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奥列所著的《飞出悉尼歌剧院》汇集了四部传记作品。
《飞出悉尼歌剧院》叙述的是一位山西出身,从小唱京剧、唱民歌,曾是东方歌舞团著名民歌手,出过五张个人唱片的俞淑琴,她家喻户晓。她在20世纪末出国的大潮中来到澳大利亚,通过打工拼搏,后进音乐学院深造,又赴美国、英国、奥地利等地进修,多次获得国际大奖,获得了驰名世界的悉尼歌剧院的“终身艺术家”殊荣。
《悉尼唐人街的历史拼图》,从一位1946年随家人来悉尼,在唐人街成长而又创业于唐人街的方劲武先生,亲历唐人街世纪变迁的经历,向读者叙述了一部悉尼华人的奋斗史。
《澳洲菜园人生》,从一位种菜退休的蔡裕权先生四代人在悉尼种菜生涯,追溯着一百五十年来华人移民澳洲的艰辛历程。
《我教金庸功夫》是叙述一位在中国时已赫赫有名的孙大法武师,记得早年曾在电视屏幕上见过他的“喉顶缨枪推汽车”“腹卧钢叉抓双锤”的惊险画面。
张奥列所著的《飞出悉尼歌剧院》汇集了四部传记作品。四个不同身份的人物传奇,四段迥然不同的人生经历.展现了澳洲华人的文化品格,也呈现了澳洲华人百年历史的映像。《飞出悉尼歌剧院》的歌唱家俞淑琴,艺术与生活的开放与兼容,是一种文化实践;《悉尼唐人街的历史拼图》中的“唐人街之王”方劲武,见证了唐人街的生存发展史,也是一种文化交融的痛苦过程;《澳洲菜园人生》的蔡氏四代种菜传奇,画出了悉尼华人种菜历史的轨迹,更是一种文化基因下的行为选择;《我教金庸功夫》的武术气功师孙大法,吸纳中国武坛之精华,向华洋传功授徒,是一种文化推广。从局外人到边缘人,再到融入主流群体,华人被巨大的文化推力驱使,不断寻觅、吸纳、蜕变,最终改变其历史地位.完成了角色转换。这是一种历史沉思,也是一种比较文化。作者以第一手资料采写,穿行于历史文化之中,从华人的角度感知西方社会,从中捕捉海外中国人的生存之道,具有一定史料价值。
娇小玲珑的俞淑琴,甜甜的脸蛋,大大的眼睛,说起话来总是伴随着笑声,就像她唱歌那么飘逸动听。看她样子,你会觉得她是位天真乐观青春活泼的女子,与她谈话,你又会感觉到她是一个很有头脑很有底蕴的艺术家。说她有头脑,不仅仅是她对艺术的钻研,更是她的生活取向和人生思考。
从中国民歌歌唱家,到悉尼歌剧院终身艺术家;从西洋音乐,到中西合璧;从艺术到人生,俞淑琴努力蹚出一条自己的路……
一、连滚带爬,重返舞台
“来澳前我是个专业歌唱演员,没想到来这里后能读音乐学院.只想到我肯定要学一门专业。也许我从此没机会唱歌了,但并不觉得难过。我觉得人生有很多路,分分钟都是在选择。如果我有一天不唱歌了,我也会高高兴兴地转行干别的,也会干得很好。”
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打开国门,数以十万计的青年文化人带着理想、带着梦想、带着狂想、带着幻想,纷纷涌向西方世界。
1987年1月13日,正值豆蔻年华的俞淑琴,也被出国大潮冲到了被戏称为“地球屁股”的澳大利亚。幸而悉尼这个大都会的国际声誉,还能让她在一片惘然中找回一点感觉。
站在举世闻名的悉尼歌剧院前,她深深地呼吸着,呼吸着那种从来没有过的清新空气。她知道,一切都要从头开始。新生活也许如头顶的蓝天白云那样,一望无边广阔无垠,但充满着未知数。
如今歌剧院就在眼前,要进去观赏已唾手可得,但要进去登台演唱,恐怕还是个梦。
出生于山西大同的俞淑琴,回想起少年时考进省戏曲学校,毕业后在省京剧团演了两年京戏,后来又凭其实力和天资进入了北京的中国东方歌舞团等艺术经历,仍然留恋不已。作为国家级的民歌歌唱家,中国的大舞台她哪儿没站过?但在这陌生的西方国度,曾出版了五张个人唱片的她,没文凭,没聘书,也不懂英文,也许真的没机会重登大舞台了。
看着悉尼大桥上穿梭如箭的车流,看着悉尼港湾里风帆点点的海景,她悦目而不赏心,心中更多的是焦虑,是压力。
一种初来乍到的生存压力油然而生!
