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愿成枣花
二十多年前，一部名叫《篱笆·女人和狗》的电视剧风靡全国。剧中人枣花在农村受尽折磨，最终顽强地赢了命运，走了出来。
在电视剧播出后不久，受到枣花鼓舞的陕西农民刘清菊，把5岁的儿子留在老家，只身北上。她觉得自己要是继续在农村待下去，也会变成枣花。
在随后的二十多年里，刘清菊一直在北京打拼，从青年到中年。她进过拘留所，上过法庭，还离过婚。她无数次想要回家乡，但还是选择在这座给过她无数喜怒哀乐的城市中挣扎。
然而即使挣扎，刘清菊也不愿意让自己活得干瘪无趣。她爱学习爱思考，慢慢地，在时代大潮的涌动下，她的“北漂”生活不再仅仅为生存而打拼，而是变得越来越有趣和鲜亮，如同陈年的米酒，溢出了芳香。
被当盲流抓
九五、九六年（1995年、1996年）那两年，不知道怎么回事，人特别没有活路似的，特别挣不到钱。家里3亩田，一年到头才挣500块钱，连袜子都买不回来穿。孩子的36块钱学费我也拿不出来，在家，就是等死。刘清菊刚到北京寻出路时，才28岁。
人家说我最多25岁，一晃就老了，时间过得特别快。如今的她这样感慨。
刚到北京，工作不好找，看个厕所都要中专毕业、一米六以上。我好不容易才找到在饭店刷碗、做保洁的活儿。那时外地人被歧视，我们就跟过街老鼠似的。城里人把我们说成“站在街边数汽车”的人，因为找不到工作，也没地方吃饭睡觉，就是可怜。
有—段时间抓盲流，吓得哟，外面打个公用电话都被抓。我身边的每一个人都被抓过，包括我自己。抓了关起来，要钱，50块一天。我那时一天才挣10块。我被关了3天，朋友们把我弄出来了，交了150块。我不知道我被关在了哪里，那是个有3层院子的地方。当时是冬天，外面雪下得好大。那段时间，刘清菊还照顾过小孩。
去的时候，孩子啥都不会，走的时候，孩子又会说话又会走路。
说到这里，她一脸的欢喜。
在老家，刘清菊学习好，虽然当时农村户口在城市户口之后录取，且分数线更高，她还是考上了县城的三所高中之一。她和丈夫也是在那时认识的。
他家离县城近，我家远。结了婚，因为我家穷，他家人看不起我，觉得我是深山里的，他家姊妹也多，不好相处，对我也不好。丈夫老打我，娘家家里又不团结，我没办法，也没地方去，就出来打工了。在老家没有活路。
就这样，刘清菊做出了只身北上的决定。因为有着高中文化，她想问题想得更远，而且非常关注家乡女性的命运。 高中毕业出来，只有种地，收入微薄。可再往上推，我姐姐她们那一代，不是更难活吗？我眼睁睁看着比我大上五六岁的几个姑娘被逼死。你说现在的社会，至于吗？那时候社会制度不自由，现在社会多好，我特满足。
那时有些人是被拐卖的，有些人却是自己想走。我嫂子就被拐卖到河北去了，可我觉得她自己也想走。我哥哥不是人，老打人家，把人家说得一文不值。当时没地方去呀，不去跳塘她干吗去啊？现在好歹可以出来打工。P4－6
从佣人到小保姆，从家政工到月嫂、养老护理员、小时工……她们称谓的变化，也折射着时代的变化。历史如果没有这些具体的人和故事，它还是历史吗？走进她们，倾听她们。
——北京打工姝之家创办人谢丽华
一群可爱的家政姐妹，在经历了下岗或丧失土地的严峻考验下，用自己的坚强，再次诠释了“女人可以做强者”。
——西安家政工工会主席王葳
衷心感谢这15位愿意分享自己生命故事的家政女工，从中我们不仅可感知到这群姐妹的喜乐忧愁、诉求愿望，更可看见姐妹们拥有的力量，祝愿所有家政女工姐妹健康快乐每一天！
——济南槐荫积成社区社会服务中心理事唐斌尧
