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花城年选”由何建明、向继东、谢有顺、洪治纲、李晓虹、卢翎、王幅明、陈惠琼、朱航满、大卫、周所同等诸多名家编选，为您的海量阅读择优助力。丛书囊括小说、散文、杂文、随笔、诗歌、报告文学、散文诗等９种年度精选图书。

洪治纲编选的《2015中国短篇小说年选/花城年选系列》便是其中之一。

洪治纲编选的《2015中国短篇小说年选/花城年选系列》是花城年选系列之一种。短篇小说的可贵，在于那些叙事的未尽之处，仿若诗歌的言外之意，甚或那火极一时的三维图，细细琢磨，事情便呈现另外一幅景象，远不像乍眼看去的那么简单。

深谙此番“显与隐”之关系，在叙事中用尽心智的，是几位海外作家，如张惠雯、陈谦、葛亮、薛忆沩、朱天文等。像张惠雯的《旅途》，将人物的情感、人生和自然旅途融为一体，令其相互映射。从中可见作品叙事的精致内敛，以及作家的专注、用心、所承受的“煎熬”。

入选文集的其他篇章，也大多直面现代文明中所包含的巨大困境，因而烙上了时代的印记。如盛可以的《小生命》演绎了家族声誉与生命价值之间的内在冲突。戴来的《表态》戏谑地搬演了交流的困境。蔡骏的《舌尖上的一夜》则对当下大行其道的吃货开刀，惊悚背后是对平庸乏味的生活的抵抗。王小王的《我们何时能够醒来》提出诘问：“我们只需要吃饭、睡觉、喝水就能活着，只需要恋爱、结婚、生孩子就能有一个家，为什么这么简单的事情我们却总是做不好。”

今年在诸多老面孔中，也多了一位文坛新秀周李立。她的出现，让人瞥见短篇小说创作的后备能量。

序

旅途

不见

小生命

更迭

说吧

纪念我的朋友金枝

表态

在县城

蓼湖饭店

我是欧文太太

牙齿

舌尖上的一夜

三个乞丐

西凉

金刚四拿

加里曼丹

朦胧诗

稻草人

设计者

夸夸其谈的人

我们何时能够醒来

黑白

某年某月某先生

旅途

张惠雯

这个早上，她醒来时大概是四点钟。但她已经听到外面走廊上有人走动、低声说话，她也听到从远处传来的某种机器发出的细微的“嗡嗡”声，她猜想在一问白色的大屋子里，清洁女工们正在准备早晨更换的床单和浴巾……整个城市和她一样从黑暗中醒过来，昏沉、混乱而孤单。很快，在这个庞大的城市，黑暗释放出来的凝重的空白会被千百种声音汇集而成的白昼填满。她意识到自己是在洛杉矶，躺在一个陌生城市的旅馆里。

她尽力让自己只想有关行程安排的事。她们应该八点就吃完早餐、八点半就去前台办理退房手续，然后乘出租车到洛杉矶下城的某个长途车候车点。她们的整个旅程计划都是南希定的：从旧金山开车到洛杉矶，在洛杉矶逗留几天，把车扔在按日计费的停车场，再从洛杉矶下城坐长途汽车去拉斯维加斯……南希不愿意在乏味的内华达公路上开车，她说她也可以开，但南希说不能把她的生命交给一个精神恍惚的人。

在洛杉矶的这几天，她仍然没能从沮丧的情绪中恢复过来，尤其是早上醒来的那段时间。她在自己那张床上小心翼翼地翻来覆去，痛苦、困惑像一团火，在她心里烧起来。她一直醒着，酸痛的眼睛不时溢满泪水。她一会儿觉得冷，一会儿又因为焦躁不安而变得汗水淋淋。然后，闹钟响了，而她的旅伴还在酣眠。于是，她先起床，疲惫万分，但也有点儿庆幸终于摆脱了失眠的折磨。她把自己关进洗澡间。在镜子前，她用冷水按摩肿胀的双眼，并在眼圈周围涂上遮瑕膏。她总会在后脑勺和鬓角处发现好几根新生的白头发。她这时会想那个人是否痛苦，他是否会在睡醒时想到她所受的痛苦而感到懊悔？她觉得他不会很痛苦，甚至想到，他现在总算感到轻松了。