在悉尼,在墨尔本,有多少中国大陆的专业艺术家改行打工。拉琴的缝纫,唱歌的叫卖,吹号的吸尘,跳舞的搬运,作曲的洗碗……你若在唐人街或留学生聚居的地方找艺术家,喊一声保证一呼百应。光一个歌舞团在悉尼连唱带跳加乐手就有十来人,足可开一台晚会。屈指一算,起码有数十个原中国艺术团,几百号原中国艺术家。中国经验、中国经历,在此派不上用场,不改行打工又怎么样?若于心不甘,也只能到街头卖艺,或到酒吧客串。
俞淑琴是“特别技能”类别的技术移民,没有一般留学生那种身份上的难题。但在新的环境中,她和所有新来的人一样,要面对生活。
在澳洲她第一份工是做三明治。她暂时把鲜花和掌声置之脑后,也没觉得难过,而是认认真真地干着,靠双手劳动她觉得很踏实。别人看来,她是个心灵手巧乐哈哈的中国姑娘,只有她自己知道,她的艺术细胞还在躯体活跃着,她的歌在心里唱着。
后来,她到养老院当清洁工,一样投入。她这个人就是认真,干什么都很卖力,干一行爱一行,擦地板也要擦得干干净净。在养老院她还常常帮帮这个推推那个,有时还给那些孤独体弱的老人唱几句中国民歌,把满脸皱纹的老人们逗得脸上绽开了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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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奥列先生是澳大利亚著名的澳籍华裔作家。
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们移民澳大利亚后,有幸通过华文报刊和奥列先生共同出席国内华文作家会议,特别是拜读了他的大作,我们相知相识了。如今,奥列已是一位凭借自己的智慧与才干驰骋在澳大利亚华文文坛的著名编辑、记者和作家。当然他和许多移民包括他的这本新著中的主角一样,都有过一段艰辛的心路历程,只是经过不断拼搏。最后才成为一位佼佼者的。
奥列在国内曾任广东省作家协会副秘书长等职。当年他既是文坛新秀又是文艺评论高手,曾出版有《文学的选择》《艺术的感悟》两部文艺评论集。可以说,在国内年轻的奥列已是小有名气的作家了。来澳大利亚后.他的创作热情如日中天,散文、小说、评论、专访不断地展现在澳洲各中文报刊上。他那深邃的洞察力、厚重的文学功底加上那流畅清晰的笔触,其作品让读者耳目一新。近20年中,他的纪实文学《悉尼写真》、小说散文集《澳洲风流》、评论随笔《澳华文人百态》、人物专访《澳华名士风采》、散文集《家在悉尼》、文学评论《澳华文学史迹》等著作先后问世,不仅获得好评,不少作品还获得大奖,他已是名副其实的澳大利亚华裔作家之精英。
今见《飞出悉尼歌剧院》新著,十分高兴!承蒙厚爱,嘱我为该书作序,实属惭愧,但我敬重他的书品、人品,聊献片语,略表心意。这四部传记文学作品,四位传主虽系不同人物,有不同经历,更具不同文化背景,但是他们都因具有共识和相同的心态,努力再努力,创新再创新,终取得如此惊人的成就。他们在各自岗位上,从不同的角度展示了他们在澳大利亚国土上为弘扬中华文化做出的卓越贡献。我认为这样出彩的事迹,应该宣扬!
