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放舟东下
清光绪十三年(1887)，岁次丁亥。
八月，秋分已过，月近团圆，满地清辉。
三天前，17岁的李准离开邻水老家，来到渝州重庆，明日就要出川，走长江，浮大海，去广东。
仰望中天，月光皎洁。但愿明天是个好天，吉时开船，顺风顺水，放舟直下。
天色微明，李准随着母亲和妻子的轿子，向朝天门码头走去。
麻石铺砌的街道，随山势高低上下。前面的轿夫一声吆喝：“起轿！”后面抬轿子的立即应和一声，平稳地抬着轿子登坎爬坡。
街市上，背篓负担的，行色匆匆。早市的茶馆，炉火熊熊。四望山城，灯火点点，参差错落，上与天上星光相接，下与江中渔火相连，明明灭灭，闪闪烁烁。
朝天门码头，石阶壁立陡峭，一头插进江里，一头顶着天。从码头向下望去，如同站立山顶，下窥深谷。
轿夫们又一声吆喝，踏着号子，跨下码头。轿子一闪一悠，一闪一悠。李准跟在后面，撩起长袍，向下走去。石阶好像永远也没有尽头，走得腿都发软打跪。停下步来，抬头看去，隔江牛角坨，白墙乌瓦，屋屋相叠，依稀可辨。低头，但见江上船影幢幢，密密麻麻。
轿夫疾走，李准赶紧跟上去，终于走完了石阶，来到江边。他紧走两步，从轿子里扶出母亲。他正待召唤船家，不料，刹那间，扯起了漫天大雾，眼前的江中渔火不见了，身后山城的灯光隐没了，一片混沌，一片迷蒙。
李准惊骇了，大好天气，瞬间变色，真是天不可测，不由得叹息一声，心头蒙上一层阴影。
是天意？是神祗示谕？他怕说这预示命途多舛，前路坎坷。雾越来越重，越来越浓，两人相对也难看清彼此面目。一家人踯躅江边，默默无言。倒是船家安慰说：“好天，好天，有雾必是晴天。等太阳一出来，雾散了，江开了，正好行船。”
太阳迟迟不肯露面。真是“讶长空一色，忽大雾四屯，溟溟漠漠，浩浩漫漫”，不能辨乎咫尺，更不能测其深浅。古人有“如堕五里雾中”之说，果然不假。
不见灯火，但闻人声。
李准在码头上焦急地踱来踱去，母亲叫他到跟前说：“急啥子哟！你父亲同治十年经由这里出川，进京赶考，如今放了广东河源知县，接我们母子前去。他要你也由这条路出川，你晓得他的意思么？”
李准赶紧垂手回答道：“是，儿子知道。”
雾终于散去，太阳已升得老高。李准心也开了：小有周折，终究是出行大吉大利！
李准搀着母亲跨过跳板，登上大柏木船。 柏木船，舱面上有三层楼阁，硕大无比。万斗千担，把“天府之国”的稻米和土产，顺河运到下江。柏木船体大，川江航道险恶，仅靠风帆、摇橹、背纤，再要逆流溯江而上，真的是难于上青天了，便连船带货一起卖掉。怪不得有民谣：“柏木船一去不回头，今生今世不回川。”
李准头一回走出山窝窝，来到重庆这个大码头，而且要远去下江，他兴奋莫名，惊喜非常，但不知前路去向，也不知要追求什么。他记起前辈老乡李白24岁出川时放言：“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乃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另一个前辈老乡苏轼出川时，也是胸有成竹，追求“致君尧舜上”。李准没有李白的任侠、豪放、洒脱，也没有苏东坡的志存高远，城府在胸。他只知道李白、苏东坡出川以后，就如同这柏木船再也没有回来。李准有些怅然了。
仰头望去，重庆山城，屋摞屋，楼压楼。由江边通向街市的码头，直上直下，好似通天大道。P1-3
因为工作关系，多年来我一直关注中国近代、当代海军将领的航迹。
