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是北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同时又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历史学家。
李金山著作的《司马光传/三晋百位历史文化名人传记丛书》以详实的历史资料和客观的视角,用生动幽默的文学语言为读者再现了一个立体的司马光的形象。他所生活的时代,是中唐大分裂至元代大统一间的酝酿,是宋与北方先后崛起的诸少数民族政权间的战略相持阶段。鉴于自周、秦以来战乱、分裂远远多于和平、统一的历史教训,因此,他反对熙丰变法,反对对西夏等周边少数民族的战争。他提出了有利于社会稳定和平发展的礼治思想、民本思想及维护和平华夷两安的思想。
李金山著作的《司马光传/三晋百位历史文化名人传记丛书》是我省三晋百位历史人物传记之一。司马光,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他主持编纂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司马光为人温良谦恭、刚正不阿,其人格堪称儒学教化下的典范,历来受人景仰。此书以他的政治生涯为线索,展开人物评说。
这些句子如果用今天的白话文来说,大约就是这样:去年冬天我没能来,是因为当时天太冷了,风也太大了。像今天这样风和日丽,才是请客的好天气。……给仆从们都放了假,到城里闲逛去了,马的缰绳、笼头也全卸了,让它们也自由一下。欢呼,大笑,等到散席,帽子、衣带,都不知丢到哪儿去了。比起朝堂的沉闷来,这里真是太好了。咱们以后喝酒,可有地儿了。
我们都知道,宋词和唐诗一样,已成为文学经典。但在当时,它还没有那么高的地位。实际在当时,词常常为正统的文人所不齿,大概在他们看来,词实在算不上正经的文学,不过是雕虫小技而已,就好比我们今天,谁会把流行歌曲当文学呢。
宋人吴处厚在他的《青箱杂记》里,辑录了司马光的三首词:
阮郎归
渔舟容易入春山,仙家日月闲。绮窗纱幌映朱颜,相逢醉梦间。松露冷,海霞殷,匆匆整棹还。落花寂寂水潺潺,重寻此路难。
西江月
宝髻松松梳就,铅华淡淡妆成。轻烟翠雾罩娉婷,飞絮游丝无定。相见争如不见,有情可似无情。笙歌散后酒初醒。深院月明人静。
锦堂春
红日迟迟,虚廊转影,槐阴迤逦西斜。彩笔功夫,难状晚景烟霞。蝶尚不知春去,谩绕幽砌寻花。奈狂风过后,纵有残红,飞向谁家。始知青鬓无价,叹飘蓬宦路,荏苒年华。今日笙歌丛里,特地咨嗟。席上青衫湿透,算感旧、何止琵琶。怎不教人易老,多少离愁,散在天涯。(宋·吴处厚《青箱杂记》卷八)
《阮郎归》大约是写一次春游艳遇,《西江月》大约是写与一位女子的感情纠葛,《锦堂春》则显然是在感叹韶华易逝。《司马文正公传家集》里,没有收录这些词。从书名来看,那个集子是要传给子孙后代的,显然,这些词不大适合给子孙后代们去看。后世有人否认司马光曾写过这些词,认为不过是别有用心者的赝品。由司马光在朋友们聚会时的表现来看,写这些词也不是没有可能。究竟写了还是没写,我们已无法确证,也没有那个必要。其实,这种争论本身就相当有意味。
那些词,写过也罢,没写也好,无论如何,司马光绝不是一个感觉迟钝的人。在一个溽热的夏夜,司马光写下这样的句子:
溽暑郁不开,矗矗云万叠。长风卷地来,涑雨不濡叶。虽无润物功,凉冷得所惬。须臾号怒息,清月照壁颊。小冠簪短发,衣裾轻猎猎。欹倾依曲几,暂尔苏疲茶。坐久不思眠,草间微露戳(《传家集》卷三《夏夜》)
他也决不缺乏情趣。在某个不眠之夜,司马光又为萤火虫写下这样的句子:
疏星映户月流天,群动收声四寂然。嗟尔寒萤怨何事,悲吟彻曙亦无眠?(《传家集》卷八《深夜》)
司马光在近千年前的十字街口,看到杂技艺人的表演,写下自己的悲悯:
伎儿欲夸众,喜占衢路交。系组不厌长,缚竿不厌高。空中纷往来,巧捷如飞猱。却行欠肤寸,倒挂连秋毫。参差有万一,齑粉安可逃。钱刀不盈掬,身世轻鸿毛。徒资旁观好,曹偶相称褒。岂知从事者,处之危且劳。(《传家集》卷三走索》)(P4-P6)
序:现代化进程中的山西文学
杜学文
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化是人类发展进程中的重大课题。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都将面对,难以回避。个人,作为社会的组成细胞,也同样如此。这并不以我们自己的意志来转移。综观世界各国,在这种转化的进程中,都有了不同的选择,并表现出各异的特色。但总的来说,还是目前我们称之为“发达国家”的率先实现了现代化。其成功的转化有诸多原因,但从文化的角度来看,与其自然环境的特殊性、农耕文明的不发达,以及突出的个人奋斗精神、重利思想、实用主义等有极大的关系。而目前世界上的欠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则在向现代化转化的历史进程中,又表现出各自不同的特色。就中国而言,在其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农耕文明得到了充分发展,并达到了最为繁荣的境界。现在的发达国家在转型早期的生存压力等表现得并不明显,从而一种自给自足、自得其乐的生活方式逐渐固化。向现代化转型的原生性动力并不强大。从某种意义来看,中国实际上进入了一种人类最美好的发展境界,那就是,依靠劳动来创造财富,与大自然和谐共处,有剩余的时间来体验人生的乐趣等等。