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长忆月是故乡明
幼年在故乡生活的往事，自然是我要拾起的第一朵朝花，因为它和我人生的最初的记忆联系着，而且毕生难忘。因此本章也可用“永远的故乡”为题目。“永远的＋名词”（如“永远的雷锋”“永远的北京”）是新近时髦的说法，我仿拟着使用，或者可以算是“趋时”了。
我的故乡是广东南海县大圃乡显纲村。不过出生地并不是故乡，而是越南西贡附近的堤岸。我父母远走异国谋生，头一年就生了我。我大约1岁，全家就回到故乡。若干年后，母亲回忆我在堤岸时的“表现”说：因为自己奶水不够，请了一个越南奶娘，她总穿着白衣服，你认准了穿白衣服的这个奶娘才肯吃奶，别人喂你，你是不吃的。事过而情未过，现在想起来，“一奶之恩”，无从回报，不能不说这是一件遗憾的事。韩信回报漂母一饭之恩，以德报德，这是人之常情。
显纲村是个大村，当时就有七八十户人家，都姓张。村里有几条小巷，我家住在二巷。从我家到村子的中心建筑“张公桔林祠堂”不过百十来步，它旁边挨着显纲小学和村人称之为“榕树头”的那棵大榕树。小时候，我是经常到这几个地方玩的。因为离家很近，我大约也有5岁了，母亲是不担心我会走失的。不过，人算不如天算。有一次，我在“榕树头”差一点丢了命。那棵大榕树就在一条从村边流过的小河旁边，榕树确实很大、很高，树干弯弯曲曲地伸到小河上面，有的人就爬到树干上跳水玩，或在榕树下乘凉，而在小河边钓鱼的就更多了。我小小年纪，当然不是来乘凉的，也不是来玩水的，只是觉得这里小朋友多，大家聚在一起，玩什么都有趣，也就来了。哪会知道，有一次我在大榕树下，看不到小朋友来，在河边上走着走着，一脚踩空，扑通一声，掉到水里去了。我不会游泳，出于求生的本能，两手在水里乱扑一气，这当然无济于事。能济事的是一个大人把我从水里救了上来。这个救我的人是谁，我不知道，他现在如果健在，应该年近或者过百岁了。佛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救命之恩”大大重于“一奶之恩”，我无从报答，更感内疚。
大榕树见证了我溺水而获救的往事，我也就总是忘不了它。前几年，我应邀到厦门大学出席华东修辞学年会，离厦大校园不远的马路空地上有一棵大榕树，我在树下徘徊了许久，因为想起了故乡的那棵大榕树，又想起了有个诗人在异乡看到了一棵大树很像他家乡的那一棵大树，顿时引起思乡之情。这个诗人便是宋人王禹偁，他在《村行》的诗里有两句是：“何事吟余忽惆怅，村桥原树似吾乡。”这句诗，好像是为我而写的。
大榕树旁边不远，便是显纲小学。我是7岁入学上一年级的。上学的头一天，母亲按照习俗煎了一张“薄撑”给我吃。所谓“薄撑”，就是用糯米面做的圆的甜饼。我吃着觉得十分好吃，盼着第二天放学回家还能再吃到，但希望落空了。原来这种供应，按习俗，是只管上学的第一天的。至于这个习俗到底有没有深意，母亲没有告诉我，我到现在也不知道。不过，这张“薄撑”，我至今想起来，还是口舌生津、回味无穷的。此后70多年，都没有吃过，直到2009年我回广州探亲在莲香楼才吃到。不过，事过“味”迁，觉得味道远远没有当年好了。这与鲁迅《故乡》里的“迅哥儿”吃罗汉豆的感受是一样的：头一天吃觉得很好，第二天再吃，就觉得不如头一天那样好吃了。原因可能是迅哥儿头一天没有吃饱，肚子有点饿了，我则是因为现在生活提高了，胃口也刁起来了。