她从洗澡间出来，接下来要叫南希起床。南希的中文名字叫郭晓楠，但她喜欢别人叫自己的英文名。对她来说，这很难理解，不过，南希的很多事她都难以理解。她俯视着那张脸，发现它的表情像个小姑娘，和往常那种刁蛮、尖刻截然不同。南希看上去从未遭遇过失眠问题，在她弄出的各种噪声中，她依然微张着小嘴酣睡，或者在柔和的台灯光里把那双充满甜蜜睡意的眼睛睁开又闭上——她在赖床。她们以前没有这么亲密，过去，她甚至有点儿……有点儿瞧不起这位朋友。如今想到南希为她所做的一切，她感到惭愧。

南希在洗澡间时，她就拉开遮光的第二层窗帘，把写字桌前的那张椅子拉到窗边，坐在那儿等待。她知道打扮好的她仍看起来疲惫不堪。透过白色钩纱的窗帘，她看着被半环形的楼围拢在中间的小园林，园林里种着叶子宽阔的常绿植物，一条溪流在黑色的圆石间流过，在某一处，还搭建着一座中式的小木桥。她毫无感情地看着这些景物，听着流水的声音和鸟儿的叫声。她发觉一个人这么待着，会感到生命极度空虚。有一次，正当她恍惚的时候，南希突然走过来，拍拍她的肩膀说：“好了，好了，别以为世界上就你一个人纯情，就你为情所困。”南希说得很冷漠，她不觉得这是安慰。

她想南希终于对她这个抑郁的人感到厌烦了，她暗自期望到了内华达自己的状态会更好些。出发的这个早晨，她试着多笑、多说话，试着让自己不想那件事。她注意到天气很好，外面阳光普照。

吃早餐时，她对南希说：“我昨天睡得很好。”

“太难得了。”

“我觉得这几天心情还是比以前好了。”

“是吗？那就好，旅游的目的达到了。”南希微微一笑。南希讨厌早起，早上不大爱说话。

她们坐在出租车上，当车子终于下了市区高速、在下城区较为狭窄的路上慢慢行驶，当各种色彩的面孔在洒满阳光的街头掠过，她再一次意识到她的确是在洛杉矶，在与他相对、离他很远的大陆的另一端。而不久以前，她还在波士顿，一个寒冷、严整得肃穆的城市。就像一个梦，她想，尽力让自己感觉那是很久以前发生的事。这些天来，她心里塞满了另一个城市的寒冷和阴郁，那种充满疑惑、失望而最终变得坚硬如壳的阴郁。她记得唯一感受到某种接近“放松”的情绪是从旧金山到洛杉矶的途中。这一段一号公路的景色比她想象的更美，那是一种可以令人暂时忘记自己的明朗而壮丽的美。中午，她们在宜人的海滨小城圣芭芭拉吃饭，然后去斯特恩斯码头走了走。下午，她们继续往洛杉矶开，中间又在一个不知名但仍然美丽祥和的小镇停了一会儿，加油、喝咖啡、到walgreens药店买零食和大桶装矿泉水……她们在快进城的地方遭遇了一个小时的堵车，而后进入市区高速，根据卫星定位系统的指引，找到位于圣莫妮卡区的“双树”旅馆。那一天，她的心情甚至称得上快乐。（P1-P3）

序

洪治纲

从某种程度上说，短篇小说的写作，就是为了如何有效地处理那些未被“许诺”的存在。这些存在，或许是繁复的人性，或许是错位的生存，或许是吊诡的历史意志，或许是各种宏观或微观权力所遮蔽的精神镜像……它们之所以未被“许诺”，成为一种不在场的存在，既是由于自身内涵的斑驳与复杂，也是因为短篇叙事的智性需求。换言之，如果它们都以“在场”的方式被一览无余地呈现出来，那么短篇小说就会失去它应有的内敛和弹性，也会失去它应有的宽阔与丰饶。所以，短篇小说的叙事，很多时候都像是草蛇灰线，沿着各种机趣横生的“桥段”，靠近那些无法言说的存在之境。

当然，这并不是说，叙事本身对于短篇就不重要，而是恰恰相反。为了有效抵达那些未被全面呈现的存在之境，短篇小说在叙事上几乎要“穷其心志”，费尽心机。用马尔克斯的话来说：“写一个短篇小说需要付出的心血不亚于为一部长篇小说开头。在长篇小说的第一部分，作者必须把一切都确定下来：结构、语调、风格、节奏、篇幅，有时候甚至要确定某一人物的性格特征。而之后的部分，作家体会到的则是单纯的写作的快乐，那是人类所能想象的最私密、最自我的一种愉悦。……而短篇小说既没有开始，也没有结局：只有煎熬或者不煎熬。如果没有感受到煎熬，那么不管是我自己的还是他人的经验都表明，在大多数情况下，最好还是换个思路重新开始，或者直接把它扔进废纸篓。”将短篇小说视为一种“煎熬”的文体，甚至认为没有经受过“煎熬”体验的短篇，都应该扔进废纸篓里，马尔克斯的这种说法，似乎有些偏激。

