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纪行》是英国诺奖作家威廉·戈尔丁所著的关于埃及之行的散文集，也是作者唯一一部非虚构作品。作者用幽默诚实的语言记录了他在埃及的所见所闻所感，让埃及以及埃及人在古今时光交错间散发神秘的光芒，同时也由古及今地思考了现代埃及的社会现状及历史原因。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威廉·戈尔丁一直对古埃及魂牵梦萦。1983年，72岁高龄的他得以与夫人重游埃及。他们乘坐一艘破旧的小游艇在尼罗河上吭哧吭哧地航行，随行的还有五名埃及船员。戈尔丁审视现代埃及的日常民生，而这种现实是发现在一个随处都是古迹遗址的古老国度中，这里曾充满了“神级巫术、无所不在的神祇、祭祀的法力、远古的奇妙魅惑、王室的金碧辉煌与奢靡无度”。他将这次埃及之游记述成《埃及纪行》一书，忠实而详尽，表露出很多私密化的个人情怀，引人入胜，妙趣横生，与读者坦率地分享他对这片土地的迷与于旅程中的迷惘和追询。

正文

好在，我们终于还是去了那里，而我发现那个到处飘荡着神灵的埃及根本就不存在。我不得不对一切加以重新整理。埃及不只是我想象中的那样——远远不止!甚至连考古学家们也不是我料想中的那样。他们并非我预期中的理性造物，而是动辄陷入狂野的想象和虚构，也不假思索地接纳神秘的野狐禅，恰如六十年前任何一个小孩子所可能希望的那样——他心目中的考古客就该如此。举个例子来说，有一位亲爱的女士自认为是某某地某座神庙的女祭司，面对这么个问题，考古学家们没说这女人脑袋进水了，而是一致认定她大概有些根据。

后来，也就是一年前吧，有人找到了我，邀请我写一本关于埃及的书。重游埃及，而且这次是有一个讲当地语言的跟班总管(我们维多利亚时代的先辈们更喜欢称这种人为“带路通译”)伴随，这样的前景预期看起来还挺诱人的。但我对埃及没有什么特别的见解，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企图或动机要去哪里；关于埃及的书，虽然看得不少，但都是泛泛而读。我向出版商指出，这本书不可能有什么权威性。令我意外的是，他们对此已有预料，一切知悉。我意识到，这将是一本写埃及的书，但在同样程度上也是关于我自己的书。

看起来，这是份完美的好差事。我们讨论了方案。我有个看似合理的主意。上一次，我和妻子在埃及时，面临过的最大麻烦和困难，就是找住宿的客房。我是，或者说曾经是一名水手。年轻时，我就乘船出海，二战期间加入海军，其中有些年头还负责指挥战舰，战后教海军学员航海，又度过了好几年。在那之后，我开着自己的船航行过欧洲北部海岸，然后又在我儿子搞运河旅游的平底船上当过免费帮工，以此终结了我全部的水手履历。那么，为什么不租用一艘船呢，一条小游艇，可供我们住在上面，能沿着尼罗河上下行进，在诸如奥克西林库斯遗址和阿比多斯圣城之类的古迹名胜地附近稍稍盘桓逗留，让我们走近当地的居民，与那些埃及大活人而不是木乃伊，轻松愉快地接触交往。在此前的旅行中，我已经认识到一个简单的事实，那就是，埃及是个多多少少属于阿拉伯文化的复杂国度，而那些闭目塞听、对埃及的了解还相当肤浅的游客，让自己仅仅局限和停留于死亡的古埃及时代，却对河谷地带与沙漠区的奇异生活，对他身边这喧嚣汹涌、滚滚奔流的俗世红尘不闻不问，如此做法显然是颇为离谱的。时间和金钱方面都有限的游客(还好，我不完全是这类观光客)，把自己的行程仍然局限于法老时代古埃及的文物遗迹，倒也情有可原；而我们，既然得到慷慨资助，后援充足，而且可以自如选择时间，倘若还像走马观花的游客那般，不免就是有辱使命了。

