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是我国现代史上具有转折点意义的重大事件。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兵谏，扣留了督战“剿共”的蒋介石及其随行的重要官员，逼迫蒋介石联共抗日，是为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李义彬编著的《西安事变史略/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学者文库》依托详实的历史资料，对西安事变的方方面面进行了详细的剖析，力图为读者呈现真实、全面的西安事变。

李义彬编著的《西安事变史略/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学者文库》紧紧围绕西安事变这一重要历史事件，以时间为线索，较为详细地介绍了西安事变爆发的背景、经过、处理过程以及其中各方的矛盾和态度、事变的影响等。本书依托详实的历史资料，对西安事变的方方面面进行了详细的剖析，力图为读者呈现真实、全面的西安事变。

引言

第一章 东北易帜

 一 主政东北

 二 东北易帜

第二章 “不抵抗将军”

 一 东北沦亡

 二 下野赴欧

第三章 走联共抗日道路

 一 随蒋“剿共”

 二 损兵折将

第四章 崛起西北

 一 从“刀客”到革命

 二 参加北伐

 三 离冯附蒋

 四 蒋、杨矛盾

第五章 “三位一体”

 一 另寻出路

 二 从对抗走向联合

 三 洛川密谈

 四 刘鼎来西安

 五 延安会谈

 六 合作的开端

 七 中共争取杨虎城

 八 张、杨改善关系

 九 开创新局面

第六章 矛盾激化

 一 准备抗日

 二 《活路》事件

 三 “艳晚”事件

 四 继续“剿共”

第七章 临潼“兵谏”

 一 事变导火线

 二 “兵谏”前夜

 三 骊山捉蒋

 四 古城枪声

 五 内部分化

第八章 扣蒋之后

 一 发表通电

 二 军政变革

 三 迎击“讨逆军”的部署

 四 古都新貌

 五 被扣押的蒋介石

第九章 举国震惊

 一 南京分化

 二 “讨逆”恶浪

 三 和平救蒋

 四 地方实力派的态度

 五 民众的反应

第十章 震动世界

 一 苏联的态度

 二 西方国家的态度

 三 日本的态度

第十一章 中共的和平方针

 一 短暂的曲折

 二 正确的决策

 三 支持与帮助

第十二章 谈判与释蒋

 一 张、杨的诚意

 二 端纳西安之行

 三 蒋鼎文送手令

 四 宋氏兄妹到陕

 五 周恩来的调解活动

 六 谈判与释蒋

第十三章 张学良被扣

 一 “军法审判”

 二 甲乙两案

 三 潼关谈判

 四 “二二”事件

第十四章 国共再次合作

 一 从秘密接触到正式谈判

 二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

 三 西安谈判

 四 杭州谈判

 五 中央考察团在陕甘

 六 庐山谈判

 七 南京谈判

 八 全民受惠国共双赢

后记

第一章东北易帜

一 主政东北

1928年前，张学良和蒋介石还处于敌对状态。蒋介石是国民党新军阀的代表，在英美帝国主义和江浙财团支持下，背叛了孙中山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四一二政变后，在南京建立起与武汉国民政府相对立的政权。奉系军阀当时除控制东北、华北外，其势力范围一度扩展到江浙一带。1928年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北伐，主要是剑指当时势力最强的奉系军阀。