但是，倘若认真玩味一下马尔克斯的这段话，我以为，它并非没有道理。特别是他将短篇写作与长篇的开头相提并论，不仅十分在理，而且入木三分。事实上，马尔克斯对一部长篇小说开头部分的基本要求，也恰恰是短篇叙事的核心要素。如果深而究之，这些要素之所以不可或缺，盖因“显现与隐藏”之关系的内在召唤。换言之，就是如何以显性的丰饶之叙事，从容地抵达那些未被“许诺”的存在。在短篇的叙事中，无论声东击西，投桃报李，借尸还魂，还是瞒天过海，以轻击重，借白喻黑，最终都是为了指向那些扯扯拽拽、欲说还休的“隐藏”之域。同样，无论是结构的设置、语调的选择、节奏的控制，还是各种修辞性手段的运用，最终也都是为了“煎熬”出那些未被呈现的、繁杂的生命感悟或生存况味。此所谓“老蚌滴泪，终为成珠”。

我们有理由相信，作家为叙事而饱受“煎熬”，并在“煎熬”中完成各种别有意味的文本，借此巧妙地引导读者走到叙事的背后，寻找或思索那些未竟的存在之义，这便是短篇小说最惯常的叙事策略，也是它的基本审美法则。即使是像莫泊桑的《项链》，看似呈现了人物行动应有的一切，但在玛蒂尔德十年辛酸的还债史中，仍然有着无穷的人生况味等待我们去体悟和思考。它不仅仅是虚荣，还有虚荣背后人们渴望浪漫生活的权利；它也不仅仅是命运的戏弄，还有主人公对自我声誉的执着维护。同样，当我们阅读汪曾祺的《大淖记事》，似乎看到了整个故事的前因后果，包括小镇日常生活的点滴风俗，然而在十一子与巧云情感波折背后所隐藏的那些政治、伦理与命运的东西，却需要我们去寻思再三。

短篇的这种文体特点，表明了它是一种受限制的叙事。限制，对作家来说无疑是一种挑战，但在审美上却是一种魅力。古人说，空纳万境。在有限的话语中，呈现无限的宽广与遥远，从来都是文学的雄心。诗歌与短篇，尤其如此。因此，当我带着这样一种审美思维，检视2015年的短篇小说创作时，就我所读到的作品而言，总体上并不是特别的满意。——当然，这也是我近些年来一直存在的阅读感受。说或不说，问题都在那里。譬如，很多作品都带着“急就章”的痕迹，甚至存在逻辑上无法成立的硬伤，给人的感觉是，作家似乎并未经历过多少“煎熬”，便轻松地抛出了故事。至于选择怎样一种角度，动用何种结构，在怎样一种叙事的节奏中，可以从最大角度去观照那些未被呈现的内涵，最大程度上拓展读者思考的空间，很多作家都未必有认真的谋划。

在2015年的短篇小说创作中，真正对“显与隐”具有高度自觉意识并且在叙事中用尽心智的，还是几位境外作家的作品，如张惠雯的《旅途》、葛亮的《不见》、陈谦的《我是欧文太太》等。事实上，就短篇而言，境外作家（包括港台）在文体上的自觉，远远高于大陆作家，特别是从叙事的精致、内敛和审美效果上看，他们的专注、用心以及所承受的“煎熬”，也比大陆作家要明显得多。在这一阵容里，除了张惠雯、陈谦、葛亮之外，还有薛忆沩、陈河、朱天文、董启章等人。读他们的短篇，你会发现，以何种角度（人称）和节奏叙述，怎样将那将未尽的存在之境推向宽广，都经过了认真的考虑。像张惠雯的《旅途》，虽然说的是一个陈旧的失恋故事，然而它却尽显生命的苦涩与苍凉。作者以人物的自我感受及内心意绪作为叙事的内驱力，通过极为细腻而又舒缓的笔触，在不断盘旋的过程中，凸现了现代女性因情爱而产生的种种难以逾越的沟坎。它隐藏在那些男性的沉默、疏离和遗忘中，却构成了女性人生中难以跨越的伤痛。尽管小说中的南希看似比“她”活得更为轻松和潇洒，但实质上，她们的生命际遇只不过是一个硬币的正反两面，并无本质性的不同。这篇小说的精妙之处在于，作者成功地将人物的情感旅途、人生旅途和自然旅途融为一体，并形成了相互映射的关系。

