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枫著的《这一代人的怕和爱(第3版)(精)》讲述了只有品尝过怕和爱的生活的灵魂，才会懂得由怕和爱的生活本身用双手捧出的这颗灵魂。刘小枫和我们一起提问：怕和爱的生活需要学习吗？我们会再次失落怕与爱的生活吗？

本书包含《蒲宁的“故园”》《我们这一代人的怕和爱》《苦难记忆》《柏林墙的碎片》等故事。

刘小枫著的《这一代人的怕和爱(第3版)(精)》是著名学者刘小枫的随笔集。作者通过数十篇文章，传达了如下的思考：“现代中国的前辈学人们想了些什么、为什么这样想；西方现代的思想者们想了些什么、为什么那样想……想来想去，不过想的是，我们自己该做些什么、如何想。”思想和学术经常是片断性的，而随笔正是捕捉这些片断的最佳文体。刘小枫是一位充满才情的思想者。深邃的思想在他笔下成了一种诗意的表达，空灵而回味无穷。《这一代人的怕和爱》浸透着刘小枫对个体自由和圣爱期盼的感情。本书自1995年初版以来常销不衰，影响了一批批爱智求真的青年学人。此次推出的第三版在原增订版的基础上做了少量修订。

2016年版前记

2006年版前记

怕和爱

 蒲宁的“故园”

 我们这一代人的怕和爱

 苦难记忆

 柏林墙的碎片

 记恋冬妮娅

 “作家”原义

 愧对蓝色的死亡

 萌萌的线团

缘分

 我在的呢喃

 湖畔漫步者的身影

 追悼美学热

 舍斯托夫与尼采

 轻之沉重与沉重之轻

 空山有人迹

 “误解”因“瞬时的理解”而称义

 “这女孩儿的眼睛为我看路”

 感念赫尔墨斯的中国传人

 施特劳斯与基尔克果

 六译圣人赞

 随时准备从头开始

雪泥鸿爪

 “文化”基督徒现象的社会学评注

 “道”与“言”的神学和文化社会学评注

 金陵与神学

 灵知主义与现代性

 神义的千禧人义的激情

 修院生活与爱欲神秘论

 莫扎特与神学家

 里尔克与个体信仰的现代可能性

 关于基督教思想史

 伯纳德特与海德格尔

 陶伯斯与施米特

 约瑟夫斯与希腊人

自我的棱镜

 关于“四五”一代的知识社会学思考札记

 当代中国文学的景观转换

 流亡话语与意识形态

 《读书》与读书人的变迁

 国家伦理资源的亏空

 知识分子的“猫步”

 透过她人的欲望看自己

 也谈“二十一世纪精神”

 我们做学问究竟为谁？

 “哲学与文学”座谈纪要

 学以知远察微[访谈纪要]

代跋 我的学术与旧书买卖

读读阿里斯托芬的谐剧，比如《公民大会妇女》、《鸟》、《和平》就知道了，现在都有了中译本，读读就知道，“自由民主”理念本身是个问题。现在我们谁都不敢讨论这个问题，否则马上会遭到激进启蒙人士围攻……百年来我们面临的是西方现代启蒙观念的挑战，我相信，如果不深入了解西方的古典学问，就没可能搞清楚西方现代启蒙观念的底细。我们的困境在于，为了救国图存就得搞启蒙，启蒙与救亡成了一回事，结果是彻底掉进启蒙观念不能自拔，还没有搞清楚启蒙观念的底细就用这种观念来臧否一切，不知道启蒙观念的对错问题一直悬而未决，完全丧失对启蒙观念的反省能力。

