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天之虹(把二·二八事件刻在版画上的人)(精)》作者横地刚是一位日本学者，他从黄荣灿的零星作品开始关注其创作并进而搜集大量相关资料，完成对其生平与创作的追溯，以平实的笔调勾勒了这位才华与思想并具，却生前命运悲惨死后又被埋没多年的艺术家的一生。

那些在抗战中奋斗的青年们竟被抗战胜利后刚愎自用的“台湾当局”判了死刑。这段倒行逆施的历史应该如何理解呢？

关于这一段历史的全貌，如今尚有许多未澄清的事实。横地刚著的《南天之虹(把二·二八事件刻在版画上的人)(精)》也难以成为黄荣灿的“传记”。它不过是笔者对黄的一生和他生活时代的理解的笔记，可能叫“黄荣灿私记”更合适，因为它实在不过是肤浅的“个人”笔记而已。

代序——陈映真

序章 六张犁公墓

第一章 走向台湾的道路

 在重庆

 《文化界时局进言》

 上海之行

 在新兴木刻运动中

 著作与作品

 抗战中

 台北之行

第二章 回归与交流I

 “战败的实感”

 《南虹》

 到民间去

 沙龙美术

 《台湾文化》

第三章 回归与交流Ⅱ

 《文艺春秋》

 宣传台湾

 相通的脉动

 在台北中山堂

 《文化交流》

第四章 新创造出版社

 设立

 接手东都书籍株式会社

 开店

 三联书店的指定

 三联书店台北分店

 出版

 综合文艺科学月刊《新创造》

第五章 版画《恐怖的检查一台湾“二·二八事件”入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

 一九四七年三月

 《格尔尼卡》

 一九四七年四月一五月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

 大东亚战争画

第六章 融合与分裂

 “奴化”论批判

 “不准革命”

 编译馆的解体

 交流的恢复

第七章《桥》的时代

 《红头屿去来》

 出任台湾省立师范学院讲师

 冷酷的阻害

 架在两岸上的桥

 “麦浪翻风”

 《留意一切的民歌吧!》

 “和平宣言”

第八章 白色恐怖时期

 “连座保证”制度

 “逃避”与“隔离”

 《拾炭碴的孩子》

 自由画社

 国民党的新“文化工作”

 “吴乃光叛乱案”

 三民主义文艺政策

 死亡传说

终篇 黄荣灿之后

 “三十年来的初春”

 归乡

 友情

后记

中文版后记

中文简体版后记

第一是鲁迅的影响。新兴木刻运动是由鲁迅首创、播种、孕育成长的。黄荣灿是其中的一粒种子。与鲁迅美术有关的思想和精神是他自身实践的指南，也是他思想的主干。

他的作品中有四幅《鲁迅像》，两篇论述鲁迅的文章。这四幅分别是为纪念鲁迅逝世二周年(一九三八年)而作的油画、逝世三周年之际发表于茅盾编辑的《文艺阵地》上的版画和来台后为纪念鲁迅逝世十周年(一九四六年)分别发表于《和平日报》和《新生报》的另外两幅版画。其中第一幅是黄荣灿的现存作品中最早制作的一幅。第二幅是首幅公开发表的作品。最后两幅是许寿裳的《鲁迅和青年》、杨逵的《纪念鲁迅》、胡风的《关于鲁迅精神的二十三个基本点》等文和雷石榆的诗的配饰作品。

《悼鲁迅先生一一他是中国的第一位新思想家》和《中国木刻的保姆一一鲁迅》，是黄分别发表在为纪念鲁迅逝世十周年而发行的《台湾文化．鲁迅特辑号》和《和平日报》上的两篇文章。’’从这些文章和作品中，我们能深刻地体会到他对鲁迅的景仰。

第二是与陶行知的相识。在育才学校相识，他们的关系并不止于校长和教师，陶在思想上给丁他很大的影响。他后来在台湾建立的出版社以及所出版的杂志都冠以陶行知所主张的“创造”两个字，就足以证明这一点。来台后，他毫不顾忌地公开宣称自己是“陶行知的学生和追随者”。’’

另外，通过陶的介绍，他又与许多文化人士相识并成为知己。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人生。他们是李凌、王琦、田汉、安娥、许寿裳、欧阳予倩、于伶、新中国剧社的人以及后来就任台湾行政公署教育处副处长、同时兼任《人民导报》社社长的宋斐如等人。其中，他和王琦、李凌的关系尤其密切。王琦是中国木刻研究会常任理事，黄荣灿可能就是通过他才认识了李凌，这两个人同时也都是陶行知所信赖的朋友。

