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家世与生平并试作检讨
读者从前一篇《何以我终于落归改良主义》（即《我的努力与反省》一文——编者）文中可以看出：我大不同于那些以超政治自居的学者，而相反地我为了中国问题忙碌一生，从不自认是个学者；我自以为革命，却又实在未能站在被压迫被剥削的人们一起；说是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立场吧，又一直在策划着走向社会主义而反对旧民主。究竟我是什么立场呢？（附注：可以回答说，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谓士人的立场。如所谓“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不被其泽”；如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如所谓“志不在温饱”等便是。）现在且从家世出身、生活环境、所受教育以及平生行事来检讨看看。
但一个人自己检讨是不够的，还得要识与不识的朋友们帮助。记得一九五。年我初到京，便发觉社会风气有些变好——包含着许多个人的变好。起初我想这是共产党之功，譬如我的侄女侄子（一党员一团员）在共产党领导下不两年变得与前完全两样。他们当初那种大小姐大少爷的气息和行径竟不知何处去了，而都自觉自愿地朴朴实实地站在各自岗位上为人民服务而辛苦工作着。见到毛主席我提出来说我真感谢共产党：不然的话，我是没有这本领把他们变好的。毛主席音调很重地答我说：“……不是共产党！这是靠了人民。”我听了当他是照例的谦词。隔了一年我才明白他这话是真的。什么事非靠群众不行，共产党亦是靠了人民群众才成功。我今作检讨，如有疏漏遗忘，或不能深入，甚至错误之处，还请远近朋友们帮忙为幸！
提起我的家世出身、生活环境以及所受教育这一切，现有参考资料很不少。例如先父遗书——《桂林梁先生遗书》（一九二六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其中有先父（（年谱》一卷就叙到我的出生和父母先世。又如一九四二年我在桂林应《自学》月刊编辑之约所写（（我的自学小史》，则十八九岁以前的我完全可见。又如一九三三年在邹平有《自述》一种，系我口述经同学们笔记而出版的小册，则连后来如何作乡村运动亦讲到了①。资料既多，反而现在不大好写，只能摘取几点与当前作检讨密切相关的说一说（当然不免亦有些是在摘取之外的话）。假如要查考其详，好在有原书在。
我的曾祖是进士，“榜下知县”。在今河北定兴、遵化等处作官。以忤上官意而罢官。罢官后，无钱而有债。债务便落到祖父身上。祖父十八岁中举人，先作京官，因穷而自请改外。——照例外官有钱而京官则穷，通常有“穷京官”一名词。债权人索债，有“好汉子还钱”一句话；祖父便刻“好汉子”一块图章以自励。不料在山西作官只一两年就病故了。病故时不过三十六岁，我父那时才八岁。这样回到北京，当然很穷。幸赖我祖母是个读书能文的女子，就自设蒙馆课儿童，收点学费度活。父亲先在一义塾读书求学，到二十岁那年便接着在义塾中教书。此时祖母在家设馆，父亲在外就馆，薄薄地各有束惰收入，据说就是生活最舒展的时候了。
父亲二十七岁中举，并于是年结婚。我母亲亦出于“书香人家”、“仕宦人家”，一样读书能文；所以其后清末维新时，北京初创女学堂，曾出来参预其事，并担任国文教员．。母亲带来陪嫁的财物倒很有一点。据父亲自记：“余幼无恒产，而今较之则有屋可住，有茔可葬：此屋与茔多半由夫人春漪奁中物毁变而成。”又我和哥哥的学费有时不足亦求之于母亲的妆奁（两妹均系师范公费毕业不用什么钱，哥哥去日本留学是自费，就用钱多点）。
父亲四十岁入仕，但那个官——内阁中书——是没有俸米俸钱的（好像听说翰林亦如此）。除末后改官民政部其间有一短期有收入外，四十岁之前和后约近二十年都靠笔墨为生。根据父亲自记：“八九年间约入三千四百金”一句话，似乎平均每年有三百八十两银，每月有三十两银光景。