豪门出身的张学良，辽宁海城人，1901年出生，是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的长子。他从小接受封建传统思想熏陶，成年后又受到资产阶级思想影响。1919年7月东北讲武堂毕业后，任奉天督军署营长，不久升任卫队旅团长，后又升任东三省巡阅使卫队旅旅长。不到一年时间，军阶由少校升至上校。1920年11月，晋升陆军少将。1922年3月，张作霖派兵人关，挑起第一次直奉战争。张学良在这次战争中开始崭露头角。他担任奉军东路第二梯队司令，在讲武堂读书时的战术教官郭松龄任副司令，指挥三、八旅及第四混成旅作战。当奉军败退时，他们率部退至山海关，顽强阻击追击的直军，遏止了直军的攻势，迫使双方停战议和。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张学良任东三省陆军整理处参谋长，在郭松龄辅佐下整军经武。他们着力培养中下级军官，提高其军事素质；人事任免，坚持以学术能力、战功为准，逐步清除托人情、钻门路的恶习；实行军需独立，完善后勤制度；废除打骂士兵陋习；对士兵严格训练，强调实用。在东北地区雄厚经济实力的支撑下，经过两年整顿，奉军统一了编制，统一了制度，开始走向正规化，战斗力有了明显提高。此时，奉军号称拥兵30万，其中步兵旅27个，骑兵旅5个，还有成团建制的炮兵。此外，奉军还组建了国内堪称一流的空军和海军部队，1924年从国外购买了120架新式飞机。

1924年9月，张作霖为争夺北京政权，再次派兵人关，发动第二次直奉战争。作为奉军第三军军长的张学良，指挥一、三联军共6万人，从正面进攻山海关直军主力部队。正当直奉激烈交战时，直军第三路总司令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吴佩孚率少数部队Iil援北京，奉军乘机经热河、冷口，占领滦州，切断直军退路，促使直军动摇。吴佩孚见败局已定，遂由天津乘船南逃。

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奉系入主北京。张学良被任命为京榆驻军司令，所部驻北京至山海关一线。1925年4月，张任升陆军中将；同年10月，被任命为第三军团长，辖3个军，7万余人，是奉军的主力。

1926年7月，蒋介石统帅的国民革命军从广东出师北伐，迅速攻占湖南、江西两省，击溃了吴佩孚、孙传芳的主力。奉系军阀张作霖纠集和联合其他各派军阀抵抗国民革命军北伐。1926年11月，张作霖任安国军总司令，发表“讨赤”宣言，与北伐军作战。1927年2月，张学良等率奉军6个军进入河南，伺机进攻武汉。4月12日蒋介石‘‘清党”反共，背叛革命，宁汉分裂，武汉国民政府仍举着革命旗帜，继续北伐。在豫南地区，北伐军与奉军交火，结果北伐军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奉军撤退至黄河以北。

冯玉祥、阎锡山投蒋后，蒋介石发动第二次北伐。张作霖派张宗昌、褚玉璞守护津浦路，抵御蒋介石的进攻；派张学良、杨宇霆负责西线，展开对冯玉祥、阎锡山的进攻。5月1日，蒋介石占领济南。5月3日，日本制造济南惨案，屠杀中国军民5000人，阻止蒋介石北伐。

济南惨案前后，南北双方密使往还，讨论奉方和平退回关外，蒋军和平接收京津地区。开始，张作霖不愿和平交出京津地区，在张学良、杨宇霆的劝说、促进下，张作霖终于同意退出关内。1928年6月3日他乘火车离开北平，当次日火车行至沈阳郊区皇姑屯时，被日本关东军埋设的炸药炸死。日本之所以要把张作霖置于死地，是因为他对日本并不是百依百顺，言听计从。日本炸死张作霖，想换一个完全听从他们摆布的新傀儡。

皇姑屯事件发生时，张学良正在北京处理撤军等善后事宜。惊悉其父张作霖在皇姑屯遭遇日军谋害后，力持镇静，5日赶到滦州，将军务交给杨宇霆。为避免其父亲的悲剧重演，他化装成普通士兵，随同卫队营于17日回到奉天。

对张作霖的逝世，东北当局一开始采取严格保密措施，直到张学良返回奉天，才公开宣布这一消息。7月2日，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议会联合召开大会，推举张学良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奉天省保安司令。27岁的张学良继承父业，开始主政东北。

