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桂琴的《共和国青春年代》讲述了20世纪40年代中期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共和国艰难造就和艰辛成长的动人历史。书中所收入的三百余幅齐观山作品，其中相当部分是齐观山先生的代表作。它们生动、形象、艺术地记录了一段令人难忘的岁月和一批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

《共和国青春年代》一书以著名摄影家齐观山先生的摄影作品为图，以齐观山夫人孙桂琴的记述为文，图文并茂地讲述了20世纪40年代中期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共和国艰难造就和艰辛成长的动人历史，这段历史主体是共和国的青春年代。

此书与《共和国震撼瞬间》《共和国沧桑回顾》同属共和国图文系列，它们基本展现了建国前后至上世纪八十年代共和国走过的道路。解放军进北平、第一届政协、第一届人大、抗美援朝战争、和平解放西藏、人民解放军将帅授衔授勋、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等在书中都有述及，毛泽东、宋庆龄、荣毅仁、齐白石、徐悲鸿、梅兰芳、周信芳等人的风采在书中都有展现，书末还刊载了一批齐观山的优秀风景作品并辅以解读，令人在回顾历史之余又有轻松明快之享受。本书中所收入的三百余幅齐观山作品，其中相当部分是他的代表作。它们生动、形象、艺术地记录了一段令人难忘的岁月和一批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其价值，无论从欣赏角度还是研究角度，都不可低估。

代序

 缅怀我的恩师齐观山 田 原

引 子

 从钓鱼岛事件谈起

 抗日战争的反顾

 解放战争的原委

上编

 人民解放军北平入城式

 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新中国实现了“耕者有其田”

 特殊地区、特殊政策，解放西藏的特殊过程

 一扫百年屈辱的新外交

 破格欢迎尼赫鲁来访

 人民解放军将帅授衔授勋

 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理事会北京会议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争分夺秒的国防建设

 炮轰金门：一出政治戏

 十年内乱——“文化大革命”

下编

 毛泽东的凝聚力

 备受尊重的宋庆龄

 资本家成为共和国副主席

 西哈努克在中国

 齐白石九十三岁寿诞庆祝会

 徐悲鸿纪念馆开馆

 纪念梅兰芳、周信芳舞台生涯五十周年

 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

 新中国的象征——天安门

 1959年诞生的北京十大建筑

 20世纪50年代的国庆庆典

 齐观山在红军长征的道路上

 齐观山镜头中的山川草木

后记

 离别四十五年后的合作

解放战争的原委

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前夜，蒋介石写了《中国的命运》一书：提出了他的所谓“一个主义一个党”的独裁主张。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发动内战，打了四年的解放战争。这场战争决定了中国的命运，也决定了中国人的命运，包括他的命运。

解放战争从1946年6月开始，战争第一年，解放军处于战争防御阶段，国民党军凭借兵力、装备上的绝对优势向晋冀鲁豫、晋察冀、华东、东北、中原各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解放军遵循毛泽东以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主、不以保守地方为主的战略方针作战。战争的第二年，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国民党军由进攻转入防御，逐步陷入被动。战争的第三年，解放军与国民党军进入战略决战。从1948年9月到1949年1月，解放军连续组织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歼灭了国民党军在东北、华北、华东战场上的主力，解放了东北、华北及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人民解放军在总数上达到四百万人。国民党军总数下降到二百万人。战争第四年，1949年4月20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即国民党的中央政府所在地。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告成立。到1950年6月，大陆的国民党军残余势力全部被歼灭，仅有蒋介石带领六十万残军逃往台湾。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

抗日战争后期，1943年1月25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一封信中写道：“蒋(介石)在抗战中有功劳，同时，人们心理厌恶内战，故我们应争取在抗战后与国民党建立和平局面，在民主民生上做文章。”“到适当时期，我准备出去见蒋。”(《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一页)

1944年12月15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说：“希望全国人民一致起来，大声疾呼，要求国民党当局改变现在政策，以便迅速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二百三十五页)

1945年8月26日，毛泽东在赴重庆前的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谈判自然必须做一定的让步。”他提出，准备让出广东、浙江等八个抗日根据地，交给国民党政府。针对一些同志担心他去重庆与国民党谈判的安全问题，他说：“我准备坐班房……如果是软禁，那也不必怕。……这次去重庆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

