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合约的签订，使两个敌对国家化干戈为玉帛，结成兄弟。宋真宗时代，最重要的历史事件是与契丹签署了“澶渊之盟”。这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也是大事件之一。

公元997年，真宗赵恒继位。此时大宋建国已经三十多年，帝国开始出现太平气象。与太祖太宗致力于天下太平比较，真宗走得更远。

“澶渊之盟”前，五代乱世“权反在下”遗风犹在，四川刘旴、王均之变，陈留王长寿剽劫，广西陈进叛乱，不时带来一些干扰，北部契丹继续与大宋为敌，出现了由一系列战役组成的“关南之战”，大宋动员近五万骑兵的“长城口之战”。尽管如此，真宗仍“召天地之和气”，广开谏诤言路，提拔优异人才；扶助弱势群体，并推及有生万物，一步步谋划和平道路。

“澶渊之盟”前的历史，是平定地方动乱，抗击契丹侵扰，深谋和平战略，开科取士，偃武修文的历史。“澶渊之盟”之后，大宋步入了百年和平盛世。

金纲著的这本《大宋帝国三百年（6真宗赵恒公元997年至1022年军政故实上）》用大历史眼光，解读了997年至1022年宋朝二十五年的历史。

金纲著的《大宋帝国三百年（6真宗赵恒公元997年至1022年军政故实上）》为宋史研究中一部开天辟地的大作，突破了以纯研究为本，或以戏说为表的写作格局，将历史陈述与思想探索融为一体，既是一部大历史，也是一部剖析中国社会由衰及盛的思想专著。

本书既忠实于历史，考证渲染相得益彰，又评判缜密，不乏真知灼见，叙事宏大广阔，生动有趣，余味无穷，为解读历史提供了一个新范本，国内外所仅见。

写在前面

壹 割据之梦

 武夫悍卒的富贵梦

 怀安刘旴之变

 缺犒赏部下作乱

 知州李士衡剑门迎敌

 “能吏”的多重人格

 禁军入川“逆击”叛军

 雷有终轻敌遭伏击

 益州城破叛军南逃

 平息叛乱王均自缢

 “王均之乱”的背后故实

 土匪遭遇神捕

 真宗的战略眼光

 叛军奔袭包围象州

 “南平王”卢成均投诚

贰 打仗！打仗！

 契丹不宣而战

 杨延朗冰水浇城

 大帅傅潜的离谱行动

 傅潜的“投名状”

 黄太尉寨战役

 康保裔身陷敌阵

 古稀老将范廷召

 “命帅”的战争部署

 长城口战役

 威虏军战役

 羊山战役

 “藩镇割据”

 筑京观

 王显的战略谋划

叁 李沆

 大宋地图室

 员外郎的“车战之法”

 “三纲五常”的规则

 谢德权改造京城

 杨覃上奏蠲免国税

 地方分权与中央集权

 “战殁将军”王继忠

 王夫之的史论

 “圣相”李沆

 宰相无密奏

 宋一代柱石之臣

 历史的偶然

肆 战与和

 政治空间争夺战

 耶律隆绪时代

 毕士安不屑“斗法”

 李允则先赈后奏

 契丹的间谍

 制造中的大案

 “修昔底德陷阱”

 契丹倾国远征

 李允则修城拒敌

 大将王超按兵不动

 能断大事的寇准

 “上中下三策”

 早的“议和”文书

 “死囚”的献祭

 谢涛《梦中作》

 曹利用自荐出使

 瀛州保卫战

 “归降”的契丹人

伍 澶渊之盟

 凿冰御敌

 “无地分弩手”

 真宗的忧虑

 使者的委屈

 射杀草原“战神”

 真宗“进辇”北城

 “主和派”思路

 文明大迁徙

 契丹的底牌

 赵安仁“舌灿莲花”

 真宗作《回銮诗》

 真宗的“家园叙事”

 “屈己为民”

 《誓书》的失礼

 杜镐先安排“卤簿鼓吹”

 寇准的功勋

 王夫之论“澶渊之盟”

 寇准的“画策”

公元997年，农历三月，宋真宗赵恒称帝后，沿用了他的父亲宋太宗赵炅的年号“至道”，七个月后，新年伊始，才改元为“咸平”。

真宗使用过的年号计有咸平、景德、大中祥符、天禧、乾兴五个。除了天禧年间之外，每一个年号，包括至道年间，都有变乱发生。在所有这些变乱中，除了大中祥符年间的“泸蛮之变”属于“民变”，其他变乱都属于“兵变”。无论“民变…‘兵变”，规模虽然不大，但朝廷出兵“平叛’，就是战争行为，因此从性质上论，平定“民变”与“兵变”的活动，都应属于“内战”。

有意味的是，“民变”不论，平定“兵变”的这些“内战”，依旧是五代乱世“权反在下、阴谋拥戴”的模式再现——下层军士谋求富贵，要挟长官做首领，起而造反，称王或称霸，割据一方，重做“江东孙坚”“西凉马腾”“荆州刘表”这类藩镇勾当；首倡变乱的武夫也因此“拥戴有功”，借机升官并发财。至于道义、后果、民生灾难，在这类武夫们心中，似乎很少想到，或从来就没有思考的位置。

