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伦堡大审》那位年高德劭的法官，曾告诉因这一影片而得金像奖的男主角日：“你讲的都合乎逻辑，但合乎逻辑的并不都是合乎真理的。”这两句话的学问大矣，谁说文学家容易干乎，仅这两句话，那个剧作家便应被供进圣人之祠，恐怕中国目前的作家，挤不出如此这般的见解。但我们却可套之日：“凡是真理，也不见得统统是合乎逻辑的”也。
爱情尤其如此，盖爱情和魔鬼一样，不受人为的规律所拘束，性质异常地怪，你不承认不行。圣人日：“爱屋及乌”，此典故在《辞海》上一查便知，但不妨再加说明：你新盖了一座房子，美奂美轮，忽然一只乌鸦先生站在屋顶上哇啦哇啦乱叫，一怒之下，能给它一个手榴弹哉?盖那准把屋顶轰垮，真是天下最大的笨蛋也。跟此同一道理的屋和乌，则是女儿和男朋友、女婿，儿子和女朋友、媳妇焉，有些岳父母公婆把女婿媳妇简直看成眼中钉，无他，一点也不逻辑，一点也不“爱屋及乌”。不但不爱屋及乌，反而爱屋恨乌，像《孔雀东南飞》焦仲卿先生的娘，便是一个典型，把媳妇恨得要死，非赶她走路不可，结果媳妇固赶走啦，儿子也翘了辫子。老太太听到儿子上吊消息时，心里是啥滋味，外人不知。但我跟你敢赌一块钱，如果这里面没有爱情，而仅只是屋子和乌鸦，绝不会弄成那个下场。
爱情使人自私，柏杨先生有时听广播，有时看小说，常听到和看到一些诠释爱情的话，日：“爱情是不自私的。”呜呼，离开自私，还有爱情乎哉?不自私的爱情，像没有体躯的人一样，有此可能乎哉?你不妨研究一下，凡是到处宣传爱情不自私的人，危险性都很庞大；千金小姐也好，风流寡妇也好，最好不要惹他，否则准有戏可瞧的。
柏杨先生最讨厌青蛙，我的幼孙却硬是喜欢，家有一箱，专供其贮蛙之用，偶忘关闭，则床上桌上，遂成了蛙老爷天下，叫人怒火冲天。可是既然幼孙爱之，我们老两口只好也因而爱之。数学上有那么一个公式，甲等于乙，乙等于丙，则甲准也等于丙。于是，甲爱乙，乙爱丙，甲因之也非爱丙不可，还有比这更结实的逻辑乎?然而爱情上却不一定如此，丈夫爱太太，太太爱姘头，你总不能说丈夫也爱姘头吧。恐怕不但不爱，多半都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我的邻居有一位正在读大学堂的女儿，男友如云，最近被一殷实富商包她前往美国，乃将所有户头统统斩断；有时深夜不寐，听她在门口和那些纠缠不清的男孩子们窃语，她每每哀怨日：“你不是说你爱我乎?愿为我死乎?愿叫我快乐乎?你不再理我，不再打扰我，不再爱我，成全我去美国的念头，你就是爱我，就是叫我快乐啦。”我听了立刻毛骨悚然，她这一辈子如果平安无恙，真是上天特别照顾她。她的话再合逻辑不过，我想就是教逻辑学的教习都无法抬杠，可是逻辑用到爱情上，就可能使人冒出杀机。不要说男士听不进去，即令听得进去，被说得哑口无言，垂头丧气，恐怕也是口服心不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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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华女士托人带话，叫我为新出的这套柏杨杂文集，写几句前面的话。她认识的大陆名士达人很多，而我不是，只是这几年因为工作的关系，读了柏杨的一些书，是名副其实的读者——让一个读者为柏杨的书写几句话，放在书前，或者也是一种特别的美意吧。
