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薛冰所著的《南京城市史》一书分上、下两编。上编主要回溯古代南京城市成长、变迁历程，对已有定论的内容，叙述从简；提出不同材料或不同看法之处则力求严谨。下编关注的是现代规划出现之后的一百年中，人们面对历史造就的文化名城，如何进行再度建设的问题。

由薛冰所著的《南京城市史》一书是第一部全面、系统阐述南京城市发展历程的专著。作者从解读文献和实地踏勘人手，在广阔的时空范畴中，探寻失落的环节，拼合碎裂的画面，梳理旧识，补充记忆，辨疑解难，阐明新见，为读者提供了一轴较为完整、清晰的南京城市成长史图卷；并由对史实的探寻，升华到对史识的提炼，梳理出南京城市生长的脉络和城市建设的若干重要经验，如跨江发展、面向大海的胸怀，善于利用自然山水的传统，功能分区明确的特色，尊重原住民权益的原则，保老城建新城、跨越式发展的优势等；尤其是通过反思近百年间历次现代城市规划实践的得失，探索面对历史造就的文化名城，如何进行再度建设的问题，对于现当代南京的城市建设，做了宏观层面上的品评，也为城市未来的科学、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个参照系。

引言

上篇 古代南京的成长史

 第一章 未有城市之先

 第二章 由边缘走向中心

 第三章 从石头城到太初宫

 第四章 东晋健康城的规划与发展

 第五章 南朝的都城建设

 第六章 隋唐时期的商业都市

 第七章 南唐的整合与宋元的延续

 第八章 明都南京

 第九章 清代南京——现代城市建设的前奏

下篇 现当代南京的发展史

 第十章 民国建都与《首都计划》

 第十一章 新中国最初三十年

 第十二章 改革开放与城市控制

 第十三章 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

 第十四章 进入二十一世纪

 第十五章 走向“和谐南京”

后记

增订再版后记

第一章 未有城市之先

我们的考察，将从远古开始。

我们必须掠过历史的天际线，通过那些依稀可辨的踪迹，探索城市最初形成的原因，了解它的原始结构和功能，并追随它所经历的全部曲折风波。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弄清这座城市是怎样、又是为什么发展成现在的形态，才可能真正透彻地理解一座城市。

在沿着文字的时光隧道返回远古之前，我们需要做一回思维的体操。

首先，我们必须放弃对于现实南京的全部印象，所有人类文明的痕迹，当时还都没有出现，真正是一片“白茫茫大地”。那时能够作为地标的，大约只有自然的山陵江河：钟山及其余脉富贵山、覆舟山、鸡笼山、北极阁、鼓楼岗，石头山及其余脉盋山、五台山、小仓山、马鞍山、四望山、幕府山；长江、秦淮河、金川河。甚至连它们的命名，也是后来的事情。同时还要注意，山的位置，是不容易改变的，而江河的水道，则在不断变化之中，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水岸线。本书中借助今天的地标和地名以说明大致的方位，只是为了叙述的方便，也容易为今天的读者所理解。

其次，我们关注的范畴，是当代的南京，但南京这座城市也是逐渐形成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这块土地曾隶属于不同的行政建置，也有着不同的名称和不同的疆域。在这个意义上，建业、建康、金陵、江宁以至明代的南京，都不能等同于今天所说的南京。在每一个建置时期的开始，我将对其实际内涵做出说明。同时，为了照顾今人对南京城约定俗成的观念，在叙述古代城市发展史时，本书也将范围界定为主要是明城墙以内的区域，大略相当于今天的南京老城区。事实上，直到二十一世纪初，明城墙这个主城边界才真正被打破。

打一个比方，我们仿佛在做一个长达数千年的搭积木游戏，而且哪一块积木该在什么时候放到什么位置上，都不是我们所能决定的；已经搭成的部分，还会改变形状；已经放下的积木块，还会被移到别的位置上去。最困难的是，这片宏伟的建筑群其实已经搭成，我们实际在做的，是按照建设顺序将它们逐次剥离，退回到自然的原初状态。就像捺下CD播放机上的后退键，能将影片从结束返回开始。

