喝茶成为了人的一种自我调节身心的修养方式，也自认而然成立一种审美活动。喝茶时人关注的似乎是茶，其实是把茶当成载体，去体味蕴含其中的人生况味，去感悟自身的心灵。在此刻，人和外部的具体琐碎的现实生活是隔离的，进入到纯粹的由感官而抵达内心的体验之中，它是心灵的沐浴，生命的洗礼。

由徐晓村所著的《晴窗集－－晓村茶话》一书是一本有关茶的散文集。因为拍摄纪录片的原因作者与茶结缘数十载，并在学校开设了一门茶文化学的公共选修课，最多的时候学生有一千余人。也因为对茶的喜爱，作者陆陆续续刊发有关茶文化的文章。本书是作者一系列文章的集锦，涉及茶知识、茶史、茶器等。

由徐晓村所著的《晴窗集－－晓村茶话》一书分茶之史、茶之路、茶之味、茶之器四个部分，其中包括《晴窗话茶》、《说喝茶》、《绍兴说茶》、《两岸茶缘》、《武夷访茶》、《西湖龙井》、《蒙山名茶》等散文作品。

茶之史

 晴窗话茶

 说喝茶

 红茶漫谈

 晴窗细乳戏分茶

 旧京茶事

 余姚茶史

 二泉映月

 苏轼与茶

 绍兴说茶

 福州茶史

 两岸茶缘

 喝茶从江南向江北的推进

 以一个冷静的头脑去看忙乱的世界——《茶经》漫谈之一

 口舌之味通于道——《茶经》漫谈之二

 煮茶的水与火——《茶经》漫谈之三

 《茶录》与《大观茶论》

茶之路

 周庄茶趣

 访茶婺源

 峨眉茶话

 德清记茶

 武阳买茶

 武夷访茶

 三癸亭畔

 文君茶馆

 屯溪老街

 饮在云南之一

 饮在云南之二

 大院 石板 马帮——茶马古道寻迹之一

 纳西茶路的记忆——茶马古道寻迹之二

 路的生命——茶马古道寻迹之三

茶之味

 开化龙顶

 宁红工夫

 君山银针

 普洱茶

 烘豆入茶

 西湖龙井

 品味龙井

 黄山毛峰

 潮汕工夫

 青砖茶赋

 祁门红茶

 蒙山名茶

 南路边茶

 九嶷香风

 庐山云雾

 碧潭飘雪

 霍山黄芽

 洞庭碧螺

 凤凰单枞

 关于《茶之趣》

茶之器

 紫砂陶壶（一）

 紫砂陶壶（二）

 岳州青瓷

 中国瓷都

后记

茶之史

晴窗话茶

我是喝茶的，每天早起，第一件事便是泡茶，然后才刷牙洗脸。洗漱之后并不立即吃早饭，而是先喝茶。据说饭前喝茶是不好的，但我无所谓，照喝不误。这习惯何时养成的已记不清楚，总之时间颇久了。20世纪90年代初，一个新分到单位的大学生问我：“你的生活有什么乐趣？”我说：“每天早晨烧开水，泡上茶，想到我又要喝茶了。”当时我家累繁重，终日忙碌，几无闲暇。年轻人敏锐，看见我这样，可能觉得我的生活毫无乐趣可言，故有此一问。当时也确实只有每天早晨喝茶时，才是我一天中内心最宁静的时刻。

我在淄博生活过很多年，那里茶风不盛，对茶则很重视。到别人家做客时总要换一身干净的衣服，说是换上喝茶的衣裳。对茶酒的评价则日：闲茶闷酒。我大约是受了那里的影响，至今以为，喝茶应在一天空闲的时候。但也不尽然，看令人头疼的理论书或为了给报纸赶稿子，手边也总放着一杯茶。现在的人忙，有闲暇的时候并不多，读书作文时，虽然喝茶，却不知茶味，习惯而已。

我父亲喝茶，但品味不高，喝的不过是茉莉花茶、珠兰大方之类。我喝茶并不是跟父亲学会的，而是在工厂。那时国营企业夏天发降温茶，每人一斤半。记不清好坏，推想也不会是什么好茶，反正谁也不当回事。早晨上班，抓一大把扔到大铁壶里，灌满开水，全班组的人都喝，有茶味就行。离开工厂，降温茶不发了，喝茶的习惯却留下了。我自己买茶的时候不多，大都是别人送的。我无职无权，来往的也都是平头百姓，送来的自然不会有名茶。