我上学，自然是听从父母之命，根本不知道为什么上学，但却感到很新鲜很快活，因为上学的头一天，母亲就让我穿上新衣服，又拿到新课本。每天放学，全校学生在小学旁边的空地上集合，排着队唱着“明朝会，好朋友”的歌，走两个圈，然后解散各自回家。这也是我的新生活。总之，什么都是新鲜快活的。不过，上起课来，我就并不总是快活了。课本的头一课，就是“小小猫，叫叫叫，小小狗，跳跳跳”。“小猫”“小狗”我很熟悉，我见多了，村里有，家里也有，它们会“叫”、会“跳”，我也知道。不过这笔画很多的“猫”字、“跳”字我却不容易记住、写不下来。这就让我并不怎么快活了。更糟糕的是，学期末学校按全班学生成绩高低排名次放榜，我竟然排在最末。母亲看榜之后，并不生气，带着笑容对我说“你是番鬼佬（外国人）睇（看）榜——倒数第一。”母亲不懂外语，当然不知道外文由左到右横排，但这句广州地区习用的熟语的意思是排末尾，也就是成绩最差，母亲是知道的。我连“猫”字、“跳”字都写不好，自然更不懂外文是从左到右横排的。不过，“倒数第一”的意思还是懂得的。我当时听了母亲这句话，也知道是自己没学好的错，没说什么，低着头，走开了。母亲对我，从来都是点到为止，不打不骂的。未上学时，我多次听母亲说“七岁定八十”，母亲的意思是从一个人小时的表现可以预测到一个人到80岁时的表现，也就是说“小时了了，大也了了，小时不了了，大也不了了”。母亲这是泛泛而论，应该说，不是对我的预测。因为世界上的母亲都望子成龙，不可能早早就把自己的孩子的前途定格在“倒数第一”上的。我今年八十有五，总算没有定格在“倒数第一”上，这是可以告慰母亲在天之灵的。
上文说我“低着头，走开了”，当时我到底走到哪里，现在记不清了。可能是走到我经常玩耍的“榕树头”或者“桔林公”。所谓“桔林公”，就是“张公桔林祠堂”，可能是全称说起来太长、太费事，村里人就用了“桔林公”这个简称。不过，从规范的简称法看，这个简称未必是合“法”的。“包公祠”总不能说成“包公”吧，当然，村里人怎么方便就怎么说，不知道这许多，也不管这许多的，一般都说“语言可以自我调节”，我看能调节语言的首先是使用语言的人。所以语言使用者“习非成是”的事实也是有的。
我当时，当然不知这许多，只知道这里可以玩耍，也就常来了。祠里供奉着祖先的牌位，也就是桔林公，牌位前摆着一张供桌和几个香炉，当时我是看到了的。但这些我都不关心，所以很少到祠堂里。我关心的倒是祠堂门前有一块在我当时看着相当大的村人称之为“堂前”的空地。因为这块空地是我们跳呀、唱呀、打打闹闹的乐园。这个“堂前”的正经用途，平常是晒谷子，遇有全村人的公事，在这里聚会，有钱人家有婚娶喜庆，就在这里摆酒席，在这里，摆十桌八桌，地方都是够用的。
晒谷子的事，与我无关，聚会的事、摆酒席的事就与我有些关系了。P1－3
《人伦学术忆生平》可读性甚强，这除了因为张炼强教授文笔好，同时因为该书不仅具有历史价值而且能够给人以多方面的启发。
——安徽大学教授曹德和
张炼强教授是纯粹的学者，真正的学者，数十年如一日，一心一意、勤勤恳恳地做学问。下功夫广泛涉猎，收集材料，用科学方法，埋头进行分析研究，勇于“探索”，勇于“探新”。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史锡尧
张炼强教授是中国当代修辞学界最有成就的四个学者之一：吴士文、倪宝元、宗廷虎、张炼强。
——南京大学教授王希杰
前些日子张炼强先生通过网络，传来写好的回忆录《人伦学术忆生平》，并明确要求我读后给写个序言。我为师友写过很多评论文章，但写序的经历从未有过。我的博士生要我为其新著写几句，我一概婉拒。因为我以为，写序最好请名人，名人名声大，有助于增强著作影响力。但是当张先生向我提出上述要求时，我没有说半个不字。之所以如此，原因有三。
其一，我20世纪80年代开始研读张先生修辞著作，2000年曾当面请益，此后一直保持学术联系。诚如其回忆录所言，我“十分理解”他的学术思想和治学特点。