由以上言论可以看出，毛泽东在抗日战争胜利前后，对国内问题坚持走和平、民主的道路，力主成立联合政府解决问题。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连发三封电报，约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1945年8月28日下午，毛泽东在周恩来陪同下飞抵重庆。这出乎蒋介石的意料。蒋没有做任何准备，仅派几位代表参加谈判，他什么条款也没有提出，而毛泽东提出了八项谈判要点。谈判进行了四十多天，到10月10日，双方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内容包括和平建国、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等等。

与此同时，蒋介石暗中操作重印他1933年编写的((剿匪手册》，命令国民党十九军围剿山西上党地区的共产党军队。1949年6月，蒋介石下令全面向共产党控制的根据地进攻。内战就是这样开始了。

战争打响时，谁胜谁负未可预料。许多有识之士也没想到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军会取得胜利，因为在兵力和装备上双方强弱悬殊。

……

P14-15

代序 缅怀我的恩师齐观山

原中国摄影家协会辽宁分会主席 田 原

出版社约我为《共和国青春年代》写篇序言。我已是八十六岁高龄的耄耋老人，身体不爽，正准备入院疗养。可是，孙桂琴是我高中的同学，当年学俄语时还曾是我的学长，她当编辑时曾多次编发我的稿件；而齐观山更是我的恩师，我初做东北画报社摄影记者时，他对我言传身教呵护备至，在平津战役中甚至救了我一命……仅凭这层关系，我就没有理由推却。

一，我给齐观山当助手

1948年11月，辽沈战役刚刚结束，我在朝阳接到朱丹社长电令：命我立即赶赴锦州跟随齐观山和赵域采访平津战役。当时朝阳路经北票区间有两座桥梁被敌机炸毁，我只好半徒步半乘火车，本应四小时可以到达，我却迟到了三天。当我向齐、赵二位报到时，他俩已在“四野”留守处等候我四天了。齐观山是位抗战时期的资深老记者，我在摄影培训班学习时，他因在四平战役负伤，曾拄着拐杖来给我们学员讲课，留给我深刻的印象。我被分配到《东北画报》任助理记者时，他是我们的采访科长。平日他少言寡语，人品正直为人厚道，对同志友善和气，虽是我的顶头上司，但没有丝毫领导架子。有一次，我跟他急行军日行百里，右脚磨出了血泡，他竟然亲手烧针教我挑泡放血。这次，他见我风尘仆仆地赶来，没有一丝责备，而是以商量的口吻问道：“大部队早已进关，我们必须急行军追赶，你怎么样，累不累，要不要再休息一天?”

我连忙摆手：“不累，这是锻炼我的好机会，不能再耽误了!”

次日早餐后，我们一行三人到后勤车队集合，有十辆辎重大卡车在前，另有三辆美式中卡，上面是卫生员、话务员和政工人员。齐观山我们三人受到特殊照顾，乘坐后尾一辆中卡专车出发了。由于战时公路多处被破坏，两天行程才到达唐山兵站。部队首长与齐观山相识，特意招待我们下榻在开滦矿业宾馆。齐观山对我们说：“这里日夜供热水，大家一路风尘，都到卫生间洗个澡吧。”

赵域说：“你先洗，我想往沈阳写封信，战时通过军邮局能快些。”齐观山逗趣道：“你着啥急?她跑不了啦。”

赵域也问道：“昨晚在老乡的油灯下，你给谁写信呀?”

他二人打着哑谜，估计是谈婚恋问题，我猜不出对象是谁。午后我们三人找到军邮局，提交证件填写邮单，只见齐的收信人是孙桂琴，赵的收信人是刘允颖。哎哟，这两位女生都是我的高中同学!我心想，能嫁给这二位“年轻老干部”算是有眼光，当官的能平易近人，肯定会善待妻子。

从军邮局回来听到可靠消息：天津攻坚战已经打响，前面公路桥梁被炸道路受阻。我们赶不上战地采访心急如焚!齐观山劝大家沉着冷静，并特意指教我：“估计北平还有大仗要打，傅作义拥兵自重不是善茬儿，你新兵上火线要注意‘炮打三角’，躲在第一颗炮弹爆炸的弹坑里拍照最安全……听到枪声在耳边吐鲁吐鲁直响你要赶紧趴下，这是敌人正在瞄准你，要是听到子弹唧唧尖叫，别怕，它离你有三丈多远哩……”