陈谦的《我是欧文太太》同样也是叙述一个情感背叛的故事，但与《旅途》对时空进行内部扩张式处理不同，作者在时间和空间上进行了压缩式的处理，让时光在漫长的流失中，呈现情感背叛对一个女性的内心伤害，以及面对这种伤害的报复过程。小说的叙述者站在旁观的立场上，让两个置身异国他乡的男女因爱而恨，由恨而报复，并最终上演了一场场你死我活的仇杀剧。表面上看，一切风平浪静，而叙事的背后，却隐藏着尖锐的生死对抗。这些凶险的生死对抗，完全隐匿在叙事之外，等待读者去怀想和思索。

葛亮的短篇小说以精致见长。他的叙事未必有很多灵光四射的质地，但在绵密而纤细的话语内部，呈现出特有的美感。在《不见》中，作者很好地承传了欧·亨利式的短篇思维，以一种波澜不惊的手段，打开了令人惊悚的人性面貌。小说以一种颇为干练精准的叙事话语，从容不迫地呈现了一个男人内心的诡异与凶悍。聂传庆是一位落泊的音乐老师，在杜雨洁看来，“喜欢音乐的，不会是太坏的人”，于是杜雨洁主动地帮助他，接近他，最后成为他的恋人。尽管杜雨洁感受到他在床上的凶狠，但她绝没有意识到自己所爱的，竟是一个心胸狭隘且精于诡计的人。或许是不同的生活环境，影响了杜雨洁对聂的判断；或许是聂的音乐，掩饰了他的撒旦之躯。当最后的惊涛骇浪扑面而来，我们会发现，此前的所有叙述都是撒旦在舞动着天使的翅膀。

从如何精心处理那些隐藏的意蕴空间来看，盛可以的《小生命》和周李立的《更迭》也显得颇费心机。《小生命》叙述了一场家族声誉与生命价值之间的内在冲突。还在读大学的姐姐怀孕七个月了，男友却是个毫无生存技能的人，如何让两个年轻人体面地结婚生子，遂成了双方家庭的斗争焦点。一方面是女方的无奈、愤怒和焦虑，另一方面则是男方的漠然、搪塞与推诿，于是，围绕着嫁娶问题，双方家长剑拔弩张、唇枪舌剑，而怀孕的姐姐则被置身事外。尽管姐姐腹中的小生命最后唤醒了大家的情感，但这场冲突所暴露出来的文化伦理，却有着巨大的解读空间。周李立虽是一位文坛新秀，但她近两年的中短篇创作却颇见灵气。她的《更迭》让一个叫唐糖的女孩和一条叫玛丽的宠物狗，以无法推脱的方式，突然闯进画家乔远的生活，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令人尴尬的结果。作者非常精妙地将人际间的复杂关系有条不紊地抖露出来，使人们从乔远的尴尬遭遇中看到各种吊诡的人性面貌。

过士行的《说吧》无疑是一篇简洁、迅猛而又锐利的小说。它通过几个小小的片段，呈现了“文革”强权控制下的普通市民生活的屈辱史。新婚的嫂嫂为解救丈夫而牺牲肉体，谁知劫难度过之后，曾窥见嫂嫂隐情的“哑巴”秋生却忽然开口说话。秋生能够说话，意味着嫂嫂的隐情将受到巨大的威胁，于是，在声誉、婚姻和命运面前，嫂嫂萌生了罪恶的邪念。嫂嫂究竟有没有杀死秋生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在那个禁忌森严的时代，嫂嫂的内心已被所有的伦理所击溃。

……

能在自我吹嘘中显示自己的价值，在幻象中寻找自我的慰藉。面对坚硬的现实，罗四拿还是不得不走出幻象，成为抬葬的金刚。

余一鸣的《稻草人》通过“我”的回乡省亲，看到年迈的母亲独守荒芜的山村，并借此审视了飞速的现代化进程与生命应有的人伦情怀之间的内在冲突。母亲拒绝下山，在废弃的村庄里扎着一个个稻草人，与他们的灵魂亲密私语，在亲情伦理的幻象中安度时光。这一切，让终日奔波于名利场上的儿子渐渐地明白，生命最本真的回归，其实是人与自然的安然相处，家庭内部的天伦之趣。