我飞往埃及，安排了四十八小时来找船。一位年轻的埃及人，名叫阿拉·斯瓦夫，将充当我们埃及之旅的跟班总管；这件事当中，与其说他帮助了我，倒不如说是他引领或者是拖着我去找船。几乎没有船可供租用。个人游客，驾乘一条租来的船在尼罗河上旅行，而不是像旅游团行程中所安排的一个短暂的水上巡游环节那般，这样的构想，即便不是很新奇，至少也是不同寻常的。我们在开罗的河岸边搜寻了一圈，同时也越来越绝望。在当天的日志里，我这样写道：

那些船状况糟糕。而且连糟糕的破船也没有多少。要找船，也许亚历山大港会是更合适的地方，但我抱有一种错觉，以为开罗会有不错的内河游船。在我意识深处的某个地方，隐隐浮动着一幅曼妙古典的模糊幻象：伴随着皇家气度的奢华威仪，“她在平底游船上安坐”①，如此等等。但我们看到的船，要么是塑钢材质的小快艇，要么就是老旧破败的船屋型游轮，舱位旁挂的窗帘差不多全烂了，凭其自重简直就能将布纤维扯断，而脚下的地毯则浸透了舱底多年的积水，一踩上去就扑哧直响。这样的船，平均每天的租金是250埃及镑。

我吃了一顿沉闷沮丧的午餐，作陪的自然是那位能讲双语的跟班总管。“还有一条船，”他终于说道，“就在离此地一两英里的河上游，那地方叫迈哈迪。但我实在不确定那船租不租。”

你大概猜到了，那就是我们最终租用的船。船主是哈穆迪博士，我们与他确定好了用船安排。船被称作“哈尼”，是搬用了哈穆迪儿子的名字；船看上去要比塑钢游艇坚固一些，也不像这类船常见的那样只装配了孱弱的引擎，以至于小马拉大车。船体上有一个中心部位，安置的是驾驶控制台与简易厨房。船内有两个舱室，每间舱室中有四个铺位。船头艏楼的水手舱中可供两人安顿。船上还有两个卫生问——按照海军的行话用语，就叫作“顶级舱”。如果我的行程记述完全就事论事，毫不顾及情趣，那么，这两个厕所会显得非常突出和重要，简直不逊于任何埃及遗址上的废墟。不过，初看之下，它们没什么问题。无论如何，我心想，万一有什么令人作呕的腌躜事发生了——这类龌龊事倒总是会发生在船上——我们也可以弃船去步行，或者去搭火车。P8-11

21世纪以来的中文语境中，旅行早已成为一个热词。仿佛一夜之间，腰包鼓胀的中国游客蓦然出现在这世界的几乎每一处：欧洲、美洲、澳洲、印度洋海岛、南极、秘鲁、土耳其、柬埔寨、阿拉斯加、大象孤儿院、丝绸古道上的帕尔米拉古城、圭亚那高原的天使瀑布……在铺天盖地、蜂拥而出的游记文字与更讨好这个时代浅薄直观阅读取向的图片影像中，从沙姆沙伊赫红海沙滩上俄罗斯少女手臂间浅淡的汗毛，到阿根廷莫雷诺冰川那晶莹剔透的幽蓝色，无不尽收眼底。无论是游客如织的热门目的地，还是僻远寂寥的人间秘境，都有精心雕琢，以至夸大其词、矫情吹嘘的美文美图或真实平淡、不加粉饰的随手拍录，来多角度呈现。

如此一来，旅行多多少少就成了一个疑问。倘若层次要求设定得高一些，旅行的意义，就不是简单的观光休闲、娱乐放松，而应该说是在于发现。但如今剩下的选择，是否就只能是参考各种聪明、翔实的“攻略”，遵照预先设计的“最佳行程”，去沿用那些先行者的视角，步人后尘，按图索骥，来“重复”或“验证”既定途程中的发现?这种模式化的“拾人牙慧”之举，岂不是否决和消解了旅行的发现意义?客观坦率一点，甚或是极为扫兴地来说：事实确是如此。自从Lone]yPlanet成为全球“最具品位”的背包容们出门必备的旅行“圣经”，乃至维多利亚时代大英帝国的无数探险家们推开诸多“失落的世界”的大门，并留下有关异域风情的林林总总的亲历记苤或延伸虚构以来，自然与人文地理发现之旅的长征就差不多抵达了终点。取而代之的，便是现代概念上的旅游活动——借助于快捷的陆海空交通工具，去到某一地域，重走指南书中或网络上的推荐线路，亲眼实证一下前人的见闻：而且，连酒店和饮食安排都是有先例可供拷贝。