我们在唐山又等了一天，大家闹着要步行前进。齐观山只得另去找晋察冀的老首长，要求派一专车从小路绕行。事也凑巧，部队正好有两位女医学专家和两名警卫员也急欲赶往天津执行特殊任务，于是我们一行八人向天津进发。

齐观山见有女同志，便请她俩坐在靠前位置，我们和警卫员坐在后尾。一路之上虽然暴土飞扬，但行进还比较顺利。只一个多小时，到达了天津郊区老安淀一带，经过一片苇塘三岔路口，见有两个穿土黄色棉袄的人站在路旁张望。我还以为是被释放还乡的国民党兵，大家谁都没有提防。可是齐观山警惕性很高，他突然站起来大喊一声：“不好!有手榴弹!”话音未落，只见一颗冒着烟的手榴弹落在了警卫员脚下；另一位警卫员非常机敏，急忙抓起木柄抛出车外，只听轰的一声巨响，手榴弹尚未落地就爆炸了。幸亏我们的中卡正向前急驰，所以全车人丝毫没有受损，只是司机听到响声惊慌刹车，把前座两位女专家的脑门撞出了大包。

停车后，警卫员向苇塘里打了一阵乱枪，那两个坏蛋早就钻进芦苇深处，逃得无影无踪了。赵域感叹：“今天要不是齐官(爱称)我们肯定是车毁人亡!”

齐观山却说：“多亏警卫员训练有术，我们大家要签名给他部队写表扬信。”

警卫员解释：“敌人心慌扔的是木柄榴弹，三到五秒才爆炸，要是扔癞瓜手雷落地开花，咱们全车人难逃一死!”

我们重新上路。齐观山与警卫员亲切交谈、问清了他的姓名，真给他所在部队写了大家签名的表扬信。我亲眼见到齐观山这些举动行为，内心很是敬佩，他总是眷顾别人，从不宣扬自己。后来我向孙桂琴说起此事，竟然作为妻子的她对此都不知详情。

二、天津攻坚战掠影

当天中午，我们开进了天津城。在繁华市区“劝业场”附近，找到《大公报》招待所住下。当年这里曾是我地下党秘密联络站，傅作义的女儿地下党员傅冬菊在此以记者身份秘密组……式方法。

也不知为何，齐观山的批评，我总感到入耳。细细思量，这并不是我对老师的偏爱，而是他说话讲求方式方法，不扣帽子，不以势压人，而是以理服人。

六、永生难忘的师表

1949至1950年，齐观山写了多篇美文，先后在《东北画报》和其他报刊上发表。其中《狂欢的北平》《不拉了》《打赌》得到读者好评，在摄影记者中引起轰动，尤其后来被我国美学大师王朝闻看中，在给大学生讲课和文学艺术讲座中，他多次以齐观山的这三篇文章为例，将其提到美学研究的高度，论述了作者的审美观、选题内涵、表现力度，使大家叹服。

摄影记者并非只会咔嚓咔嚓拍照，优秀的摄影家必须具备深厚的文化底蕴，必须学习其他姊妹艺术的长处，正因为齐观山善于从各类优秀艺术中兼收并蓄，所以他的摄影作品也展现出了相当的水准。他一生走南闯北，踏遍神州大地，上到中南海政权核心，下到穷乡僻壤雪域边陲，他拍摄的优秀作品何止万千。

他的作品中，《斗地主》堪称传世经典。画面上的地主肥头大耳，一打眼就能联想到他的优越富裕，而这些都是由剥削贫苦农民获得的。再看那位控诉地主的贫农，衣衫褴褛、瘦骨嶙峋、满面病容，他被榨干了血汗，受尽了压迫。综观画面的整体布局，齐观山把地主放在前位，使其占据画面的三分之一，但是却以虚幻的焦点加以弱化，给人造成一种庞然大物即将倒塌，地主阶级必然消亡之感。而把翻身农民的形象放在后位占据画面三分之二，并以最清晰的聚焦强化了人物情感力度。这是一帧新闻纪实与艺术聚焦完美结合的精品，这幅作品可以看出齐观山摄影技巧之高超、艺术造诣之深厚，实实在在令人叹服。

