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雪漠著的《大漠三部曲（插图版共3册）（精）／西部小说系列》中，作者着意笔墨于“死亡”两字，字里行间也提出了一个命题：“每个人都逃不过死亡，只是时间的早晚，该怎么办？”作者没有正面回答，只是用一个个面对死亡的人物，给出了答案。憨头面对死亡时，很平静，在去世前的几天，甚至都没有什么话；莹儿平静地吞下了鸦片，在凤冠霞帔之时，走向了抗争与坟墓；月儿知道来日不多，把自己装扮的漂漂亮亮的，去城里照相馆留下了一张被照相师傅封为最美的照片；就连引弟，一个不到十岁的小姑娘，面临死亡时，脸上都是挂着笑容。这些人物角色，向我们诠释了在死亡面前只有平静对待的生死观。《白虎关(插图版)(精)/西部小说系列》为其中一册。

《白虎关》是作家雪漠著的《大漠三部曲(插图版共3册)(精)/西部小说系列》最后一部，本次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属于再版，被归入“西部小说系列”，是本系列的第三本小说。《白虎关》描绘了西部农村广阔的生活画面，表现了当代农村在社会大变革的过程中面临的许多困境和产生的阵痛，剖析西部人深层的文化心理，塑造了一批鲜活的形象，核心人物有兰兰、莹儿、月儿、猛子等，讲述他们在被命运裹挟时，身不由己却不甘屈服，不停地抗争，大部分人却挣不出命运，有人搭上了性命，有人有了信仰，在精神上超度了自我。《白虎关》对于生存磨难和生命力坚韧的写作，细节饱满，体验真切，结构致密，并能触及生死、永恒、人与自然等根本问题，闪耀着人类良知和尊严的辉光。

爱与理想的喷涌（“大漠三部曲”新版总序）雪漠

文化与信仰（《白虎关》第三版代序）雪漠

从“成为雪漠”到“享受雪漠”雪漠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九章

第三十章

第三十一章

第三十二章

第三十三章

第三十四章

第三十五章

第三十六章

写作的理由及其他（代后记）雪漠

呼唤的灵魂（《白虎关》番外篇）雪漠

恶心。他只是嘀咕一句。

日头爷在东沙丘上探出个惨白的脑袋。老顺脸上烧烘烘的，嗓子很燥，像年轻时在寡妇门口徘徊时一样。日怪。他有些恨自己了，干丑事的又不是他，羞啥哩？……也难怪，儿子大咧，到了不规矩的时候了……又不是骟马……便是骟马，见个齐整些的骒牲口也跳哩，没法。没啥……只是，老顺口里虽“没啥”，可心里总觉得有点啥呢。而且，那点儿“啥”，总叫他心里怪不舒坦。

这也怪他。

真该怪他。五六十岁的人了，咋想到上房呢？可谁又知道儿子正把豆垛当婚床呢？知道的话，躲还来不及呢……问题是，为啥偏……又是上房又是长伸脖子观望呢？说明他发现那晃上晃下的样子不太像牲口吃豆秧的。

只记得那个白晃晃的屁股和猛子那扭曲得变形的脸闷棍似的把他击晕了。他怔了怔，不合时宜地咳了一下，但马上又觉得自己咳得很蠢。他手足无措了，脑中有千万只蜂在嗡嗡。

跳下房时，老顺甚至没经过那截矮墙——那是特意为上下方便而留的，他忘了上下房应有的程序，直接从房上跳到后面的沙堆上。那情景，极像逃脱了枪口的兔子。

“哎呀，老顺，练轻功吗？”孟八爷嬉笑道。

老顺尴尬地笑笑。他偷望孟八爷，发现他并没发现自己失态的原因，遂将提悬的心放下，干咳几声，又窥一眼使他失态的豆垛。豆垛仍静悄悄耸着，没一点儿声响。那两人，肯定恶心地凝着，不敢再晃势。老顺心里骂：不要脸，大天白日的。

孟八爷像往常那样，露出挑逗的捉弄的笑。老顺已习惯了他这老顽童相，但他心虚地发现，对方此刻的笑与以前不大一样，难道他也发现了吗？这可是个笑料啊。……“白屁股使老顺成了兔子。嘿，姿势好极了。”他定会这样取笑，“老呀老了，还能叫个屄吓惊……真没见过个世面，连盘子大个屄也没见过……噢——吓惊了。”声音是够难听的，而且不分场合，很叫人头疼。他留意地瞅一眼孟八爷，却放心了。因为他已眯了眼，把目光转向田野里蚂蚁般忙碌的人们。

老顺没有和孟八爷喧谈的兴趣，也想给垛上人一个卸妆的空隙，就梦游似的前行。……他不由替儿子着急了。正是上地的时候，人来人往，叫人窥见，脸往哪儿搁，又不能明里提醒儿子加快动作……丢人不如喝凉水，祖宗羞得往供台下跳哩。