然而，在历史的大屏幕上，没有这种后退键。

所有的工作，都得由我们的大脑来完成。

人类对于南京这片土地的认识，很可能开始于五十万年之前。

一九九三年三月，在南京江宁县汤山镇雷公山葫芦洞中，出土了两件猿人头盖骨化石，一件属于成年女性，一件属于成年男性。随后的考古发掘中，又出土了一枚猿人牙齿化石。这一发现将南京地区古人类活动的历史，一下推前了五六十万年。在此之前，我们只知道溧水县回峰山北麓神仙洞中，有距今一万一千年左右的古人类活动遗址。尽管两者之间相隔着难以想象的漫长岁月，南京人老祖宗的居住环境却说不上有什么进步，都是住在自然形成的石灰岩溶洞里。

人类在南京地区的早期建设行为，出现在距今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这时，人类的居住状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现了较为密集的原始聚居地，分布在秦淮河流域、金川河（玄武湖）迄东至栖霞山、长江两岸直到六合的滁河流域等地区。发展到距今三千年左右的青铜时代，可考的原始村落就有二百多处，而以秦淮河中游江宁湖熟镇一带最为集中，所以考古学界以“湖熟文化”命名这一时期的古文化遗址。这些遗址，如秦淮河流域的点将台、船墩、磨盘山、神墩、朝墩、梁台、老鼠墩、前岗、橙子墩、神山头等，从命名上就可以看出它们的一个重要共同点，就是处于较高的地势之上。所以考古学上又将其称为“台型遗址”。

其中具有典型意义的，是位于鼓楼岗西侧、金川河东岸的北阴阳营古文化遗址，在大约一万平方米的范围内，厚约四米的文化层堆积，证明在大约三千年的岁月里，几度有人类在此生活。在第一层表土层之下，分为三个文化层，第二层属相当于中原西周初期的湖熟文化时期；第三层距今约三千八百年到三千五百年，相当于商代早期；遗址的主要部分是第四层，属五六千年前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堆积，被考古学界命名为“北阴阳营文化”。

北阴阳营文化是南京主城区内时代最早的新石器文化遗址，因此也可以算是这一地区最早的文化形态。

新石器时代，从鼓楼岗到鸡笼山、覆舟山，都是茂密的原始森林和灌木，林间生活着鹿、豪猪等多种野兽。山岗的周围，则是大片的湖泊和沼泽，水中生活着鱼蚌龟鳖。当时南京地区水域的分布远远大于现代。长江的东岸要更为偏东，大致到今天的外秦淮河一线。秦淮河宽达数百米，由东南而来，浩浩荡荡穿过南京地区，在鸡笼山和覆舟山之间的垭口钻出，折向西北，主流在今金川河一带进入长江，所以玄武湖（古桑泊）只是秦淮河入江水道的一部分；从今玄武湖往西，直到金川河流域，都是一片汪洋，其南岸直抵鼓楼岗下。先民们就选择了这山水密林之间的一个椭圆形台地，作为他们的安身立命之处。遗址长约一百五十米，宽约一百米，在发掘时还高出平地约七米。（P6-8）

引言

一九八八年，一位年轻的朋友告诉我，江宁湖熟镇的梁台上，可以捡到石斧和铜箭头，我当即决定与他一起远征。我们前后去过三次，最后一次是一九九一年的秋天，在那场号称百年不遇的大洪水之后，梁台的文化土层已经被抗洪大军挖掉了一多半，筑到了不远处的大坝上。无论作为新石器时期的古文化遗址，还是传说中梁代昭明太子读书台的遗址，这一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都已不复存在。

在梁台上下，我们捡到过鬲足、纺轮、网坠，鹿角和兽牙化石，石刀的残片和青铜箭头。近十米高的梁台土层中，夹有大量蚌壳、螺壳等水生动物化石，引起我浓厚的兴趣。我曾走下梁台，沿着田间的小路，走到不远处的小河边，伸手掬起清澈的碧水，想象如流水一样逝去的时光。三四千年前，为南京的先民提供生存基础的，就是这条看不出一点沧桑痕迹的河流吗？从水边到台地，就是他们全部的世界了吗？他们会怎样对待闯进这世界的同类与异类？他们又是怎样度过那漫无边际的日日夜夜、年年月月的呢？

