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流与风骨－－现当代知识分子其人其文》收录作者张国功解读张元济、胡适、鲁迅、梅汝璈、叶公超、朱光潜、丁玲、熊式一、王芸生、周扬、季羡林、王元化、朱正等现当代知识分子，商务印书馆、大公报社、西南联大等现当代文化机构的文史随笔二十余篇，由此以点带面地反映现当代中国士子的人生风流与精神风骨，在温情与敬意之中接续现当代知识分子的人文态度、家国情怀等。文章刊发于《随笔》《东方文化》《书城》《悦读》《书屋》《博览群书》《出版广角》等影响较大的报刊。入选《随笔三十年精选》等多种选本，在文史学界、读者群中有较大的影响力。

张元济、鲁迅、胡适、叶公超、朱光潜、梅汝璈、丁玲、熊式一、王芸生、周扬、韦君宜、储安平、王元化……商务印书馆、大公报社、西南联大、中央研究院、人民文学出版社……

翻阅张国功所著的《风流与风骨－－现当代知识分子其人其文》，通过其人其文，在温情与敬意中体认中国现当代知识分子的人生风流与精神风骨。

上辑 学者与文人

 国难时期的“李庄精神”

 《巨流河》中的好老师朱光潜先生

 诗名应共宦名清

 世间已无叶公超

 吴宓与顾颉刚的身份尊严

 梅汝璈：“中国还得争气才行！”

 何兆武：那个时代的书生为什么还有幸福感？

 胡适·王淦昌·许良英

 王元化笔下的胡适之

 于光远先生们的“一二·九”情结

 季羡林留德日记中的储安平

 季羡林：亦真亦假的追忆

 李长之的六十九岁

 学人乎？文人乎？

 夜读鲁迅札记三题

 旧时王谢早无家——熊式一们的生命骊歌与文化乡愁

 “两个丁玲”的冲突

 周扬与丁玲：欲说“左”右好困惑

 “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历史

 廖沫沙的打油诗：艰心出涩语滑稽亦自伟

 同人群体·历史温情·常识理性

 无刺的马烽与多刺的时代

 王得后先生的“乡愁”与隐痛

下辑 报人与出版人

 张元济与胡适：有所不为方有所为

 书卷之外的张元济

 1949年里的出版家张元济

 长沟流月去无声——旧年《大公报》人命运感怀

 《大公报》与燕京大学：民间报馆与教会大学的思想关联

 自由之身与自由主义的一种底线一漫说几位旧年的知识分子

 周海婴与王芝琛回忆父亲：豁显历史的真实

 舒新城：我怎样恢复健康的

 韦君宜的思痛录：编辑的忏悔与价值守护

 从萧也牧到吴小武

 为他人作嫁衣者的“寿衣”与“小背心”

 朱正：序跋文字的风骨

 “全集”古难全

 著作署名关义利

 且以后注改前误

 许觉民：更能消几番风雨

 曾彦修的良知与施燕平的软弱

 巢峰：出版家的思想家底色

国难时期的“李庄精神”

喜欢翻阅现当代学人自述、回忆录一类史料的有心人，常常会邂逅“李庄”这个看上去再普通不过的字眼。这个在自然地理意义上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川东小镇，因为日寇侵华所导致的中国知识界一次群体性的南渡西迁，使得她一度成为现代学术史上一个与重庆、昆明、成都并列为中国四大抗战文化中心的人文学术重镇。1940年至1945年的六年间，在这个小小边镇的宫观庙宇、会馆祠堂、民家小院里，在杜鹃声声的山坳深处，集聚了中央研究院所有的人文社科研究所（历史语言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体质人类学研究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营造学社、同济大学和金陵大学文学研究所等重要的学术机构。傅斯年、董作宾、陶孟和、李方桂、李济、梁思成、林徽因、金岳霖、梁思永、童第周、岑仲勉、郭宝钧、凌纯声、芮逸夫、曾昭燏、吴定良、劳干等一大批在当时就已蜚声中外的一流学者，都曾经在小镇上经历过一段难忘的战时学术生涯。而当年在这个小镇上经受战火淬砺的后起之秀，如周一良、梁方仲、巫宝三、汤象龙、屈万里、罗尔纲、夏鼐、马学良、何兹全、高去寻、王崇武、丁声树、全汉舁、李光涛、严耕望、任继愈、周法高、董同稣、王世襄、王利器、傅乐焕、李霖灿、逯钦立、张政娘、陈槃、周祖谟、石璋如、胡厚宣、罗哲文、杨志玖、刘致平等先生，数十年后大多成了中国现当代人文社科学术史无法绕过的重要人物。至于自然科学界，在李庄时期的同济学生中，走出了吴曼、唐有祺等十余位两院院士。可以说，20世纪后半期几乎所有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都有李庄同济人的身影。一部民国学术史，李庄可谓是其中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个章节。在国家板荡、风雨苍黄的1940年代，小小的李庄到底为中国的读书种子提供了什么样的温情呵护？而一代学人又如何在这里坚持着他们韧性的学术担当与深沉的人文理想？岱峻先生在其《发现李庄》（四川文艺出版社，2004）一书中，通过文献钩沉与田野调查的“两重考证法”，为我们勾勒出了战乱岁月里中华文心学脉天行以健、弦歌不辍的一段历史，也为知识界后来者树立起了一道景行行止的精神标杆与人格参照。