二东北易帜

张学良在以张作相为首的奉系元老的鼎力扶持下，顺理成章地实现了子承父业，登上了“东北王”的宝座。但他的“仕途”并不平坦。如何处理同南京和日本的关系，是归顺南京，实现国家统一，依靠全国之力来抵抗日本的侵略；还是投靠日本，卖国求荣?摆在张学良面前的这两条道路必须由他做出选择，可以说这是对他政治生涯的第一个考验。当时日本帝国主义极欲扩张在东北的权益，甚至要把满蒙从中国分离出去，使它像朝鲜一样成为日本的附属国。张学良是一位具有爱国思想的青年将军，不愿做日本的傀儡。如今又结下杀父之仇，他对日本人更加不满。家仇国难集于一身的张学良清楚，对外单靠奉军力量无法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对内也没有实力与南京对抗，奉军只有40万人，而南京军队号称百万，且得到英美等国支持。权衡利弊，面对现实，张学良极力主张国家统一，把东北置于南京国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之下。1928年6月，奉军退出华北后，蒋介石和平接收了京津地区。不久，新疆宣告易帜。此时，除东北还在挂象征着北洋军阀统治的五色旗外，全国都已挂起南京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7月1日，张学良致电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等，表示他愿顺从民意，不妨碍国家的统一，表示可派代表去北平谈判。P4-7

在这里，主要向读者交代一下我参与西安事变研究的大体经过和出版《西安事变史略》的缘由。应该说，我接触这个课题较早，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屈指算来已逾半个世纪了。我1958年从吉林大学历史系毕业，留校任教，系里准备让我讲授中国现代史，以前只讲中国革命史，现代史还是一门新课程，系里基础较差，便派我到当时高教部所属的《中国新民主革命通史》编写组学习进修。这个编写组驻北京东城区东厂胡同一号近代史研究所，由李新同志主持。从1961年到1964年暑假，我在这里待了整整三年。此间，参加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主要是跟李新、彭明同志进修学习。那时，全国政协根据周恩来总理指示，刚刚设立专门的领导机构和办公室，征集有关西安事变的资料，发动和组织西安事变参与者以他们的亲历亲闻来撰写回忆录。李新同志常常应邀参加他们的会议，他回来后及时向我们透露有关内容，我们也能及时看到政协打印的有关西安事变的资料。中国近代史上这个突发事件及其对历史进程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吸引我对这个专题的注意，并产生了深入学习、探讨的兴趣。但是真正深人、系统地研究这个课题，还是在20年之后。“文革”结束后不久，我调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工作。当20世纪80年代李新同志主持并与陈铁健共同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时，分工让我撰写有关西安事变初稿，我欣然接受了这项任务。

为了保证这部12卷本学术专著的质量，我开始对这个历史事件进行全面深入的探讨，广泛地搜集和占有第一手资料，用了很长时间，花费不少精力。海峡两岸出版、发表的相关回忆录、资料汇编，当年报刊发表的消息评论，我都尽量搜集、阅读，还到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查找南京政府的相关档案。在这里看到了南京政府驻苏大使蒋廷黻与苏方交涉的大量原始档案。特别是他当时与南京往返的大量电报。1989年利用去苏联进行学术访问的机会，同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的同行就苏联对西安事变的态度这个问题进行了切磋、交流，并搜集了一些资料。1996年，趁去美国明州探亲机会，到明尼苏达大学东亚图书馆查找并复印台湾出版的有关西安事变资料。这部书稿，可以说是凝聚了许多学者的辛劳和汗水。本研究室的陈铁健、王士花在访日期间，到日本外务省档案馆，帮助查找并复印有关档案资料。李玉贞帮助将本所图书馆收藏的俄文版《苏联对外政策文件汇编》中有关内容译成中文。本所已故的周天度，在他生前最后一段时间，利用在美国居住的便利，到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查阅《蒋介石日记》。全文抄录有关西安事变的部分，提供给我使用。我的大学同窗、好友申晨星是专门讲授世界近代史的教授，曾在俄罗斯大学做访问学者。当他得知我需要苏联30年代有关资料时，从长春给我寄来两大本有关的资料。对这些同志的慷慨协助，表示衷心感谢!在这里，还要对中央档案馆的协助，表达最诚挚的感谢!在20世纪80年代，我们撰写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是院、所的重点项目，为了保证这部书写得真实、准确和生动，经申请，一些撰稿人获准到中央档案馆查阅原始档案。正是由于他们的协助，通过查档，我对很多问题有了更加真实、全面也可以说是权威性的了解和掌握。

