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独圣经
1427年岁末，在英国林肯郡的拉特沃思，一座43年前的坟墓被挖掘开，里面存留的骸骨，用火烧成灰烬后，撒人了附近的河里。遭到焚骨扬灰的墓主，就是被福克斯(John Foxe)誉为“改教运动晨星”的威克里夫(John Wycliffe)。
在罗马教廷以拉丁文的形式垄断圣经，并由教皇掌握圣经解释权的年代，威克里夫发宗教改革之先声，直斥罗马教廷的腐败。他抨击教皇至上的权威，拒绝接受教皇无误论，认为圣经才是信仰的准则，唯一的权威。威克里夫还与友人合力将圣经武加大译本，即通用的拉丁文圣经译为英文。藉着译本，不懂拉丁文的普通信徒，可以不再依赖神职人员而直接面对经文。
此后，唯独圣经的观念，成为宗教改革运动的核心原则。它让改教家们回到上帝的话语，真理的根基。唯独圣经的观念，加上古腾堡(Gutenberg)的印刷术，使圣经迅速得到普及，极大削弱了教廷的权威，并显明教皇无误论的荒谬。
宗教改革之前，教会以自身权威取代圣经，进而树立教皇权威，声言其手握天国的钥匙，信徒需将信心建立在教会的权威上，方能得救。福音与圣经的可靠性，乃至圣经经卷的确定，也都必须依赖于教会。
改教家们则不然，他们相信圣经先于教会，有着高于教会的权威。路德(Martin Luther)甚至将圣经比作孕育教会的子宫。加尔文(John Calvin)也以教会“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弗2：20)，论证使徒和先知的教导要先于教会。圣经就是使徒和先知的教导，它是以文字形式传递的启示，是上帝自己的话语。上帝处于圣经的中心，故圣经有着从上帝而来的权威。
教会史学者们认为，如果以基督的恩典为中心的因信称义，构成了改教的实质原则，唯独圣经就可称为形式原则。而前者决定了后者，后者又承载着前者。因为基督的救恩，正是通过圣经启示给我们。用路德的话来讲，圣经正典乃是福音躺在里面的摇篮。福音的中心是基督，圣经就是基督躺卧的马槽。基督教的教义只能来源于圣经，而不是教会的历史传统。
改教家们强调唯独圣经的观念，目的在于正确处理圣经与传统的关系，而非摒弃传统和其他权威，只要圣经。神学家奥伯基(Heiko Oberman)曾对传统作出区分。他认为，自早期教会开始，便存在解释圣经的传统方式，此为传统一；认为圣经之外的教会传统，也是启示的来源，具有与圣经同等的权威，此为传统二。
罗马教廷过于倚重传统，且将其重心由教会的释经传统，偏向以教会传统等同圣经的权威，落人视传统为启示的境地。改教家们反对的，正是这第二类传统。唯独圣经是信仰的最终权威，只要承认此前提，他们并不否认教会释经传统的重要性。 圣经作为唯一的最终权威，与存在其他的次级权威也并不矛盾。倘若离开教会的释经传统，我们将无法很好地理解圣经。毕竟，我们与历代圣徒，认信的是同样的真理。保罗传讲的福音，就是奥古斯丁(Augustine)从圣经里领受的，也是路德、加尔文所相信的。我们应该同样地相信，而不可能对圣经另作解释。
若以政治用语来比拟，罗马教廷垄断圣经的解释权，可视为专制暴政，那么将个人解释奉为圭臬，就是无政府主义。无视教会的释经传统，以信徒个人的理解为最终依据，等于否认存在客观标准，同时也就否定了圣经的权威。此类极端的态度，避开了教皇的权威，却让每个人都成为教皇。如此，高举的不再是唯独圣经，而是唯我是经。
圣经的权威，恰恰体现在它外在于人的客观性上。若以为每个人都可以随己意解释圣经，最终将走向“一切都是解释”的歧路。我们必须承认，圣经字句都有其客观且唯一的意思，个人应当受圣经的规范。否则，基督教信仰就会变得无所依恃。圣经的权威不依赖我们的解释，它就在那里。相反，是我们被圣经解释。高举人的解释，过于圣经本身的权威，乃是人本主义的思维。它依旧强调人的主体性，而非以上帝的话语为中心。如此一来，人便窃取了圣经的权威。
举个例子，这好比对宪法权威的理解。因为宪法同样需要解释，若不相信宪法自身的权威与约束力，那么谁拥有释宪权，谁就在统治。然而，美国人不会认为是黑袍加身的九位大法官在统治国家。他们仍然相信美国是法治国家，真正统治的权威是宪法。P3-6
某冬日午后，我接到彭强兄的来电，他兴奋地说，突然有个想法，可以让我写一写影响人类的基督教观念。听他说完，我仍旧一头雾水，搞不清楚到底要写什么，只是觉得涉及面太广，便回绝了。彭兄却不放弃，之后又来电来信鼓励，我只好应承下来。他谈到的初衷是期望以公共社会为面向，做做文化普及，深入浅出地向一般知识人介绍重要的基督教观念，同时略述其对人类思想与社会的影响。说实话，到现在我仍不敢确定是否完全抓住了他的期待。写作过程中，我心目中的读者设定也不断变化，导致各篇文章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存有一定差异，敬祈读者谅解。