齐观山的另一幅《毛主席和少年儿童在天安门检阅台上》也是极为鲜见的佳作。画面表现的是两位少年儿童站在毛主席身边，女孩子发现了城楼下的新鲜事物，她惊喜好奇，用手指远方，似乎对毛主席说：“快看呀，那边展现的是什么……”毛泽东顺应女童的指向，弯下腰去放眼远眺……这一典型瞬间抓取得多么精彩，这张照片不只是充分展示了齐观山抓拍技巧的高超，更能充分体现了他的政治敏感和审美意识的深邃。在千万幅表现毛泽东形象的照片中，很少见到这样的画面，唯有齐观山敢于并实现了这一创举。因为他认知这“弯腰顺从”的真实瞬间，能够表现领袖与人民的亲和力，能够体现毛泽东对少年儿童的期望与爱护。我敢说，一个摄影记者，如果不具备齐观山这样的素质，即使他看到了这样的场面，也不会拍下毛泽东倾情的亲切的形象。

齐观山还有一些早期拍摄的作品，如《土改》《参军》《三下江南》《四保临江》《进山剿匪》等等，都能把掌主题、抓住瞬间，回头瞻望，这些作品都已成为珍贵的历史文献。齐观山早期的采访活动我没有参与，不敢妄议；但从辽沈战役前后，直至平津战役全程，我一直是他的助手和学生。可以说，我的记者生涯一直是模拟着恩师的行为准则去做的，我取得的一些成绩都是与恩师的教导分不开的。

今闻人民文学出版社要出版《共和国青春年代》，我非常高兴!又蒙我的同学齐观山夫人孙桂琴和出版社编辑王一珂同志向我约稿，我更是责无旁贷!虽然我体衰多病，但还是要写几句，打起精神，把恩师的人品、事迹介绍给读者。纸短情长，有些话很难尽言，就到此停笔吧。

我缅怀恩师的知遇之恩。齐观山的精神品格将永远激励着我。

2015年4月29日

写于北京东方太阳城

孙桂琴

1948年，我到哈尔滨东北画报社参加革命工作，经过短期培训后成为一名编辑。当时东北画报社有三个部：编辑部、美术部和摄影部。齐观山是摄影部采访科科长。很长时间里，我只知道他是个“年青的老革命”。当时他只有二十二岁，已经吃上了小灶(参加革命八年以上的待遇)。

我虽然身为编辑，却没有编过齐观山的稿子，因为我没有经验，只编些小栏目，写标题字等等。我们彼此仅仅是相识而已。

1950年，齐观山和我都被调至北京新闻摄影局，他是摄影部记者室副主任，我是人民画报社的编辑。我们之间的接触多了起来，逐渐由相识变为相知。

1950年底，我们结婚了。

1954年，摄影部划归新华社领导，人民画报社划归人民美术出版社领导。不管机构如何变动，我始终是编辑，他始终是记者。但是我却从来没有编辑过他的照片稿件，直至1969年他辞世。

他的摄影作品，我仅是偶然接触。例如他拍的毛主席参加北京市选举人民代表投票的那张照片，是我担任人民画报社编辑组组长时初审的稿件。他在《人民画报》上发表有关重走长征路的稿件都是别的编辑组稿和编稿，我都没有参与。

可以说，在他生前，我们之间在事业上没有过真正的交集与合作。

2006年，由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邵华主持编辑，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齐观山的摄影画册《非常史录——新闻摄影家齐观山摄影选集》。该画册成为当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七十周年的重点出版物。作为这本画册的顾问，我也只是粗线条地为其划分大的章节，为那些照片配上说明，把它们系统地梳理成册；由于时间紧促，尚未及细细品味齐观山的作品。

而做这本书则不同以往。这次是他的图，我的文，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我决定完成这一使命，一则是喜，一则是忧。忧的是我已八十四岁高龄，深恐力不从心，但为了齐观山，为了我们一次真正的合作，我责无旁贷；喜的是在劳累的工作中，我对齐观山和他的作品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中国近百年历史中的人和事有了更深的领悟。因此，疲惫中的我，心情很畅快。

2006年，齐观山被中国摄影界评为建国五十年来最杰出的十位摄影大师之一。在这十人当中，他是最年青者。

为什么对一位离世三十七年的人有这样高的评价呢?