我读鲁迅的书在先，读柏杨的书在后，所以，读柏杨的书时，就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这种感觉，并非是柏杨的文字风貌酷肖鲁迅，或者甚至是学步、影写、照搬等等。柏杨在投身文字生涯之初，其实是很难读到鲁迅的书的，鲁迅是当时宝岛统治者的宿敌，读他的书，即有“通敌”之嫌。柏杨似未立过志向，要做宝岛上的“鲁迅第二”，好像他的思想历程上，也从未发生过从什么论到什么论的转变。他之以杂文为武器，猛烈抨击中国传统精神文明中腐朽、丑恶的东西，抨击国民性中丑陋、顽劣的东西，抨击历史和现实社会中黑暗、腥秽的东西，进而使自己的文字作品成为一面“镜子”，一面与鲁迅的文字作品并列的照见中国精神文明的“镜子”，完全是“天然”的。
不只是中国文化，我想其他文化也大抵如此，一方面会感染，溃烂，扩散，另一面则也会有抵抗，疗治，新生。即使是“酱缸”吧，一面有人被“酱”住，昏天黑地；另一面，也会有人挣脱出来，奋力“砸缸”，希图救出更多的人。鲁迅是这样一位“砸缸”者，柏杨也是这样一位“砸缸”者，他们生活的时代有先后，生前未曾谋面，倘若泉下相逢，一定也会如战友相拥。这一点也证明，岁月虽然迁流，战斗却未结束。鲁迅活着的时候，他呐喊抛开“瞒”和“骗”，“睁了眼看”，要“唤起疗救的注意”；柏杨奋战的日子，依然是“瞒”和“骗”盛行，在“酱缸”中闭着眼睛，醉生梦死者滔滔皆是。“缸”体坚硬，“缸”基沉厚，“酱”汁浓稠，“酱”味熏人，皆绝非一时所能破解。
然而，中国终究还是在进步的，这就又用得着鲁迅已经“轰毁”过的进化论——后来的要胜过以往的，新生的要胜过腐朽的，只是较为迟缓而已，会用词的作者，把这称为“蜕变”。“蜕变”的过程痛苦而漫长，近代以来中国人都在体验这个过程，性急无助于事。鲁迅很懂得这个道理，他曾说：“要治这麻木状态的国度，只有一法，就是‘韧’，也就是‘锲而不舍’。”柏杨所做的事，便是这“锲而不舍”战斗之一部分。
柏杨由大陆到台湾，他的写作生涯滥觞于台湾，笔底游走的尽是台湾社会的众生相，后来，他的作品来到大陆，却受到了更多大陆读者的欢迎，大陆的老少读者从中看到的不止是台湾的种种弊病，更是中国人、中国精神文明的沉疴痼疾。他所热议的当年台湾社会林林总总怪象，今天的大陆也有，有些还愈演愈烈。这就应着有人说的，地无分两岸，都拖着传统中国长长的影子。柏杨一声“丑陋的中国人”，真使人如闻轰雷。人们从他“刮骨疗疮”的犀利文字中获取阅读快感、感受道德义愤的同时，也凝聚出一种强烈意愿，即是一定要努力改善我们中国人的社会文化环境，改善我们中国人的素质与种性，使之由丑陋变为美好。
我想，这大约也就是我们今天阅读柏杨作品的意义所在吧。
柏杨所著的《六十年代台湾社会现象(2)/柏杨解码》分为《堡垒集》和《圣人集》：
《堡垒集》主要论述男女婚姻的种种现象与问题。“社会是一个战场，家庭则是一个堡垒”，“爱情的本质是自私的，也是不合乎逻辑的，同时也是虚荣的焉”。
作者以许多小故事，现实的、历史的，或是虚构的，摘去男女在爱情之下伪装的假面具，透视做作、高姿态、无理的心态与行动，指涉爱情本质的多变与不稳定，妙语如珠，直指人心。
《圣人集》主要论述中国人性及官场生态。柏杨面对阴暗的人性，针对丑陋、卑劣，发而为文，对于现代人颇具警惕之效。他抨击官场百态，于官员嘴脸嘲讽尤烈，并创一“三作牌”的称号：“君不见警察局门墙上的大标语乎，日‘作之亲’，日‘作之君’，日‘作之师’，不是三作是啥?”讽刺警察大人作威作福、崇洋媚外，不替升斗小民服务，反可能“揍你辱你”。
本集呈现柏杨的另一写作特色：“反讽”。站在被责备者的那一边，为其辩解，甚至补充说明别人辱骂的话，却是愈描愈“黑”，特别显见苦涩的趣味。
《六十年代台湾社会现象(2)/柏杨解码》作者柏杨笔底游走的尽是台湾社会的众生相，后来，他的作品来到大陆，却受到了更多大陆读者的欢迎，大陆的老少读者从中看到的不止是台湾的种种弊病，更是中国人、中国精神文明的沉疴痼疾。他所热议的当年台湾社会林林总总怪象，今天的大陆也有，有些还愈演愈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