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斯通家族的兄弟姐妹们生于18世纪20、30年代的苏格兰，并且在英格兰和苏格兰边界的邓弗里斯郡度过了其童年时代。从芭芭拉于1723年诞生到兄妹中活的最久的贝蒂于1813年去世，他们漫长的人生见证了时代的剧变。他们生活在一个经济变革、商业剧变、远洋贸易扩展及帝国崛起的时代，他们见证了发生在印度、北美洲、法国和圣多米尼哥的革命，也目睹了随着现代社会的诞生，人们关于个人生活、政治权利、自由贸易以及欧洲的海外统治权的观念之变迁。
约翰斯通家族的韦斯特哈尔庄园所在的艾斯克山谷位于这个新兴启蒙世界的边缘。在这里，牧羊、走私和无休止的遗产纠纷是日常生活的写照。据1792年出版的一则旅游手册的描述，“那里只不过是个粗鄙的蛮荒之地”；而笛福在他的《苏格兰游记》中则认为这片土地仅有一种景象：“站在这片荒凉和多山的土地上，映入眼帘的唯有满目的苍凉与荒芜。”拥有自己的司法系统和宗教信仰的苏格兰，因1707年联合法案的发布而与英格兰合并到一个议会之下。然而，几个世纪以来，苏格兰仍旧是一个“贫穷的小国”。据与约翰斯通同时代的伊丽莎白·穆赫的描述，苏格兰西部在18世纪早期是一个“商贸萧条、耕种业落后的贫穷国度，一些地方还保留着旧的封建制度。”在约翰斯通兄妹的童年时期，苏格兰饱受着宗教冲突和政治斗争的困扰，如詹姆斯二世党人叛乱以及1745—1746年的战争，这些冲突和斗争既表现为家族间的战争，又是英法两国长期的、间歇性的、时而全球性的竞争。
18世纪经济和贸易的扩张——尤其是发生在荷兰、英格兰和法国的“经济革命”，跨大西洋和印度洋的远洋贸易的发展，以及“工业革命”所引发的纺织品和日用品的消费热潮——到达苏格兰西部的时间相对较晚。然而，根据伊丽莎白·穆赫的说法，到了18世纪40年代一切都开始改变了：“40年代以来，人们的财富开始大量增加。许多在英格兰与苏格兰统一后去往东、西印度的人带着巨额财富归来了。”与此同时改变的还有人们的思想观念。“从那时起，人们开始探讨思想的解放，自由成为了普遍的话题。”就连儿童也受到了反迷信的洗礼；“女孩们被告知不要让任何一种恐惧束缚你的思想；那些给孩子们灌输女巫和幽灵传说的奶妈们受到了训斥。”
约翰斯通家族生活的年代中最为显著的事件即远距离商贸活动的扩展，或者说18世纪全球化的萌芽，这和大西洋上的南北美洲、加勒比及西非的奴隶贸易，还有印度洋上的东、南印度贸易密切相关。m亚当·斯密于1759年写道：大洋变成了“沟通地球上不同国度的交通要道”，“人类的工业活动彻底改变了全球的面貌。”“大西洋的奴隶贸易成了一项兴旺的商贸活动，同时也为来自印度的纺织品开拓了非洲沿海和内陆地区的市场，英国人在这中间获得了将奴隶贩卖到“南海”及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地的特权。欧洲各帝国在1700年代平均每年将41万非洲奴隶贩卖至美洲，这个数量在18世纪90年代升至87万，英国人从中获利超过半数。18世纪90年代，仅运往英属西印度群岛的奴隶每年就到达了32万。
随着英、法两国东印度公司的成功，这一时期欧洲和印度的商贸活动也发生了变化。东印度公司，即获得印度和英国统治者赋予的特权的私人商贸组织，成为了印度生产的工业品、纺织品、香料以及中国的茶叶大量涌人欧、非、美三大洲市场的媒介。公司还利用了莫卧尔帝国与其印度敌人间不断爆发的冲突，将自己的特权延伸至对领土的控制上。H根据埃德蒙德·伯克于1797年的描述：“这些拥有巨额资产的公司”，构成了一个“新的贸易世界”、一个“焕然一新”的（贸易）体系。
