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夫·托尔斯泰著的《复活》是一部贵族青年的精神忏悔之旅，一首歌颂人类同情的美好诗篇。

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都曾有天使与魔鬼交战的时刻，就像是这样：

“你已经尝试过自省和弃恶从善，可是毫无结果，”魔鬼在他心里说，“那又何必再试一次呢？又不光是你一个人，大家都是这样的，人生本来就是这样嘛。”魔鬼这样说。可是，那个仅有正确、仅有强大、仅有长存的不受任何摆布的精神的人在聂赫留朵夫心中苏醒了。聂赫留朵夫不能不相信他。不论他这个实际的人和他想做的人之间的差距有多么大，对于一个觉醒了的精神的人来说，什么事情都是能够办得到的。这个精神的人的觉醒，就是心中的魔鬼被战胜的时刻，是复活，是新生。

像聂赫留朵夫一样，当感觉自己的内心活动不通畅的时候，就“开始清除堆积在灵魂中而成为停顿的原因的种种污垢”，给心灵来一次大扫除吧！

列夫·托尔斯泰著的《复活》以一起真实的刑事犯罪案为原型而创作，作者数易其稿方完成。主人公是禁卫军中尉聂赫留朵夫公爵与下层妇女玛丝洛娃。聂赫留朵夫年轻时在基督教的复活节之夜引诱少女玛丝洛娃，导致其怀孕继而走向堕落。多年后在一次庭审上他认出被审判的对象正是玛丝洛娃。他以此作为反省的起点，由帮助玛丝洛娃出发，接触了解到更多无辜的苦役犯和高贵的政治犯，从而对自身所处的寄生者、剥削者阶层产生了批判意识。而被判流放西伯利亚的苦役犯玛丝洛娃，虽然一度沦为卑贱的妓女，但在公爵赎罪式关心照料的诚意与善意感化之下，恢复了天性中的善良纯真。在故事的结尾，流放途中的玛丝洛娃恰恰出于深厚的爱情，没有答应聂赫留朵夫的求婚，而选择嫁给了政治犯西蒙松。他们二人都获得了精神上的新生。

第一部

第二部

第三部

卡秋莎住进产婆家里的时候，身上总共有一百二十七卢布：二十七卢布是挣的工钱，一百卢布是勾引她的少爷给的。等她从产婆家里出来，只剩了六个卢布。她不会省钱，自己要花就花，谁要就给谁。产婆向她要了四十卢布作为两个月的生活费，即伙食费和茶点钱，花二十五卢布把孩子送进育婴堂，产婆又借了四十卢布买牛，还有二十来个卢布买衣服、买礼物用了，所以，当卡秋莎身体复原时，她已经没有钱了，不得不再找活儿干。她在一位林务官家里找到了活儿。林务官是有妻室的人，但也和警察局长一样，从第一天起就缠住卡秋莎不放。卡秋莎十分讨厌他，拼命躲避他。可是他比她老练、狡猾，更主要的他是东家，他想叫她到哪儿就叫她到哪儿，所以找到一个机会，把她占有了。妻子知道了这事儿，有一次碰上丈夫单独和卡秋莎在房间里，就扑过去打她。卡秋莎也不示弱，于是扭打起来，打的结果是她被撵出门来，连工钱也没有。于是卡秋莎来到城里，住到姨妈家。姨父是个装订工，以前日子过得不错，可是如今没有主顾，而且经常酗酒，手底下有什么东西都要变卖喝掉。

姨妈开了一个小洗衣铺，她和儿女们借以糊口，并养活潦倒的丈夫。姨妈要卡秋莎在她的洗衣铺干活儿。但卡秋莎看到姨妈铺子里洗衣女工干的活儿太艰苦，就不想干，又到荐头行里去找地方当女仆。她找到一位太太家，太太家有两个上中学的儿子。她进去一个星期，那个上中学六年级的留胡子的大儿子就丢开功课，缠住她，不让她安宁。太太认为一切全怪玛丝洛娃，就把她辞退了。一时未找到新的工作。但事有凑巧，她一来到荐头行，就遇到一位太太，肥胖的光手臂上戴着钻石戒指和手镯。这位太太知道了正在找活儿干的玛丝洛娃的处境，就把自己的地址告诉她，请她到家里去。玛丝洛娃来到她家里。太太很殷勤地招待她，请她吃馅饼，喝甜酒，又打发侍女送一封信到什么地方去。傍晚就有一个一头长长的白发和白胡子的高个子来到房间里。这老头子一进来就挨着玛丝洛娃坐下，眼睛闪闪发亮，笑嘻嘻地打量起她，同她说笑。太太把他叫到另一个房间里，玛丝洛娃就听到太太说：“是个雏儿，刚从乡下来的。”然后太太把玛丝洛娃叫去，说，这是一位作家，钱多得很，只要她能使他喜欢，他是不会舍不得什么的。她使他喜欢了，他便给了她二十五卢布，并说要常常和她相会。她付了姨妈家的生活费，买了新衣服、帽子和缎带，钱很快就用完了。过了几天，作家又请她去一次，她去了。他又给了她二十五卢布，并且叫她搬到单独的一个住所去。