要债鬼。

该给娶媳妇了。老顺想，儿子大了。他有些吃惊，儿子仿佛突然大了似的。他简直来不及反应，就一个个长成墙头高了，而且……他似乎读懂了儿子方才的表情中叫他难以捉摸的内容，那就是：“谁叫你不给老子娶媳妇呢，老子当然操别人。”真是这样吗？也许是……肯定是……他想到猛子尴尬和恼怒中透出的那种任杀任剐的蛮横味道，叹口气。

望一眼此刻还静静的豆垛，往村里走。是该娶了。这是羊头上的毛，早晚得燎。只是，手里无刀杀不了人。钱是个硬头货，一个媳妇得好几万票老爷。哪儿生发？麦子倒还有些，扎紧喉咙，也能粜个三五千。粜吧。迟早得粜，迟早得娶，原打算防个饥荒年啥的，现在还防啥呢？今日有酒今日醉，管他明天喝凉水。混上一天是两半日子。

一进屋，老顺就躺在炕上。他觉得很疲乏，从里到外，从上到下，都乏，乏透了。莹儿带着娃儿站娘家去了，屋里自然清静。老顺懒得睁眼，也懒得去想啥，但猛子恼怒的脸和那个白屁股却在他眼前晃来晃去，晃得心里愈阴沉了。院里的公鸡正追赶母鸡。母鸡的叫声半推半就骚气十足，搅得老顺怒气冲冲。隔着窗子，他“啾啾”了几声，却喝不断鸡们的浪声浪气。于是，他恶狠狠呸一声，跳下炕，脱只土头土脑的鞋子，扔出去，活活拆散了那对恋鸡。

老伴被大惊小怪的鸡叫声惊出厨房，见老顺一蹦一跳地去捡鞋，嗔道：“鸡又没挡你吃屎的路，你打它干啥哩？”

“你才吃屎哩。”老顺拾个小棍儿，刮去沾在鞋上的鸡粪，狠嘟嘟顶了一句。P2-3

爱与理想的喷涌(“大漠三部曲”新版总序)

雪漠

我的诗总是没有结尾，

很像我的生命和觉悟，

也如我心中鲜活的你。

风中的蝉翼渐渐远了，

一如那亘古的叹息。

我总是在别人病里，

疼痛我自己。

中秋了，西部的大漠也该忙碌了。一切，都还是那种调子，缓慢，沉稳，内敛，有点像我的小说。所有的人，还在各自的轨道上，继续着各自的生活，一年又一年，周而复始。不管外面的声音怎样呼啸，也难吹醒大漠的梦。我不知，这梦还要睡多久？大漠的沉寂，已经千年了，都成深入顽空定的老僧了，顽空太久，总难激起智慧的涟漪。偶尔，喘息几声，很快，就被岁月的飓风卷走了。

卷走的，除了喘息外，还有那份疼痛。是的，疼痛。但是，有疼痛，总 比麻木要好。在这个巨大的虚幻里，能感受到疼痛的，定然是清醒的人。虽然，我的小说里写了诸多的“疼痛”，但细心的读者，总能从那疼痛中，读出一股大力。要想冲破黎明前的黑暗，必然会有疼痛。没有大疼，便没有大安。我一直寻找那妙方。

从《大漠祭》起，疼痛就开始了，你能看出来，那是一种无奈的疼痛。到了《猎原》，疼痛中有了忏悔，有了觉醒，有了决裂和希望。而在《白虎关》里，这种疼痛，一直发酵，一直发酵，到了生命的极限，疼痛的灵魂便一泄而出了，发出的呼喊，有点撕心裂肺。所有的一切，都在叩问，那解除疼痛的良药在哪？谁能抚平一个个灵魂的伤痛？谁能给予回答和指引？

就这样，三部书里，写尽了红尘中的这杯苦酒。

那么，人类为什么会有疼痛？我告诉你，因为有死亡，因为有变化，因为一切都不能永恒。这是生命的真相。不管你是否明白，该来的终究会来，该去的终究留不住。关键是，该如何面对这一宿命？后面，我写的“灵魂三部曲”(《西夏咒》、《西夏的苍狼》、《无死的金刚心》)，还有“故乡三部曲”(《野狐岭》、《一个人的西部》、《深夜的蚕豆声》)，也许，很多人从中能找到治愈的妙方。但同时，要想真正治愈，你还要去感受另一种更大的疼痛，那是打破后的幻灭和升华。