单凭我在梁台捡拾的历史碎片，要想重现先民生活的完整图景，是太困难了。

十八年后，当我试图勾勒南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成长与变迁历程时，我仿佛又置身于当年的梁台之下。应该说，这次所面对的题目难度更大。因为，城市文明兴起的进程，同样是以一种不稳定的、极易变化的形式展现，只有在时间流逝中沉淀下来的片段，或被以某种形式记录下来的场景，才能为后世所知。二干五百年来，这座城市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时盛时衰、屡毁屡建，经历了太多曲折和风波。就像长江大河，谁能分辨得清，它的某一滴水是来自哪一条溪流？就像一幅油画，不断地被人修饰、增添、改作甚至抹去重绘，现在还有可能恢复它最初的面貌并再现这变化的过程吗？

仅凭我所亲历的五十年南京生涯，无法完成这项工作；即使再加上南京现存的全部历史文化遗迹，也还不足以复原它悠久的成长经历。

幸运的是，自六朝建都开始，就有人在为这座城市立传。历代累积起大量的文献资料，时代越晚就越丰富。近百年来，更有不少前辈学人和师长朋友，披荆斩棘，筚路蓝缕，贡献出丰硕的成果。这就为我提供了站在巨人肩上的可能。

不过，前人对于南京城市成长历程的观察和探索，至今仍不无令人遗憾之处。

首先，在古代史范畴中，对于不足五百年的建都史，研究较多，而对于长达两千年的非建都史，关注不够；在历代建都时期，对于封建都城相关设施的研究较多，对于普通民众生活环境的探索不够；对于城市发展形态的描述较多，对于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形态的思考不够；对于城市与居民的关系，对于城市建设与城市经济、城市文化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的关系，阐述得也不算充分。造成这种状况的重要因素，是历史资料的缺失。历代官私记述中严重的重官轻民倾向，重政治轻经济倾向，使得今人很难获取所需要的相应资料，对南京城市成长史进行全面系统研究。

其次，对于现当代南京的发展成长，尤其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至今这十几年发生的沧桑巨变，虽然原始资料保存较为完整，也不乏局部评述，但宏观层面上的系统探索，似乎还没有见到。尤其是当前，在走向“和谐南京”的进程中，南京的城市规划和建设，更需要借鉴历史上的经验与教训。这就使本书的写作，具有了现实意义。

辨疑解难，总结近事，都不是容易的事情。然而，历史从来就是叙述者的历史。每一个有历史责任感的人，也就都可以贡献自己的记录，表达个人的评判。

与历史是对已逝时间的记忆一样，城市实际上是对已逝空间的记忆。从表面上看，面对既有空间，城市选择“记住”什么和“忘却”什么，往往体现着统治者的意志；城市的外在形态，屡屡因重要政治元素影响而发生巨大改变。但是，城市决不仅止于政治的范畴，它的发展，还有其内在规律可循。自然环境、经济和文化等因素，尤其是城市的基本居民，是城市得以保持其延续性的重要力量。因此，在历史的长链上，探寻那些失落的环节，拼合那些碎裂的画面，并非完全没有可能。打一个不太贴切的比方，就像我们翻阅一个人的旧相册，不但可以准确地了解照片记录下的瞬间，也大致能够推测出未被拍摄的时光了。

全书分上、下两编。上编主要回溯古代南京城市成长、变迁历程，对已有定论的内容，叙述从简；提出不同材料或不同看法之处则力求严谨。对于某些时段、某些方面相关记录的短缺，我将尝试进行填补，即依据南京城市发展的规律与特点，参考时代相近的私史笔记以至文学作品，进行适度的猜想和推测，提出一些假说。下编关注的是现代规划产生之后的一百年中，人们面对历史造就的文化名城，如何进行再度建设的问题。简言之，可以说是疏理旧识，补充记忆，阐明新见。我希望它能为读者提供一轴较为完整、清晰的南京城市成长史图卷，并藉此理出南京城市发展的脉络，以便于总结既往的经验教训，为促进城市未来的健康发展，提供一个参照系。尤其是最近这个城市急剧发展的时期，也需要及时予以整理与总结。错过时机，后人将更加难以措手。