大宋建国已经三十多年，但五代时期武装割据的遗风犹在。

直到大中祥符九年（1016），甚至还有兵士“谋欲为变”。

当时有个马军副都指挥使张曼，负责在京师选兵。他的军令特别峻急，士兵们害怕。惧怕，也是一种力量，人们往往在惧怕中陡然而生勇气。他所拣选的军士就因为他的刚狠暴躁而恐惧，于是“谋欲为变”。

但是这类变乱需要时间，在酝酿中，就有人向朝廷告密了。真宗听说后，就召集中书、枢密二府官员来讨论如何将可能的变乱抑制在萌芽之中。

宰辅王旦说：“如果诏下，给张曼定罪，自今以后帅臣如何御众？如果马上缉捕谋逆者，则震动京师，此尤为不可。”

真宗认为他说得对，就问：“那么，应该怎么办？”

王旦回答：“陛下此前多次要任张曼为枢密院官员，臣一直未敢奉诏。现在似乎是时候。如果擢用他为枢密院官员，解除他的兵权，那么反侧者就会安心，变乱就会消弭于无形之中。”

于是张曼被任命为枢密副使。军士果然安静下来，没有了下文。真宗因此对左右说：“王旦善处大事，真宰相也！”

这是一场“未遂变乱”。如果起事，就少不了一场“阴谋拥戴”中的“藩镇割据”之战。

秦赢政之后，废“封建制”，行“郡县制”；到了汉代，有了“州牧”“刺史”，主要负责地方监察，而监察的范围大于一般郡县，略相当于“省”。这类临时派出职官，渐渐在地方做大，成为“藩镇”。从此中国有了相当于“省”一级行政单位（相当于“省”，并不是“省”）。但西周“封建制”影响深远，即使在“郡县制”行之有效之后，依旧有人在怀念“封建制”。西周“封建制”下的诸侯，俨然一方“家国”；延及战国，“家国”之独立性凸显出来，再也没有了“宗主国”周王朝的限制，于是，分立的“独立国家”获取了“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权力快感。短暂的秦政过去之后，即使在楚汉相争之际，战国诸侯的后裔，还在梦想着试图恢复分立的“独立国家”天下。即使西汉时代，也仍然有吴王刘濞式的人物试图“独立”。从两汉魏晋南北朝以迄于中华民国，那种拥有一方领地，称雄于诸侯，争霸于天下的权力分配模式，让传统政治强人梦想不断，以至于整个中国历史，历朝历代，几乎很少有过割据的空白。

大宋帝国的特殊性在于，地方割据，在两宋三百一十九年间，从未有过大规模的“成功”。宋代是经由理性治理，解决藩镇割据问题最成功的王朝，甚至比进入现代国家管理的中华民国还要出色。

考中国史，藩镇割据，尤其是“成功”割据后“独立王国”性质的行政现实，是政治方向给予“民生”最重苦难的国家形态。藩镇割据，即意味着乱世、末世。而乱世政治，全无章法或规则，野蛮程度几乎近于丛林；末世伦理，全无道德或义理，堕落程度几乎近于禽兽。

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就是藩镇割据下的历史事实。

P2－4

澶渊之盟与鲍岑和约

大宋，帝国领袖，真宗赵恒，他的时代自公元997年开始，至1022年结束，实算总二十五年。

此际，世界史上，在军政领域，发生了很多大事件。

德国人维尔纳·施泰因编纂的那部《人类文明编年纪事》，记录了这期间“征服与反抗”齐进、“战争与和平”共在的风景。荦荦大者可见——

有“圣徒”之称的斯特凡一世登基为匈牙利国王。

罗马—德意志皇帝亨利二世先后三次出兵意大利，击败了占

据意大利南部的希腊人，并最终征服意大利，恢复了强力统治。

波兰开始不断割让领土，波莫瑞割让给丹麦，摩拉维亚割让给匈牙利，基辅割让给俄罗斯，上劳其茨割让给德意志。

爱尔兰开始分崩离析，英国人的影响开始增强。

挪威国王奥拉夫一世在斯伏尔德战役中阵亡。丹麦开始管辖挪威。

威尼斯控制了亚得里亚海。

南印度朱罗王国国王加里占领今天的斯里兰卡。

诺曼底农民起义，被镇压。

丹麦国王赶走了强行传播基督教的挪威国王奥拉夫二世后，征服了英国，并出任英国国王。但后来所有在英国的丹麦人被杀，丹麦开始报复性征伐。

东罗马摧毁西保加利亚王国，占领马其顿。

这一时期，大宋在真宗领导下，与契丹有了长达五年的拉锯式战争，我称之为“五年战争”。最后，在澶渊小城的对峙中订立和平协议，史称“澶渊之盟”，时间是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冬。