P13－14
观念和情感
18世纪的革命年代是政治和经济关系变革的年代，是看待世界的方式发生改变的时代。本书将从一个庞大、不同寻常而极富有冒险精神的家族，即约翰斯通家族及其家眷、亲友和仆奴的角度出发，对那个时代所发生的某些变革进行探讨。
约翰斯通家的四姐妹和七兄弟在18世纪20至30年代成长于苏格兰，并最终在想象中或现实中踏上不列颠、法兰西、西班牙和莫卧儿帝国最遥远的领土之上。其中两名兄弟历经磨难成功积累了大量财富。这个家族生活在启蒙运动的边缘，他们与大卫·休谟、亚当·斯密的和诗人詹姆斯·（“奥西恩”）麦克弗逊来往密切，至少在某些时期是这样的。
当我在爱丁堡的图书馆中偶然发现长子詹姆斯·约翰斯通的书信集时，我只知道这个家族的另一个儿子约翰于1774年曾在亚当·斯密的家乡科尔克迪参加过议会竞选。即使在最辉煌的时期，这个家族也算不上名门望族。然而，他们生活在新兴帝国之中，终其一生都在面对着诸如商贸、国家、法律、法规、奴隶制和奴役等宏大而抽象的问题。按照长兄的说法，他们始终热切地关注着现代生活中的“苦痛与焦虑”，关注着各种场景的变动；1765年在加尔各答与约翰·约翰斯通成婚的伊丽莎白·卡罗琳娜·基恩将这种变动描述为“帝国和政府建立过程”中“人类事务那杂乱而令人厌烦的状态”。
约翰斯通家族的历史是一个关于帝国之多重效应的故事，在这其中，身在家乡的个体通过信息的传播和对事物的期待而与发生在东、西印度的事件建立起联系。约翰斯通家族中的姐妹姑嫂们，包括那些留守在苏格兰的女性，皆处于经济、政治和私人信息交换的中心，而这个家族正是依靠这样的信息而繁荣发展。在这个意义上，这也是一部家族历史。不过，这段历史同属于出现在这个家族生活中的其他个体，基于对两个世纪公共生活的回溯，其中有两个人物尤为重要—一位名叫贝尔或贝琳达的年轻女子和一名叫作约瑟夫·奈特的奴隶。据其对自己的描述，贝尔或贝琳达是孟加拉人，是约翰·约翰斯通的“仆人或奴隶”；而来自非洲的黑奴约瑟夫·奈特对玛格丽特·约翰斯通之女婿的起诉则终结了苏格兰的奴隶制。
在约翰斯通家族的生活中，经济和政治，公共和私人，商贸、法律和良知的因素是交织在一起的。他们的历史展现出的是一幅那个时代以及18世纪启蒙时代所独有的关于新观念和新情感的图景。启蒙哲学家的政治思想在很多层面上是对海外商贸和征服过程中所遭遇的困境之思考。苏格兰启蒙运动与约翰斯通家族的关系使人联想到一种更为亲密的关系，即帝国的家庭关系。约翰斯通家族的成员本身并非经济学家、地质学家或者历史学家。然而他们的一生都与18世纪爱丁堡的哲学家以及启蒙的大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而这一启蒙氛围则是由书商、校对员、律师和各类文职人员所传递的，按照约翰斯通的家族友人，哲学家亚当·弗格森的说法，“仅仅由信息承载着便可进行传播的”“科学之光”和“社会氛围”所构成。
