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水土丰美，地广人稀，民众生活并不特别穷困，但它由于处在几县接壤地带，属于“三不管”地区，开发得晚，成为名副其实的荒乡僻壤。这里，历史上没有出过什么大人物，要说有，就数张学良了。他的出生地，与我的故里相距只有十五公里。所以，当地人关于他的传闻可说是“海海的”，信息量比较大。
这一带，当时流行着这样一个顺口溜，名日“四大怪”：“白天青纱帐，晚上撸锄杠；老少三辈对面炕；偷个‘鸡鸡’怀里放；孩子生在大车上。”头一句说的是，兵荒马乱，土匪横行，老百姓白天躲进高梁棵里，晚上再回家莳弄园田。第二句，是讲当地的居住习惯：为了冬天屋里暖和，许多人家都搭南北对面炕，小两口住北面，老两口住南面；有的讲究一点，中间挂个幔障。第三句，反映一种可笑的民俗：镇里有座娘娘庙，每逢四月十八娘娘庙会，大姑娘、小媳妇街头云集，看人、看戏、看热闹；而那些结了婚的少妇，还有一个共同愿望，就是给“子孙娘娘”上香，“拜佛求子”。到了这里，她们都不再羞涩，变得比较开放，烧香磕头之后，一般都会弯下身去，用手摸摸娘娘脚下泥塑男孩的“小鸡鸡”，有的大胆些，趁势把它偷偷揪下、塞进怀里，带回家去泡水喝——传说这样就会生下男孩。人家远道前来，就是奔着求个儿子；可是，小男孩却把“宝贝儿”丢了，成了“没把的茶壶”，这怎么行!管香火的庙祝只好事先准备很多“配件”，偷走了再安上。最后一句，特指张学良，说他的出生，不在炕头，不在床上，而是“落草”在大马车上，这也算是今古奇闻。
对此，张学良本人是这样说的：
我，实际上不是在地上降生的，我是在车上生的。你看，我的头上都有疤。我们那时正在逃难嘛，我母亲生我在车上。
张作霖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二月十八日，遭到辽西巨匪金寿山的突然袭击，狼狈逃窜，率领保险队来到八角台——就是后来的台安县城。所谓“保险队”，还不同于打家劫舍的土匪，而是负责给这个或那个村庄做保险，每月你交付一笔钱，如果有土匪来袭，他们就出面保护，替村里拦截土匪。张作霖就是这么起来的。他从小就在附近的七乡三镇活动，这一带又是他的亲戚窝——他的妻子赵春桂就迎娶自这里。当时正值祸乱丛生，烽烟四起，为了逃难，居无定所又身怀六甲的赵春桂，在旧历四月十七(公历6月4日)这天，带着大女儿首芳，乘坐马车，从桑林子村胡家窝堡赶往张家窝堡她的堂侄赵明德家。路程本不算远，但由于乡村道路坑洼不平，剧烈颠簸，结果孩子生在了马车上。
这个孩子就是张学良。他的生日原本是六月四日，但是，因为后来张作霖在“皇姑屯事件”中，被日本人炸死在这一天，成了父亲的忌日，张学良便把自己的生日改在六月三日了。 P1-P2
从年轻时，我就对研究历史人物抱有浓厚的兴趣，喜欢阅读《史记》、《汉书》等古书中的人物传记；同伴们聚在一起，也习惯于运用自己有限的见识品评各类历史人物，像古人所说的，“雌黄出自唇吻，朱紫由其月旦”。而张学良将军，由于是同乡，相隔时间不过三四十年，自幼便听到大量关于他的身世、行迹的轶闻，以及一些绘声绘色的传奇故事，因而评论得更多，有时相互争辩得不可开交。也正是从那时起，在心底暗自盘算着，有朝一日，定要以文学纪实的手法，为他立传，为他写真，把属于个人的独到见解穿插到里面去。
实际上，这项运作，20世纪末就已经开始了。那个期间，我陆续写了一系列关于张学良的散文：《人生几度秋凉》、《将军本色是诗人》、《张学良读明史》、《不能忘记老朋友》、《尴尬的四重奏》、《夕阳山外山》、《良言美语》等，发表在京、津、沪的文学刊物上，而且进入了年度的散文选本，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有些文友看到了，鼓励我继续写下去，并且建议能够结集出版。这样，便有了几年前上海东方出版中心印行的那本《张学良人格图谱》。