有意味的是，这一年，德意志国王亨利二世与波兰国王波列斯拉夫之间的战争刚刚开始，也在近五年之后，德意志在夺取波希米亚得手之际。与波兰人在德国的小镇鲍岑缔结了和平协议，史称“鲍岑和约”，时间是公元1008年中。

11世纪的这二十五年，东西方似各有一个通往“和平”的和议。但发生在中国的“澶渊之盟”和议之后，大宋与契丹，百年之内没有战争；而发生在欧洲的“鲍岑和约”之后，不到十五年，德意志即与波兰战火重燃，以至于波兰被迫放弃王国称号，承认德国的宗主国地位。就这个历史阶段，以大义衡量，“澶渊之盟”的缔结者，似更重契约精神。而德意志与波兰，则稍逊一筹。

大宋、契丹之“和议”成功，缘于帝国以“敛天地之杀气”为手段，以“召天地之和气”为目标的政治哲学的恪守与推演。

真宗时代，除了“五年战争”“澶渊之盟”“东封西祀”之外，似乎并无特别重大的事件。但是当我借助现代史家的眼光和传统圣贤的理念，进入这个四分之一世纪时，发现了“和平事业”暗合于“协和万邦”之《尚书》思想的邃密、雄深，以及不可思议的丰富。

我讲述“故实”，并期待因此而证实传统经学正当性的秘密。这个工作，可以简称为“以史证经”。

现在，在展开讲述真宗大帝的故实之前，先选择若干饶有意味的片段——这些片段，构成了一个个“意义空间”，有待于有心人去打开它、阐释它——作为这部书《写在前面》的话，供你品味，看看这部书值不值得读下去。

“谋逆者”王继恩

真宗赵恒，继太宗赵炅之后，来做大宋帝国第三代领袖。但在通往领袖的路上遇到政治风险，差一点坏在老宦官王继恩手上。

……

大中祥符元年（1008）冬，真宗行泰山封禅大礼，驻跸泰山，知制诰、集贤院学士晁迥因为要草写赦书，按例先进呈裁定。旧礼仪规定，学士当值的日子，如果遇到宣召，就系上鞋子去见，皇上则戴帽子接待。这一次，晁迥自己忖度，皇上正在奉祀天地神祗，而且正在斋戒，穿戴也一定很严肃。于是，他特意穿上朝服持笏来见。

到了行宫门口，由中使人奏，一会儿，中使出来说：

“皇上刚好在问，听说学士盛服而来，皇上已经赶紧进入内室换衣服了，学士可以在此等候。”

等到中使再入、再出，晁迥已经等了一会儿时间，随着中使来到帷幄，真宗已经换上了礼服，改御巾帻而坐。史上的说法是：“望之俨然，即之也温。”看上去很严肃庄重的样子，接近后，说话，感觉很温和温暖。史称真宗“恭己待士之德，发自于清衷而然”。真宗恭敬对待学士，这种德行，是出自纯洁的内心，自然而然。

有一位儒臣杜镐，在龙图阁值班。真宗因为沐浴完事，吃一樽酒，将余下的封起，派遣使者送到杜镐的阁中。杜镐平时不善于饮酒，但得到皇上赏赐，很高兴，居然一饮而尽。不料因此而引动老毛病，忽然僵卧不省人事。

真宗听说后大吃一惊，步行到龙图阁，亲自调药喂他服用，并诏令他的儿子来阁中侍奉。有一会，杜镐醒转过来。杜镐见至尊在座，要起身答礼，但真宗抚着他让他躺下。直到杜镐病情平稳，真宗这才回宫。

史称“方镐疾亟时，上深自咎责，为由己赐酒致镐疾也”。杜镐病倒严重的时候，真宗深深地自我责备，认为是自己赐酒给杜镐导致他病倒。

常平仓

景德三年（1006），真宗朝在太祖、太宗两朝基础上，完善了“常平仓”制度。

“常平仓”，是传统中国由来已久的粮食政策。一般做法是，每年税赋粮食收入的一部分，多时可达十分之一，归入“常平仓”。如果歉收，粮价上涨，则低价卖出“常平仓”存粮；如果丰收，粮价下跌，则以高于市场价购买之，以此平抑粮价。

真宗朝在京东西、河东、陕西、江淮、两浙等地，计户口多少，量力留出由三司征缴的赋税一部分，自一千至两万贯，令转运使在每个州郡选择清白守法的官吏管理，国家司农寺总领，三司也即财政部不得挪用这部分存储。每年的夏秋两季，就按粮价高低做卖出买进。

为此，司农寺开始在诸路创建廨舍，收藏账簿，三司下属的度支部，另外置“常平仓”案卷。一般规定是：万户人家要有万石的准备，但上限到五万石。如果三年以上，“常平仓”的粮食还没有出粜，那就意味着市面上粮价一直很平稳，这时，就将粮食划拨为国家粮库，另外以新的粟米充入。

制度规定：如果十年之后，存储有多余，就将本钱还给三司也即国家财政部。真宗朝于是在“常平仓”制度保障下，米价贱则加价入籴，米价贵则减价出粜，市场粮价终真宗一朝，没有大的波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