读者从以上说的家世出身和生活来源，对于我家的阶级成分可有些估计捉摸了。
讲到我所受的教育是有些出人意外的：
第一，我没有读过中国的“四书五经”；四书五经没有在我小时经老师教过，只是到后来自己选择着看过而已。这在与我同样年纪又且同样家世的人所绝无仅有。不读经何以这样早？那自然是出于父亲的主张。如《我的自学小史》所述，我经过两度家塾四个小学而入中学，在其间很早读了些a、b、c、d，此外就是各科教科书了。有人误以为我受传统教育很深，其实完全没有。
第二，我读那个中学经五年半而毕业；我所受正规教育即此而止，没有再升学。我虽然后来在大学教过书，却先没有在大学读过书，更没有出过洋。为什么不升学呢？就在临毕业那年辛亥革命；革命潮流先已暗中传入学校，出校即作革命活动。接着便同朋友们办报，作新闻记者；接着便转到出世思想。出世思想否定人生，自不想求取世间学问（此时只有二十岁）。所以到今天依然不过一中学生而已。传统旧教育在我固然受的很少，受外来新式学校教育亦有限。
P7-9
既非马克思，又非秦始皇。民国第一大儒，桂林君子梁。有益的思想者，无害的乌托邦。孔孟为其信仰，宪政是其主张。致力第三道路，乡建实非所长，政坛成败如浮云，身后道德文章。
——秦晖(历史学家，著钳《走出帝制》等)
梁漱溟先生经历丰富，他对人与事的同忆，自然见识非凡，值得认真拜读。
——雷颐(历史学家，著有《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等)
梁漱溟先生的《忆往谈旧录》有助于我们了解民国政、学界生态，有助于我们理解现在的中国。
——岳南(作家，著有《南渡北归》等)
梁漱溟先生一生为社会奔走，并为社会信赖，这位“中国的甘地”跟甘地先生一样立下功德、立下言思。他有刚硬而原创的力量，但文字又让人安静。望之俨然，即之也温而亲。读他的回忆文字更让人体会到这种君子人格。
——余世存(作家，著有《非常道》等)
先父尝言：“自有知识以来，便不知不觉萦心于一个人生问题，一个社会问题（或云中国问题）。”他正是为此两大问题而思考而行动，终其一生。
他又曾说：“我生而为中国人，恰逢到近数十年中国问题极端严重之秋，其为中国问题所困恼自是当然。……我恍如很早便置身问题之中，对大局时事之留心，若出自天性。”由此可见，在两大问题之中，他用心于中国问题似更早，所付出的精力似也更多。而他又是一个“一向喜欢行动而不甘于坐谈”之人，“以中国问题几十年来之急切不得解决”，便促使他“不能不有所行动”。于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前这几十年，他为此问题，劳攘奔走，付出甚多。
先父早年即热心于君主立宪，后叉转而参加辛亥革命。在一九二四年辞去北大教职之后，不久即投身农村，从事乡村工作，前后凡八九年，一九三七年日寇入侵，又为抗战奔走，从事促进国内团结、一致对敌运动，因而有访问延安，参与创建民盟及巡历敌后等活动。至抗战胜利，又曾为避免内战，争取和平建国而尽力。又因他是“一个有思想，又且本着他的思想而行的人”，是以“动不盲动，想不空想”；行动之中自有其主见。凡此种种，此书所收录的文字多有所反映，故《忆往谈旧录》一书，可视为先父从事社会活动、参与现实政治的实录，其中辑录有其自述数十年间的亲身经历，与若干历史人物的交往，以及个人见闻等。这些内容多有一定史料性质，因此对了解新中国成立之前约半个世纪间的中国社会与历史，将不无帮助。
此书首次出版于一九八七年（中国文史出版社），距今将近二十年。如今再次出版时，为更全面反映作者前半生的社会活动与政治生活，对内容作了较大的增删，并重新加以编排。
梁培宽记
2005年9月11日
为全国团结合作而奔走
梁漱溟
[无论是抗日战争（一九三七年）以前，投身乡建运动，或抗日战争爆发后，奔走国共团结抗日，本书作者的根本用心莫不为谋求全国人的团结合作和国家的统一。而这也是本书上下两编内容的共同主旨，因以此文为“代序”——编者]