在我的小说世界里，塑造了上百个人物，他们都活着，都行走着，都在展示自己的灵魂。从他们的故事中，你可以读出我所要表达的思想和智慧。他们很实，也很虚，在虚实之间，都在演绎着自己的命运。所有的故事，生了，灭了；灭了，又生了，生生灭灭，已演了千年。偶然间，我写出了他们，定格了他们，其用意只有两个字：明白。  为了这明白，我总在破呀，立呀，总在实呀，虚呀中行走，寻觅。寻觅是我永恒的功课。明白之前的寻觅，是为了自己的明白；而明白之后的寻觅，是为了让更多人的明白。于是，我的作品总是源源不断，绵绵流长，总如火山般喷涌。

破也萧萧，立也萧萧，一切的一切，都在诉说那个古老的故事。曾有人说，雪漠不会编故事。是的，雪漠不会编故事，但他知道，真正的人生有无数的精彩故事，是无须刻意编的，它一直存在于天地间。你、我、他，都是故事中人，我们的生命，都在诉说自己的故事。

从1989年开始创作，到2000年《大漠祭》初版，再到2008牟《白虎关》初版，我写了二十年的“大漠三部曲”。2009年，我一边感叹沧桑，一边告别关房，走入一个新的世界。我从凉州，客居岭南。再从岭南，定居沂山。我不想老死在“大漠”里，我想出来，看看世界，兜兜风。我知道，宿命里，还有更远的路要走。

有人说，我的身上，蕴涵着两种东西，是他人少有的。什么东西？爱和希望。我是理想主义者，我相信希望的永恒。我有点像地球，表面看起来平静，深处的岩浆却在涌动，那便是希望和爱。那种活力，时时会喷出，成为一座壮美的火山。

当然，我的一生，也在朝圣。我一直像拜月的狐儿。从《大漠祭》，到《猎原》，到《白虎关》，再到最近的《野狐岭》，都是我朝圣时留下的足记。虽然遭遇艰难，但还是一路走了来。

所以，我的读书、写作、禅修、演讲、访学、交流等，都是我朝圣的方式，其所有的目的，就是为了战胜自己，消去兽性，趋向神性，让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人。

“大漠三部曲”中，还写了我眼中的西部文化。

这文化，有两个特征：一是当下关怀，二是终极超越。

对于前者，体现在《大漠祭》《猎原》《白虎关》里，而后者，则体现在《西夏咒》《西夏的苍狼》《无死的金刚心》《一个人的西部》《野狐岭》《深夜的蚕豆声》里。它们构成了一个整体，以文学的形式展现给世界。此外，我的“光明大手印”书系，则是以文化的形式，展示了什么是终极超越。

当然，我还想定格一个时代。写“大漠三部曲”时，我定了戒律：不迎合，不跟风，不跟潮流，不追求时尚。我要求每部作品，都是一个世界，绝不雷同。我的创新，不是形式上的模仿，而是精神上的超越。精神上的超越，能直指人心。

有一次，一个记者说，雪漠，你的《大漠祭》中，有些凉州方言不对。我说，不管对不对，以后就以我为准了。因为这茬人死后，没人再知道对不对了。

作家的作品，是作家心灵的产物，世界怎么样，并不重要。就如《无死的金刚心》里的琼波浪觉，本身怎么样，并不重要。不同的作家，诠释了对世界不同的理解；而不同的理解，又构成了不同的价值；那不同的价值，又决定了作家不同的话语权。有的不朽，有的是过眼云烟。只有作品成为文化时，那作家写的东西，才能影响世界。

我常说，我的写作是因为爱。

爱是人类永恒的话题，道不尽，说不完。“大漠三部曲”里，我写了人世间最美的世俗之爱，灵官与莹儿，猛子与月儿，都用他们的爱，感动了读者。这是小爱，虽然很美，也令人向往，但它很快会消逝，条件一变，那天长地久，就成曾经拥有。而在“灵魂三部曲”里，我写了一种大爱，这是信仰之爱，超越了肉体本身。琼与雪羽儿、黑歌手与紫晓、琼波浪觉与司卡史德……他们的爱，有种出尘之美。大爱是智慧与慈悲的合一。小爱转瞬即逝，大爱相对永恒；小爱是个人的觉受，大爱是心灵的滋养。我一生所向往的，就是这种大爱。

因为有大爱，那出走后的灵官，就能成为琼、黑歌手、琼波浪觉、马在波，因为他实现了超越。“大漠三部曲”就源于大爱。我将心中的爱，都化为文字，化为行为，化为思想。面对世界时，我总有浓浓的爱，这样，便有了写作的理由。

爱是一种光。我总想分享那光，照亮有缘者。光小时，我就当萤火虫，光大时，我就当火把。只要有光，就有希望。等我成火把时，就会点燃另一个火把，或点燃一堆篝火，那便是我的一本本书，或是一个个跟我做事的朋友。我们的人生，都是在茫茫长夜里漫游，都不知生从何来，死往何姜，但只要看到火光，就能感到温馨和希望。

