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苦难中生长的梨园子弟
中国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国家，在漫长的岁月中创造了辉煌的文明，不仅有“四大发明”，还曾开辟了“丝绸之路”这样伟大的古代贸易文化通道；不仅涌现出孔子、老子、荀子等众多的思想家，还产生了李白、曹雪芹这样的大文豪。但当历史进入19世纪，中国遇到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遇到了从海上来的西方侵略者，原有的文明体系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刻动荡，而动荡的种子在之前的时代已经种下了。当清朝的统治者迷醉于康乾盛世的繁荣，当时的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欧洲经历了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在思想上逐渐摆脱了封建主义的束缚，转而追求人的权利与自由；在政治上，通过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在内的一系列革命，确立了资产阶级的统治；西欧的几个强国如荷兰、西班牙、葡萄牙、英国、法国先后走上了殖民扩张的道路，用火炮打开了世界其他地区的大门，进行了血腥残酷的资本积累，逐渐将整个世界纳入到一个统一的世界体系之内。
1840年，英国借口中国政府对鸦片贸易的取缔，发动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用武力强迫清政府妥协，随后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从此，中国进入了一个多灾多难的时期，英法美日俄等列强纷纷将魔爪伸向了中国，在他们眼中，中国就是一块任人宰割的肥肉，唯恐落后让别人占了便宜。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等大大小小的侵略行动，逐渐将中国拖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外国侵略者通过战争直接进行抢劫，获得巨额的战争赔款，同时从中国割让土地。以中日甲午战争后签订的《马关条约》为例，条约规定中国向日本赔偿白银两亿两，相当于日本数年的财政收入，同时还强行割让了台湾给日本。这些还只是列强给中国带来的直接伤害，与此同时，列强强迫中国开放港口通商，作为第一个不平等条约的《南京条约》，就规定将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作为通商口岸，史称“五口通商”。之后的数十年，列强在中国的通商口岸越来越多，并借此在中国形成治外法权，各地的租界成为“国中之国”，中国的主权受到了严重的侵害。通过倾销的方式，以英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攫取了大量的财富，代价是中国大量小手工业者和农民的破产。当时的中国人民经受着封建统治和外国资本主义的双重压迫，生存受到了极大的威胁。
中国人民是有光荣反抗传统的，他们面对压迫和剥削，奋起反抗，展开了一次又一次的斗争。虽然因为时代的局限和自身的缺点，这些斗争最终的结果都失败了，但是这种热爱国家和民族，争取生存和自由的精神，却深深植根于每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心中，成为中华民族最宝贵的财富，成为一代代中华民族的儿女奋起斗争的精神力量源泉，在一个个中国人的身上闪烁着光辉。 虽然有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继的奋斗，但是当时中国的国势还是日渐衰落。清政府在经历一次次失败之后，也想要挽救自己的统治。以地主阶级开明派为代表，展开了洋务运动，企图通过学习西方的先进军事和工业技术，对内镇压人民群众的反抗，对外抵抗列强的侵略。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等洋务派官员们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基础，在全国展开了兴建工厂、煤矿，修建铁路，架设电报等一系列近代工业化运动。他们还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自强”和“师夷之长技以求富”等口号。洋务运动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全国工业运动，给古老封闭的中国带来了很多新的东西，包括：现代银行体系、现代邮政体系、新式教育、新式军队、新思想、铁路、重工业。同时洋务运动也在文化上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为了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清政府向西方派出一批留学生，开始了睁眼看世界；为了解决兴办工厂中遇到的技术问题，组织翻译了大量的西方科技及社科著作文献，开阔了国人的视野。P1-3
自1840年开始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是中华民族危机不断加深，人民饱受苦难的一段历史，同时也是英雄人物辈出，努力拯救民族危亡的一段历史。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苦难，每一个中国人都深切地感受到，从而也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更为热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这种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摆脱屈辱历史最宝贵的财富。梅兰芳在这样的历史大潮之中，无论面对何等严峻的考验，坚守自己的底线，不惜以生命抗争，他的这种表现融个人人格尊严和国家民族尊严于一体，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民族骨气和民族自信心。