对于新闻摄影，他有战略思维。他不仅在一次采访中有深邃的考虑，而是在较长时间里都有系统的策划。他拍摄毛泽东，会凸显毛泽东与人民群众的水乳关系。这种认识根深蒂固，所以他才能拍出“毛泽东在人民代表中”这张成功的照片。我曾问他：“你这张照片是在什么情况下拍出来的?”他告诉我：“是在一次散会后，大家走出会场时拍的，时间很紧迫，没有制高点，我觉得这场面很好，便急忙拉过一把椅子登上去拍的。”他拍摄宋庆龄，则很注意表现各界人士对宋的崇敬。你看到他镜头里的“毛主席和何香凝”，能感到何在倾诉着肺腑之言，让人体味到领袖和民主人士之间关系的融洽。“人民解放军首次经过天安门”这张照片是人民解放军进入北京最重要的历史一幕。画面中解放军风尘仆仆、天安门是久经风雨的模样。北京的解放具有不可估量的历史意义。入城式那天齐观山虽然忙得不可开交，但他没有忘记抓住这个最应该抓住的场景。

他对人和事体察入微。这主要指齐观山对人物情感和事件细节的细心观察。北京市选举人民代表时，毛泽东在中南海选区填写选票的那一幕被他抓取，它传达了毛泽东历经三十多年风雨为中国人民争取的独立民主，得以实现的这一刻的心情。这样的表情再也没有见过。

他很注重扩展有限的时空。齐观山是新闻单位的记者，有新闻才去现场，新闻结束，他就要离开，会议尤其如此。每次采访，留给的时空是有限的。开会时，会上有人讲话，会下有人聆听。可拍摄的场面很局限，每个会议也有时段。他总是设法突破局限，突出重围，不少好照片是在会议休息期间、甚至散场时拍摄的，诸如“毛主席与民盟主席张澜谈话”那张照片就拍于会议休息期间。

他具有超强的艺术悟性。齐观山的摄影作品几乎张张都有艺术构思，不仅内容很扎实，并且有完美的艺术形式。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四人合影的那张照片画面简洁、和谐、自然，毫无拘谨感。他在长征途中拍摄的那两位白族姑娘是那样的阳光、欢快，画面构图竞产生了一种莫名的音乐声感和舞蹈动感。

他具有精湛、过硬的技术。在使用照相机方面，他可算作“神枪手”，百发百中。在拍摄同我国第一个建交的苏联大使呈递国书时，与齐观山同去的同事曾主动帮助他做点儿准备工作，以便争取时间。谁知那位同志的准备工作还未做完，齐观山已经拍完第二张。他对自己的照相器材也非常爱护。每次采访完毕，他都会抽时间清理自己所用的所有设备，包括镜头、机身、副加镜头、镜片、副件等，全部要擦拭干净、吹去尘土，把那些没有外包装的零件缝上布袋保护。这些事虽然琐细，但他都亲力亲为，从不让别人帮忙。

这次写文章，整理齐观山的摄影作品，可谓与他离别四十五年后的一次真正合作。

我将齐观山的照片按事件或内容组合归纳为几十个题目。根据这些题目，我再去查找资料。

我和齐观山是同一时代人，他采访的大多是国家大事。由于工作境遇的局限和知识的不足，对于这些大事，我不可能一一全面、深入地了解。因此，写文章的过程是我回忆、学习的过程。我很清楚，每个人无论他有多大能耐，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靠山是自己的祖国。

结合齐观山的摄影，我的文章反映的就是共和国从无到有的艰难以及开国后头二三十年的一些大事片段。齐观山的摄影历程共计二十八年(1941—1969)，而文章不可能截至1969年，相对会长一些，故事必须有头有尾。