“大漠三部曲”，便是我的一种光。

。

——2016年9月10日写于沂山雪漠书院

写作的理由及其他（代后记）

《白虎关》完稿后，“老顺一家”就该告一段落了，因为朋友老劝我：该写写别的了，别叫人把你定位成“乡土作家”。

其实，“乡土作家”也没啥不好，因为所有的名相都是虚妄的。别说名相，连这世界也虚幻无常呢。就算我能写出“传世”之作，那欲“传”的“世”究竟能存在多久？谁也说不清。不提人类正复仇般地作践地球，也不谈万物的成住坏空，只要某个有核武器的疯子一犯病，那“世”就没了。

当然，我也想靠文学来救世。救世先救心，读过我《猎原》的朋友可以看出，我甚至极力想凭借文学，来延长“世”的存在时间呢。当有人抱了救世之心时，这“世”就很令人担忧了。正如当人类抢救和保护某种动物时，该动物也就面临了灭绝。

所以，连“世”都不知寿命几何，在乎那名相做甚？

我们知道，许多时候，文学很无奈，它改变不了世界。它所能改变的，也许仅仅是我们自己。但从另一种意义上说，改变我们自己，又何尝不是在改变世界呢？

按我自己的心愿，我倒愿意用一生的时间，来写活一家农民。在智者眼里，一粒沙子都是一个世界。能写活一家农民，也即写活了一个时代。当然，还可以再说小些：要是你写活了一个人，又何尝不是写活了一个时代呢？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和穆齐阿的《没有个性的人》等都在为我的理论充当证据。因此，我的确是想用一生的精力写一家农民的。

但我终于要将“老顺一家”告一段落了，原因不仅仅是朋友的规劝，更因为另一些生命对我的催促。他们都簇拥在我的四周，不停地喧闹，老在嚷：“你啥时叫我们出世？”他们是另一种小说的人物，他们早活了，已跟我生活了多年。每到聒噪声太响时，我就呵斥：“吵什么吵！等我写完老顺们，就写你们。”我一次次地安抚他们，实在不好意思再拖了。而且，他们的噪闹也日渐猛烈，弄得我寝食不安了。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其实不会写作，是作品它自己往外涌。没办法。真是这样。那所谓的“写”，也仅仅是我“宁静空明”了心，叫那些吵闹不休的人物“出生”而己。他们有着各自的生命轨迹，有着各自的命运。他们属于另一个独立的世界。我可以跟他们对话，但我从来不曾强暴他们。

去年，我曾在上海图书馆搞过个讲座。在那次讲座中，上海音乐学院的一位博士问我：如何处理形式和内容的关系？我答：我很少考虑这类问题。我所做的，仅仅是如何让自己更博大一些。我常说，要是创作主体是老鼠，那它们无论怎样思考“形式和内容”，也照样生不出狮子。哪怕它胀破肚皮，生出的仍是老鼠。要想生出狮子，只有一个办法：先让自己变成母狮，再跟另一个雄狮——也即作家感受到的强有力的生活——进行生命的交融。我的深入生活，我的读书，我的思考，我的所有意愿和行为，其目的，仅仅是努力让自己变成“狮子”。我说过，要是你成为大海的话，哪怕绽出一小朵浪花，也照样有大海的气息。

我虽也大量读书，甚至也读一些叙事学之类，但我的所有读书，仅仅是想让书成为我灵魂的营养，而不是想叫它们变成我的镣铐。所以，我从来不想叫“主义”和“技巧”之类束缚我鲜活的灵魂。许多东西，甚至包括宗教，一旦被制度化后，就成了一堆僵死的教条。

《白虎关》跟《大漠祭》、《猎原》的写作同步，完稿已多年了。伤筋动骨的重写和大改有三四次，小改更是不计其数。我发现我没有某些作家一挥而就的天分，写时虽也喷涌不已，但我总是不满意自己。比如，我的《大漠祭》，原是中篇小说，我越成长，就越不满意它。我只好一次次重写，屡废屡写，不知写了多少遍。《猎原》和《白虎关》也是这样，我也是越成长，越不满意它们。那不满意导致的重写和修改，也就无休无止了。

从二十五岁写中篇《大漠祭》开始，到四十五岁长篇《白虎关》完，二十年就这样过去了。这二十年，从表面看来，我只写了一家农民。其实，它更是我最重要的一段人生历程，我完成了从文学青年到优秀作家——我自己这样认可——的升华。不管我写的有没有价值，但至少做到了一点：我奉献了黄金生命段里的全部真诚。

一位朋友曾问我，你为啥不写城市？我回答：因为世上有许多小说高手，他们写了大量关于城市的经典小说、先锋小说和时尚小说等。这文坛有我不多，没我不少。但正因为写老顺们的人少，写活他们者更寥寥无几，我才觉得自己有了写作的理由。我只能按我心灵的意愿而为。否则，我就不写小说了。我会去放生，去朝圣，去享受灵魂的安宁，或将那安宁传递给需要它的人。

