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达三正在寻思他的话，打算把懂得的抓住一些，以作回答之资。他又将微微弓下的腰肢直挺起来，打起调子说道：“现在已是时候!朝廷吃了几次大亏，晓得守旧不可，要不为印度、波兰之续，只好变法，只好推行新政。朝廷提倡于上，同胞响应于下，我们这老大帝国，决然是有救的。不过民智不开，腐败依然，老先生，这发聋振聩的责任，便在我辈志士的肩头上了。”
于是又浩然长叹了两声。大概像是口说干了，端起盖碗茶，也不谦让，便长伸着嘴皮，尽量嘘了几口。
郝达三只好点了几个头，含糊说道：“尊论甚是。”一面拿眼去看坐在下面方凳上的儿子，脸上也是木木然的，似乎又懂，似乎又不懂。
少年尊客又说道：“即如目前的红灯教……”
这是当前极重要的时事，自然一听就令厅内的两个主人，厅外的两个仆人，全感生了兴会，眼睛全向着他。
“……邪教罢咧!有何理由可说?然而为时不久，聚众至于几万人，这可见一班愚民迷信尚深。迷信者，维新之大障碍物也。譬如欲登喜马拉雅，而冰原阻于前，我辈志士，安能彷徨于此冰原之前，而不设法逾越之乎?”
他把两个主人轮番看着，好像要他们设一个什么方法似的。郝达三只好把水烟袋重新抱在手上，高升赶紧将一根点燃的纸捻拿进来，双手递与主人。顺带把那尊客瞥了一眼，只见他很得意地把坐在炕上的上半截身子，不住地左右摇摆。
郝又三看了他父亲一眼，迟迟疑疑地问道：“喜马拉雅，这是啥东西?”
那少年哈哈大笑道：“世兄大概新书看得很少。……这是山的名字。倒没有关系，我只是借来做个比喻。……我的宗旨，只是说，愚民还如此地迷信红灯教，我们应该想个啥方法，才能把迷信破除。迷信不破除，维新是不能的，即如日本……”
他自然想举一个日本已经行过的有力证据。似乎一时想不起，两眼瞪着，竟自说不下去，仿佛他那沛然莫御的语流也着喜马拉雅短住了。
郝达三觉得再让他说下去，新名词必然更多，明明好懂的话，一定说来越发弄不清楚了。遂赶快说道：“红灯教的声势，现在好像越闹越大了，到处都听人在说。新制军岑大人接事已这么久，还不见有何举动，也未免怪了!……”
话头又着尊客抢了过去：“方今官吏，通通是老腐败!……”
高升进来，悄悄在主人耳边问道：“要开早饭了。太太问，留不留客?”
主人那一只耳朵恰恰听见：“官吏通是老腐败!”觉得这骂连自己也有份，便不高兴了。向高升摇了摇头，而对于尊客的高论，也不如前此之专注。 尊客又旁若无人地把“官吏腐败论”“破除迷信必须启发民智论”两篇大文，套着新民先生的笔调，加入更多的新名词，洋洋洒洒发挥了半点多钟，才向又三说道：“敝合行社新书报很多。大家又都是志士。世兄若有加入之目的，敝社同鄙人欢迎之至!”
郝达三拱拱手道：“犬子资质愚鲁，旧学还用过一点功，新学简直同兄弟一样，什么都不懂，将来还要多承教诲!”
尊客略略谦了两旬，便起身告辞。主人按着老规矩，只送至二门，叫又三代送到大门。
到倒座厅吃饭之际，太太问道：“是哪个浑娃娃，坐了这半天?光听见大声武气地说麻了，说了些啥子?”