时光匆匆，一转眼，距离最初决定做这部口述史的时间，竟已有两年。一年做访谈，一年磨文字，最终以书稿的形式呈现其中的精华部分。
两年间，大姐们的生活都发生了许多变化。磨文字的这一年，与大姐们疏于联络，不知刘清菊大姐的古筝学得怎样了，也不知刘红梅大姐的身体现在如何。
但我知道，她们就像地丁花，不显眼，却美丽，会开心，也会悲伤。无论面对怎样的环境，她们都能顽强生存。这是一股生命的力量。
两年间，我身边的不少朋友、同事也开始与家政行业的人员发生更为广泛的直接联系，如与月嫂、保洁、钟点工、老年陪护、医院护工……
家政行业各式各样的称谓越来越频繁地从大家嘴里吐出，随之而来的有赞扬、挑剔、欢喜、厌恶、尊重、鄙视……在私人领域的互动中，越多依靠，就越多情绪，人的本性显露无遗。对家政从业者与雇主而言，矛盾的处理需要双方的情商与善良。
无可厚非，雇主有善有恶，家政工也有勤勉有懒惰，因此，学会互相尊重，同时给予弱势的一方更多理解，成为极其重要的一环。更何况，中国社会的服务业正在产业结构调整的转型大潮中急速发展。
如何更好地接受服务，与如何更好地服务，同样重要。
抛开偶见报端的极端案例，家政工群体是一个值得社会关注和尊重的群体。关注是因其日益增长的绝对重要性，尊重在于这些大姐独撑两个甚至更多家庭的勇气和力量。
她们给予社会大发展的支持或许微小，给予每一个家庭的支持却是巨大的。
“没有阿姨，我这个家撑不下去，”一位好友曾对我说。虽然直到阿姨离开她都没有和阿姨达成很顺畅的互动，但她坦承，阿姨已经成为家庭中不可或缺的一员，她们之间有感情。
对，是“阿姨”，不再是“保姆”，更不再是那个古老的称谓——佣人。称谓的变化，表明家政工逐步得到认可与尊重。而这，不也是我们这个社会的进步吗？
尽管家政行业的立法与规范尚在路上，职业技能培训也仍在摸索中，家政工对市场需求的满足也还是有些捉襟见肘。然而，只要走在进步的路上，哪怕缓慢，也是一件令人欣喜的事情。
希望这本书能够成为这个也许漫长的过程中一滴微小的水。
希望这本书的读者，他日若为雇主，能从中受益，与家中大姐或阿姨相处得更加开心。
希望接受过我访谈的所有家政大姐幸福、健康、快乐、平安。希望她们言语中的好雇主也同样拥有更美好的人生。
最后，感谢本书采写过程中给予我帮助、理解和支持的每一位朋友。乐施会的鲁梅花、北京打工妹之家的阎成梅、北京农家女居家养老服务社的方为芳、济南槐荫积成社区社会服务中心社的田秋菊和李晓楠、西安家政工工会的王葳、北京城边村网站的段慧君以及出版社的各位朋友。
特别鞠躬感谢乐施会林虹及最初将此重任交予我的朋友陈韦帆。
高欣
2015年12月8日于北京
序言Ⅰ
有什么色彩的天空就有什么样的湖水。站在洱海边读高欣的《怒放的地丁花——家政工口述史》，我想起了自从舅舅去世后，北漂从事家政工作的舅母。
活着不容易是大多数家政工人的切肤之感。谁能帮帮“想爬起来，又被一棍子打倒”的刘红梅？王月娥需要照顾4位老人，她背负的是一座生活泰山。“为了儿女”是多数苦难的家政大姐活下去的理由。山东大涧沟村走出来的林凤刻画了中国千千万万个从农民转变为家政工人的形象。家政工这个群体虽然弱小，但揭示了当代中国农村的难题。刘亚红“能干就干，至于干多久，我也不知道”的无奈是多少家政工人的内心写照。