老有人问：“《白虎关》比《大漠祭》咋样？”我总是回答：“不好说。”要是按我以前的性子，我会肯定地说：“当然比《大漠祭》好！”因为在这三部长篇中，《白虎关》用了我最多的生命积累，耗了我最多的心血，投入了我最独特的生命感悟；但我仍然回答：“不好说。”因为《猎原》的出版，让我聪明了许多。有时，作者喜欢的作品，读者则不一定认可。像《猎原》，它多次登上人民文学出版社《当代》杂志的“专家排行榜”，还曾排名第一，可人们一提及，还是认为《大漠祭》更好。所以，我不知道《白虎关》能否赢得比《大漠祭》更多的喝彩。

我在《大漠祭》“序”中曾说：读书如攻城堡，是需要实力的。欲读真诚的作品，至少也需要投入相应的真诚。从对我的小说的解读上，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叫好者，多是相对宁静之人。因为我发表的小说，都是从宁静中流淌出来的，心灵浮躁者很难深入文本。关于它们，雷达、陈思和、李星、崔道怡、阎晶明、白烨等先生都有过不同的解读，其中不乏真知灼见。记得《猎原》完稿时，为避免读者误读，我着意用了个题记：“在心灵的猎原上，你我都是猎物。”但好些人仍仅仅将《猎原》当成了环保小说，这如同把《堂吉诃德》读成了骑士小说一样。所以，这次人问我《白虎关》比《大漠祭》咋样，我聪明地回答：“不好说。”

好在我的写作只为慰藉灵魂，非为赢得喝彩或是招来名利。当然，有喝彩有名利我很高兴，没有它们我也不沮丧。我曾在《光明大手印：实修心髓》中写道：“我愿意在喧闹之中寻找一份清凉，在迷醉之中保持一份清醒，在庸碌之中体现一种高贵，在大善之前保持一份谦恭和敬畏。因为我知道，承载我思想的肉体很快会消失，无论我多么虚矫和世俗，都不会改变我终究成为白骨的命运。相较于亘古的大荒，生命的翕忽善逝比闪电还快上万倍。趁着还能表达自己的思想时，趁着还能做些有益于众生的实事时，我应该投入全部的身心，奉献全部的真诚，宁静专注地做我应做的事。”

要知道，无论你是否愿意，那名利和喝彩都会烟雾般远去的。哪怕此刻全人类都在赞美你，但这一茬人类消失时，你仍然会成为另一茬人类的陌生。除非你写出了能叫下一茬人类也喝彩的东西。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你写出了啥？

经过了二十多年的修行之后，我常常成年累月地融入宁静和空灵，心无挂碍，触目随缘，行住坐卧，明空如天。读书写作之余，心中也会涌出世上没有的歌。于是我就唱它，陶醉在一种境界中。这时的唱，啥都不为，只将“我”消融于那善美的旋律之中，快乐无忧，觉醒于当下。当然，那时是想不到喝彩的，更不会算计唱一曲能挣多少钱。这时的唱，本身就是目的。

我的写作亦然。

我老是陶醉在写作本身的快乐中。当写作进入酣畅状态时，身心就啸卷着能充满宇宙的空灵和大乐。它几乎超越了世上所有的享受。这时的写，本身就是目的。

当然，除了享受写作的快乐，我也会想些“写作的理由”之类。我的写作理由很简单，概而言之，不过两种，一是：“当这个世界日渐陷入狭小、贪婪、仇恨、热恼时，希望文学能为我们的灵魂带来清凉。”这是我领取“中国作家大红鹰文学奖”时的发言，虽只有一句话，却赢得了雷达、莫言等先生的高声喝彩，可见他们也深有同感。文学应该有一份光明，有一种能使我们的灵魂豁然有悟的智慧，它能使我们远离愚痴、仇恨、贪婪和狭隘。

我写作的另一个理由，就是想将这个即将消失的时代“定格”下来。当然，我指的是农业文明。爱尔兰女作家西芙告诉我，现在的爱尔兰文化也成为一种过去，全球化的浪潮卷走了许多地域性的文明。时下我所描写的这种生活，已到了夕阳西下的时候。那亘古的暗夜很快会淹没一切。而且这种淹没，是永恒的消失，绝不会再有回光返照的可能。除非在另一个新生的大劫里，重新诞生人类，重新孕育出新的农业文明。

中国有几千年的农业文明，我们的小说为它留下了哪些东西？你要是仔细清点的话，你肯定会失望的。而时下，那能冲毁一切的狂涛已经破门而入，势不可当了。我只想努力地在艺术上定格一种存在。但更有可能，我的所为，也跟堂·吉诃德斗风车一样滑稽。