郝达三举眼把坐在旁边的十八岁的大小姐香芸瞥了一下，才笑道：“就是葛寰中恭维得天上有、地下无的那个苏星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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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的规模之宏大已经相当地足以惊人，而各个时代的主流及其递禅，地方上的风土气韵，各个阶层的人物之生活样式、心理状态、言语口吻，无论是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亏他研究得那样透辟，描写得那样自然。他那一支令人羡慕的笔，自由自在地，写去写来，写来写去，时而浑厚，时而细腻，时而浩浩荡荡，时而曲曲折折，写人恰如其人，写景恰如其景，不矜持，不炫异，不惜力，不偷巧，以正确的事实为骨干，凭借着各种各样的典型人物，把过去了的时代，活鲜鲜地形象化了出来。
——郭沫若评价李劫人“大河三部曲”
《死水微澜》写成于一九三五年七月。从今天算上去，已二十年了。
我出生于一八九一年。当一九一一年，我尚是一个旧制中学未毕业的学生时，曾参加过四川保路同志会运动；一九一五年八月到一九一九年七月，又曾在成都当过报馆主笔和编辑；与社会接触面较宽，对于当前社会生活以及它的激动和变革，不免有些研究、观察，甚至预测它未来的动向。虽然后来转业教书、办工厂，但对社会的认识，多少有了一点基础，尽管这基础还很薄弱。
因此，从一九二五年起，一面教书，一面仍旧写一些短篇小说时，便起了一个念头，打算把几十年来所生活过，所切感过，所体验过，在我看来意义非常重大，当得起历史转捩点的这一段社会现象，用几部有联续性的长篇小说，一段落一段落地把它反映出来。
直到一九三五年，决意离开重庆一家私营修船厂，回住成都之前，把这计划写信告知当时在上海中华书局编译所负责任的舒新城先生，问他能不能接收出版给稿费。他回信说，可以。我才专力从事于写作。
我那时的计划，是以一九一一年即辛亥年的革命为中点，此之前分为三小段，此之后也分为三小段。预先布局出的，是此前的三小段，同时把名字也拟定了，即《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
《死水微澜》的时代为一八九四年到一九。一年，即甲午年中国和日本第一次战争以后，到辛丑条约订定时的这一段时间。内容以成都城外一个小乡镇为主要背景，具体写出那时内地社会上两种恶势力(教民与袍哥)的相激相荡。这两种恶势力的消长，又系于国际形势的变化，而帝国主义侵略的手段是那样厉害。
《暴风雨前》的时代为一九。一年到一九。九年，即辛丑条约订定，民智渐开，改良主义的维新运动已在内地勃兴，到己酉年，一部分知识分子不再容忍腐败官僚压制的这一段时间。背景是成都。主要内容是写一个半官半绅家庭和几个当时所谓志士的形成和变化。(其中，一九。七年，即丁未年，成都逮捕革命党人，是真事。虽然有案可据，但也加了工，艺术化了的。)
《大波》是专写一九一一年，即辛亥年，四川争路事件。这是晚近中国历史上一个规模相当大的民众运动，因它而引起了武昌起义，各省独立，结束了清朝二百六十七年(一六四四年顺治元年甲申至一九一一年宣统三年辛亥)专制统治。但这运动的构成，是非常复杂的，就是当时参加这运动的人，也往往蔽于它那光怪陆离的外貌，而不容易说明它的本质。我有意要把这一个运动分析综合，形象化地具体写出。但在三部小说中，偏以((大波》写得顶糟。预定分四册写完，恰第四册才开始，而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对日抗战的大事发生，第四册便中断了。从此，在思想上也背上了一个包袱，十几年来，随时在想，如何能有一个机会将(《大波》重新写过，以赎前愆。
一九五四年五月，作家出版社给了我这个机会，叫我把《(大波》大大修改一下重印。我考虑之后，仍然主张《大波》必须重写，而且要另起炉灶地重写。又考虑到这三部小说是有连续性的，重写((大波》，还应该把前两部中的典型人物统一下来，贯串下来，表现方面就更宽一些，也更具体些。才又建议作家出版社，还是先从(《死水微澜》《暴风雨前》依次重印的好。及得允诺，从一九五四年十一月起，才着手修改。
《死水微澜》修改得少一些；《暴风雨前》更动较大，抽去几章，补写几章，另外修改的也有四分之一；《大波》哩，或者今年八月以后可以开笔。
至于一九一一年以后，更有意义的几个段落，当然也想写出。但现在说来似乎早了点，且等《大波》写完后再作计划好了。
李劼人著的《暴风雨前》将叙述由天回镇转移到成都，小说场景集中在郝达三公馆。主要内容是写一个半官半绅的家庭和几个当时所谓志士的成长和变化，在更为广阔的空间里再现1901—1910年间中国的社会状况。
小说不仅深刻地再现了近现代中国面临和发生的巨大历史变动，描绘了四川保路运动产生的根源，而且塑造了一系列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其中对社会风俗的描写也是全书的一大特色。
《暴风雨前》是李劼人的大河小说三部曲中的其中一部，他的长篇小说三部曲《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和《大波》，被郭沫若先生称颂为“小说的近代史”。
反映惊天动地的辛亥革命的文学创作，像他的‘三部曲’那样完整地描述的作品，还找不出第二部。《暴风雨前》囊括了以成都为中心的四川社会自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十余年间的人际悲欢、思潮演进和政治风云，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负有盛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