关于这部新著的内容,本可不用我多言,但我一心想对四位传主的风度和精神表示敬意,所以还是唠叨几句吧。
《飞出悉尼歌剧院》,是一位山西出身,从小唱京剧、唱民歌,曾是东方歌舞团著名民歌手,出过五张个人唱片的俞淑琴,她家喻户晓。她在20世纪末出国的大潮中来到澳大利亚,通过打工拼搏,后进音乐学院深造,又赴美国、英国、奥地利等地进修,多次获得国际大奖,获得了驰名世界的悉尼歌剧院的“终身艺术家”殊荣。而她竟然又选择辞去全职,勇当一名自由艺术家,因为她闯出了用西洋唱法来演绎中国民歌的新路。一个满怀中华情结,坚持唱好中国民歌的她,往往在表演大赛中别人唱完咏叹调之后,她来一曲中国著名歌曲,而获满堂喝彩。她出CD唱片,剧目也坚持一半是中国名曲。显然她是一位运用演出平台让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高手,又是中澳文化交流中具有突出贡献的使者。
《悉尼唐人街的历史拼图》,从一位1946年随家人来悉尼,在唐人街成长而又创业于唐人街的方劲武先生,亲历唐人街世纪变迁的经历,向读者叙述了一部悉尼华人的奋斗史,唐人街的变迁史,让你不经意地领略了悉尼唐人街的风光,还让你定格在2000年奥运会方劲武先生手持圣火穿越唐人街的盛况、中国健儿奥运会的骄人成就。这与半个多世纪前中国被称之为“东亚病夫”,形成了天壤之别,让我们感受到中国人的骄傲。
《澳洲菜园人生》,从一位种菜退休的蔡裕权先生四代人在悉尼种菜生涯,追溯着一百五十年来华人移民澳洲的艰辛历程。蔡先生曾祖父是鸦片战争后来澳谋生的,这是随着淘金热同时的种菜潮,然后他祖父、父亲相继来澳接棒种菜。记得五年前我前往北领地首府达尔文市考察先贤遗存时,即发现在离市区50公里外的查尔斯国际公园内军械库不远处竖立着一方已脱色的彩绘地图,绘制着早在1885年(清光绪十一年)就有一些中国人在这片山坡和水湾处种植蔬菜,现已是荒野。像蔡先生四代在悉尼种植蔬菜,并逐步融入主流社会是极为珍贵的史料,就蔡先生本人也见证了悉尼华人种植蔬菜技术的演变革新及对澳洲社会的巨大贡献。受中国文化熏陶的四代人用辛勤勾勒出一百五十年来华人的奋斗史。当年中国领导人胡耀邦、赵紫阳访问悉尼时,他父亲作为侨领曾有幸出席在宴会上。
《我教金庸功夫》是叙述一位在中国时已赫赫有名的孙大法武师,记得早年曾在电视屏幕上见过他的“喉顶缨枪推汽车”“腹卧钢叉抓双锤”的惊险画面。该文以中国武术气功源流为背景,阐述了孙大法少年习武,兼修佛教、道教两家学术,后又得益于上海江湖大佬、武坛名家指点,及艰苦习武的历程。特别是武侠小说泰斗金庸拜他为师练气功太极的故事,并穿插了中国武术气功各大流派的发展现状,以及他在香港、日本表演所引起的轰动,更有他在悉尼办武馆的成功,让洋弟子也能在国际舞台获奖的事迹,让你领略中华武术文化在当今世界的魅力。
张奥列先生这部新著是一本好书,他运用第一手资料,将四位传奇式人物栩栩如生的形象展示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感受到他们在弘扬中华文化的感召下,在海外探索、寻觅,完成了角色的转换,已逐步融入了主流社会,并为澳大利亚多元文化增添了新篇章!故乐为之序。
2015年10月1日于墨尔本,时年八十有六
郭存孝
穿行于历史文化中
