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精神(一个儒者的历史随笔)/东海先生作品集》是作者余东海近年读史随笔。全书一秉孔子“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的理想,重申春秋决狱精神,向时代发话。作者弘扬儒家历史精神,纵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曲折进程,文笔精湛,义理纯熟。作者以儒家中道智慧。他独到地提出:以夏商周汉唐宋为儒家政治之正统,以元明清为偏统这一历史观点,非常新颖。作者在自述中也明确表达:“我是儒者,儒者必然尊儒。”鸦片战争以来,“儒家”被认定是导致民族沦于“亡国灭种”危局的罪魁祸首。这一论调昌兴百年,流毒无穷,至今犹未肃清。所以本书作者站在中道立场,重申春秋精神,并向时代发问。
《春秋精神(一个儒者的历史随笔)/东海先生作品集》是作者余东海从仁本主义历史观的视角,以《春秋》贵仁义、贵诚信、贵礼让、贵正己、重民意、倡革命、恶侵伐、攘夷狄、诛叛贼、大居正等精神,距异端、批戏论、放淫辞、斥邪说,维护儒家真理、圣贤大义和道统尊严。
本书一秉作者“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之理想,重申春秋决狱之精神,坚守儒家中道之标准,以历史随笔之形式,向时代发问。
“历史是由胜利者写的”,这是一个颇为流行而非常错误的观点,昧于历史常识,充满了权力狂妄和诈力迷信,以为掌握了枪杆子和笔杆子,就可以为所欲为地篡改、虚构、伪造历史和强奸历史了。一些学者严厉批判“历史虚无主义”,可谓“贼喊捉贼”。
古今中外无数乱臣贼子、暴君邪教,都曾经胜利一时并以胜利者自居,得意洋洋、不可一世,可没有任何恶人、恶势力获得过写史资格。历史对正义和真相的执着,有着万古不易的绝对性。
如果一定要说“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那么,这个胜利者不包括恶势力。在历史的雄伟壮丽的画卷中,任何暴君恶势力都不过是侏儒、小丑和笑料而已。任何恶势力,无论曾经多么猖獗和取得多大胜利,都不过昙花一现而已,都将成为可耻的失败者。别说恶人恶势力之类,就是诸子百家中各种良性学派,也从来没有获得过修史的资格。
孟子说:“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权力落入小人手里,就像把大刀放在孩童手中,结果难免伤人自伤。大家斗来斗去,同归于穷,同归于苦;斗到最后,恶性大发,你死我活,同归于尽。
事实上,从另外角度看,历史是由文化精英、道德精英书写的,中西都一样。(西方的文化道德精英,可以方便地成为西儒。)自古中国的文化道德精英是儒家群体,故历史是由儒家书写的。中国正史的作者都是儒家。正史指二十四史,从第一部《史记》到最后一部《明史》,作者或作者团队都是儒家,没有例外。
儒家对待历史的态度最为严肃,孔子和历代儒家所编撰或传述的史料,真实性和可信度最高。三代政治无儒家之名,却有儒家之实,先秦官员包括史官,都是“六艺”教育培养出来的信奉中道的儒者。文天祥《正气歌》中写道:“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齐国太史三兄弟和晋国太史董狐就是不畏权势、秉笔直书的典范,将尊重历史、坚持真实、忠于职守、生死不渝的精神体现得淋漓尽致。《春秋·左氏传·宣公二年》记载:“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可见孔子的思想取向。
为了保证史官能直书国君功过善恶,礼制规定,皇帝不能看史官所记的关于他的实录。这个规定唐太宗时还能遵守。《贞观政要·文史》记载,贞观十三年,褚遂良为谏议大夫兼记起居注。唐太宗问他起居注里记些什么,并且提出想看看内容。褚遂良回答说,现在的起居注就是古代的左右史,“以记人君言行,善恶毕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
自汉以后,“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被普遍视为孔子编纂删定《春秋》时的原则态度,进而被视为历代避讳的总原则。
这是五四以来,儒家受到批判最多,也是儒家最难反驳的一条罪行,更是对儒家和孔子最严重的误会之一。
根据儒家义理,孔子不可能认同“三讳”为修史原则和政治原则。《论语·卫灵公》载:“子曰: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孔子盛赞卫国大夫史鱼言行正直像射出去的箭一样,可见孔子是以“直”为史官美德的。
其实“三讳”是公羊家对《春秋》的过度解读,仅是《春秋》“托史寄义、托事明义”的特征,非孔子说、非圣人说,有它特定的适用范围,不能将它扩展为修史原则,甚至延伸为政治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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