真正喝好茶是拍《中华茶苑》的时候。片子要拍50多集，我对茶的那点了解不足以应付，就到马连道茶城去体验生活。一位福建籍的茶店老板泡了各种铁观音给我喝，每一种都有一股浓郁的花香，我这才知道乌龙茶不用香花窨制便具有天然的花香。最后，他给我泡了一种，说不出是什么花的香气，仿佛春天走在山花烂漫的山野之间，一股大自然的清新之气扑面而来。他告诉我，这才是最好的铁观音。此人手掌粗大，是一位茶农，产茶期过了便到北京来卖茶。茶是村里乡亲们生产的。

从此我就爱喝乌龙茶了。但平时在家里不大喝，太麻烦。随手泡、茶船、紫砂壶，都有，但懒得摆布。偶尔与朋友一起去茶馆（现在北京多叫茶艺馆了），我多半会点一壶铁观音或冻顶乌龙。台湾产的冻顶乌龙色泽翠绿，滋味似乎比大陆产的乌龙茶更为清爽细腻。记得有一种叫东方美人，名字太艳，与茶意不合，但味道确实好。

乌龙茶有一大优点，适合茶艺表演。它耐高温，水不热，茶的香气就泡不出来。我在家里试过，用饮水机里的水泡极品铁观音，味道差不说，也没有那种香气。再加上有潮汕工夫茶的底子，烫壶、温杯、洗茶、分茶，程序繁多，所以适合表演。不像绿茶，一只玻璃杯，放上茶叶，冲上开水，完了，没法表演。

我对现在的所谓茶艺大多不感兴趣，做作。曾在拍回来的电视片素材中看到了所谓清代茶艺，让我很不舒服，说难听点，和跳大神差不多，而且那些莫名其妙的动作真是清朝的？还有那些动作的名称，洗茶不叫洗茶，叫接风洗尘，冲水不叫冲水，叫黄山瀑布。听上去似乎很雅，其实俗不可耐。我主编《中国茶文化》时，一律改成“烫杯”“投茶”“注水”，自然朴素，挺好。现在大陆的茶艺可能受日本茶道的影响，动作繁琐，而且程式化。日本茶道原是宋朝时从中国学去的，但已经和日本文化结合成了日本代表性的艺术。而作为一个岛国，其文化的特点是过于精致，我们大可不必照猫画虎。我以为中国的茶艺应该是随意的，和谐的，于从容不迫、挥洒自如之间就泡出一杯好茶，别人看了也不会觉得应该正襟危坐才对，尽可以口无遮拦，纵意而谈。（P3－5）

因宁静而清醒（序）

我写茶文是很偶然的。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一位老同事找到我，让我给电视台的一个茶文化专栏写脚本，我没怎么犹豫就同意了。这倒不是因为我对茶有多少了解，而是凭直觉感到这件事很有意思。

我喝茶的习惯起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在工厂当工人的时候。每到夏天，厂里发降温茶，大概是每人一斤。茶肯定好不了，所以谁也不拿着当回事。早晨一上班，随意抓一大把，扔到大白铁壶里，拎到水房灌上开水，全组的人都倒着喝，后来我离开了工厂，降温茶也没人发了，喝茶的习惯却留下了。不过也就是个习惯而已，真没觉得茶有什么特别的意味。

有一段时间，大概有十几年吧，我过得挺狼狈，不仅穷，还很忙乱，一天到晚有闲暇的时候很少。心情自然也不好。虽然已经活成这样了，我却仍然保持着喝茶的习惯。早晨起来，第一件事就烧水泡茶。奇怪的是，喝这碗早茶的时候，我平日里那种紧张压抑、烦躁的情绪莫名其妙地就消失了，觉得很从容，也很平静，但我不明白茶为什么会有如此神奇的作用。仔细想想，这大概就是我答应去写茶文化脚本内在的原因之一。

动手写脚本了，我才发现茶文化竟是一个非常宏大的题目，仅是相关文献资料就汗牛充栋。从古至今，居然有那么多人写过茶，研究过茶。茶还涉及到考古、植物、经济、文化、民俗等多个领域。我的这个写作过程，就变成了一个学习的过程。一年多下来，我写完了五十二集电视片的脚本，至于为此到底看了多少资料我也记不清楚。书店里能看到的相关的书，我差不多都翻阅过。