我不可能无动于衷地撰写书稿。齐观山最初拿起相机就奔波在抗日战争的疆场上。当我提笔时，正赶上钓鱼岛问题在日本尘嚣又起。当年，由于政府的无能，我两岁就成了亡国奴，今天日本的嚣张，又勾起了我的痛楚。几十年的和平生活，使我们很容易麻痹，忘记或忽略身边这个几乎使我们亡国的凶恶敌人。这就是我为什么以钓鱼岛事件开篇的原因。

“共和国”，它关系到我们中华民族每个人，有它没它，可大不一样。没有它，外国人可以在中国的土地上挂起“中国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没有它，如今的东交民巷还会由列强驻兵管辖。经过巨大的牺牲，我们才赢得了今天的“共和国”。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朝鲜战争是决定共和国命运的三场战争，同时也决定了我的命运。抗日战争的胜利，把我从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下解救了出来；解放战争的胜利，使我这穷人家出身的孩子当上了编辑；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使我们的国家得到了巩固，也使我有了尊严。

解放西藏是开国后的一件大事，对国家领土的完整、民族的团结都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我始终认为，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哪个政党能够这样去关心和发展一个地区，去解救百万农奴；即使有这份良好的意愿，也没有这样的力量。

提到新中国的外交和国防，我的心中同样充满自豪。

除去描述事件，我也品评人物。宋庆龄、荣毅仁等等，都令我崇敬和怀念。

总之，结合齐观山的照片，我把自己的所知、所想写了出来。

我和齐观山共同生活了十九年(1950一1969)。他为人好，对我很尊重。我们有共同的爱好，电影、美术、戏剧……每逢假日，我们俩每人一杯茶、一本书，和谐而悠闲。看戏、看电影是我们的一大享受。那时西单的长安戏院座位前面有一个细长的木台子，可以放水果、茶点。我们二人都是京剧迷，张君秋、李世济、马连良、裘盛荣的戏我们百看不厌。川剧、汉剧、徽剧进京时，我们都托人买票，前去欣赏。后来，带孩子逛公园成了我们的又一大乐趣。

我们有了孩子后，就把我的父母接来同住。齐观山对我的父母比我自己对他们还要周到、体贴；发了工资，他把大部分都给了我的母亲。  他的故乡观念很强，每隔两三年就要回家乡一次。有两次我随他同去。他坐在乡亲们的土炕上和老太太们聊天，一聊就是半天。乡亲们进京来到我家，流着鼻涕的小孩，他也一把抱过去，毫不嫌弃。其实他在故乡早已没有了家，他想念的就是那个地方，那些乡亲。

新华社分社的记者们告诉我，齐观山去外地采访，都是住在分社，而不住宾馆。他常常是自己扛着大包小包就去了，从不让分社的同志去迎接。采访重走长征路时非常辛苦，有些山区，地方上给他们准备了马匹，他总是骑骑走走，还怕把马匹给累坏了。

1959年，他因采访重走长征路而染上肝病，一病就是十年。正是这一年，彭德怀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不知怎么竟然“株连”到我。我不过是人民画报社编辑组组长，与彭德怀从未见过，一夜工夫，批判我的大字报竞贴满了一走廊。我被现实的残酷打蒙了，回家就向齐观山哭诉一切。没想到，他听后笑了笑说：“这有什么，周总理还挨过两次整，现在不是好好的么?遇到这种事万万不能钻牛角尖。人家说对了，我们改；说的不对，由他说去。”在他的劝导安慰下，我当夜安然入睡。第二天，我昂然进出食堂，权当没有这回事，任凭别人去议论。1962年，党做了一次反右倾的甄别，认为我没有问题，给我的警告处分也随之撤销。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我遭到批判、斗争。我曾被关进“牛棚”几个月，不能回家，当孩子要上山下乡时，放我回家一见。第二天，齐观山送我回“牛棚”，一直送到“牛棚”门口，还给我带上钱。当时造反派惩罚我，扣发我的工资，每月只有二十元；可是，家庭的温暖使我住在“牛棚”里也很安心。

这两次困境中他对我的关心和帮助，使我永生难忘。

1969年，他永远离开了我。

齐观山的生命虽然短暂，在世只有四十四年，他却在人间留下了永不磨灭的业绩和生动可敬的形象。在他去世后四十五年，我们两人完成了这样一本书。想到此，不禁百感交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