我本是做文字工作的，来写这样一本关于南京城市演变发展的书，似乎完全背离了本行，也有些不自量力。但我仍然决定要把这件事做好，是因为近十年来，我对城市文化的迷恋日盛一日。城市像语言文字一样，能实现人类文化的积累和进化，二者都是人类文化的重要表征。我在这二者之间发生转换，也就不算太离谱。不过本书三十多万字的篇幅，除了长时期的相关积累以外，断断续续地写了整整一年，在我的写作生涯中，这大约是写得最苦的一本书了。

近年以来，国内地域文化研究发展迅猛，地域文化的意义重要，也已成为社会共识。在当前国际、国内竞争激烈的大环境下，作为软实力的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本身就是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对于地区综合实力的提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加强文化建设、维护文化多样性，已成为世界各国、各地区提高竞争力的战略选择。研究地域文化，挖掘地域文化的深层内涵和丰富内容，更是城市文化不断升华的根基，培育新的城市精神的源泉。不同的地域文化以自身的特殊内容，也为中华民族主流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营养。二十一世纪，江苏省正在建设文化大省，南京市也在倡导“文化强市”。完成这样一本书，也就算我对生活于其间半个世纪的城市，对她的文化建设和城市发展，尽一点绵薄之力。

不过，我毕竟不是城市建设与历史考古的专家，所以这一本书，从某种意义上说，仍只是文本意义上的城市研究，是对既有的相关记录与求索，重新进行整合和解读。当然，我也有一点小小的野心，就是希望本书中的评判与解读，能够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希望本书中的某些假说或预见，能够被将来的考古发掘、研究成果或城市发展的现实所证明。

古人有言：“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才须待七年期。”此语不仅可论人，亦可以论书。时隔七年，这本《南京城市史》仍时时被人提起，不少读者期望能够再版，对我是很大的鼓励。承蒙东南大学出版社鼎力支持，遂使这期望得以成为现实。同时，也使我有机会对这本书进行一次较全面的修订，纠正疏漏，补充新见，以求进一步提高与完善。

像南京这样的历史文化名城，认识其发展史，决非可以一蹴而就的事情。此书出版以后，一方面，是考古工作者的新发现，陆续为我们揭开了若干不解之谜；另一方面，是对相关历史文献的深入研读，使我有可能透过前代研究者有意无意造成的迷惑，更接近于事实真相。这一回的修订，就是基于这两方面的进展。

这七年间，南京考古工作者在城市史方面最重大的成就，是基本弄清了台城和石头城的位置范围，使我们对六朝城市史的研究，有了一个坚实的基础。结合相关文献，更能说明台城并未被隋王朝“平荡耕垦”，而是在南唐建都时才最后被清拆。至于石头城的位置，我在写《清凉山史话》时，通过对历代文献的研读，已提出应在乌龙潭以北、清凉山以南、西抵外秦淮河、东含盔山和龙蟠里；而考古发现的石头城遗址，正与这一范围相吻合。秦淮河考古，不但证实了六朝时秦淮河宽达百米的文献记载，而且发现水面在宋代大幅收窄。我联系北宋玄武湖淤浅、被王安石围湖造田的史实，推论宋代南京确实存在一个枯水时期；并由此联想到长江岸线西移也应是受此枯水期影响，可见白鹭洲消失即在宋元之际，而莫愁湖之名至明代中期始见于记载，恰也可以作为一个佐证。此外，通过对相关文献的细致研究，我发现了东晋与南朝宋时期建康都城范围的变化，也第一次说清了建康都城从“修六门”到“十二门”的来龙去脉。凡此种种，兹不赘言。

这次修订中所增补的内容，主要在古代部分。同时，因为文字的修改，对初版的插图也做了相应调整，调换上一些更能说明问题的地图，并且补入了一批古版画和老照片，使读者可以得到一些较直观的印象。

