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画笔与文学的美妙邂逅， 一份从诙谐叙事中窥见处世哲学的心灵独白。艾伟著的《河边的战争》是“自说自画丛书”中的一本。这是一套关于作家的成长故事与生活感悟的原创散文随笔，并配有作家自己创作的绘画作品。追求可读性、趣味性和艺术性。内容积极向上，充满正能量和励志精神。《河边的战争》讲述作者的成长经历与人生感悟。

荆歌、 林那北、 海男、 王祥夫、 郑彦英、 葛水平、 艾伟、 关仁山、冯秋子、徐小斌，他们用写小说、诗歌的钢笔圈下大片江山后，用水墨颜料再次打开了创作的大门。或用毛笔渲染收藏史，或用油彩涂抹流逝的光阴，或用漆画给屋角的植物造像……文如其人，画亦如其人。艾伟著的《河边的战争》随想式的心灵独白，是对人生与光阴的静心感悟；匠心独具的画作，是邂逅另一种生活方式后的倾心表白。他们用文字守护心灵的一方净土，用色彩记录每一处生活的哲学。人生永远隐藏着精彩，请不妨想象另一种可能。

序：作家中的作家／李洱

河边的战争

一一童年时期的激情、审美和创造

暗自成长

一一与电影有关的往事

七种颜色的玻璃弹子

油菜花开

后记

回忆童年往事，我总会想起“战争”这个词。事实上我不可能经历战争，相反整个20世纪70年代在我的印象里似乎显得十分安静，有那么一种神秘的气息，我们沐浴在领袖的光辉与思想之中。同所有乡下孩子一样，我被晒得乌黑发亮、油光可鉴，像非洲丛林里的黑人。那时我们不可能有现在孩子们常玩的变形金刚或奧特曼，对付寂寞的乡村生活的方法之一就是想象或谈论一下逝去的战争或未来的核大战。

对军人和英雄的崇拜贯穿我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学校里有时候会请参加过解放战争或抗美援朝战争的退伍军人来为我们做报告。即使台上做报告的人十分矮小、丑陋或伤残，毫无英武之气，但在我们眼里，他们无一例外地变得高大伟岸，我们会毫不吝啬地给予热烈的掌声。

那时候，我们迷恋于战争电影。《南征北战》《打击侵略者》《渡江侦察记》等几部战争影片，我们可以说是百看不厌。

最让我着迷的是《回故乡之路》。这是一部越南影片，现在我已记不清具体内容了，只记得有个小伙子在回故乡的路上遇到一群美国轰炸机，他就钻进废弃的弹壳里面躲避天上掉下来的像雨一样的炸弹。多么的大无畏啊!多么的乐观!我甚至能想象出弹壳里硝烟的味道了。同时我深深为自己没赶上大时代而悲哀，和平年代总是风平浪静，生活一成不变。

尚武的风气改造了我们的审美，那时我们认为世上最美的事物就是武器。我们都喜欢谈论最新式的军事装备，当然这些装备大都是道听途说，加入了我们的想象和创造。最近的一次战争是中苏珍宝岛战役，因此我们都喜欢谈论这次战争中我军的英勇善战。一个比我们年长的高年级的孩子不知从哪里搞来了苏式武器的图片，他内行地告诉我们，苏式武器比如战机和坦克都用“T”这个字母开头，他说这个字读“图”。虽然这些武器都是苏联的，但我们还是认为这是全世界最美的图片。当时，孩子们中间流行自制火药手枪，在黑夜中打一枪，会在天空划出一条火舌。我当然也拥有一把。这把枪是我自己做的。为了找到用来制作手枪的铜管和铁件，我几乎翻遍了离我们村有七公里之远的小城边上的废弃的金属堆。我的手被扎得伤痕累累。

军服成了世上最美的服饰。我的邻居就是军入之家，他们的两个儿子都参军去了。他们家的门框上有两块“卫国光荣”的牌子．兄弟俩非常英俊，浓眉大眼，穿上军服，那简直像是电影里出来的。