不管生活在国内还是海外,每个作家都有不同的生活经历,不同的观察视角,不同的人生感悟,不同的艺术气质,所以,也总有不同的艺术表现角度。有些生活在海外的作家,仍然喜欢写中国的故事,或“双城记”,用跨国跨文化的眼光重新打量中国经验,自有独到之处。而我则较留意移居异域的人物和故事,喜欢用中国经验比照异国经历,中华文化比较西方文化,从华人的角度感知西方社会,从中捕捉海外中国人的生存体悟。
这本传记文学《飞出悉尼歌剧院》所汇集的四部纪实作品,就是体现了我的这一写作思路。书中四个不同身份的人物传奇,四段迥然不同的人生经历,都展现了澳洲华人的文化品格,而其中也有澳洲华人百年历史的呈现。既可以说是一种历史沉思,也可以说是一种比较文化。
一
过去我是搞文学批评的,初到澳大利亚时,出于专业习惯,还是比较关注澳洲华文文学的状况,写些有关澳华文坛的评论文字,出版了《澳华文人百态》。因在华文媒体工作,也接触了不少来自于中国内地、香港、台湾地区及本地生长的华裔文化人,为其在西方国度前赴后继进行艰难的中华文化之旅所感动,以秃笔记录其踪迹,出版了人物专访《澳华名士风采》。但同时,新的社会环境、新的生活体验,让我有种创作冲动,所以写作兴趣逐渐转向小说、散文、纪实文学的创作,写澳洲华人的故事,写中国人在海外五光十色、酸甜苦辣的生存体验。
为什么要写海外华人的故事?虽然身在异乡,文化与血缘使我与母国仍有一种难舍难分的精神维系,但在新的人文环境下,我的生活重心,我的精力所在,当然是此时此地,所以我的关注点离不开身处的环境、周遭的人与事。而且,我觉得这些人与事,都与我的生活息息相关,都与我的情感共鸣,与我的精神共振。我认为,自己既然生活在澳洲写作于澳洲,就应更多去表现自己眼中的澳洲生活。所以我的着笔点,都是从澳洲华人的独特视角去透视这个过去不为中国人所熟悉的西方社会。早期的《悉尼写真》《澳洲风流》,以及稍后的《家在悉尼》,就是我对这些华人生存状况的一种散点透视。
不过,现在我则更多地穿行于历史文化中,写些与澳洲华人历史有关的纪实性作品,既想为这些真实的、典范的人物作传,同时也想为澳华历史留下些文字印痕。
二
我首先比较留意的是20世纪80年代后移居澳洲的中国人。这是中国首次打开国门,让国人走向西方世界。而首次踏出国门的这一代人,经历了中国社会的动荡,走出国门看到了一片新天地。这片天地不仅与他们过去的人生经验大不相同,而且与他们的文化背景也迥然不同。从经验、文化甚至经济上来说,他们几乎一无所有,一切要从头开始,但他们有一种可贵的东西,就是中华民族的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所以他们经历了重新适应,不断追求的努力之后,不少人完成了文化的跨越,身份的转换,在异域开花结果。我接触过不少这些人,也采访过一些人,从他们身上看到了中国人的生存能力,看到了中华文化在异域土壤扎根的生命力。
20世纪80年代末出国留学、打工的俞淑琴,就是这群人中的佼佼者。俞淑琴是悉尼歌剧院的“终身艺术家”。悉尼歌剧院,不仅是现代文明的标志,也是音乐艺术的象征。而在这个在西方享有盛誉的艺术殿堂里,曾活跃着一批出道于中国内地的华裔音乐家,如女高音俞淑琴,女中音马柯露,男高音丁毅,男低音蓝小明,首席小提琴手孙毅、黄抒提等。他们能够站在歌剧院舞台,与西人艺术家比肩,实属不易。而其中俞淑琴的经历,更为曲折更为典型。