看了以上文字，你也许就明白我的小说为啥是这样一种风格了。我不是不会写时下流行的那种小说，我也会时尚，也会编故事，也会故弄玄虚，也会卖弄技巧——不信你看看我的《西夏的苍狼》——这样的小说，有许多人正在写，或者已经写了。这世上没我不少，有我不多。我写的，并不是好些人眼中的小说，我只写我“应该”写的那种小说。它也许不像小说，也许有许多毛病，也许显得很笨，也许为一些学者嗤之以鼻。但那正是我想追求的，因为它能最大容量地承载我想描写的生活，换句话说，我不想当学者眼中的好作家，更不想在文学史上讨个啥地位。我仅仅是想定格一种即将逝去的存在。

当然，我想定格的，当然不仅仅是生活，更是灵魂。对前者，《大漠祭》、《猎原》着力较多；对后者，《白虎关》更为侧重，书中便有了那些经受历练的灵魂们。

2

对我的小说，誉者称“真实”，毁者也嫌“真实”。需要说明的是，我的小说并不是照搬现实世界，它们是我创造出的精神世界。只是因为它比现实世界更显得真实，才招来一些非议，认为我在临摹现实。这是很滑稽的事。一个作家的想象力，不应该体现在故弄玄虚和神神道道上，而应该把虚构的世界写得比真实的世界更真实。我的小说中那扑面而来的生活和呼之欲出的人物。都是我熟悉并消化了生活后的创造，是更高意义上的创造力和想象力的表现，更是一种极深的生命体验后的产物。虽然我没叫人物长尾巴和翅膀，没叫他们变成虫子，没把主人公分成两半……但不是我不会，而是我有自己的追求。当满世界都追求神异和玄虚时，我更向往和崇尚-种质朴、干净、超然和清凉。相较于满世界的神异和夸张，我更喜欢六祖慧能的那种质朴安详的微笑。这正是我有意拒绝怪诞和神异的原因所在。

时下，当你翻开杂志和书籍，你就会发现满世界都流行着一种腔调的所谓“时尚叙述”——当然也不乏精彩大气的例外。有时，我们不一定进入文本深层，只看那份长舌妇的神韵，就会倒了我们的胃口。所以，虽老有朋友劝我，时下已进入叙述时代，你的写法太陈旧了。我虽然感谢他们的真诚，但我宁愿展示生活的本真画面。我想，世上已有了那么多的时尚叙述，也不缺我一个。就让我遵从心灵，流淌出质朴和真诚吧。成了，叫世上多一种另类的文本；败了，我自会窒息于搅天的信息里，也污染不了人类的生存环境。

由于一些大奖和“大师”们的误导和引诱，文学中故弄玄虚者日众，渐渐远离了文学该有的那种质朴和高贵，也将读者吓得所剩无几了。相较于时下红得发紫的那些莫名其妙的“大师”，我还是怀念俄罗斯文学，还是敬仰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是向往文学曾有过的那种精神。许多时候，对传统的追忆和学习其实是一种进步。比如，韩愈曾领导的古文运动，表面看是复古，又何尝不是最大的进步呢？

当然，在题材需要时，我也愿意进行一些文学形式方面的探索。这一点，读者会在我的小说《西夏咒》中看到。

我认为，一个作家最重要的，是如何让自己大起来，有大的境界，大的格局，大的眼界，大的胸怀。只有在你成为梵高之后，在别人眼中司空见惯的向日葵才会燃起生命的火焰。我眼中的每个人物每个家庭都是一个世界，作家穷其一生也未必能写出万一。这世上，最大的谜团其实还是人自身。任何一个自认为写尽了某个领域和行业的作家只能说明他的弱智。按我自己的选择，我倒愿意穷其一生写好一家农民，写出他们的灵魂、命运和追求。因为，他们的身上，也承载了人类的全息。

时下，文学界对西部作家的说法颇多，非议者说西部作家“倚西卖西”，将西部符号化了，不是大漠，就是戈壁。这种说法很可笑。难道要我们不写自己熟悉的生活，反倒要去写陌生的纽约和上海外滩？其实，题材并不重要，《红楼梦》也不过写了些日常琐事。哪怕面对一朵小花，不同的心灵也会折射出不同的境界。重要的是，写作主体如何摆脱渺小、媚俗和卑下？如何让自己的灵魂伟大起来？如何叫你感受到的独特世界跃然于纸上，给世界带来全新的善美？

我是个很“自私”的人，我的写作，更多的是为了享受灵魂酣畅流淌时的那份快乐。生命很短暂，我实在没有时间和心情去计较别人的好恶。我的作品能否传世固然重要，但对我个体生命来说，享受当下的宁静和快乐是超越一切名相的。我真是为自己的灵魂写作的。我不会为了叫一些也许是智者也许是混混的有着各种称号的“他们”叫好而扭曲自己的心灵。