彭强兄搭的台子好，我这个票友唱戏，难免荒腔走板。每个观念涵义丰富，若加以详论，均可单独成书。惜乎我学力不足，论述时如持荧烛象，得首失尾。基督教观念与现代思想相互缠绕，关系极其繁复，其影响文中偶有述及，亦多为逻辑的，而非历史的影响。更因篇幅有限，所论皆浮光掠影，只言片语仅留为线索。
需要说明的是，谈论基督教观念的影响，意不在为基督教辩护。所谓的影响，可以说是一种非意图性的后果，信仰之真实并不在于此。或许，反思现代性时，认真检讨宗教改革运动之得失，才是更有意义的思考。毕竟，它与启蒙运动共同形塑了现代世界。我们要问的是，宗教改革运动以来，基督教中有哪些思想因素，促进了现代性危机？这些因素本身就足以导致危机，抑或它们只在脱离信仰根基之后，才成为现代性危机的诱因？此类问题，也正是基督教回应天主教的批评时需要回答的。
此外，这些思想因素已深深楔入今日的世界，倘若改教家们来到当代，或许会为改教思想带来的某些世俗化后果惊叹不已。世俗化的问题，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看，首先是信仰群体的减少，其次是信仰群体内部的世俗化。真正的信仰危机，乃是后者。那些源于基督教，但已从信仰中抽离出来的观念，不仅推进了世俗化。同时，又因其基督教根源，在信仰群体内部变得难以辨识，从而加重这种内部的世俗化。此类问题若不加以辨析，基督徒“在世界却不属世界”便无从谈起。因此，它既对个人，也对教会构成了最深刻的挑战。
我相信，唯有在整全的基督教信仰中，诸观念方能得到正确的理解。如果有人认为，它们的确给世界带来了祝福，那么就当感谢上帝的怜悯。如果有人认为，它们引发了现代性危机，那么危机的根源亦不在观念本身，而是拒绝上帝的结果。要避免此类局面，我们必须保持信仰的整全与观念的平衡，并且只要现代人仍然拒绝上帝，就不能说已经继承了基督教的精神遗产。
当然，如此复杂的问题是我无力处理的，我只是希望在写作中学习。没有师友的鼓励，就不会有这本小书，它可算作一个初信者的学习记录，也是友情的见证。感谢彭强兄的策划和鼓励，谢谢你对我的忍耐，允许我一再延迟交稿。感谢王怡兄，你我相交多年，谊兼师友，没有你同样不会有这本书。感谢李晋和马丽夫妇，你们知我甚深，彼此交流最多，又有共同的关注和看见，深盼你们早日负笈归来。感谢张黎姊妹，你的柔和谦卑令我羡慕和羞愧，“心怀野念，脚踏实地”是你送给学生的八个字，却同样给了我最初的鼓励。感谢李春安和张薇夫妇，是你们带给我生命中许多珍贵的时光，你们的情谊已是这座城市让我挂念的原因之一。感谢方之江和戴培真老师，你们的生命与侍奉，让我知道何为牧者心肠。感谢我的父母，没有你们永不止息的爱，以及养育和教导之恩，我甚至连“感谢”两个字都不会写。
写作，让人愈发看到自身的贫乏，得见恩典的丰盛。若是没有恩典，一个罪人，如何能够写作？若是没有恩典，卑微的文字，如何能够见证真理？创造又施行拯救，且掌管人心的上帝啊！你愿意让人知道的，但愿我能真知道，不至偏离；你所隐藏的，但愿我不要过度好奇，唯独顺服你的话语。若非你许可，我一个字也写不出来；若非你愿意，一个字都不会放到人心里。我写下的每个字，都将在你面前成为呈堂证供，指证我的罪孽。我的罪孽高过我的头，因为我的喉咙，就是那敞开的坟墓。求你洁净每个字，以红炭沾我的口，除掉我的罪孽。也求你以恩典荫庇我，让我不至灭亡，并且靠着你“在世的日子要比正午更明，虽有黑暗，仍像早晨”(伯11：17)。
一切荣耀颂赞归于至高者！
危舟
2013年6月于浦东
两千年来，基督教对人类文明影响至深，其观念不仅改变了人类的思想路径，也成为思想史的一部分。危舟编著的《与永恒有关的30个观念(信仰寻求理解)》选取了30个基督教观念展开论述，其中既有历史脉络的梳理，又有概念的阐释。全书以“信仰寻求理解”的方式，溯本清源，探寻这些观念的真实涵义。在此基础上，作者又进一步阐述诸观念对政治、法律、经济等思想领域的影响，并探讨其问得失。字里行间，既能感受到信仰的激情，也可以看见理性的思考，更能引发读者对永恒的关注。
危舟编著的《与永恒有关的30个观念(信仰寻求理解)》选取30个与永恒有关的观念，包括“苦难”、“希望”、“良心”、“自由”、“契约”、“宽容”、“幸福”、“节制”等，用通俗的语言清晰地梳理出其历史的脉络，内容丰富，引证详实，既可帮助普通读者开阔眼界，同时也为专家学者们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很多宝贵的参考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