我为全国人团结合作奔走的事实经过，约言之可分三段。一段指抗日战争前我致力乡村建设运动，曾经连续三年开了三次全国性乡村工作讨论会，并组成“中国乡村建设学会”。二段指抗日战争初期我访问延安，向毛主席提出确定国是国策，建立党派综合体的主张及其后的奔走活动。三段指我把两大党之外的小党派和各方面人物联合起来组成“统一建国同志会”。在新四军被蒋屠杀后奔走于两党之间，叉改组成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去香港创办《光明报》，为民盟发表成立宣言及十大纲领，代表民盟参加旧政协，尽力于两党和谈。
三段事情在我思想上是一贯的，就是想结束三十多年军阀纷争之局，树立统一稳定的全国政权，向着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前进。这思想所由来的曲折过程不能不作几句简略的解说。
我生于清季国家多难之秋，早年参加一九一一年革命，原意推翻帝制，仿行欧美宪政于中国，却不料革命后就陷于军阀分裂政权而混战之中，经过一九二七年再度革命，高喊打倒军阀后依然出现新军阀，混战如前。我默察深思其故，乃有悟于中国社会构造特殊，在社会发展史上表现长期淹滞之奇迹，像欧美日本在经济上的资本主义，在政治上的宪政制度都是在中国行不通的（详见我所写《我们政治上第一个不通的路——欧洲民主政治的路》一文）。就在行不通的时候，产生出军阀来。瞻望前途，中国的出路只有社会主义一条（可看一九二一及一九三。年我旧著）。然而中国又不像俄国十月革命前那样统治被统治形成对抗的两大阶级阵营，有可能一面翻下来一面翻上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故尔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以俄国为师，卒于行不通，依然又出现新军阀（我写有《我们政治上第二个行不通的路——俄国共产党发明的路》一文。——见全集卷五。）社会主义是要以计划经济统制经济去建设并施行的，走向社会主义的前提条件，必须在政治上结束军阀分裂之局，树立稳定统一的全国政权。当前问题就在我们怎样能实现这前提条件呢。
要知道军阀是武力缺乏阶级为其主体，落于个人手中，失去其应有的工具性的结果，是家族生活偏胜，阶级没有固定成形，流于散漫的老社会，每当其消极相安之局被破坏后的必然结果。今天我们既然再不能规复一姓一家的“家天下”老路，就陷于长期分裂内战了。在外国也有不少分裂内战的事例，但对照看来是不同的。他们总有裂痕存在于社会，武力掌握于集团，有时分为两国，有时虽表现为统一的国家，实际上只靠武力为强大阶级所掌握而遂行其统治，掩盖着内在矛盾罢了。我们恰相反，只不过国家政权随个人军权而分裂，矛盾只在军阀之间，初与广大社会无关。不要看欧美日本那些表面统一的国家，其社会是有许多分野、隔阂、对立的，从来为其分裂内战的导源；我国汉族与各少数民族虽是一种分野，却何曾为军阀产生的背景呢？因此可以说：外国之分，分于下；中国之分，分于上。分于下者恒在上面求得统一；分于上者其统一之道转过来就要求之于下。换句话说，就是从社会方面着手要使散漫者联合起来，混乱者得到调整，当下面联成一体之时，武力便有其主体，其何从更有上面的分裂呢？
乡村建设运动在我来说，即是着手于社会基层，从下面求得联合统一以解决上面政权分裂问题的一件工作。其内容要在建设地方自治组织（政治性的）和农民合作组织（经济性的）；当其从散漫进入组织之时，逐渐引进科学技术于生产上和生活上。如我所见，我们所缺短的东西不外团体组织和科学技术这两样，亟须把它补充到中国文化里来，此外更无其他。我们改造旧社会必须要向着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前进，亦是没有疑问的。所不同于西方人者，西方过去集团生活偏胜，干涉太强，要以争取人权自由达到民主，可说是走离心的方向，而我们病在散漫却要加强向心力，以团结合作达成民主。又不像西方先发达了个人资本主义再推翻它来实行社会主义，一前一后分成两段那样，而是经济生活的社会化与政治生活的民主化循环推动，同时并进的；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非为二事，要完成一齐完成。
