境、服饰、习俗、家庭伦理、社会关系乃至宗教等等各方面的特点，也表现了一个生活在异族文化环境里的少数民族如何顽强地保存自己的文化，以及在主流文化的包围下对保持本民族独特性的疑虑和渴望被外界认同的焦灼感。

除此以外，作者在文化叙写的同时还埋下一条重要线索，那就是叙述者对自我身份的追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的本质何为？叙述者从一个孩童的视角，通过童年成长阶段对身边人的对比观察，通过对家族移民历史的回顾，以及对祖母和父亲分别代表的男女两代家长文化身份与家族伦理身份的确认，思索着对自我的定义。

总之，《部族》在文学创作技巧方面，在表现民族文化和表达作者诉求方面都有可圈可点之处。这也是译者愿意为之付出努力，把它介绍给国内广大读者更深层次的原因。

译者 孙英馨

2015年1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