其二，张先生这部回忆录，从酌定大纲到动手写作，从完成初稿到落实出版，整个过程和具体细节我都了如指掌。
其三，张先生是接受我建议才写这部回忆录的。2012年岁末张先生突患眼疾，视力衰退到无法查检需要阅读的文献。这意味着他将告别科研。从未停辍过笔耕的张先生情绪急转直下，就像当年陈寅恪双目失明时一样。在诸多亲友再三劝慰不见效果的情况下，我想到张先生在求学、教学、治学以及人生经历等方面都有值得总结之处，于是建议他根据记忆撰写回忆录。张先生接受了这一建议。
因为还能继续发挥余热，张先生情绪不再消沉，但实施过程却是极其艰难。在撰写回忆录的两年多里，为防止用眼过度导致失明，张先生每天不得不将伏案时问控制在4小时左右。因为左右两眼视力已衰退到0．04和O．03，他得借助放大镜和记号笔，才能将脑海中的思绪，先转变为面前大号纸上大如铜钱的文字，然后转变为书稿的组成部分。
回忆录打算收入反映他生平的多幅照片。其中一幅是张先生与回忆录书稿的正面合照。不久前有位青年教师登门拜访，当她惊异地发现张先生写下的书稿摞起来竞有一尺多高时，感慨不已，于是拍下这张令人感动的照片以做纪念。
《人伦学术忆生平》可读性甚强，这除了因为张先生文笔好——（为眼疾所困张先生已不具备对书稿做较大改动的能力，这部回忆录基本上是一气呵成。一挥而就写得这样好，可见其笔下功力），同时因为该书不仅具有历史价值而且能够给人以多方面的启发。
张先生祖籍为广东省南海县（今佛山市南海区）。他的父亲读过十年私塾，爱好吟诗作对，且写得一手好书法。他的母亲识字有限，但能写一般家信，且很会讲故事。张先生1931年出生，父母远走异国谋生，在越南西贡附近生下了他。当时母亲奶水不足，是越南奶娘给予他“一奶之恩”。张先生在故乡南海县大圃乡显纲村度过童年时光。当时他很调皮，在河边玩耍时差点丧命。村里有个供奉神灵的圣堂庙，长辈们说吃了鸭蛋不可进入该庙，否则要拉肚子。张先生不信，故意吃过鸭蛋后进去转一圈。 张先生少年时代有过三次辍学经历。第一次是故乡沦陷，小学一年级没念完；第二次是逃难广西，就读私塾不到半年被迫停止；第三次在柳州时因紧急疏散逃到融县，小学读到五年级不得不暂时中止。三次辍学都因为日寇侵华。日本鬼子给张先生一家带来的苦难远远不止以上所说。张先生大姐为躲避日寇抓“花姑娘”，仓促出嫁，不幸于三年后离开人世。张先生哥哥在日寇拉夫时险些被带往日本做劳工，老家的住房曾被日寇破门而入，柳州的住房被日寇飞机炸成废墟。
1945年离小学毕业还差一年时，张先生报考柳州龙城中学被破格录取。在该校读完初一后，他父亲决定将他转到教学条件更好的广州上学。1946年至1951年张先生先后就读于广州教忠中学和广州市第三中学（原名圣心中学）。期间文学才华初步展现。在前一所学校，曾经荣获初中组作文比赛第三名，初中组演讲比赛第二名；在后一所学校，撰写的杂文《阿飞》为香港《大公报》所刊载。不过张先生认为，自己起先学习并不好，不断进步乃至能够考取北大，都是老师们教育的结果。在回顾早年读书经历时，张先生满怀深情地提到那些令其终生难忘的小学老师和中学老师。尽管他们都已过世，但张先生每次去广州和柳州都要回母校看一看，以释怀念之情。
以匕回忆至少给我们这样两点启迪：其一，谈及日寇侵华带来的灾难，以往人们更多关注的是类似南京大屠杀那样的历史事件，而实际上它给中国几乎所有家庭都带来这样那样的痛苦。其二，一个人无论做出多大成绩，获得多大荣誉，都不可忘记父母和老师的功劳，对他们应水怀感恩之心。
1951年秋，张炼强先生顺利考取中国第一学府北京大学。在该校读书的四年里，他聆听过多位名师的课程。回忆录生动再现了学术大师们当年在北大校园里的风采。