他们家的老二回家探亲来了。他的到来让整个村子的姑娘都丢了魂。老二比过去白净了一些，也更和气一些。我是多么羡慕他。那些日子，我远远地跟着他，像他的一条尾巴。我发现他说话有点怪，带着一点广播里的口音。这也让我喜欢。他们家前面有座小山。晚上，我坐在小山的石头上，看着他家的窗子。他们家的两块匾额在月光中闪着黑色光芒。他们家的窗子一直黑着。后来，楼上的灯亮了，我看到那军人坐在灯下，他的手不停地梳理着头部，另一只手伸得老远。我不知道他在干什么。我以为他在练习我军的某个军事动作。后来，我才发现，这家伙的手上是一面镜子，他纯粹是在臭美。不过，这个动作丝毫没有降低他高大的形象。我觉得他是有资格臭美的，因为他穿着军装。他坐在灯下，看上去光芒四射。

我是多么想弄一件军服呀。这个愿望不只是我有，我的同学冯小强也有同样的渴望。有一天，冯小强跑过来对我说，那家伙把军服脱下来洗了，正晾在他家的院子里。我马上明白了他的意思，但我不屑于做这种事，我只同意给他望风。冯小强就爬到他家院子里面，把那件还没千的军服套在自己的身上。他站在那里，那军服把他的脚都遮住了，看上去像电影里穿着长衫的汉奸。我笑起来，说太丑了太丑了。我一边笑一边假装拍照，嘴上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直到他把军服脱下来，重新晾好。

我盼望有一件合身的军装。这个愿望要等到新年才可能实现。那时，不是随时可以添置新衣服的。那时，买布要布票，布票是定量供应的，置新衣的机会基本上是在过年之前。我们就等着新年快点到来。

新年终于到来了，可那种黄色的布料突然成了紧俏货。衬里的供销社很快就脱销了，县城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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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是2007年春天，北京却下了一场大雪，雪夜围炉，突然想起了远在浙江的艾伟。

我跟艾伟认识很晚，至今约有七八年。好像是在北京开会，经洪治纲还是李敬泽介绍，在走廊里认识了。艾伟伸出手，只说出两个字：“艾伟。”儒雅中有一种大气，

和艾伟见面，通常只有一个话题，那就是小说。艾伟是一个职业感很强的人，没有废话，上来就谈最近看了什么书，是否看到某篇小说，或者问你对某篇小说有何看法。“某篇小说”可能是别人的，也可能是他自己的。如果你谈你的看法，他的手中就会转动着一杯茶，坐在那里，眉毛微挑，眼光很亮。如果眉毛一皱，那就意味着他有不同意见。这时候，你再听他谈，他会谈得非常仔细：结构、人物、经验、叙事策略、审美意蕴，等等。整理出来，是一篇专业性很强的书评。

如果是在深夜，那么这样一种谈话风格，会让我恍惚回到了20世纪80年代。我的文学界朋友，大都是在20世纪80年代认识的。那时候朋友聚在一起，最重要的话题就是文学，晚上做梦说起梦话来，如果不是关于女人，那肯定是关于文学。时移势易，现在朋友们聚在一起，可以聊政治，聊房子，聊宗教，但就是不聊小说。好像一聊小说就俗了。还不是一般的俗，是矫情的俗，所谓俗中之俗。偶尔聊起跟小说有关的话题，也是国內的版税，国外的版权。

感谢艾伟，他让朋友们重温了20世纪80年代的美好记忆。使朋友们可以在浮泛的日常交往中真实地回到小说当中。有一天，我对我们共同的责编刘稚女士说，艾伟是作家中少有的懂小说的人。这句话听上去好像有问题。作家怎么能不懂小说呢?但事实就是如此。这就如同女人生孩子，虽然99％的女人都会生孩子，但只有那些研究女人生孩子的女人才懂得生孩子的学问。艾伟就类似于既会生孩子又懂得生孩子的学问的那种“女人中的女人”一一换句话说，艾伟就是所谓的“作家中的作家”。