无论哪个时代，充斥世界的，多是些不明生命意义的“混世者”——对这个词，我没有丝毫贬义。我父亲就自谦为“混世虫”，我仍然很尊敬他，并羡慕他的活法——当满世界的时尚的“阳春白雪”泛滥成灾时，选择即将绝种的“下里巴人”，是需要清醒和勇气的。但我从来不六神无主地观察世界的好恶。我只想说，我不会迎合外现。我只求能在死亡追到自己以前，说完自己该说的话。哪怕固执的结局是被搅天的信息掩埋，但我明白，被掩埋的璞玉仍是璞玉，被摇成旗帜的尿布还是尿布。

因为我清醒地明白，岁月的飓风正在吹走我们的肉体，无论我们愿不愿意，都会很快地消融于巨大的虚空里。你可能留下的，也许只是你独有的那点儿精神。所以，每一个有灵魂和信仰的个体，都应当明确地告诉心外的花花世界：我不在乎你。

其实，许多时候，不迎合世界者，反倒可能赢得了世界。世上有好多这样的特例，如孔子的儒学，如罗曼·罗兰的反战，如托尔斯泰的勿以暴力抗恶等，在噪音搅天的那时，他们都没有迎合世界——孔子甚至被讥为“丧家之犬”呢——但终于，世界却迎合了他们。再如德国哲学家康德，在他驻世的很长一段时间，没人知道他。人们只看到他在那条小路上走过来走过去，像闹钟一样准时，却没人理会他。但后来，全世界都知道他，他成为哲学史上绕不过去的桥梁。时代的喧嚣并没淹没康德。那个固执而不明智的‘‘丧家之犬”，更成为“万世师表”了。

前不久，我接受了美国旧金山KTSF26电视台的专访，梁国书先生问我：在全球化的文化大背景下，有多少人能体会或是欣赏你所向往的那种精神呢？我这样回答他：“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能承载人类精神的，只有少数人。在任何时代都这样，无一例外。可是，当你翻开历史，就会发现，人类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闪光的，就那么几个名字，就那么一点思想。跟他们处于同一时代的绝大部分的人都被淹没了。被淹没了的，多是混世者，多是追赶时尚和潮流的人。他们只有欲望，却没有思想，也没有灵魂追求和信仰。他们占绝大多数。他们制造的喧嚣和噪音也最多。在他们所处的时代，他们总能淹没一些声音，就像现在的追星族可以淹没我的声音一样。但历史上留下来的，恰恰是那极少数人的声音，它是人类文化中最闪光的东西。哪怕世上的人大多变成追星族，大多成为混世者，但这茬人死去之后，留下来的，仍是那个时代最清醒的灵魂。这些灵魂的数目并不多，像俄罗斯的某个时期，留下的，也不过是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但正是这几个名字，代表了俄罗斯大地上最宝贵最精髓的东西。现在，时代的喧嚣惊天动地，一些外来文化、一些时尚文化、一些追求及时行乐的文化总在淹没真正的智慧。但随着这茬人肉体的消失，那些声音就被岁月的飓风吹得再也找不到一点痕迹。留下来的，仍是一种清醒的智慧的声音，它可以穿越历史的时空。”

3

在领取“中国作家大红鹰文学奖”时，莫言跟我谈到了西部文学。他说：“中国未来的大作品，可能会出现在西部，因为西部有宗教精神。而中国文学最缺乏的，正是宗教精神。”对莫言的说法，我深以为然。我也认为，中国的文学，应该要寻找一种新的营养了。但同时，我也赞同陈思和先生高扬的那种人文精神。是的，人必须从神的阴荫下走出。我们可以敬畏和向往一种精神，但不可以消解了人的主体性。换句话说，我们需要的，是真正的宗教精神，而不是披了宗教外衣的心灵枷锁。

我曾跟雷达老师谈过我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后来，我又写了《文学朝圣与灵魂滋养》一文，发表在《世界文学》上。在那篇短文中，我谈了我坐火车时的感受，即存在和世界在“飞逝而去”。那感受，很接近人生的真相。我们的许多作家，就忽略了这种“飞逝而去的存在”，而将眼前的虚幻，执著为实有，从而迷失了智慧的光明。文学的功用化、世俗化、功利化，正是作家“执假为真”的结果。眼前的物质外现成为一个个迷失心灵的诱因。文学因而也成为欲望的助缘。而许多时候，欲望的助缘也是罪恶的助缘。任何阅读时能激发欲望、贪婪和仇恨的作品，充其量只是罪恶的帮凶。真正的文学应该为人类带来清凉，带来宽容祥和，带来宁静和平。