这富有理想的乡村工作，却因乡村遭到严重破坏（一九三O年特别严重）动摇国本，刺激起各方的深刻注意而得发展推广，即是多为救济农村、复兴农村而投入工作。全国性的乡村工作讨论会到会的不但来自南北东西各地，抑且各行各业的人都有。假如掩起“乡村工作”这个标题，只从到会人士来看，看不出开的是什么会来。单以教育界说，既有搞民众教育、社会教育的，搞小学教育的，搞师范教育的，搞职业教育的，又有各大专门学校的人。单以大专院校来说，既有农业、又有工业、又有医药、又有经济、又有法政……如是种种不一。其势不难把全国各地方各行业的人牵引集合到此一大运动中，组成一大联合体，为一共同目标努力。到那时节，代表广大社会的统一意志出现了，还会有分裂内战吗？人心所向是不可侮的呀！
但有一个要点必须指出：乡村运动的大联合体应守定在野，不亲操政柄。我援引孙中山先生政权、治权分开的说法，政权归于人民，治权赋予政府。军队、警察、司法机关等等均为行使治权而设，均属工具性质。这一划分开，是为保持乡运大联合体于统一立场上所十分必要的。而保持此统一立场则又是上面国权统一稳定的决定性条件。
一九四六年一月在重庆旧政协的整军方案中，我坚持军队脱离党派，归属国家，实行民盟所提“军队国家化”的要求。三月间我再度访毛主席于延安，明白指出重庆政协所取得的宪政制度不会行得通，到那时重新筹策，请考虑我一九三八年所提确定国是国策建立各党派综合体的主张，并亦强调政权治权分开，党派综合体掌握政权而以治权赋于政府之一点，用意所在正复与上说相同。
至若我先后发起组成“统一建国同志会”“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其为求得国人之团结合作，可不烦解说而自明。
辛亥革命后，为何会有军阀混战？
抗战胜利后，为何不能和平建国？
一代真儒亲历，用可信的细节，再度审视民国。
回顾一个民族的挣扎与奋斗；品味一个时代的壮阔与叹息。
《忆往谈旧录》为20世纪思想家梁漱溟先生回忆过往文字的结集，记录了他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前后、抗日战争、国共和谈等多个重要历史时期的重要经历，例如，作为记者，他亲眼见证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作为学者，他与梁启超、蔡元培、胡适、李大钊等都有交集；作为社会改造运动者，他在山西、山东、河南等地与阎锡山、李济深、韩复榘等人建立了情谊；作为爱国人士，他与国民党“军神”蒋百里惺惺相惜，多次请教并探讨抗日时局；作为民盟秘书长，他亲自参与了国共和谈，与蒋介石、毛泽东、周恩来等人都有近距离的互动……，由于是记录亲身经历的文字，且涉及诸多大人物、大事件，因而具有十分重要的史料价值，自上世纪80年代初版以来，深受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海内外学者的重视。
《忆往谈旧录》是梁漱溟先生回忆往昔经历的文字结集，记述了他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以及国共和谈等时期的一些活动与经历，包括从事乡村建设运动以及为国是奔走等。除此之外，《忆往谈旧录》还有很多对当时的重要事件和人物的回忆。一直被海内外的现代史学研究者所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