梅兰芳爱国主义精神的形成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之中，从个人的自尊自爱自信发展为对整个国家、民族命运的自觉。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十分重视道德尊严，注重人格尊严，注重个人品行的民族。道德和人格问题，一直是古代思想家和仁人志士关注的焦点。孔子曾经说过“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孟子提倡过大丈夫精神：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荀子强调过道德的独立性：“权力不能倾也，群众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荡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谓德操。”一代代中华民族的杰出代表们，不惜牺牲生命，也要坚持自己的人格，坚持为最广大的人民利益奋斗。苏武被困北海，吃野鼠囤积的草籽，汉节上的毛都脱落了也不屈服；文天祥写出“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慷慨赴死；林则徐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鼓励自己；谭嗣同“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愿为革命流血。这些思想与行为，成为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的精神底蕴，推动中华民族向前发展。梅兰芳出身于梨园世家，戏剧本来就是广大人民群众接受思想和审美教育的主要途径，爱国主义和人格精神正是传统戏曲中的精华，对梅兰芳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梅兰芳的爱国主义精神也是在追求艺术的道路上形成的。马克思说过：“尊严是最能使人高尚、使他的活动和他的一切努力具有更加崇高品质的东西，是使他无可非议、受到众人钦佩并高出于众人之上的东西。”如果一个人从事自己的职业，感到自己不是工具，不是奴隶，而是在进行伟大的创造，那么他就能产生崇高的自豪感。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从事戏曲演出工作是被人鄙视的，虽然在舞台上，名演员们拥有喝彩与掌声，但社会地位低下，往往要经受诸多的屈辱。例如梅兰芳之前梨园最具号召力的谭鑫培，梁启超写诗称赞他：“四海一人谭鑫培，声名廿纪轰如雷”，谭鑫培艺名“谭叫天”，当时是“满城争说叫天儿”。这样一位大艺术家，广西军阀陆荣廷进京，为表欢迎，北洋军人逼迫当时已经卧病在床多日的谭鑫培去演堂会，最后还派出了警察，结果演完没多久，谭鑫培就去世了。耳闻目睹这些惨剧的梅兰芳，对获得人格尊严，有更为深切的渴求。他视艺术为生命，学习西方戏剧的先进经验，努力排演新戏，甚至渡海跨洋到国外演出，也是为了给这些“卑贱”的艺人们争一口气，向世人证明，他们和社会上其他人一样，自尊自爱，是堂堂正正的人。辉煌的艺术成绩给梅兰芳带来巨大的声誉，使得他的影响逐渐超出了艺术领域，与更广大的社会产生了联系。在那个苦难深重的旧中国，个人的尊严与国家的尊严都是一种稀缺品，随着梅兰芳成就越来越高，他逐渐从对自己的责任、对家庭的责任、对戏曲界的责任，体会到对国家的责任，对民族的责任。像祖父一样仗义疏财、体恤同业，参与“支援华北赈灾义演”，拒不去伪满洲国演出，排演抗日新戏，乃至在八年抗战中蓄须明志，梅兰芳逐渐将自己完全地融入到民族的解放事业之中，以自己的方式坚守着民族的气节。
梅兰芳的爱国主义精神最终是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联系在一起的。在新中国成立以后，梅兰芳感受到全国工农群众新的面貌和精神，看到了人民群众对祖国的深厚感情，为祖国努力工作的积极性。这一切让梅兰芳原来自发朴素的爱国之情更进一步，主动地用艺术为人民服务。梅兰芳说：“我们这些在旧社会被称为‘戏子’的人，解放后受到党的重视和培养，成为人民演员，社会地位大大提高。作为人民演员，决不能脱离人民，要坚持为人民、为工农兵演出。不管是到小城市，还是到工厂、农村、军营，都要乐意去，认真演。人民是艺术的土壤，脱离了人民，任何人在艺术上是不会有成就的。”著名作家、文艺评论家夏衍曾经评价梅兰芳和周信芳说：“他们是人民的艺术家，他们热爱人民，因此，人民自然也就热爱他们的艺术，以能够有他们这样的艺术家而感到自豪。”梅兰芳和普通群众的关系可以说是亲切又平等。1950年，梅兰芳到中国大戏院演出，住在利顺德饭店，三十年前，他到天津演戏的时候正好也住在这家饭店。很多老服务员还记得梅兰芳，梅兰芳和他们一一握手，亲切地打招呼。饭店里有一位老门卫，三十年前梅兰芳每次晚上回到饭店，总是他负责给开门，这次重见之后，梅兰芳把他认了出来，老门卫十分激动，说没想到梅兰芳这样一位大艺术家还记得自己这个普通工人，真是太关心别人了，一点艺术家的架子也没有。
重新回顾梅兰芳的爱国主义精神，我们今天的青少年可以从中学到很多东西，应用到学习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承载着我们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精神追求，是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一定会在每个人成长、成材的过程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已经建立了六十余年，而我们党则在本世纪初叶提出了培育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大课题，显然是其来有自。