通过本研究室同志们(包括李义彬、唐宝林、陈铁健、包凌云、刘树发)共同努力，我们负责撰写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长编》第6卷《从内战到抗战》(1935～1937)终于完成，经主编审定后，于1995年7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随后，我又应邀参加了《中华民国史》第8卷的撰写工作，仍然分工撰写有关西安事变的部分。

1993年退休后，没有了集体项目的重担，我便在过去多年研究的基础上，撰写了一部有关西安事变史的专著，以迎接即将到来的西安事变60周年。那时，学术著作市场不景气，出版遇到困难。由于与上海人民出版社有多年合作关系，他们欣然答应出版这本书，而且分文不收。那时张学良重获自由不久，社会上的张学良热方兴未艾。为适应这种情况，上海人民出版社同志建议，书名定为《震惊世界的一幕——张学良与西安事变》。1998年3月第一次印了5000册，半年后又加印了3000册。

时光流逝，该书出版近20年了。这期间，西安事变研究不断取得进展，一些重量级的珍贵资料相继面世。《蒋介石日记》的开放，对西安事变研究来说，虽然没提供什么“重磅炸弹”，主要是印证了现有的研究成果，但也补充了一些资料。《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的发表，引起学界关注，因为它是国民党方面的资料，第一次承认蒋介石是由于接受了张、杨的救国主张，口头答应停止“剿共”“共同抗日”的条件才获释的，不像蒋在《西安半月记》中说的那样是因他的“伟大人格”感召了张、杨。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组织，黄修荣同志牵头引进、翻译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的出版，使我们不仅对中共中央关于应对西安事变的决策有了更深人全面的认识，而且还清楚了这些决策的来龙去脉。海内外也出版了一些有分量的牵涉西安事变的专著，如郭德宏编的《王明年谱》发表了王明妻子孟庆树根据王明谈话整理的《王明传记与回忆》，第一次披露了斯大林在西安事变爆发第一时间对中共如何应对西安事变所做的指示。而且，西安事变80周年纪念日离我们越来越近。

上述情况激励和鞭策我对旧作做一次修改、补充，为对这个历史事件感兴趣的读者提供一个更真实、准确的文本。我虽已年届耄耋，体衰多病，但在朋友们的热情鼓励和家人的大力支持下，奋战一年，完成了修订工作。这次修订，主要是修正了已发现的错讹；吸收和补充了学术界的最新研究成果和新面世的珍贵资料；在全书最后加写了一小节“全民受惠、国共双赢”，针对西安事变研究中的两个问题谈谈我的看法，与大家共同探讨。为了使书名与内容更相符，将书名改为《西安事变史略》，也因此相应增加了西安事变另一“主角”杨虎城的相关内容，使西安事变两个“主角”张、杨在书中的篇幅更近合理。

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科研基金资助本书出版。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徐思彦和责编同志为本书的出版劳心费力。尤其我是一个“电脑盲”，不会用电脑打字，所有书稿都是一笔一画用手写出来，错别字、漏字时有出现，给他们的审读、编辑工作增添了许多麻烦，特此向他们表示歉意和感谢。

我虽做了努力，但水平有限，错误和欠妥之处仍难免，恳请读者和同行批评指正。

李义彬

2016年2月

于京东温榆河畔·优山美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