多年来，我一直进行在朝圣途中，而从不去管我经历过什么寺院。某年，我朝拜了五台山的几乎所有寺院，但我没记下它们的名字。只记得，数十天里，我宁静地走在那“朝”的途中。当然，我心中的朝圣，不是去看哪座建筑或是地理风貌，而纯属于对一种精神的向往和敬畏。我所有的朝圣仅仅是在净化自己的灵魂，使自己融入一团磅礴的大气而消融了小我。

更多的时候，我的朝圣都选择偏僻而冷落的所在。因为只有当自己拒绝了喧嚣而融入宁静时，你才可能接近值得你敬畏的精神。我曾许多次接近朝圣的目的地，却选择了远望静思，而后转身。因为我朝的不是那几座建筑，或是那几薄佛像。不是。我在向往一种精神并净化自己，这也许是真正的朝圣。我心中的圣地，已不是哪个地域，而成为一种象征、一种命运中不可亵渎或碰撞的所在。它仅仅是我期待、遥望、向往的某种东西的载体。我生命中汹涌的激情就源自那里。

多年来，我研究了世上十多个有名的宗教，包括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耆那教以及佛教的几乎所有流派。我甚至深入到了它们的支流和深层。我不仅仅是在研究，更是在实践印证。我的“行”与“学”，是想汲取一种能滋养人类灵魂的养分。宗教被制度化之后，已成为一种远离真理的教条化存在，失去了其本有的精神，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枷锁和镣铐。当然，被制度化的文学同样如此。宗教的真正精神是追求绝对自由，即任何外现和存在都干预不了主体的独立、宁静和大自在，这才是真正的解脱。宗教被制度化后，却远离了这种精神。繁冗的教条使宗教变成了心灵枷锁，而世俗的欲求又使宗教成为另一种“买卖”。数以亿计的信仰者，其目的，仅仅是想用那点可怜的信仰铜板，换来金山般的福报。更可怕的是，制度化宗教也正是利用了这一点，使“信仰”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贪婪诱因。我们知道，几乎所有能发酵欲望的贪婪诱因，都是罪恶。因此，我在《我的灵魂依怙》一书中“题记”道：“真正的信仰是无条件的。它仅仅是对某种精神的敬畏和向往。信仰甚至不是谋求福报的手段。信仰本身就是目的。”

作家的创作自由亦然。当世上所有的制度、规矩、外现、存在，只能成为创作主体的养分，而不是枷锁和镣铐，也即所有外现干预不了创作主体的独立心灵时，自由才可能产生。自由是心灵独立后的产物，是“了无牵挂”后的本真显现。

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说，我仅仅是个信仰者，而从来不是——将来也不是——教徒。我仅仅是敬畏和向往一种精神，而从来不愿匍匐在神的脚下当“神奴”。我最不爱听那些消解了智慧主体而满口宗教词汇的话语。

当我用行者和学者的身份契入超越宗教名相的真正精神，达到一种难以言表的境界时，写作就成了我的信仰。在哲学的教条化、宗教的制度化、文学的功利化之后，我一直在寻找一种新的东西。它能汲取宗教、哲学、文学、艺术的营养，但又能超越母体。它抛弃宗教之制度化局限，抛弃哲学之繁琐、文学之虚浮，成为一种能“直指人心”的东西。它简单，澄明，干净，质朴，超越名相，能春雨润物般为灵魂提供一种滋养。

我们可以期待这个世界对文学的重视，但我们首先得给它一个值得重视你的理由。在越来越多的新型媒体显示出巨大的生命力时，我们必须追问：小说要想在这个世界上存在下去，你有哪些必须存在的理由？你是想为世界提供贪婪的诱因，还是罪恶的助缘，或是娱乐等等？只有在这个理由非常充足时，小说才可能存在下去。任何一种因边缘化而被人们抢救的对象，都是因为它丧失了存在的理由。

有人说，这个时代，是一个众神缺席的时代，教徒们仍在顶礼膜拜。但被膜拜的神却不见了。文学亦然。文学的诸种形态仍然存在，但文学精神却不见了。一种徒有形体而乏精神的僵死，是不能在这个世上永存的。换句话说，时下的一些小说，已经丧失了存在的理由。欲继续存在下去的小说，必须找到那已经迷失的精神。所以我说：当这个世界日渐陷入狭小、痛苦、仇恨和热恼时，我们的文学，应该成为一种新的营养，能给我们的灵魂带来清凉，带来宽容，带来安详和博爱。

最后说明一点，本书的一些章节我曾发表过。因为我无法拒绝朋友的约稿。每遇到约稿时，我总是脑袋发涨，惭愧不已。我几乎将所有的创作精力都用来写长篇，无暇写中短篇。当我实在拒绝不了朋友的真诚相约时，我就只好从长篇中揪出一节来，稍加整理，以还文债，望读者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