电视片播出了，据说反响还不错，还得了个电视台的年度栏目一等奖。可我学的那些东西也没用了，自己觉得有点可惜，就在学校里开了一门叫作中国茶文化的选修课。其实我开这门课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觉得大学生们活得也很紧张焦虑。懂点茶文化或许对他们有点帮助吧。选这门课的人不少，效果如何就不清楚了。

我为了准备这门课，还是下了点功夫的。讲课跟写电视片不同，你总得有点系统性，所以我就比较系统地读了茶文化的文献，书读得多了，自己也有了一点体会和心得，这些内容就写进了我主编的大学教材《中国茶文化》里。此外，应报纸、杂志之约，陆陆续续地写了一些以茶为题材的散文，有时候稿约太急，我就把电视片解说词改写成散文来还文债。这种文章是能看得出来的，因为解说词是读给人听的，写的时候就不得不用强烈一点的词语，这跟写给人看的文章是不同的。积日既久，文章就有了一些，但作为一本书，字数还是嫌少，于是我就又写了几篇读书随感。这就是本书的来历。

如果现在要我来回答茶为什么具有涤烦释燥的作用，我可以说是由于如下两点：  一是因为，茶的滋味是淡而丰富。陆羽说茶的味道是“啜苦咽甘”，这当然也是对的，只不过这是粗略的说法。其实这“苦”和“甘”在不同的茶中有细微但并非无关紧要的差别，正是这不同的“苦”和“甘”的组合决定了茶的品质的高下。

现在人们已经把茶叶的滋味区分得更加细致，在茶叶评审规定中，仅绿茶的滋味就有：浓烈、浓爽、浓厚、浓醇、浓鲜、鲜、鲜醇、清鲜、鲜淡、醇爽、醇和、平和等十几项，其实，即便是如此多的条目也不可能把茶的滋味涵盖净尽，其间细微的差别恐怕是语言难以描述的。

此外，茶还有作用于触觉的滑、润、涩等口感。虽然触觉并不是滋味，却并不是无关紧要的。蔡襄在《茶录》中就明确指出：“茶味主于甘滑”。

如果再加上茶的各种气味，茶就构成了一个丰富的味觉系统。但是所有这一切滋味、气味、触觉都不是强烈的，而是清淡的。茶的这一特点，天然地要求饮者持有一种平和的心境，唯有如此才能品觉到茶的美妙。这样一来，茶就与平静的心理状态形成了对应关系。所以赵估说茶具有“祛襟涤滞，致清导和”，“冲淡简洁，韵高致静”的作用。

茶的另一个特点，是令人头脑清醒，即古人所说的“令人少眠”。不过这种清醒只是生理上的，但中国人在长期饮茶的过程中，把这种清醒升华了，上升成为认识的清醒。即陆羽所说的“荡昏寐，饮之以茶。”这里的“昏寐”，即是生理的，更是认识的。皎然甚至说：“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其实茶的作用的这种升华，也和上一点有关。人在心平气和的时候，对人世间的是是非非，对个人的升沉荣辱总是看得比较客观，比较清楚。

茶的味淡而丰富，对应着心平气和的心境；茶令人头脑清醒，升华为认识的清醒。这样一来，茶就进人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成为了使人变得冲淡、平和、安静、理性的心灵的甘露，成为了调节人的精神状态的一种方式，即通过品味日常生活的寻常之美，觉解到一种从容的人生境界并使之成为自我修养的方式。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对于古人对饮茶的各个具体环节——例如水、火、器、人、环境等的精益求精的要求也就不难理解了。

喝茶成为了人的一种自我调节和身心的修养方式，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一种审美活动。它首先要求人处在一种安闲的状态之中。我们常常会认为闲是一种消极的人生状态，其实闲也是人生的切实需要之一，只不过我们常常把闲暇时光忽略掉了，或者使之粗陋化了。而在闲静状态下的饮茶，正是使闲暇变得丰富和充盈起来。喝茶时人关注的似乎是茶，其实是把茶当成载体，去体味蕴含其中的人生况味，去感悟自身更深的心灵。当此之时，人和外部的具体的琐细的现实生活是隔离的，进入到了纯粹的由感官而抵达内心的体验之中，它是心灵的沐浴，生命的超越。  周作人在《喝茶》一文中曾说：“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之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喝茶之后，再去继续修各人的胜业，无论为名为利，都无不可，但偶然的片刻优游乃正亦断不可少。”说的正是这个意思。“瓦屋纸窗”，“清泉绿茶”，“素雅的陶瓷茶具”，以及同饮的二三知己，都是在说明饮茶这种审美活动或艺术活动的条件。“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偶然的片刻的优游乃正亦断不可少”云云，则是说明闲对于人生之重要。而喝茶正是闲适的最佳表达方式。这是中国人的创造，也是中国文化精神与物质生活最完美的结合。