约翰斯通家族的历史是一关于个体如何在18世纪的帝国世界中，尤其是借助信息手段积累财富的故事。这也是一部关于东、西印度奴隶制的历史。七个兄弟中至少有六人先后成为奴隶主。其中有两人公开反对奴隶制，而一人则是奴隶贸易著名的支持者。约翰斯通家族在19世纪帝国历史以来的半个世纪中兴旺繁荣，而这半个世纪被认为是现代政治制度的建立时期：印度的新不列颠帝国、北美的新帝国以及西印度和西属美洲那启蒙了的（或不再愚昧的）大西洋经济体系。这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是诸如竞争经济、个体权利、法治政府，以及工业变革等现代观念建立的时代。在这段时期内，自由放任的经济观念尚为新颖，甚至连经济或者经济生活本身—即经济交换所发生的特有的空间或场所本身—仍显得那么古怪而不可靠。然而约翰斯通家族的帝国，或者说他们所向往的那充满经济机遇的帝国，并非最终建立起来的帝国。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的历史也是一个关于未能实现的各种可能性的故事，是一种充满了不确定因素的生活，其中经济生活和法律的界线模糊不清。
这个家族的兄弟姐妹生活在一个法律权力和政治权力、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以及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之间的区分极为模糊的年代，而这些区别在下一代人眼中则变得不言而喻；然而在约翰斯通家族的生活中，以上这些事物则是他们所穷追不舍、满心焦虑的究问对象，用长兄詹姆斯·约翰斯通的话来说，即：“什么是、什么不是法律”，“政府是什么”，以及“谁是仆人，谁为奴隶”。以约翰斯通家族及其亲友的理解，帝国本身象征着外在与内在影响力的结合，“帝国”既指统治权，又指代信息和语言的力量。他们的故事既是对这11个兄弟姐妹及其家眷的外在生活的描绘—他们的旅程、婚姻和债务，诉讼、包裹和官司，又是一部关于他们内在生活的历史，以及那个时代的众多新观念及帝国所建立的新联系对于这个18世纪家族而言意味着什么的故事。我们看到的是那些自身并非哲学家或者启蒙理论家的人们是如何去面对那些宏大而抽象的观念。在这个崭新而现代的世界中，如同其他众多事物一样，哲学的、政治的和大众观念之间的界线尚未明晰，借用大卫·休谟对“摇摆不定的”道德评价标准之描述：这是一个“内在和外在情感合二为一”的世界。
在那个时代的公共事件中，约翰斯通家族所扮演的不过是一些微不足道的角色，并且总是令人匪夷所思地站在错误的政治阵营，或者注定失败的一方那里。然而他们却留下了关于自身生活数目惊人之多的证据和痕迹：事务清单、遗嘱、遗嘱附录、抵押契据、关于胡萝卜的日记、财产清单、就酷刑向枢密院提出的控诉、为亚美尼亚商人所做的证词、与平纹布有关的信件、奴隶名单、抚养费的判决书、仆人的年金、对波斯通信中所使用的各类纸张的描述、婚姻财产处理书、律师的票据、墓园、来自律师的情书以及彼此之间打官司或者与他人打官司的法律文献。他们对自身家族历史以及如何利用图书馆查阅资料的技术饶有兴趣；他们就信件分类的话题而写信；他们还涉嫌篡改自己出生证明上的日期。无论功成名就还是默默无闻，所有的兄弟姐妹，包括他们的众多仆人和奴隶在内，都留下了生活过的痕迹。
约翰斯通兄弟姐妹及其庞大的家族之历史是一个关于众多男女的故事，他们以一种或者多种方式彼此相互关联、与那个急剧变迁的时代相关联。然而，不同个体所留下的生活痕迹是颇为不同且极不相称的。这就仿佛我们能够从多角度清晰地捕捉到某一些人的细节，而另一些人则始终只是远方一处模糊的身影。其中不乏一些人，如贝尔或贝琳达，甚至没有名字（或者不曾有过像样的名字），他们没有留下出生和死亡日期，而他们的话语只不过是借助法庭书记员之口所表达的文字。“非常年幼的时候”就被从非洲带到牙买加的约瑟夫·奈特关于过去的记忆唯有毫无记忆的空白：“他对于自己被售卖的事情一无所知。”