1974年1月，中国人民海军赶走了窃据珊瑚等岛的南越军队，还俘获了南越军队的一名美国顾问，完全收复了西沙群岛。战后不久，我来到琛航岛，肃立在收复西沙群岛牺牲的18位烈士墓前，想起宣统元年(1909)，广东水师提督李准率领老旧的“伏波”号、“琛航”号军舰巡视西沙群岛，升旗鸣炮，昭告天下，重申中国主权。他以“琛航”舰命名这个海岛，沿用至今。
我开始追寻李准的航迹。先是在广州苦苦搜寻，没有收获。随后在报刊故纸堆中，寻找到1933年天津《国闻周报》刊载的《李准巡海记》。又经多方寻找，在上海一个弄堂的石库门屋子里，找到了李准的女儿李如璧女士。她是一个教师，热情地给我看了一个拍纸簿。很老的一种，每页是不同的彩色，保存得很好。那上面有李准写的“渊徵岳秀，虎啸龙吟”八个遒劲有力的大字，还有张大千的一幅山水素描，是他来李家作客时随手画的。李如璧更拿出一本李准自编的《任庵年谱》，墨笔行草，十分可贵。当时还没有复印机之类的工具，便商请她允许我借出摘抄，郑重保证完璧奉还。她面有难色，我完全能够理解。她又告诉我，“文化大革命”前，他们曾经将另一份《任庵年谱》和其他文字资料捐赠给《人民日报》社。回到北京后，我几次去《人民日报》社借阅那些资料。可惜，报社的工作人员仔细查找，遍觅不得。我抱着最后的希望，来到国家第一档案馆。当我提到李准时，年轻的馆员说没有他的相关资料，而且没有听说过这个历史人物。正当我感到极度失望的时候，一位年长的馆员闻声而出，问道：“海军同志，你要寻找的李准，是不是曾经遭到革命党人暗杀的李准？”
这真是绝处逢生，我连忙说：“是，就是这个李准，清朝末年的水师提督。”
年长的馆员从库房里拿出一本手抄的《任庵年谱》，向我说：“据我所知，李准生前曾经多次修订他的自编年谱。这一本，可能是他最后的修订本，是信本。”
于是，我连续三个月每天去国家第一档案馆，仔细研究、摘抄《任庵年谱》。而后，循此线索，广泛收集所能够接触到的有关资料。
李准生于清同治十年(1871)，在他出生前的31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开始了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入侵。终其一生，他处于内忧外患、纷纷扰扰之中。伴着炮火硝烟而来的西风东渐，逐渐吹醒了沉睡的中国人。他和当时的许多青年人一样，在几千年的积淀上寻求突破。在思想上、行动上充满矛盾，是一个有很大争议的人物。
如何看待李准？毛泽东1954年在第一届国防委员会上的一段讲话说：
中国军队的现代化，我看可以分作三个阶段。第一代是清朝末年搞的新军，这个新军和孙中山建立的革命党，在人民拥护的基础上，完成了推翻清朝的任务，但后来腐化了。第二代是黄埔军。它曾经是一个革命军队。黄埔军也曾受到了人民的拥护，北伐时势如破竹，但也有一个缺点，就是脱离人民。现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是第三代。人民解放军的前身是红军。这三代，代表了中国近代化军队的三个阶段。中国要搞一部军事史，把这三个时代的进步写一下就好。
毛泽东强调说：割断历史是不行的，好像什么都是我们白手起家是不对的。毛泽东的话对于研究、判断李准极具启迪意义。
我从少年、青年、壮年到暮年，在海军工作、生活了六十多年，有幸作万里海疆行，无数次在李准活动过的海区珠江口、北部湾、南澳岛、西沙群岛徜徉。那里的海，那里的人，那里的故事，那里的风情，点点滴滴，长期积累于胸，使体验、重现李准生活环境有了可循的依据。
对于中国近代历史的研究，我们的前人已经做了很多，积累了比较丰富的资料，特别是当时一些有识之士撰写的文章，使我从中受益，得以还原或接近那个时代的面貌，进一步追寻和了解李准的思想脉络。写作过程中的参考书目，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不胜枚举。没有这些，是不可能进行写作的。我感谢前人所作的贡献。