如此说来，喝茶似乎只属于神经敏感的文人或有钱有闲的富人，胼手胝足的劳动者似乎是不懂茶的，其实这只是所谓高贵者的偏见。我前几年曾去看望退休后住回乡下的师傅，他从方桌下的坛子里拿出一个塑料袋的包裹，解开了几层塑料袋之后，才看出里面是茶叶。他自我解释道：“别跑了味。”泡茶所用的是老式的提梁壶，但那茶叶确实因为包裹的严密而依然味道香浓。在我们山东乡下，客来敬茶是不可少的礼数，也是随意闲谈的道具。他们自己也是喝茶的，而且泡茶时是极为郑重其事的，因为这是他们辛劳生活中极为难得的享受。

据我有限的了解，现在喝茶的人好像越来越多了。其中的一些人是有意识地把喝茶当作一种减轻压力放松心情的手段的。我不知道我的这本书对他们是否有点意义。我觉得我就像一个业余的花匠，在被沥青、水泥和砖石覆盖住地面的城市里，找到了一小块裸露的土地，种上不值钱的野菊，当秋风萧瑟，草木凋零的时节，有人看到野菊不起眼的花瓣上阳光一般的金黄色，并因此感到一丝暖意，在我就是莫大的欣慰与幸福了。

徐晓村

2016年2月7日农历腊月二十九

改定于青岛

后记

这本书稿的校对，是在海南的一个小地方完成的。从我的窗户里望出去，就是大海和弯曲的海岸。二年前，海边还有一个小渔村，现在已经拆掉了，只剩下一片废墟。虽然这事与我无关，内心却总是有点歉然，也有一点遗憾。村庄没有了，村庄所代表的生活方式自然也就随之消失了。至少在我看来，乡下的生活自然不是田园牧歌，但总不会像城市里那样匆忙促迫。

前几年，我乘长途汽车回故乡去，路边的山坡下有一所中学，高大浓绿的白杨树，一排排整齐的平房，空旷的操场上撒满阳光，其时正是暑假，校园里空无一人。这所山谷中的寂静的中学，似乎唤起了我的某种回忆，却又想不起到底是什么，只是被它深深地感动着。也许，是因为我在城市生活得太久，在现实中已经很久没有见过这样的自然而宁寂的美了。它与自然融为一体，却又在朴素中显露着温雅。它所拥有的气质，是任何风景名胜所不可比拟的。它就是生活，同时也是美。

我一次次地逃离我所居住的城市，却又一次次地失望而归。我找不到一片温馨莹润的风景，让自己的心灵感到安稳。

也许佛家所说的境由心生是对的。哲学史家冯友兰，“文革”中常常站在凳子上接受一群中学生的批斗。事后有人问起他当时的心境，他答日：默念“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禅宗六祖这段著名的偈子我是知道的，却从不相信有如此静定的力量。这大概只有哲学家或僧侣才做得到吧。

我没有此等人生境界，只是很庆幸地找到了茶，书中各文虽然绝少提及我的人生经历和内心体验，却又无一不与此息息相关。另一方面，我也相信，茶对于人生的困境而言，作用是有限的。它终究没有宗教、哲学那般深邃广大，并不足以成为安身立命之所。或许对于我们凡庸的人生来说，它可以说是一个提醒。

我至今不会用电脑写作，这不是故作姿态，实在只是习惯而已。

本书的大部分原稿，都是由责任编辑张玉输入电脑，并建议我出版的。因为对文章的质量缺乏自信，此事拖延了几年。如果没有她的催促，我很可能不会同意出版此书。

老朋友张苏明对本书中的个别篇章提出了中肯的修改意见，没有她直言不讳的批评，这本书可能会更加的粗陋。

本书写作过程中还得到了我的学生张早早，以及无法一一提及的诸多友人和学生的帮助。一并于此谢之。

2016年3月25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