约翰斯通家族的历史是一部微观历史，是一部人物传记（或者说是不同个体以及这一个体在他人眼中之呈现的历史）。从此意义上而言，这一研究受到了罗马帝国的家庭史及人物传记的启发，而约翰斯通家族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极具罗马式的家族：即新兴帝国中的“新兴人群”或者说不愿作为新兴人群一员的人们。我们的研究也受到现代欧洲早期微观历史和“下层人物传记”的启发，在这种微观历史中，穷人和富人一样都可以成为定性历史研究的对象。这是一项对约翰斯通家族及其庞大关系圈的个案研究。不过从许多方面而言，这个家族的历史也是一种全新的微观历史。从约翰斯通兄弟们、与他们相关的两名女性，以及他们的至少四名奴隶一生所涉足的广阔地域上不难看出，这也是一部与地域空间相关的宏大历史；而约翰斯通姐妹们的故事在某种程度上所讲述的则是发生在远方的事件如何对苏格兰家乡产生一系列影响的故事。这个故事中出场的人物来自不同的法律体系和社会阶层：其中不乏情妇、仆人和奴隶。它跨越不同历史研究领域的界线，既是经济生活史，又是政治思想史，还是关于奴隶制和家庭关系的历史。在这个家族的历史中，经济证据为政治史提供了线索，政治证据为情感史提供了参考，法律史与家族历史相关，而家族关系则为启蒙运动历史的研究提供了依据。
约翰斯通家族的历史之所以是一种全新的微观史，在于它对将宏观的场景或更为显著的“宏观历史性”问题与作为其一部分的、关于个体和家庭的微观历史相互关联的新途径进行了探索。其中一种关联，便是认为个体本身具有重要性（如约瑟夫·奈特）。另一种途径则是通过描述手段，就如约翰斯通家族的历史本身就是对于他们所属时代的一种描述，或者可以称其为一个案例研究。还有一种关联便是典型性，或者典型性的缺失。在后现代微观历史领域存在一种全新的可能性是，那就是通过历史个体自身的联系而建立起微观与宏观历史间的关联。我便是试图通过这样的途径对约翰斯通家族的故事进行探索：从一起事件到另一起事件，逐步建立起联系，从家族到社会、帝国、启蒙乃至理念。然而，约翰斯通家族的历史却也是一个断裂、不连续的支离破碎的故事：是关于离别与死亡，以及那些消失得不留踪迹的个体（如贝尔或贝琳达）的故事。这，也是18世纪的商贸和帝国经历。
这一新微观历史的前景，便是对最为古老的历史问题之一，即内在生活的历史，形成一种全新的思考方式。用亚当·斯密的话来说，这便是通过引导读者“走进历史人物的情感和意识世界”而对公共事件的发展进程进行解读的一类历史。这是一部关于庞大的群体之理念与情感及其演变过程的历史，从这一意义上而言，这也是典型的18世纪历史。我们很难在约翰斯通家族的生活中找到内在与外在生活，或意识层面上内化、私人的事物与外在世界之间的明确界线（这一点对于我们自身而言是一样的）。同样地，我们也很难在私人与公务、感性与理性世界之间划出明确的区分。在《道德情操论》的最初几行文字里，亚当·斯密用了11个不同词汇来描述内在经验。我们将会在约翰斯通家族及其家眷生活的物证中频繁地看到对这类变幻不定、难以捉摸的情况的映射。