王力先生无论讲语音，讲词汇，还是讲语法，都是通语与方言打通，本体与语用打通，共时与历时打通，且注意联系文化背景和结合逻辑分析，尤其重视修辞用法带来的影响。他在讲课中常常引入外语，通过中外对比以说明汉语特点之所在；讲述诗词则既重内容亦重形式。王力先生强调：完整的语言研究乃是“知其然”加上“知其所以然”。他讲课声音不高不低，语速不紧不慢。考试不是统一出题，不是答卷，而是回答什么题目由抽签决定，口试，当场给分。
高名凯先生专门讲授普通语言学。他精通多国语言，讲课旁征博引，深入浅出，且注意语言与思维、逻辑的有机结合。因为修辞尤其是比喻涉及上述三个方面，他常常由此人手，通过深入剖析说明其间关系。高先生非常“亲民”，经常到学生宿舍辅导学习和解答问题。
周祖谟先生20世纪50年代主要讲授“现代汉语”。他是北京人，一口京腔，听他讲课轻松而愉快。布置作业题他亲自刻蜡纸，一手楷书写得非常漂亮。周先生从不摆师道尊严的架子，即便学生对自己观点表示异议也不生气。
可能因为张炼强先生在高校工作期间主要从事现代汉语教学和研究，回忆录中对于给其讲过文学的北大教师着墨不多。但即便如此，介绍评论也相当到位。如谈及林庚先生，回忆录说他是以诗人气质和诗性语言讲解诗歌作品，对唐诗的剖析鞭辟人里，将通常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精妙所在揭示得明明白白。
在不断出版的怀人文章中时常可以看到有关北大名师感人形象的描述，因为或者记写的时段有别，或者叙说的事迹相异，或者切人的角度不同，没有谁的文字显得多余。通过《人伦学术忆生平》以上回忆，读者不仅可以进一步体味这些名师当年的音容笑貌，同时可以从他们的敬业精神、授课方式、治学理念、做人态度等方面，进一步明确思齐的楷模和努力的方向。
张炼强先生北大毕业当年进入首都师范大学（原名北京师范学院）工作。该校成立于1954年。作为其元老的张先生，从建校次年人校到1997年退休，在该校工作将近半个世纪。该书满怀深情地回忆了他的那些同事，以及他与同事们的友情。
刘世儒先生1950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因协助黎锦熙先生编著多部语法教材很早即蜚声学界。他1955年调入首都师范大学后主讲“现代汉语”。他对青年教师谦虚平和，指导细致入微。他认为理论研究应当从事实出发，不可自欺欺人；如果研究结论来自事实，可以“众人非之，我独是之”。他治学刻苦，疲倦得撑不住时用凉水冲头提神。或许因为劳累伤身而患上绝症，去世时不满60岁。
张寿康先生是首都师范大学建校初期的现代汉语教研室主任。他对专业极其执着，与张炼强先生见面当天就侃侃而谈语法问题。后来被定为右派，从此谨言慎行。因为被降薪且家庭负担沉重，他中午从不在食堂吃饭，自带干粮充饥。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了把耽误的时间夺回来，他整天蜗在仅有5平方米的斗室中著书立说，后因积劳成疾在1991年8月英年早逝。
在那“岁月并非如歌”的年代里，首都师范大学的老师们彼此扶助、相濡以沫。张炼强先生个小体弱，在农场劳动时锯树枝，过于粗大的树枝怎么也锯不断，洪成玉先生主动过来帮助；挖树坑数量和质量都落后于人，王世征先生主动跑来支援。在张先生因为饥饿而难以入睡时，于家骅先生及时送来用高价买来的糖果。因为下乡支教和农场劳动机缘，与张先生结下深厚友谊的李景华先生，几十年来更是在各方面给予他无私帮助。首都师范大学的元老以及次元老们都很珍惜患难与共中结下的情谊。2011年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语言研究中心举办“张炼强先生八十华诞暨学术研讨会”，老同事几乎悉数赶来捧场。 对于刘世儒先生和张寿康先生，学界同仁早已有所了解，但听其同事张先生娓娓道来，感觉大不一样。以往比较多地听到的是高校教师之间令人寒心的方面，而张炼强先生的回忆则展示了温情的一面。以上文字对于客观而完整地认识中国知识分子不无裨益。