在《题记》中，我写道：“本书为文学作品。文学是人学，它要透过事件、现象，致力于人物特别是心灵的剖析，拓展精神世界的多种可能性空间，发掘出人性、人格、命运抉择、人生价值等深层次的蕴涵。既然是文学作品，自不能以单纯的叙事为满足，还须运用文学的语言，借助形象、细节、场面、心理的刻画，进行审美创造；更需要以史家眼光、哲学思维对事实加以深入的解析，穷原究委，探赜烛微。这样，在强调客观性的同时，作者的主观色彩以及现实期待也就比较鲜明。”其实，这些也正是我多年来创作历史文化散文所一贯奉行的宗旨。
五六年时间过去了。现在回过头来审视，感到这部作品也存在一些先天性的不足，集中表现为全书缺乏一个整体的规划；而且，内容不够全面，存在着重要的缺项。由于半数篇章是多年时间陆续写成的，事先未曾进行统一筹划，结集时由于时间比较迫促，没有来得及做通盘的梳理和整体的关照，致使格调、视角上，不尽协调一致。有些与少帅关系至为密切、甚至举足轻重的人物，像他的父亲张作霖、陪伴终生的至爱赵四小姐等，都没有写进去；包括传主本身有的重要方面也漏掉了，比如他的童年是怎样度过的?他的生命历程何以能跨过一个世纪?“长寿经”的根本之点何在?这些为人们所特别关注的问题，都需要做出回答，而当时却统付阙如。
这次在原有基础上，进行了必要的增补与修订，努力方向是争取做到内容全面，格调统一。应该说，作为传记文学，“全面”这个概念，只能是相对的，很难设置一个定量的标准。张学良的绚丽多彩的百岁人生，可以浓涂重抹的未必止是二十个方面，篇幅再增加一倍，也还是有话可说。看来，关键还在于是否抓住了本质、突出了要项，是否体现了基本要求。此其一。
其二，这次重新编撰，对于全部书稿做了统一的梳理，力求体现整体性；新增五篇之外，又对原有篇章重新进行改写，斟酌弃取，补苴罅漏，内答方面做了很多调整。
其三，依作者之本衷，“写真”也者，重在一个“真”字。真，不在貌而在心。写真也就是写心，亦即着眼于展现传主及有关人物的个性特征、内在质素、精神风貌。这也就决定了，写法上不可能是须眉毕现，面面俱足，而应是努力追求清人张岱所说的“睛中一画、颊上三毫’’的传神效果。如果叩问：本书何以区别于其他传记?这可视为主要一点吧。当然，这是很难达致的一种文学境界，是一个高标准的愿景。在作者来说，属于一个悬鹄：“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
在《人格图谱》题记中，我曾经说过，尽量不与其他传记、访问记、回忆录、口述历史重复。此语，现在我还坚持，但须加以说明，因为重复与否，有个如何看待、怎么认定的问题。喜庆筵席上有一道常见的必备菜——“四喜丸子”，相传是由唐朝名相、著名诗人张九龄始创的。所用原料，当日张相爷的和我们今天的不会有本质不同；但是，由于烹饪技法、作料添加、火候掌握上存在着差异，味道肯定不一样。与此类似，为同一个人立传，叙述的史实、应用的素材互有雷同，是难免的；而视角、立论如何，史观怎样，作者是否有独特发现，所谓“独具只眼”，则决定着传记品位的高下。
不过，有一点必须承认：正是有了这些传记、访问记、回忆录、口述历史，以及当代学人大量的论述、评介文章，宛如身后耸起一列高大的靠山，眼前摊开涵容万汇的大海，给了我的《写真集》创作以有力的支撑、直接的帮助，提供了巨大的便利。为此，我要在这里恭恭敬敬地奉呈一句：“有劳诸位了，请接受我发自肺腑的诚挚谢意!”
限于精力和水平，书中肯定会有许多纰漏与不当之处，切盼广大读者与方家不吝赐正。
《成功的失败者(少帅写真集)/充闾文集》一书是《充闾文集》中的一卷，与普通的传记不同，这部《张学良传》并非从其出生写到死亡。作者王充闾将张学良的许多人生片断拼接到一起，从浅入深，将其一生的作为、追求、奋斗，甚至爱好、家庭、情感完整地融合在一起，展现给读者的是一个丰满、立体的张学良。可以说，作者对于张学良的评述是客观而又全面的。
王充闾先生的历史散文创作水平在国内首屈一指，其作品曾多次入选中学教材，及高考阅读命题。其文字既唯美又不脱离现实，既传统又与当代文学相融合。
在充闾先生的《成功的失败者(少帅写真集)/充闾文集》中，他不是以价值的尺度评价从政或为文，而是从人性的角度对不同的对象做出了拒绝或认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