这本传记的写作，最早酝酿于20世纪70年代，80年代写出部分草稿，因工作忙而搁置起来。1990年我离职休养，有可以自己支配的时间，开始着手写作中国近代、当代海军人物传记系列。
2010年底，东莞文学艺术院组织签约创作活动，激发了我立即动笔写李准的冲动。李准作为广东最后一位水师提督，其许多重要活动均与虎门、东莞相关；而东莞对我来说，更是既熟悉又陌生：既有旧时代的苦难记忆，又有见证新时期辉煌创业的惊喜。20世纪50年代，我在虎门娘鞋岛帮助战士学文化，当时叫“向文化大进军”，实际只是大规模的扫盲、识字运动。岛上的渔民也参加学习。他们向我讲了过去不识字、不会计算的痛苦，不约而同地向我说：“有了文化，就好在外面‘捞世界’呀！”他们把在外乡打工、做小生意，不说是“讨生活”，而说是“捞世界”。这使我震撼。这种语言，这种心境，只有在东莞，在广东沿海，得风气之先的人们才会有。当看到东莞文学艺术院的宗旨“立足东莞，面向全国”时，我立刻想到“捞世界”这句话。我以为这二者之间有一种类似的联系而又有新的超越气魄。
我还想到，当下电视、网络、手机普及，“段子”流行。假定一个人把他创作的“段子”发给10个朋友，他们又把它传给各自的10个朋友，这样呈几何级数增长，当传到第7批的10个人时，已经是100万了。这是文学无法比拟的。但是，文学仍然存在。人们既需要日新月异的信息，也需要从文学作品中获得历史的认知、生活的感悟和阅读的愉悦。很幸运，东莞的同志肯定《最后的水师提督》的选题，著名评论家雷达给予了热情鼓励，海潮出版社积极支持出版。2015年，人民出版社决定再版。从我自己的经验来看，这种有组织的支持格外珍贵，深为感谢。
从个人命运切入以人述史，在广阔背景下以史论人，揭示人生际遇与国家民族命运血肉相连，使个人秘史的蕴藉得到升华，折射历史的本真，是我努力追求的。由于知识素养、写作水平的限制，书稿中错漏、不当之处在所难免，希望得到批评指正.
《最后的水师提督(李准传)》由杨肇林著，讲述了：清朝末年，四川儒生李准，来到得风气之先的广东，捐官办理厘金税收。因祸得福，经慈禧钦点任广东水师提督。在国势衰微时，他驱逐英舰，赶走窃据东沙岛的日本人，巡视西沙群岛，遏制了法国、日本侵略图谋，有功于民族，被时人誉为“百年来维护南海主权首人”。同时，他又效忠清政府，多次镇压起义，有罪于革命，遭到暗杀未死，终于反正，拥护民国。
李准一生，跌宕起伏，因时而变，正折射出中国知识界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前的迷惘与探索。他的个人命运，同步于国家、民族的兴衰；他的人生取向，随着时势变化而进步；他的拳拳爱国之心，至今彪炳史册。
南海问题，是国人瞩目的问题，传记中的主人公李准，是清末民初捍卫南海最力的“第一人”。
传记中的主人公李准，从一个传统儒生而进入开风气之先的广东，作为水师提督，捍卫南海主权。他曾经矢志不渝的效忠慈禧太后，但在革命浪潮的冲击之下，最终真诚地走向革命。他的人生道路选择，正是清末民初中国知识分子在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而上下求索的典型代表。
杨肇林著的《最后的水师提督(李准传)》语言生动，文采斐然，生动刻画了李准这样一个立体、丰满的人物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