细细品味上述这些短篇，虽然它们着眼于日常生活，但在叙事上，作者对“显与隐”的处理都作了认真的思考，从而给读者提供了某些丰富的思索空间。记得林斤澜先生曾说：“作家面前摆着汪洋大海，写到稿纸上纵有百万字，也不过取一瓢水。这一瓢水到了读者眼里，却又勾起一个湖泊、一条溪、一片海洋。”短篇小说的至高境界，或许就是通过一瓢水，巧妙地让人勾起一片汪洋。

从叙事的自觉性来看，在“显与隐”之间经受反复“煎熬”的，或许还是那些带有探索意味的作品。尽管这些具有实验倾向的短篇日渐稀薄，但每有发现，我都会倾心关注。譬如，王小王的《我们何时能够醒来》，就是一篇纯粹的潜意识小说。它以单纯而又别致的语言，巧妙地将人物的潜意识植入梦境之中，叙述了一个女孩对家庭严重缺乏安全感的隐恐心理。无论是父亲的逃离或背叛，还是母亲的绝望或抑郁，抑或“我”对父母的自虐式反抗，这些不断出现在梦境中的生活，无不折射了当今中国血肉亲情与家庭伦理的脆弱，并直指欲望化现实对人类单纯生活的肢解。“我们只需要吃饭、睡觉、喝水就能活着，只需要恋爱、结婚、生孩子就能有一个家，为什么这么简单的事情我们却总是做不好。”作者在小说中所提出的这个诘问，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现代文明中所包含的巨大困境，它使复杂替代了简单，也解构了人类生存应有的单纯之美。范小青的《设计者》在一种错综复杂的隐喻武结构中，呈现了当今实用主义横行的人际关系。在那里，哥哥算计弟弟，老乡算计老乡，客户怕老板算计，工人怕工头算计，连患上老年痴呆症的房东也怕被别人算计。在整个现实生活中，似乎每个人都想做设计者，但最终又难以逃脱被设计的命运。

陈问问的《黑白》借助死亡的威逼作为人物活动的背景，从容地撕开了一位统治欲极强的男人乖张而绝望的一生。表面上看，那位副厂长的人生悲剧，在于恪守了非白即黑的价值立场，处处都以明确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来评判生活，包括自己的亲人，导致他不断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而实质上，他为何陷入这种自我设定的偏执观念，并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才是问题的关键。当亲情、信任、义务等等人生的要义，游离了自我设定的价值观念而不再成为人们内心的基石，生活也就变成了永远徒劳的自我较劲。

东君和李浩对于短篇小说的叙事，一直有着近乎苛求的嗜好。这种嗜好，在给他们的作品以鲜明异质感的同时，也会使他们不时地丢失某些闲逸性的光泽。在《某年某月某先生》中，东君以一种超然淡泊的语调，展示了人生在“后退一步”后的恬然与安宁。无论是东先生还是高个子女性，他们在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度假之地相遇相识，心灵相交，肌肤相亲，却剔除了欲望，直逼对生命本真状态的体悟，体现了作者反欲望叙事的审美伦理。李浩的《夸夸其谈的人》则完全沉浸在一种想象的可能性状态中。在那里，一连串的西方作家轮番登场，专心倾听沙尔·贝洛讲述一个个“时空穿越”的故事。贝洛自认为“具有返回旧时间的能力”，并成功解决了许多遗憾或不幸，而那些作家听众们则围绕着相信还是不信，进行了各种饶有意味的论辩，并最终用贝洛女儿的死亡，否定了他的夸夸其谈。就艺术而言，或许它的真诚就在于，“我们是来听故事的，并没准备相信它是真的”，正因如此，略萨才强调，优秀小说家的根本角色，就是一个技能高超的魔术师。

米兰·昆德拉曾说：“小说的精神是复杂性的精神，每一部小说都对读者说：‘事情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简单。’这是小说永恒的真理。”就短篇小说而言，它的全部精神的复杂性，正是在于那些叙事的未尽之处，因为在那里，事情永远不像你想象的那么简单。当然，这一点，只是针对那些经历过“煎熬”体验并深谙“显与隐”之关系的作家。

2015年11月于杭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