我在认识了艾伟之后，有一天翻出艾伟的小说，认真拜读。我这才发现，我以前其实是看过他的小说的，比如《乡村电影》。这部小说，写出了我们共同的童年记忆：越南电影飞机大炮，朝鲜电影哭哭笑笑，罗马尼亚搂搂抱抱，中国电影新闻简报……构成我们欢乐童年的记忆，其实是一大堆俗不可耐又“残”不忍睹的文化符号。那篇小说非常讲求技术，活儿利索，一眼望去便知道作者经过严格的自我训练。这与我后来对他的印象是合拍的。

读到他的《爱人同志》是后来的事。“爱人”和“同志”这两个称呼，是艾伟寻找到的进入故事的巧妙路径，小说以此切入，探究了“性与政治”在特殊年代的紧张关系。我因此发现，艾伟的故事从选材到讲述，其实都非常讲究，他总是能从一个很微妙的角度切入现实和记忆，然后小心翼翼地探究这个故事复杂的內蕴。在他的笔下，故事的每个侧面都仿佛正用作病理分析的切片。

艾伟的小说以知性见长。不管寓言化的《越野赛跑》还是写实性的《爱人同志》，他的演绎其实就是抒情，他的抒情其实就是分析，他的分析其实就是吁求，那是他身处复杂的语境中，面对时代的一种艰难的发声方式：关于我们內心的虚弱、阴影和疼痛。我感到他的写作也像是在跳水，是以下落的姿态飞翔，虽然技术难度系数偏高，但每一次压出来的水花都恰到好处。如果你觉得还不够出彩，别急，艾伟会突然向后翻腾N周半，而且是带旋转式的，伴随着观众的惊呼，一泓碧水波澜不惊，而艾伟早已从另一端爬上台阶，留给观众的是一个幽暗的背影。

去年深秋，我和艾伟在武夷山有过两次长谈。行走于山阴道上，乱石之间，我第一次在艾伟平静的语流背后，听出了某种尖锐。无论是谈朋友的写作，还是谈自己的写作。艾伟的尖锐前所未有，使我暗暗吃惊，也暗暗叫好。我想，这或许预示着艾伟的写作将出现一种新的变化。我还记得他当时的眼神，他原本谦和的目光，那时突然显得坚毅，吓了我一跳。

父亲算得上是乡村画家。小时候，他经常拿着碳精条对着我和妹妹画肖像。可惜这些画像都没留下来。“文革”期间，父亲受命在村子里那些显眼的白墙上画了大量的毛主席像，有《毛主席万寿无疆》《井冈山会师》等，他画得最满意的大概是《毛主席去安源》。画中的毛主席散发着万丈光芒。那些画太过巨大，他得先在白墙上打好格子，然后，按比例放大。我经常看到他攀缘在墙上，冒着烈日，画着画。当时在生产队，他认为这比去田里劳作要轻松得多也有趣得多。后来不再需要革命画像了，父亲开始替逝去的老人画遗像。那时候摄影还没普及，很多人一生中可能只有一张小照。父亲就根据这小照画．放大成如今A4纸那么大的遗像。这些遗像也是用碳精条画的，极度写实，乍一看几乎就像一张照片。父亲做的另一件事是在姑娘的嫁妆或小伙子的婚床上画上鸳鸯、玫瑰及各种吉祥之物。这样，村里的红白喜事，几手都和父亲有关了。酒一定是有的喝的。

父亲有一些参考画册，印象深刻的是一本叫《富春江画报》的杂志。前不久，去富阳开会．我还同当地朋友聊起这本早巳停刊的杂志。在这个遍地都是图像的时代，要是重办《富春江画报》会是怎样的面貌呢，是不是会和革命时代的那本构成强大的张力呢。这是件很有意思的事。