社会主义的道德风尚在新中国的蔚然兴起，曾经那样地风靡于上个世纪中叶。邓小平同志曾经在改革开放中讲过，当年“这种风气不仅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而且受到了世界人民的赞誉”。然而可惜的是，这个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与实践中，同步兴起的社会主义道德风尚的成长道路，却是一波四折。半个多世纪以来，它先是与共和国一道遭受了十年“文革”的毁灭性浩劫；接着便是全党工作中心转移、改革开放进程中，欧风美雨“里出外进”的浸洗濡染；再接着便是西方“和平演变”在东欧得手的强烈震荡与冲击；接着便是市场经济中那两只“看不见的手”在搅动着、嬗变着人们的价值取向。至少在国民中出现了价值观上的多层次化，传统美德的弱化，社会道德文明水准的退化，光荣革命传统的淡化，这也许正是中央在本世纪初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原因吧。
不管怎么“变”，怎么“化”，当我们回首来时路，却不能不说，中华民族真的很强大，很值得骄傲。人类经历了几千年的文明进程，堪称世界文化之源的“五大文明古国”，其他四大古国文明都已被历史淘汰灭亡，只有中国成了唯一的延续存在。近现代即使那般的积贫积弱，西方列强瓜分豆剖弱肉强食，想亡我中华都不可能，就连最强大的美帝国主义，最凶残的日本军国主义都成为我们的手下败将，而且打出了一个新中国，且跨过整整一个历史阶段，直接进入了社会主义。西方敌对势力几十年不遗余力地对新中国百般围剿，“冷战”“热战”“和平演变”手段用尽，连如此强大的前苏联乃至整个苏东阵营都被瓦解了，而社会主义的旗帜仍旧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高高飘扬，而且昂首挺胸地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中国真的是太强大了。几十年来的瞩目成就，竟然令西方发出了“中国威胁论”。你管他别有用心也好，言过其实也好，总比让别人说我们是“瓷器”、是“东亚病夫”好吧？1840年以来的一百年间，中国尽受别人的欺负、“威胁”了，我们也能让那些昔日列强有点“威胁感”，又有什么不好？更何况这是他们自己说的啊！我们并没吹嘘，也没有去做。几千年来我们侵略过谁呢？“反战”，“非攻”，“兼相爱，交相利”，中国古有墨子，近有周恩来同志、邓小平同志。这也是中华民族所固有传统美德的延续吧！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也当是中华民族的一个传统美德吧？几十年来尽管中国如此繁荣兴旺，但从邓小平生前一直到党的十八大以来，无论哪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从来都没有忘记过国之忧患。忧在何处，患在何处呢？
邓小平同志在上个世纪末发生的“六·四”之后，曾经在半年的时间内四次提到：中国改革开放十年最大的失误在教育，在“对青年的政治思想教育抓得不够”“对人民的教育不够”，足见他的痛心疾首。而且他在晚年又提到了“国格”与“人格”的问题。他讲道：“谈到人格，但不要忘记还有一个国格。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没有民族自尊心，不珍惜自己民族的独立，只有中国独具的道德人格。什么是人格？人格就是原始戏剧中各不同角色的本来面目。
综上所述，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内含如下的成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优秀传统美德；中国人民近现代反帝反侵略反封建的爱国主义、斗争精神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形成的几十年光荣革命传统；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与“中国梦”远大目标相适应的时代精神。由这些内涵构成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它来干什么呢？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来说就是“化人”、“育人”，把它再具体化一下，无非是打造能体现中华民族特色，代表中国形象的国格、人格。而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在思想道德层面上，也只有在人的身上才能体现，所以，我们依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要求，针对当代青少年的实际，策划了《中国人格读库》这样一套大型系列选题。
本套书承蒙全国少工委、中华文化促进会、团中央中国青年网三家共同主办推广，并积极提供书稿。难得高占祥老前辈热情出任该套书的编委主任，且高占祥同志不辞屈就而加盟主创作者队伍。一些大学、中学教师与青年作者也积极加盟此套书的编写。该选题被国家广电出版总局列为2014年全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点选题，在此一并鸣谢。
希望本套书的出版能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与弘扬，促进青少年的道德人格养成起到积极的作用。欢迎广大读者与作家对不足之处批评教正，多提宝贵建议与指导意见。
谨以此代出版前言并序。
我真不忍心给梅先生打这种预防针，可他却说，“我已决心不为他们演戏，即使死了也无怨言，死得其所。”我听完此话，不禁泪水夺眶而出，我只有下狠心给他接连打了三针。他高烧到42度，神志昏迷。他真是一位名符其实的英雄，我真佩服至极!
王在梅、高占祥编著的《梅兰芳传》这一本小小的传记，引出一条小路，接近梅兰芳这座高山，未曾独辟蹊径，也没有故作曲折，只是向山上走，间或停下来，指一指周围的风景。读上几页，那熟悉的也许有了陌生的意味，那陌生的逐渐变得熟悉起来。
王在梅、高占祥编著的《梅兰芳传》针对青少年读者，以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和当代先进人物事迹宏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寓教于事，在潜移默化中传递个人修养和行为方式的正能量。本书以近代著名京剧艺术家梅兰芳的事迹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寓教于事，在潜移默化中传递个人修养和行为方式的正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