如果说要用一个字眼来概括李庄精神，那就是旧年中国知识分子“忧道不忧贫”的追求——之所以加上了“旧年”的限定语，是因为对比今昔，我们很难确定，今天的知识界是否还有像当年那样的理想主义情怀。且不说学术信息交流不畅、图籍在舟车颠簸中的丢失毁损，也不说暂栖他乡的乡思旅愁、时有发生的匪盗意外，连个人生活最低条件的衣食温饱，在李庄都成了莫大问题。至于时常来袭的病痛死伤，无疑更增添了生活的疾苦。孟子云：“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贫病的生活，宛如李庄时期砥砺读书人的一道试金石。按国民政府的规定，战时知识分子所拿到的薪金，只有战前的十分之一。史语所的当家人傅斯年自诉：学者“此一职业，在战前颇为舒服，今日所人，几夷为皂隶”。这位一向对军阀政客睥睨笑傲的谔谔之士，此时竟不得不向当地的保安司令写信求助，不惜打躬作揖：“请你不要忘记我们在山坳里尚有一些以研究为职业的朋友们，期待着食米……我辈豆腐先生——其实我辈今日并吃不起豆腐……”他还自我解嘲地说起上一次陪宴，因为难得的狂吃，致使腹泻一周。李庄时期，梁思成、林徽因及梁思永一家人贫病交加，困顿至极。傅斯年在1942年4月18日写信给教育部部长朱家骅，祈其向陈布雷、蒋介石转达求援之意，信中饱含的惜才怜士、行侠仗义之情，至今读来令人动容。他说，梁家家道清寒，如今万里跋涉，“已弄得吃尽当光，又逢此等病，其势不可终日，弟在此看着，实在难过，兄必有同感也”。政府应当给予梁氏兄弟补助，理由有三：其一，梁任公“虽曾为国民党之敌人，然其人于中国新教育及青年之爱国思想上大有影响启明之作用，在清末大有可观，其人一生未尝有心做坏事，仍是读书人，护国之役，立功甚大，此亦可谓有功于民国也。其长子、次子皆爱国向学之士，与其他家风不同”。其二，梁思成“之研究中国建筑，并世无匹，营造学社，即彼一人耳（在君语）。营造学社历年之成绩为日本人羡妒不置，此亦发扬中国文物一大科目”。夫人林徽因，亦今世之才女学士。其三，梁思永为安阳发掘之主力，“忠于其职任，虽在此穷困中，一切先公后私”。“总之，二人皆今日难得之贤士，亦皆国际知名之中国学人。今日在此困难中，论其家世，论其个人，政府以皆宜有所体恤也。”傅还特意说明：“此事弟觉得在体统上不失为正。弟平日向不赞成此等事，今日国家如此，个人如此，为人谋应稍从权。此事看来，弟全是多事，弟于任公，本不佩服，然知其在文运上之贡献有不可没者，今日徘徊思永、思成二人之处境，恐无外边帮助要出事，而帮助似亦有理由也。此事请兄谈及时千万勿说明是弟起意为感。”与傅终生谊兼师友的胡适曾在《＜傅孟真先生遗著序＞》中一口气用十余个“最”字对傅加以推许：“孟真（傅斯年）是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他的记忆力最强，理解力也最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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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会把自己写的关于知识分子的文字整理出一个集子，对我这样喜欢随意读书的人来说，当然是一件快意之至的事情。