好在，即使面对同样的旅途，人们关注的侧重点、感受的敏锐度、对眼前各类事物的倾向性以及叙述或表达的习惯，毕竟还是干差万别的，因此就有可能避免旅行及游记的高度雷同化。威廉·戈尔丁的《埃及纪行》，大约便算得上是如此的一个例证。从19世纪早期持续至20世纪上半叶的埃及学考古热潮，曾诱使大量的英国人——文人、学者、贵族、投机者、江湖骗子，形形色色，不一而足——漂洋过海，涌向那片法老的土地，那个充满远古瑰奇魅惑和墓葬珍宝传说的国度。戈尔丁当然是后来者，1974年左右才首游埃及。1984年初，成为诺贝尔文学奖新晋得主几个月之后，应出版社之约，又重返金字塔与尼罗河之国——百分之百确定的是，他的两次埃及之行都与Lonely P]anet没什么瓜葛，跟互联网时代的流行攻略，就更是毫无关涉。可以想象的是，他的第一次埃及之旅，不免如庸众游人一般，局限于法老时代古埃及的文物遗迹，吉萨金字塔群、帝王谷、卡纳克神庙之类耳熟能详的名胜遗址，必然是那趟游程的核心内容。既然无甚新意，戈尔丁在《埃及纪行》中对那次落于窠臼的初识之旅也就很少提及。而他1984年的这趟埃及之行，则从规划之初，就是要去面对和接触埃及大活人，而不是木乃伊死人。因此，这是一部“反游记”，或者说，这是一本旨在目击并追询20世纪80年代中期埃及自然、经济和社会生态世相的考察日志，而那些尽人皆知的古迹则完全沦为背景。背离了游记体例及其素材的一般规范和限定，戈尔丁试图为他的尼罗河往返航程赋予发现之旅的内涵。但最后，在此书的结尾部分，他却又道出了一个冷酷的真相：“某种意义上来说，所有旅程都是荒诞的，无价值的。”然而，可堪告慰的是，人类从未放弃过远行，在不远或遥远的未来，必然也将继续旅行。

在戈尔丁这里，这趟原本看似轻松愉快的旅程，实则枝节横生、意外频出，连作者本人也想尽早“斩仓”止损。若以“曼妙风雅”的标准来观照，这次尼罗河上下之旅无疑是失败的：装备不足、亟须维修的破船；黑烟直冒、脱位嘶吼的引擎：不堪其用的厕所；散兵游勇的船员团队；多才多艺也多病的厨子；时有时无、早晚不分的餐食；一路龟行在封闭局促的“汤水”地沟中，而景观只是绵延不绝的黄泥堤岸和“拖鞋”帆船；作为外国人，他还得配合乡下两哥们儿的参观和晒笑；唯一可称“浪漫”的，就是夜宿荒村野外时，看看瑰丽璀璨的纯净星空……

但正是以其失败，以其坦率记录的真实亲历与所感所思，以其复现出的途程中平凡杂沓的细枝末节，《埃及纪行》在完成了对理想化完美旅行的解构之际，也在同样的程度上有所建树，提供了逃出游记书写困境的一个可能性样本。

最后，值得一提的一个巧合是，这本非虚构作品写于1984年。彼时，《1984》中虚构的“老大哥”，所幸并未能像乔治·奥威尔所担忧或预言的那样，在现实中的“大洋国”拉起他的监控“电幕”。而“老大哥”的真人秀版本，“最伟大的领袖、没有任何错误的完人”斯大林，也早就结束了他“浪漫辉煌”的人生之旅。但在当时的埃及，尼罗河三角洲养育出的本土“老大哥”穆巴拉克则已经牢牢掌控了军政大权，因此，你就应该能够理解，在戈尔丁的游记中，为什么警察没有闲着——其实，无处不在的秘密警察，这也是埃及共和国的“大英雄”纳赛尔，所留下的执政遗产。

这恐怕是我读过的最逗趣的“反游记”了。

——《每日电讯报》

此前没有哪本书能让你如此了解戈尔丁……简直太有意思了。

读来实在是享受。

——《泰晤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