在此，约翰斯通家族的历史将会是对他们生活的一番写照：从苏格兰西部家乡的启程，到先后在加尔各答、格林纳达和彭萨克拉的立足，再到从海外帝国的重返故土，到最终于晚年对早期生活的回顾。我将会大量使用他们自己的原话，以及摘自当时档案的原文；我并未对那些写于18世纪的信件和文献加以任何拼写上的改动。在本书的前三个章节中，他们的历史更像是一个小说而非一部史诗；借用瓦尔特·司各特爵士的话，即“发生在某些个体（或群体）身上的那些日常生活中五花八门、稀奇古怪的事件，而非如史诗般环环相扣，将我们一步步推近那早已成伏笔的最终灾难。”但此书却并非一部小说，也不是一部历史小说。这是一部18世纪历史学著作，一项界线苛刻严谨的历史学研究。而这些界线范围本身也拥有属于自身的故事要诉说，这些故事是占据本书相当分量的注释所聚焦的主题，或者主题之一。
在接下来的三个章节中，我则把目光转向与商贸帝国和18世纪启蒙运动有关的、更为宏观的历史问题之上：即那个时代新生的经济理论和情感；约翰斯通家族自身的帝国经历，这些经历建立在奴隶制、信息交换的新面貌、家庭关系以及帝国的亲密关系之上；还有从约翰斯通家族的视角出发对那个时期启蒙运动的回顾。最终，我将焦点转回内在生活的历史之上，这既是家庭的内在层面，也是意识的内在层面，更是与约翰斯通家族息息相关的众多个体的意愿、性格和良知的表现—这些理念和情感也始终是历史研究的主题或者主题之一。最后，我也会再次对贝尔或贝琳达的故事以及她的历史重要性进行关注。
这是一幅家族画像，而这个家族的成员彼此之间、与其他个体之间的关系则处于这个画面的中心。然而从约翰斯通家族的视角出发，我们得以捕捉到一幅幅更为宏大的景象，而这些景象本身同属于内在与外在世界。至少这个故事所要涉及的部分女人和男人不曾停止对自身及他人内在情感的评判，而这一评判则是建立在外在环境的背景之下；另一些人则是法庭上、监狱中、市场上、教区教堂里被评判的对象。他们利用各种事件本身来获取解读意图和价值的信息。这正是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所描述的在不断地反思中“以他人的视角，或者他人可能持有的观点”对自身情感的解读。这便是我所试图描述的18世纪意识世界。
艾玛·罗斯柴尔德著的《帝国豪门（18世纪史）》是关于非常著名的约翰斯通家族发展壮大的历史类著作。家族中的四个姐妹和七个兄弟，他们是废奴主义者、投机商人、奴隶主、官员，有时还是政治家。他们见证了18世纪大英帝国的动荡、焦虑和变迁。四姐妹之一加入了叛军，曾被关押在爱丁堡，后乔装逃脱。她的一个弟弟是亚当·斯密和大卫·休谟的好友。另一个兄弟精通波斯语和孟加拉语，并且与一位著名的诗人成婚。他还是一个名叫“贝尔或贝琳达”的奴隶的主人，这名奴隶来自加尔各答，后又抵达弗吉尼亚，是不列颠群岛上最后一个被法庭判定为奴隶的人。约翰斯通家族成员在格林纳达、印度、牙买加和佛罗里达的轨迹，展现了当时欧洲、美洲和亚洲之间的联系。他们的家族历史，让今天的人们洞察到那个在公共与个人、家乡与海外、奴役与劳役等概念之间摇摆不定的时代。
艾玛·罗斯柴尔德著的《帝国豪门（18世纪史）》以18世纪英国一个著名家族约翰斯顿家族为视野，突显现代政治、经济和精神世界之发端。在这个家族中，四姐妹七兄弟中，有废奴主义者，有投机商，有奴隶主，有政府官员，他们都是帝国兴衰的见证者，本书就为读者解开约翰斯通这个帝国家族神秘面纱，这个贵族家庭有四个女儿和七个兄弟，以苏格兰为中心，在18世纪那个急剧变动的世界舞台上，发挥了重要的影响作用。本书详细介绍了这个家族兄妹的生活状况，这也是18世纪贵族生活的一个典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