“不愿成枣花”是中国特定时期偏远农村妇女抗争的深深呐喊。刘清菊在乡下所处的困境恰如我那些年在乡下任教时的处境。从1990年每月45元工资到1997年我离开时每月280元工资的变化，彰显的不是我们这个社会的进步，而是那时中国城市和乡村的巨大差距。即使在工资最高的1997年，我每月在食堂吃饭也需150元左右。一年到头来我的工资所剩无几。为了到重庆参加研究生复试，我羞涩地向多人求助后才借到50元路费。那时中国乡村的绝大多数农民和底层教师一年到头无发展自身之经济本钱，无赡养老人之经济能力，无抚养孩子成长之经济实力。对于女人来说，找个“城里人嫁了”，甚至找个“城边上的开三轮车的人嫁了”都是她们的选择。“在家就是等死”是那时大多数底层人的绝命符。
家政工作是一门内含心理学知识的艺术性工作。梁芸与张教授如同父女般的情谊在于梁芸的交往艺术，了解雇主和被照护对象的心理是梁芸做好家政工的钥匙。不过，王月娥的经历折射出中国时下雇主和家政工人彼此的心理距离感。信用缺失是我们这个社会交往成本不断增加的根本原因。但是，社会中的个体往往能在一定范围内改变不良的社会心态。王月娥有唱戏剧的爱好，其所照护的老人心情开朗；刘玉红因懂英语而和雇主家建立了持久的感情。尽管没有文化是高青大姐的遗憾，但她拥有我们这个社会最为宝贵的财富——诚信，于是她从家政服务员成为家政公司老板。
家政工人应该有尊严。家政工作的体面性需要家政工人自己书写。即使“赢了官司输了钱”，家政工人也不能放弃自己的权利。梁芸“你叫我跳楼也跳楼吗”的反问或许就是自我尊严意识的潜在体现。刘玉红领悟到“机会总是给有准备的人”的道理，她的英语基础为她谋得了一份好工作，而梁芸之“以心换心”的认知则是她同雇主相处融洽的法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句话几千年来一直教导着的中国人。高青大姐在不知不觉中运用了中国哲学理论指导自己平凡的家政工作。而刘玉红那种“丢自己的脸，丢中国人的脸”的责任感，又是何等的高尚！平凡的刘玉红因此显得特别伟大。
尊严需要有丰富的权利内涵。这是一个为权利呐喊的时代。而权利本身需要权利者自身去认知并用行动加以捍卫。安翠萍、韩玉芳“宁愿这活儿不干了，也要先保护好自己”的权利意识大写了家政工人体面劳动的真正内涵。对于权利的挚爱是社会群体得以被尊敬的前提，也是家政工获得雇主尊重的最好触发器。显然，家政工的体面性社会认知需要家政工人自身认同。只有这个群体自身认同了，社会才能认同。
刘亚红的艰辛也许是这个社会绝大多数人无法体会的。她的无助也恰恰反映了中国社会需要更多的社会组织。社会组织可以将一缕缕阳光送到被人们忽视、政府缺位的角落，让刘亚红多少对生活有个盼头。历史表明，群体的尊严往往依赖于该群体的凝聚力。人的社会性决定了其参与特定组织的重要性。无论是北京的地丁花剧社，还是西安的家政工工会，抑或是济南槐荫积成社区社会服务中心社，均是当下中国社会组织的新生力量。“我碰到难处了，大家就一起帮我”，韩玉芳的话显示了组织的重要性。王葳大姐通过多年努力将工会办成家政姐妹们的家，为家政工人撑起了一片天空。在这个家里，每一位受苦受难的家政工人都绘出她们人生的一片云彩。然而，由于无法像企业工会那样有较充足的会费作为组织经费，西安家政工工会在缺乏资源之下到底能走多远仍然是个未知数。
“人在遇到大难时，才能很清晰地去感触周围的一切”，梁芸对人生的解读诠释着我们人生存在诸多不如意。人这一辈子，需要阳光，需要彼此的尊重，需要在困苦时的那句“丫头啊，你别哭了，如果你想孩子，你就把孩子弄来”的安慰。但恰如刘清菊所认知的“了解自己，知道自己的能力；同时也了解社会，知道自己的位置”则更为重要。平凡的刘清菊因此不再普通。这一哲理不会因人的阶级、阶层的差异而有所不同。人对自己的认知过程有时缓慢，有时竟然那么长。从2007年到2014年，张惠兰用了七年的时间才首次讲出自己到北京后的第一份家政工作。然而，一旦跨出第一步，那份自信就意味着一个新的个体以及个体新的人生的开始。这也是一种社会哲学。作为大城市的陌生人，如张惠兰那样的群体还没有职业化意识，但还没有生长在职业化环境中的劳动者却在不断地改变这个社会，同时改变自己的人生。