俞淑琴原是中国东方歌舞团的专业歌手,出过5张个人唱片,但和当年出国大潮的所有留学生一样,都经历过打工的艰辛。她当过清洁工、餐馆工,攻读了音乐学院11门课程,掌握了英、法、德、意及拉丁语,最后在西方舞台成名,并拿过各类国际性奖项。在跟她几次交谈中,我觉得她对于自己生活和艺术道路上闯荡的艰辛,成名的荣耀,都看得比较淡,她看重的是如何把中华文化融入西洋文化,推陈出新,蹚出一条中西合璧的艺术人生之路。在她获聘悉尼歌剧院“终身艺术家”之后,却毅然辞掉歌剧院全职,做一个自由艺术家,并探寻商品社会中的艺术生存之道。音乐大赛当别人唱了许多咏叹调之后,她却来首中国经典名曲。她出版的个人演唱专辑CD,醉心于用洋腔唱中国民歌。从她身上我看到了她的美,美在创意,美在追求,美在人生,也看到了一个更广义的“中国梦”。于是我以纪实文学《飞出悉尼歌剧院——华裔歌唱家俞淑琴的艺术人生》为题写下她笑看艺术人生的心路历程。
……
六
写海外华人的故事,也有各种写法。我自己则比较喜欢从文化的层面落墨,从一种文化视野中去品味人情世态,在似轻似重的文化层面中透视社会人生。
我以为,社会的深层结构是文化,人的深层意识也是文化。文化影响着社会,文化左右着人。尤其我生活在澳洲并切身领受着中西两种文化之后,更感受到不同文化的无形巨力。当然,文化改造着社会改造着人,而社会和人也改造着文化。所以我比较关注各种文化形式,文化心态,文化行为,以及各种人在这种文化影响下的生存状态。
文化,是世界文明的创造。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经历过时间的淘洗,能留下的精神和物质,仍然是文化。澳洲华人的生存之道,归根到底也是某种意义上的中华文化之旅,从局外人到边缘人,再到融入主流群体,华人被巨大的文化推力驱使,不断寻觅、吸纳、蜕变,最终改变其历史地位,完成了角色转换。俞淑琴艺术与生活的开放与兼容,是一种文化实践;唐人街生存及发展,也是一种文化交融的痛苦过程;而澳洲华人种菜历史,更是一种文化基因下的行为选择;孙大法向华洋传功授徒,是一种文化推广。我总是有意无意用作品去表达我对历史文化的认识,对民族形象的把握,及对社会风情的理解。
人在澳洲,家住悉尼,总要“入乡随俗”,用澳洲人的价值观融入本地生活。但经受了中华文化熏陶,流淌着炎黄子孙血液,我也不能抹杀传统文化的背景。我既有母国情结,也有居住国情怀,既有中华魂,也有澳洲心。正是这种双重身份,双重背景,造就了我生活与写作的双重视角。无论是小说、散文、纪实文学及评论,我都自然而然地穿行于历史文化中,试图在历史与现实,东方与西方的交集中,揣摩一种新的语境,寻求一种新的话语。然而,自觉火候未到,仍需努力。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老前辈郭存孝先生,以86岁高龄为我这位晚辈挥笔作序。郭老原是南京太平天国博物馆馆长,退休后旅居墨尔本,仍笔耕不断,出版了好几本文史书籍。这也是对我关注澳华文史的一种激励。当然,也要感谢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为此书提供了难得的出版机会,感谢责任编辑付秋婷为本书出版精心尽力,也为澳大利亚华人留下了宝贵的史料。
2015年10月于悉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