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化主要靠外部的强力推动。就是说,因为先发国家对财富、权力、欲望的强烈追求,在吸纳了东方文化,其中非常重要的是中国文化之后,骤然表现出突飞猛进的发展状态。其商业首先得到了快速的发展。特别是依靠对海外市场的分割,使过去形成的传统的世界市场在大航海时代变得更加活跃。同时,工业技术得到了快速的进步。人类的新发明成几何级数增长。新技术的出现使社会生产力得到了空前的解放,物质生产表现出前所未有的丰富。而与之相应的是社会制度的进一步变革。一种能够服务新的生产力发展的社会管理系统逐渐建立,并在血与火之中不断完善。在这样的变革转型中,东方古老的中国受到了西方先发国家的强烈冲击。传统的农耕文明与新发的工业文明之间出现了严重了错位,并引发了控制、占有与反控制、反占有的残酷斗争。中国从农耕文明的辉煌顶峰跌落,中国人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并反思自身文明存在的问题。在外力的冲击下,中国不自觉地开始了向现代化转化的历史进程。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筚路蓝缕、奉献牺牲,前赴后继、求索奋斗,就是要重新找到国家独立、发展、进步的正确道路,实现民族的复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他们承担了不同的历史使命。不同的人们从自己所从事的事业中为这样一个艰难而宏伟的目标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而中国的文学,同样没有疏离民族的历史追求,甚至在许多关键的历史时刻,承担了开启民智、传播思想、激发斗志、重塑文明的历史重任。在这样一个艰难的充满了探索的转型进程中,中国人民表现出了自己最大的智慧与韧性。一直到新中国的建立,才基本形成了主权统一、独立自王的现代国家形态,并以超人的勇气与奋斗精神、惊人的创造力与发展速度迈向现代化。在这样一个伟大的转化进程中,中国虽然经历了失败、屈辱、挫折,但终于创造了他人所没有的成就。而我们的文学。正是这一历史的亲历者、推动者、表现者。就山西文学来说,是中国文学的重要方阵,当然也是这一历史的组成部分。其努力与贡献非常突出。
首先是推动了现代汉语的大众化,为现代汉语从知识阶层走向普通民众,并使二者有机结合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在中国追求现代化的进程中,经历了一个从“器”到“道”的转变。所谓“器”,就是中国人在最初以为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技术、器物先进,因而倡导“洋务运动”,开办现代工厂,引进西方设施,等等。这些努力从历史发展的必然来看,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事实很快证明,仅仅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并不能解决问题。之后发生了制度层面的改革,包括推翻清王朝,建立立宪政权,仿效欧美三权分立及选举制度等等。但是,这种形式上的制度变革没有使中国强大起来,反而使中国成了一盘散沙,四分五裂。于是,更多的人开始反思中国的文化。一方面.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落后部分进行批判;一方面引进国外的思想如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等等。新文化运动成为当时风生水起的社会思潮。从今天来看,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有许多过激之言。但是如果我们回到具体的历史场景,就会感到这些批判背后所表露的急切心情及历史合理性。在新文化运动中,一个最为突出的问题,也是最为重要的成果就是把中国人使用了数千年的文言文转化为白话文。从文化发展传承的角度来说,以文言文为代表的中国书面语言具有其重要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文明意义。可以说,文言文的简洁、精炼、典雅,以及其表情达意的丰富性,是世界上任何语言都难以企及的。这也正是其生命力之所在。但是,从历史发展的现实来看,文言文也具有非常严重的局限性,难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要求。首先是缺乏精确性。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中思维追求整体感、人文感、艺术感,中国的语言缺少对事物的准确表述。这种特点虽然具有非常强烈的人文色彩,以及超越了具体现象的整体感,但是与现代工业技术发展中对事物精确性表达的要求有很大的距离。
……