记者：能谈谈您最近的研究重点吗？

刘小枫：近年来我在研究生于三百年前的卢梭，重新翻译了《论科学和文艺》。你一定会问，为什么研究卢梭。因为卢梭是现代民主理论奠立时期的最后一位思想大家，但他与其说是民主理论的完成者，不如说是民主理论的致命难题的揭示者。卢梭的一些极为重要的政法著作迄今没有中译本，比如《关于波兰政体的思考》、《科西嘉宪制规划》……中国学界虽然谈论民主理论已经一百年，迄今为止，我们对西方现代民主理论的基本难题仍旧懵然无知。卢梭让我感到最困惑不解的是：在历史上他以启蒙思想大家闻名于世，但他的第一篇论说文《论科学和文艺》却是对启蒙的尖锐批判……他以自由思想家闻名于世，在《论科学和文艺》中却痛斥当时的自由派智识人是“狂热分子”。如今有人说，尽管自由民主论有种种义理上的困难，眼下的当务之急却是实现自由民主，卢梭则说，这叫做“用炽热情感和善良信念代替审慎”。

记者：您今年出版的新书《设计共和》中有这样一句话：“追究学理难免与时代意见保持距离，而非让自己成为时代意见本身。”但近年您的著作、讲演却频频引发学界甚至网上热议，这又是为什么？

刘小枫：我的书从未引发学界更不用说网上热议和争论，因为关注学理的学人不会“热议”什么，更不用说在网上“热议”。喜欢在网上“热议”的人不会关注探究学理的书，因为他们不是学人。我的学术讲演在网上遭到訾议，不过是因为我谈的学理问题被人挪到了网上。比如三年前在复旦大学做的关于朝鲜战争的讲演，还有今年4月在中国政法大学一个读书会上的发言。毕竟，微博界不是学术界。其实，我今年4月受邀参加的并非凤凰网的读书会，而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主办的读书会。邀请我的广西师大出版社政法图书编辑室主任对我说，这是一个专业界的读书会，他向我保证不会把发言弄到网上。我走进读书会现场时看到凤凰网读书会的招牌时感到奇怪，这位编辑室主任对我说，这是承办的学生们搞错了。显然，我太书呆子，被骗了……凤凰网刊登的发言记录不仅未经我许可，也未经我审阅，甚至没有通知我。如果是我自己整理的讲稿，而且发表在学刊上，肯定不会引起“热议和争议”。

记者：网上的“訾议”是否会对您产生压力？

刘小枫：我不看网上的东西，因此对我没有丝毫影响，遑论压力。网上发生的事情都是朋友转告我的，听说有几个老熟人也骂我，我完全不介意，我知道他们天性如此，不骂反倒让我觉得奇怪。你不可能指望他们也会因反省自己而改变自己。

记者：有人觉得您很聪明，聪明的意思是“聪以知远，明以察微”……

刘小枫：也有人说我“很狡猾”啊……无论别人怎么说，我知道我在尽力学习慎思明辨，这就难免不断改变自己。（P350-351）

又一个十年过去了——祖国大地变化之大，有目共睹。我自己的心态仍然没变，还是那么静态。这次重版，增补了七篇近十年来写的小文和一篇访谈稿，谨记又一个十年过去了。

刘小枫

2016年5月

我的学术与旧书买卖

我喜欢买卖旧书，这与我的学术经历和兴趣的转变有关。

先说卖旧书，迄今，我已两次大规模“摆摊”卖旧书，都是在大学校园里。第一次在1981年，我就读大学三年级。一个春日的午间，我在宿舍门口摆上几条桌子，摊开一大堆文学理论、电影理论和哲学书籍叫卖，当面议价。一时门庭若市，生意兴隆。卖出九成。第二次在1983年，我就读研究生二年级。记得是一个初夏的午间，在北大三角地一隅就地铺开几张报纸，推出一批心理学、美学书籍叫卖。这一次不那么门庭若市，但前来翻捡的人还算络绎不绝，销量不错。