文中涉及的人物，按时间，包括现当代知识分子，或者说是民国知识分子与共和国知识分子；按身份，我大体将其分上下两辑：文人与学者，报人与出版人。现当代知识分子往往角色多元，不能绝对地分得那么清晰单一。我想如果一个人在专业“安身”之外，还有面向社会的公共性关怀与“立命”的超越性关怀，就应该算是知识分子，这个不必多说。倒是说到民国，现代与共和国，当代，让我想起自己近年读书心路的些许变化，值得一说。

读书的风习多少是会带有代际特征的。对民国欲罢不能的喜欢，也许是我这一代“70后”读书人的一种宿命。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此前所谓文化热与新启蒙风流云散，身边的同龄朋友一时间几乎都在读民国——说不清是殊途同归，还是跟风赶潮。其实如何看待似近却远的民国，特别考量着我们的眼光与定力，更考量着我们内心的人文态度。2011年，我在台湾出版了一册《长沟流月去无声——重温民国人和事》。在序中我曾经写道：“对于民国，我的基本判断还是觉得，这是一个值得我们今天的读书人重新接续的大时代。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序言所说的，一个国家的公民或者国民，对于国家以往的历史要保持温情的记忆，这是了解一个国家真实历史的前提。我以为，对民国的历史，我们应该抱持这种态度。从政治上讲，民国是短暂的、纷扰的、混乱的、下行的、未完成的，但从思想自由、精神生活与国民创造力上讲。它是丰富的、多元的、活泼的、生气淋漓的。三十年间，这个国家基本上奠定了一个现代国家、一种现代文明制度设计的大致框架，确立了追求现代化的方向。这很不容易。至于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既承袭了传统士大夫身上的风骨，也在现代教育中学会了对普世价值的认同，对常识的呵护、对理性的尊重，有着远比我们今天更多的丰富性与成熟度，因此格外让我们今天为之神往。”这大体代表了我对民国人与事的看法。就在这一年，我离开自己服务了十五年之久的出版业，回到母校做了一名大学老师。尽管大体仍是做着读书人分内的事，但我对于今天的大学，委实有些陌生了。等到稍稍勉力适应过来，却发现自己的心境变化了不少。比如对于民国与共和国，与此前敏感于两者之间的“断裂”相比，近年似乎多少领悟到其间也未尝没有接续之处。再比如，今天常常被简单批判的共和国情境下的知识分子如周扬、丁玲、韦君宜们，我们何尝又真正懂得他们人生的复杂、厚重与担当呢？还有，人过四十，我已经不太在意今天的“民国热”究竟是不自觉的美化还是平实的追忆了。从为人作嫁的编辑到教书育人的老师，稍微多了些阅历后，我发现在今天，出版也好，教育也罢，两者有着太多相通的问题。对社会徒劳的批判与袖手旁观的感叹，毫无益处。虽不敢说途远而日暮，但人生实易蹉跎，我越来越认同民国张元济、胡适、蔡元培们所奉行的沉潜做功、契性建设与对社会负责任的卓荦识见，还有他们表面温和而内心却从不苟且的人生态度、光风霁月的人格修养。在一点一滴中坚持，相信功不唐捐，这是在欲说还休的当下我们最需要汲取的民国精神。张元济与胡适分别是我最为敬服的出版人与学者、教育家。今天我们无论如何都达不到他们那种人生境界了。但有时静默想想，自己曾经像他们一样做过出版，再有机会从事教育，加上年轻时曾经参与的一段新闻工作，读书人能做的事，大体也就是这些了吧。感恩之中，我又常常勉励自己，何尝不应该像温润如玉的民国知识分子那样，多一点尽心尽力的做功呢！

给这本随笔取名为《风流与风骨》，多少代表了自己对现当代知识分子人生境界的神往。士为国魂，斯文在兹。一个时代“时风众势”的移人之力，我相信最突出体现在知识分子的为文为人之中。希望这册小书的出版，既给自己过往的读书生活留一份纪念，也借以寄托自己的一种人生态度。

人生充满缘分与意外。无数次地出入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却没有想过有机会在这里出版一本自己的东西。对于以张秋林社长为代表的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同人的敬业与专业，我这个曾经的出版人经常感与惭并。谢谢并祝福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