当代南京，城市风貌的变化有目共睹。在初版《后记》中，我曾补充了书稿完成到付印之前的一些新情况。这一次，我不打算再列举近几年间的城市建设成就。作为一部城市史，就应该让它停止在某个时间节点上。而保持一定的距离，会更有利于观察和思考。

事实上，这几年间，我在面对城市的某些急剧变化时，常常会想，这样的变化，是不是南京市民所需要的呢？换取这份变化，南京市民又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呢？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在作此思考，更不知道城市决策者是如何想法。但事实告诉我们，很多所谓的城建项目，只与城市决策者心目中的政绩有关，与市民的生活改善几乎全不相干，甚至适得其反；而付出的代价，不但是让这一代市民作出无谓牺牲，而且过度耗费了子孙后代的大量资源。

七年前，在《走向“和谐南京”》一章中，我提出了自己的理想城市形态。今天重读，不禁感慨，我还是过于乐观了。就当时的情况而言，“以人为本”的观念深入人心，城市发展有了较好的总体规划，对于正确处理现代化建设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在理论与实践上都已有明确规范；倘若城市决策者能够依法行政，确实有望实现一个美好的前景。然而，由于某些决策者无视总体规划的权威性，一再违背与妄改，致使城市建设再次沦入某种程度的无序状态，成片区大规模的拆迁不断，包括老门东历史街区在内的多处历史文化遗产遭到野蛮破坏，以致南京的有识之土，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奋起抗争。

七年以前，我就提出过要解决“市长管规划，还是规划管市长”的问题，也就是以权执政还是依法执政的问题。像南京这样的历史文化名城，理应制定长远的城市发展规划，以指导各个阶段的城市建设，不能由着一任一任市长各行其是地“翻烧饼”。我曾设想，南京组织海内外顶级城市规划专家，研讨城市的定位，编制一个百年规划，至少也是五十年、三十年的远期规划，据此再制定具体实施的分期规划；市长任期五年，只能在规划限定的范围内，做规划要求他做的事情。这个问题不能解决，城市总是难免被拉下健康发展的正轨。

二〇一三年二月，南京撤销溧水县，新设溧水区；撤销高淳县，新设高淳区；南京不再有下属县。同年三月，撤销白下区、秦淮区，以原两区区域新设秦淮区；撤消鼓楼区、下关区，以原两区区域新设鼓楼区：使南京市下属区依然保持在十一个。这可谓南京城市化迅猛进程的巅峰。撤县改区，最根本的动因，在于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可以由地方政府经营开发；直言之，看重的只是土地的城镇化，却忽略了与土地相关联的人的城镇化。然而，经济发展有其自身规律，“卖地财政”的隐患与危机日渐显明，绝不可能长久持续。随着从国家层面开始的经济转型，南京城市的发展，也必然将面临着新的转变节点；而在这转变中，历史文化资源将愈见重要。

二〇一五年初，南京市政府决定，在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工作中，要坚持“科学规划、民生优先”的原则，从过去大规模、高强度、粗放式的突击建设模式，转入量力而行、科学有序、可管可控的新常态，不破坏城市生态，不透支城市未来发展，真正把城市建设、管理纳入可持续发展轨道。

当年我撰写《南京城市史》的初衷，就是希望能成为一方引玉之砖，成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南京城市史的铺路之石；希望南京城市建设发展的若干历史经验，如跨江发展、面向大海的胸怀，善于利用自然山水的传统，功能分区明确的特色，尊重原住民权益的原则，保老城建新城、跨越式发展的优势等，能够对当代城市规划和建设工作，提供一些启迪；尤其是通过反思近百年间历次现代城市规划实践的得失，探索面对历史造就的文化名城，如何进行再度建设的问题，对于现当代南京的城市建设，试做宏观层面上的品评，也为城市未来的科学、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一个参照系。就此而言，在这个看到希望与转机的时间节点，本书的再版，也就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

城市是为人而建设的。但愿城市的今天和明天，能够更适宜人的安居，更适宜人的发展。

二〇一五年二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