我自然也喜欢涂涂抹抹。乡村条件差，没有系统训练，完全是瞎画。但艺术的种子大约就此种下了。考大学时，也希望自己的专业和艺术有点关系，所以，当时填志愿报了建筑学。父亲倒是非常务实，反对我的选择，因为建筑学还要考美术，要是美术不过关，我有不被大学录取的风险。当然，父亲的反对一点用也没有，我还是在高考后跑到绍兴考了美术。记得考题是《校门》。我当时连素描的概念都没有，那次考试完全靠线条。

虽然我最终被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录取，但无缘建筑学。我那时候最羡慕的人是建筑学的同学，看着他们背着画夹在校园里走来走去，觉得这些同学才称得上天之骄子。用现在的网络语言来说，他们才是“高大上”，而我等大约只能算是“席丝”了。

当然私下里一直还是喜欢涂鸦的。大学毕业后的一段日子，我已开始小说写作，不过最先发表的作品却是画作，丰子恺式的文人漫画一类。当时在一家报纸开了一个专栏，画了有一两年。有一天，突然接到一位女士的电话，是台湾《联合报》副刊的编辑，喜欢我的漫画，问我是不是愿意把画上的文字写成繁体字。可以在他们的报纸上发表。

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开始发表小说。小说打开了我，激发了我，成了我的命运本身，让我成了今天的我。现在回想起来，最初的写作有如神助，简直写什么有什么。年轻，写作是多么好，毫无畏惧，手无寸铁就可以攻克一个一个堡垒。我完全把涂鸦这件事放弃了。  五年前的夏天，我在《风和日丽》之后，开始《南方》的写作。也许《风和日丽》耗去我太多的精神，《南方》的写作极不顺利，几乎陷入困境。我时有杂念。也可以说我出现了精神危机。我问自己写作的意义。这世界多一本我的小说与少一本我的小说似乎没有多大的关系．我为此沮丧之极，怀疑自己失去了写作能力。我越来越自闭了，很少与人交往。我每天把自己关在家里。有一些事会突然进入个人生活，然后，又远去了。我生活得越来越慢．

似乎是很自然地，我拿起毛笔，重拾丢了十多年的涂鸦活儿。期间得到了荆歌兄的鼓励。荆歌看了我的小画．一定让我多画一些，甚至慷慨地送我毛笔和画具，还请他的朋友谢峰先生替我刻了十多枚章。就这样，我慢慢喜欢上了画画这件事。我可能是个比较专注的人，而画画是一件需要专注的事。专注让时间慢下来，也让內心安静下来。专注让人充实。

视觉这种东西似乎比文字要好玩得多，变化的可能性也比小说要大。水墨宣纸，经常会产生出其不意的效果，有些画我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画出来的。这种感觉好比经历了一次意外的艳遇，偷着乐。

在自媒体时代，小画的发表已不成问题，只要放在微博、微信上，就能让人看见。我偶尔会在网上晒画。虽然我知道如今“点赞”仅仅表示友好或“到此一游”，但还是会高兴的。

在这里，我忍不住要夸夸作家这个行当。如果一部小说一一哪怕是短篇一一和画一张画比，个人认为付出的精神劳动似乎更复杂，也更丰富。有时候和那些卖画卖得好的画家一起玩，我会想，作家真的是这个时代的苦行僧，画家们多轻松啊，这些家伙不停地重复着画同一个题材，并不停地卖着，在他们的行当完全是“合法”的，合手绘画的伦理，而作家永远需要创造新东西，重复是作家的天敌，甚至一个比喻一生只能用一次。

今天一部小说的命运只能成为印刷品。而不能成为一件艺术品．有时候我想，在电子阅读开始普及，纸质图书越来越小众化的今天，也许未来小说家的作品也可以做成一件艺术品。不用出版很多本，但要做得充满设计感，要尽可能多地带有作家个人的气息。当小说成为一件具有收藏价值的艺术品的时候，或许也能卖个好价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