从某种角度来看,山西文学似乎为我们呈现出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百年变迁史。这不仅表现在人们广为关注的小说创作之中,同时也更加丰富地表现在文学的其他领域,如诗歌、散文、戏剧,以及逐渐从散文文体中独立出来的报告文学及传记文学之中。当我们追寻这种变迁的历史时,不能割断由山西而表现出来的中国五千年文明史。山西是华夏文明的主要发祥地,从远古以来,这一文明代代相传,承续不绝,其中涌现出众多的仁人贤士。作为个人,他们有自己所处的具体的历史环境、成长条件,对人类文明的进步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但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他们似乎勾勒出中国文明发展进程的历史脉络。在他们身上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历史贡献、价值选择,以及思维模式。对他们进行研究,并用传记的方式表现出来,使今天的人们了解并感受他们所具有的闪光的人文价值,不仅对今天的改革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对我们现代化进程中的文明重建同样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这将首先使我们看到历史发展进程中文化的影响力,进而使我们能够进一步确立文化的自信心与自觉性。在这些如星光一般闪烁的先人身上,我们将体会到中华文化的魅力、价值和绵延不绝的生命力。承续山西文学的精神品格,创作出新的能够表现时代精神的优秀作品,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而对五千年文明发展进程中那些曾经做出突出贡献的英杰才俊进行文学式的描述,也将是我们传承民族精神的一种努力。因此,组织编辑出版山西文学“双百工程”,有着非常积极的现实意义。
这一“工程”包含两个序列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百部长篇小说”,其中一部分是已经发表出版并产生了较大影响的现当代小说。通过集中编辑出版,可以使我们比较全面地回顾审视山西文学某一方面的成就与贡献。另一部分是新创作的长篇小说。其目的是推动山西长篇小说的不断繁荣。把它们列入这一工程,即是对文学发展的新推动,也可以延续已有的成果,使人们看到山西文学创作的最新成就及更加生动的面貌。二是“百部山西历史文化名人传记”。山西的报告文学近些年来表现出非常活跃的态势。不仅参与创作的作家比较多,出现的作品比较多,而且产生的影响也比较大。其中一些作家应该说是中国报告文学领域的领军人物。同时山西也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在五千年的文明发展历程中涌现出许许多多的对中华文化发展进步做出重大贡献的英杰先贤。以传记的方式把这些先人在中华文化发展进程中的贡献表现出来,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中华文明对人类的重大贡献,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追寻中华文化的精神、操守、品格,并使我们从先人的风采中找到自己前行的楷模和动力,激励我们推动中国的改革发展进步。所以,这也就成为我们的一种责任。相信通过这一努力,既将促进山西文学的进一步繁荣,也将进一步增强我们的文化责任,重塑我们的文化形象,展示中华民族在漫长发展历程中表现出来的精神力量与智慧,为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做出积极的贡献。
2009年5月,我在中国发展出版社出过一本《司马光:自信不疑的保守派》,2010年12月,又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过一本《重说司马光》。大概因为这两本书的缘故,又承蒙王宝国老师热情推荐,中国传记文学学会邀请我参加了司马光传记文学学术研讨会,研讨会的时间是2014年11月21—23日,地点是在山西省运城市。
时间过去将近一年,我却对那次研讨会记忆犹新。那次研讨会上,我认识了许多有趣的人物,如台湾国立清华大学的张元教授、香港大学的詹杭伦教授、美籍华人邵耀成博士等等,而且,大家的发言给我很多的启示。
还是那次研讨会上,荆楚理工学院的全展教授,对《重说司马光》给出很高的评价,这让我受宠若惊。我渴望听到读者的反馈,特别是专业读者的反馈。他的评价给我很大的鼓励,我们也从此成为莫逆之交。
本书不是《重说司马光》的简单再版,而是作了许多的修订:首先,章数由原来的六十章调整为五十三章,读起来可能不会那么累;其次,《重说司马光》出版以来,我又有许多新的想法,特别是那次研讨会上大家的发言,让我产生许多新的思考,这些新的想法和新的思考,都体现在这本书里;再次,《重说司马光》中有许多夹注,此次修订除直接引用的原文仍用夹注外,其余的夹注都删去了,读起来可能会更顺畅。
感谢《三晋百位历史文化名人传记丛书》审读组的各位专家,他们给了我这次宝贵的出版机会;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孙茜女士,她的严谨和认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非常渴望听到读者的反馈。我过去留过雅虎的邮箱,但后来雅虎邮箱不让用了,又留过新浪的博客地址,但后来我自己不写了;现在我用腾讯的QQ邮箱:739636144@qq.com。请把您读过本书后的感受发来,我渴望这样的交流。
2015年10月11日
写于太原东山听风山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