玛丝洛娃住在作家租下的寓所里，却爱上了同院一个讨人喜欢的店伙计。她自己对作家说了这事，便搬到另外一个单独的小寓所去。店伙计本来说要和她结婚，后来却不辞而别，到下诺夫哥罗德去了，显然是把她抛弃了。于是玛丝洛娃又成了孤单单一个人。她本想一个人在寓所里住下去，可是派出所不准她住。派出所所长对她说，只有领到黄色执照’，经过检查，才能单独居住。于是她又来到姨妈家。姨妈看到她身上讲究的衣服、披肩和帽子，认为她现在身份高了，就恭恭敬敬地招待她，再也不敢叫她做洗衣妇了。对于玛丝洛娃来说，也不存在当不当洗衣妇的问题。她现在怀着怜悯的心情看着前面几间屋里的洗衣妇过的苦役般的日子。那些洗衣妇脸色苍白，胳膊干瘦，有的已经害了痨病，在三十度的肥皂水蒸气里洗衣服，熨衣服，不论冬夏都开着窗子。她一想到她也可能服这种苦役，就心里发怵。

就在这时候，就在玛丝洛娃没有任何人可以依靠因而特别困顿的时候，一个为妓院物色姑娘的牙婆找到了她。

玛丝洛娃早就抽上了香烟，而在她同店伙计姘居的后期和被他抛弃以后，她越来越迷恋上老酒。她之所以迷恋老酒，不光是因为她觉得酒昧甘美，更因为酒能使她忘记身受的一切痛苦，使她摆脱烦恼，增强自尊心，没有酒是不行的。不喝酒的时候，她总感到灰心丧气，在人面前抬不起头来。

牙婆为姨妈摆了一桌酒席，让玛丝洛娃吃得酒足饭饱之后，就提出要她进本城一家最好的上等妓院，向她列举了干这种营生的种种好处。玛丝洛娃必须有所选择：要么选择当女仆的屈辱处境，其中有男人的纠缠和秘密的、临时的通奸；要么选择有保障的、安定的、合法的地位和公开的、合法的、报酬丰厚的、经常的通奸。于是她选择了后者。此外，她想借此报复勾引她的公爵少爷、店伙计和一切欺侮过她的男人。其中还有一点吸引她，使她最后打定了主意，那就是牙婆对她说，她想要什么衣服，就做什么衣服，丝绒的，法伊绉的，绸缎的，袒胸露臂的舞服，要什么有什么。于是她想象到自己穿着黑丝绒滚边的鹅黄色袒胸绸衣的情景，再也招架不住，就交出身份证去换黄色执照。当晚牙婆就叫来一辆马车，把她送进有名的基塔耶娃妓院。

P10-12

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天使与魔鬼相交战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1828年8月28日诞生于俄罗斯图拉省一个大贵族家庭。1910年11月10日，82岁的他离家出走，中途患上了肺炎，不幸客死于阿斯塔波沃的一个小火车站。

提到托尔斯泰的作品，就不能不说他在19世纪60年代创作的《战争与和平》，70年代写下的《安娜·卡列尼娜》，以及90年代完成的《复活》。这三部长篇给作者带来了世界性的不朽荣誉，令其足以屹立于世界文学家的神圣殿堂。

现在读者诸君面前的这部《复活》，是以真实故事为原型创作的，主人公是禁卫军中尉聂赫留朵夫公爵与下层妇女玛丝洛娃。

书名“复活”，至少有两层含义：

一是公爵年轻时在基督教的复活节之夜诱奸少女导致其走向堕落，他以此作为反省的起点，让自身的人性逐步战胜兽性，并由帮助玛丝洛娃出发，接触了解到更多无辜的苦役犯和高贵的政治犯，从而对自身所处的寄生者、剥削者阶层产生批判意识；

二是被判流放西伯利亚的苦役犯玛丝洛娃，虽然一度沦为卑贱的妓女，但在公爵赎罪式关心照料的诚意与善意感化之下，恢复了天性中的善良纯真。

在故事的结尾，流放途中的玛丝洛娃恰恰出于深厚的爱情，没有答应聂赫留朵夫的求婚，而选择嫁给了政治犯西蒙松。尽管如此，但毫无疑问，他们二人都获得了精神上的新生。

有古典小说学者，曾在慧心巧思钻研《红楼梦》的文章中，重点讨论了贾宝玉、林黛玉等人的“低头”与“脸红”。他谓之“心理活动的古典姿态”。其实，托尔斯泰这位白胡子老爷爷也像曹雪芹一样，偏爱描摹男女主人公的“脸红”。这种源自“紧张、激动、慌乱等感受”的神情姿态，往往反映的是少女的娇羞矜持，以及贵族公子的女性化性格与赤子之心。