卖的旧书，大都是自己曾经颇费周折才得到的学术书籍。一些朋友问过，为什么要卖掉？

卖旧书是我的自我调整：卖旧书真正卖掉的是我过去的读书兴趣，算是对自己思想的自我清场。第一次卖旧书表明我对文艺理论和文学批评不再有兴趣；第二次卖旧书则是对心理学和美学不再有兴趣。当然，卖的旧书中也包括一些就学科而言虽有兴趣，但写得实在糟糕的书，这说明自己分辨学术虚实的能力有长进。我喜欢书，但没有藏书癖，对无用的书扔之后快——不仅书，连自己的文章也扔之后快。1983年曾写过一篇分析电影《见习律师》的时间结构的文章，钟惦棐先生颇称赞，但当时因兴趣转向，便扔进了垃圾堆。

我求学的时代正值七十年代中，十余年来，没有什么先师指点，书是唯一的老师。可是，这位唯一的老师也有缺陷：那个时代提供的书是受限制的，要找到能指点自己的热情的书的条件，也是受限制的。如果我要恰切地把握住自己的思考兴趣和问题困惑的真实要点，就必须不断地检审自己的思路。我觉得，这是偶然的时代境遇给予我的馈赠。我羡慕现在读书人的条件，至少不至于像我那样被迫去卖旧书。

再说买旧书。少年时代我就喜欢在旧书店泡，时常会因遇上一本自己喜爱的书而惊喜。遗憾的是，如今旧书店在国内日趋消亡，有的也是名存实亡。最愉快的买旧书的经验是在国外。在巴塞尔留学时，周末逛IH书店是最惬意的闲荡。只有四十万人口的巴塞尔市，城里的旧书店有十几家——周末的跳蚤市场也常有学术书的“跳蚤”。例如，我曾碰上《特拉克尔诗文书信全编》、《基督教社会主义文集》和《表现主义音乐研究》(三卷)之类求之不得的旧书，价格极便宜。爱拉斯莫当年过世时的楼房，现为以他命名的IEI书店，是巴塞尔最大的一家，在那里我买到过极便宜的《布洛赫全集》和《古希腊罗马文化百科全书》(十二卷)。神学系旁边有一家旧书店是一位参加过西班牙志愿军的哲学博士开的，他很懂什么是好书，而且不让价。我总是乘他不在，找老板娘以廉价买书——《舍勒全集》中的几部和梅烈日柯夫斯基的大部头就是这样弄到手的。

买旧书并不只是因为价廉，更是为了拾回被历史和时髦遗忘的思想和学问方向。就学术思想而言，时髦的并不一定是值得深究的，如果我有自己所关注的问题的话。

问题意识是学术思想的关键，这是一个过于私人化的事情：我想究明某种东西，澄清某种疑虑，与我的纯属个人性的在世体验相关。但是，个人性的问题意识只有在与历史中的诸多个人的问题意识的交流和碰撞中，才会变得日益明朗。一百余年来，汉语学术思想界引人了形形色色的外籍学术思想，它们大多因为在国外时髦而被引介。可是，国外学术界的时髦理论也有遗忘真切问题的情形，更何况，我的问题意识很可能与种种主流论述并不相关。问题意识的交往必须是超逾时代和地域的，逛旧书店就是我的这种超逾行动。

在旧书店，我依自己关注的问题去寻找“同道”。我时常感叹：在并不平静、富裕的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欧洲，仍然有那么一些为数不少的学者撰述过一些思想深湛的书。学术思想是个人志趣的志业，它需要无数个体的问题和个体的历史性思虑的积累。我热衷于买旧书，不过是带着自己的问题去寻访历史中思虑的个体和他们的问题。

不少学人都喜欢卖旧书，买旧书则少见。买旧书的嗜好，是我的学术经历和旨趣形成的私人化行为，除了说明我个人的求学经历，并不说明更多的东西。我述说这一经历，也只是为我从文艺学、美学、心理学转向哲学、神学、社会理论和古典语文学的个人学历，提供一个简要的注脚，尽管我现在已不再卖旧书(因为已有图书馆或朋友可送)，并且还在买旧书。这表明，我的学术思想还在不断依新的问题意识去找寻历史中的思想残片。

1996年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