经历多少困苦才可以涅槃重生？五百年的轮回不易。“唐僧有九九八十一难，我这也该好了”，李雪华在苦难中的期待和自我安慰也许是社会中最坚毅性格的写照。这恰如我作为乡镇中学教师那时的心理一样。这一群体的创伤性记忆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发展历史的一部分。曾经的幼稚、年轻、虚弱不见了，年长、睿智、勇敢呈现新一代的家政工人面貌。随着中国社会改革的不断深入，众多的关于家政工的政策使关注的目光投射到了家政工人身上，他们昔日“站在街边数汽车”的群体模样早已变了样。
当中国的“银发浪潮”扑面而来后，众多国民是否能安享晚年？高青大姐服务的雇主给她的那种“比他闺女都强”的评价表明了传统的家庭养老的局限性。因养老保险太贵，林凤放弃了自己的未来。对于不看好自己儿子的林凤而言，对自己年老后的担忧是否意味着子女养老对于中国人来说已经渐行渐远。刘红梅有一个懂事的儿子那才是人生最大的幸福。
生活再艰难，也应有光亮。学习古筝的刘清菊的巨大变化折射出现代家政工人的春天形象。这一形象已被国际劳工组织《家政工人权利保护公约》的相关条文定位。山东的高青大姐那种“要努力学习，摸索和积累经验”的认识并不是每个家政工人都能达到的。张凤兰的成长观是自我认知的体现。“走出来，就是成长”，这是人生成长的哲学。这一要求已经不是一个普通人的要求，甚至超越了许多社会精英。
“一个公司怎样对待员工，应该有个标准；可成千上万个家庭需要的家政工，却没有一个给他们规定和标准的条例。”张凤兰的话揭示了当下中国家政行业法治缺位的弊端。2009年12月，我参加了在北京安徽大厦召开的家政工人国际研讨会，来自陕西的家政工韩淑君说：“期待在专家学者及社会各界人士的推动下，政府能制定出维护家政工合法权益的法律法规。”五年过去了，韩淑君的期待仍在路上。在北京做家政的舅母现在还好吗？懂英语的刘玉红想出国的愿望一定能实现吧？
胡大武
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
重庆市劳动人事仲裁委员会委员
国际劳动法学者研究联盟（LLRN）会员，
咨询委员会委员
2015年8月于重庆
当家政工人越来越成为城市家庭正常运转不可或缺的一股柔韧力量时，家政行业随之成为“朝阳产业”，但家政工人群体仍因带着几分神秘而被猜疑。真正的家政工人，尤其是家政女工，究竟是怎样的一群人？她们是如何看待家政工作，又是如何以一己之力撑起雇主和自己的两个家庭？在高欣编著的《怒放的地丁花（家政工口述史）》中，来自全国三地的家政女工为您讲述自己的故事，揭开家政工的神秘，解开人们的猜疑，呈现真实的家政人生。
中国的家政工群体正日益成为城市大机器运转中必不可少的一个后勤环节。然而眼下，这一群体的生存现状与法律困境依然问题多多。家政工作从业者多为农村或城郊中青年妇女，她们实际上是在以一己之力抗起自己和雇主两个家。高欣编著的《怒放的地丁花（家政工口述史）》选取了北京、山东济南、陕西西安三地共15位家政工大姐的故事（或自述），希望通过这冰山一角，使得读者能够了解到家政大姐们的喜怒哀乐与从业体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