《人伦学术忆生平》由七章组成，三十多万回忆文字几近覆盖了作者所珍惜所难忘的所有事件、情景乃至细枝末节。在北大读书时，张先生与同班同学董宜芳女士相识，毕业不久结为连理。后来生下女儿张冰。夫妻俩几十年来的互敬互爱以及女儿孩提时的天真烂漫，《人伦学术忆生平》多有深情描述。张先生与中学同窗张维国、大学校友白化文等一直彼此记挂，你来我往，旧情新谊亦被留迹于《人伦学术忆生平》。多年来张先生与修辞学界同仁，如上海的宗廷虎教授和陈光磊教授，江苏的王希杰教授，江西的刘焕辉教授，北京的史锡尧教授，天津的谭汝为教授，山东的高万云教授等，一直保持或多或少的学术互动，彼此的交往《人伦学术忆生平》亦有所介绍。张先生研究修辞已达六十年，过去把主要精力放在开拓创新上。如今眼睛出了毛病，即时做好研究方法总结也就成了很自然的事情，有关文字从《人伦学术忆生平》中亦可看到。张炼强先生自幼喜爱游泳和爬山，几十年来坚持不辍；他还热衷旅游，国内的风景名胜、国外的重要景点几乎都留下他的踪影，有关回顾《人伦学术忆生平》中亦占了一定篇幅。张先生喜爱文学，创作了数量可观的散文、新诗以及近体诗，其诗作如同他的修辞论文，富有个性且品位不凡。例如在他的新诗中可见如下诗句：“拿破仑是个大统帅，我不过是匹夫一个。不过，拿破仑是拿破仑，我是我。我喜欢：‘我就是我！，”他的近体诗开篇之后通常不是顺势而下，而是峰回路转，别开生面，每每给人意外惊喜。其代表作以及曹利华先生的精当评论，亦被收入《人伦学术忆生平》。总之，张先生的这部回忆录，对于家人、亲朋、乡邻，对于昔日同窗校友，对于新老同事，对于学界同仁，乃至对于那些希望对我国老一辈知识分子有所了解的读者，都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但愿以上序言，能够让希望了解该著写作背景的读者，让希望了解该著内容梗概的读者，以及让希望了解该著是否值得购置和品赏的读者，获得希望获得的信息；同时但愿所有读者在阅读之后，像我一样，不仅不感到乏味，而且感到很愉快，很有收获。
《人伦学术忆生平》为中国当代著名修辞学家张炼强教授的回忆录。在本书中，张炼强教授对其长达八十余年的人伦生活与学术生涯进行了全景式回顾。回忆录分为两大部分：一是人伦之情，回忆了其家庭生活，情真意切；一是学术生涯，回忆了其求学、育人、著书的书生生活。此外，张炼强教授喜爱写旧体诗，回忆录中亦收录了其大量的精品诗作。
经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烽火硝烟，20世纪50年代求学北大，执教首师大一个甲子，足迹遍布世界各地，修辞学家张炼强教授倾注数年精力撰写回忆录《人伦学术忆生平》；
“对话”北大著名老教授：王力、马寅初、高名凯、朱光潜、林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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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书读懂一个人、读懂一个时代、读懂一门学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