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到了要离开小威尼斯。的那个清晨，我们订的车却迟迟不见踪影。拨了无数通电话想叫辆车，又处处占线。绝望中，我把行李拽到人行道上，而帕特里克·金罗斯。穿着一袭波斯丝袍，站到沃里克大道中央拼命挥手，企盼着能奏效。一辆出租车旋即停了下来。
其实，我的担心有点多余。我们的车子到达维多利亚航站楼时，安德鲁。的车也才刚好赶到。我们是最先到达机场的一拨人。他穿着件粉红的套衫，戴着白色亚麻帽，而我们俩都已经套上了登山靴，踏着沉重的步伐，手里还抓着冰斧，像是握着战斧。我们都是新手，是整个探险队这条链子上的薄弱环节，所以都急于给别人留下好印象。
没过多久，其他人也陆续抵达：先是罗宾。和勒妮，接着是安德烈·肖勒米。他是希腊和埃及的所有其他肖勒米们的堂兄弟，不过我想，自从德拉克洛瓦画下《希阿岛的屠杀》以后，他们应该全变成了法国人。他是律师，也是社会人类学家，住在普罗旺斯，讲一口完美的英语，我和他以及朱利安·皮特一里弗斯。在很久以前就见过面。之后出现的是卡尔·纳塔，他是瑞士人。他的法语、英语、德语和意大利语都相当于母语水平，而他的母语是一种奇妙的稀有语种——罗曼什语。他和贾科梅蒂。来自恩加丁的同一座山谷。他是了不起的登山者，曾经的世界滑雪冠军；还曾在卡地亚担任了30年的伦敦地区负责人。他还有一个同卵双胞胎的兄弟。一行人中的第七位是迈尔斯·希尔德亚德，来自诺丁汉郡的农绅；他和我们一起去利马是为了见他担任智利大使的兄弟。他是登山能手，可惜的是，他不会和我们一起去安第斯山脉。他们个个都让人觉得轻松愉悦。我们的行李——帆布背包、工具包、帐篷和其他登山装备——在出发大厅堆成了一座巨大的金字塔。
整个包机的乘客都是安第斯登山协会的成员，大家都醉心于南美各大山脉，埋头在各色装备里面；其中还有一小队科学家，由此出发去科隆群岛。我坐在勒妮和迈尔斯中间。我们一路上聊天、打盹、吃喝——正餐、小吃、咖啡，还有饮料和三明治——一刻都没停。随着英国西南诸郡在我们身下呼啸而过，大西洋映人眼帘。迈尔斯在克里特岛战役中是义勇骑兵队的一员。他告诉我自己在被捕后是怎样在克里特人的帮助下死里逃生的——他最终靠着一叶扁舟逃到小亚细亚，回到了自己的部队。大概是中午的样子——仿佛只过了一刹那——我们就降落在了百慕大，在机场酒吧喝了朗姆鸡尾酒；接着又起飞前往安提瓜岛——《旅行者之树》’提到过它。往北，我们可以看到圣基茨岛和向风群岛；往南，隐约可见瓜德罗普岛和多米尼加岛。飞机的一个引擎坏了，我们因此在安提瓜岛被足足困了六个小时，在十几次的错误警报和反复登机下机之后，另一架飞机从特立尼达岛飞了过来。现在是伦敦时间次日凌晨时分，但在我们刚刚进入的这个半球上，还只是傍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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