沉沦于妓馆又被卷入命案成为苦役犯的玛丝洛娃，固然有阅人无数、老于世故的一面，但同时内心深处却又始终保持着纯真的质地。聂赫留朵夫公爵从列席玛丝洛娃的法庭审判开始，内心也饱经善恶交战。诚然，公爵也有过胆怯与畏惧，但终于他战胜爱惜虚浮声名、嫌弃下层妇女的小我，勇敢迈出了向昔日爱人赎罪的一步。从“脸红”姿态的刻画来看，中西两大文豪是多么偏爱那些人性未泯、童真仍在的角色啊！

而从看似庄严公正，其实男盗女娼、备怀鬼胎的法庭审案宣判，到外表陈设华美舒适、菜肴美味可口、氛围彬彬有礼轻松愉快，其实充斥虚伪罪恶、矫揉造作的将军家的宴会，从那个风雨交加的漆黑秋夜里，尚且不知已被抛弃的卡秋莎(即玛丝洛娃)苦苦追赶负心人的火车，到多年以后聂赫留朵夫与玛丝洛娃在监狱中与流放时由相互试探、怀疑而至敞开心胸、深层理解的多次见面……托翁挥动如椽之笔，将一个个对比鲜明、声色俱出的场面，进行生动且深刻的描绘传达，给予读者不可磨灭的印象。

俄国文艺评论家车尔尼雪夫斯基这样看待托尔斯泰的早期作品：“心理分析可以有诸多的研究方向……托尔斯泰伯爵最感兴趣的是心理过程本身，它的形式，它的规律，用特定的术语来说，就是心灵辩证法”。这一论断对于《复活》中的各色人物，尤其是作为贵族叛逆者、探索者的聂赫留朵夫，当然也是适用的。

在陪审法庭上，起初聂赫留朵夫害怕玛丝洛娃供出其少女时期被诱奸而后抛弃的事实，这种害怕的心情、自私的考虑，一度淹没了为玛丝洛娃鸣冤平反的正义感与自我的忏悔。但当他痛苦自剖，发现如今的“自己完全落人空虚、无聊、苟且、低下的生活罗网，看不见任何出路，甚至多半不想冲出这一罗网”，他不得不开始了自身艰难的“灵魂大扫除”。

“你已经尝试过自省和弃恶从善，可是毫无结果，”魔鬼在他心里说，“那又何必再试一次呢？又不光是你一个人，大家都是这样的，人生本来就是这样嘛。”其实，魔鬼是他周围贵族阶层的代言人，代表着一种强大的传统习惯势力，他们不以压迫弱小者为罪恶，还要压制“从来如此就对吗”一类的质疑声音。

可是，聂赫留朵夫意识中的上帝终究苏醒了。他开始憎恶过去与现在之我，投向爱与良知的怀抱，以至于不辞辛苦地为他同情怜悯的玛丝洛娃与众多囚犯奔走呼告，哪怕是要向自己厌倦鄙夷的政府官员求情也在所不惜。

为了摆脱地主身份的束缚，他决意将庄园的大量土地交到农民手中。彼时彼刻，心里的一个声音响起，要求他负起传承照看好家族产业的责任，对不会一直待在西伯利亚并需要养家糊口的未来可能而未雨绸缪……可经过内心斗争，他很快明白，不能向这些借口屈服后退。

托尔斯泰说过，“艺术的主要目的是表现一个人的心灵的全部情况……艺术是显微镜，艺术家用以观照自己的心灵的秘密，并向人们表现这些为大家共有的秘密”。他正是这样善于写出人物心理的过程流变、巨大转折与矛盾斗争，从而探索人类的灵魂深处。

有时，这些心理刻绘，不可避免地伴随着作家的大段议论。在20世纪初的英美小说家、评论家亨利·詹姆斯(HenryJames)看来，作家在作品中不应该像上帝那样无所不知，轻易照见人物的所思所想，这违背了生活的真实。但正如韦恩·布斯(wavne Booth)在其名著《小说修辞学》中揭示的那样，对“讲述”与“呈现”两种叙述姿态本身应该并无轩轾。通过娴熟巧妙的小说修辞，作家让读者接受道德评价与是非判断，正是一种彰显文学的社会价值、关系世道人心的重要写作方式，不应受到任何的歧视或轻忽。

实际上，《复活》与托翁的其他作品一样，承载着“不以暴力抗恶”“追求道德完善”的“托尔斯泰主义”思想主题。它们不仅在时间的洗礼之下成为万千读者心目中艺术的结晶，而且闪耀着人性的光芒，堪与日月相辉映。

朱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