第三是所谓“深人民众”。因为这使他能够接触民众的现实，体验民众的生活，立足于中国的现实。

第四是以重庆、桂林为中心展开的文艺论争。在这样一种复杂的环境下进行的诸如“暴露和讽刺”之争、“抗战无关系”之争、“民族形式”之争、“主观论”之争、“战国派”批判、“文艺政策”之争等，使他受到了斗争的洗礼。

第五是前面提到的《文化界时局进言》。在《进言》上的署名是他对社会的宣言，也为他以后的行动指出了方向。在署名者中有许多都是在那前后与他建立了密切关系的文化界人士。育才学校的陶行知、美术家徐悲鸿、李可染、吕霞光、许士骐、余所亚、参与新创造出版社的黄洛峰、李凌、冯乃超、音乐家马思聪、评论家叶以群、版画家陈烟桥、王琦、漫画家张光宇、诗人钱歌川以及他在台湾向人介绍的郭沫若、茅盾、刘白羽、张天翼、孙坚白、臧克家等人都在此列。这表明了这些人在《进言》的前后在民主运动中携手共进的事实。跟这些人的交往使他在《进言》中署名，共同的信念又成了他们信赖关系的支柱。

台北之行

黄荣灿于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到达台北。在此之前，国民政府对于台湾的接收工作是按照以下顺序进行的。

P60-62

我受邀为横地刚先生的论文《新兴木刻艺术在台湾：一九四五-一九五○》作讲评，感到荣幸与惶恐。荣幸，是因为横地先生是卓有成就的日本民间学者。惶恐，是因为我不是研究台湾美术思想史专业的人，学养有限，不能胜任讲评的工作。因此，我只能藉这个机会向大会报告我对横地先生的论文的体会和论文给予我的一些启发。

一、一九四五年到四九年间，

两岸共处在同一个思想和文化的平台

有一种刻板的认识，认为光复后出于各种原因，在台外省人和本省人在包括思想、文化在内的各领域彼此格格不入，互不相涉。横地先生的论文从台湾战后美术史的侧面说明：光复到一九四九年间，当时两岸其实共有一个相同的思想、文化的潮流。

先看两岸的政治。一九四六年国共内战爆发，以要求和平建国、要求高度地方自治、反对独裁政治为内容的中国战后民主化运动在全大陆汹涌展开。这一民主化社会运动立即波及台湾。一九四七年元月，响应大陆上对美军强暴北大女生沈崇的抗议，反美学生和群众在今日台北新公园集结示威。一九四七年台湾“二·二八事件”前，大陆的国民政府暗杀了民主记者李公朴和诗人闻一多，引发大规模抗议游行示威。事变后三个月，大陆爆发反对国民政府的“五·二○”民主学运，造成一百五十人遭逮捕和负伤。六月一日，军警逮捕武汉大学要求民主改革的学生。从历史背景看，台湾“二·二八事件”是中国战后民主运动的一部分。一九四八年秋开始，国共内战形势逆转，全国震动，台湾大学和台北师院学生以歌咏队、文学小刊物、壁报等形式发展民主运动，迨一九四九年四月六日，国民党大肆逮捕两校学生及包括杨逵在内的台湾文艺、文化界人士，史称“四六事件”。

……

而横地先生的研究，为我们叙写了在那极艰难的岁月中，黄荣灿避开侦探的眼睛，奋力为台湾人民和他们对民主的渴望留下了震动人心的作品，在最恐怖的生活中坚持深入民众，艰苦工作，终于仆倒刑场。而正是这样的黄荣灿曾经恳切、急迫地向台湾美术界留下了呼唤自我反省、呼唤永远为人民创作的遗音。

四、感谢

横地刚先生的大论《新兴木刻艺术在台湾：一九四五一一九五○》的成就和贡献是显而易见的。他克服了一个外国人的不便，搜集了大量一九四五年到四九年间两岸的报章杂志，从大量文献中梳理出这一时期两岸在政治、思想、文化上所共有的潮流，并且在这同一潮流中去定位和认识黄荣灿和他所带来的中国新兴木刻艺术的现实意义，对我个人，有重大启发。横地先生并且以严谨的态度，从大量文献材料中，科学地整理出论说的逻辑，为我们重新评价与认识光复初期台湾思想、政治、文化、文学与美术的本质，做出了重要贡献。  横地先生是一位民间学者。他没有研究经费、没有自己的研究室和研究助理，但他却能直接阅读中文资料，在生活劳动之余，在学院建制之外，完成了大量极有启发性与建设性的研究成果。这些令人惊喜的研究成果，正逐渐受到日本、中国台湾等地研究台湾文学与美术的学界的瞩目。我不是学界中人，但横地先生的研究却不断地开阔了我对台湾文学史与美术史的视野，获益极多。

2001年3月，从印刷到装帧均由几位朋友亲手协作完成的日文版《南天の虹》在日本出版。随后，在2002年2月，由南开大学的陆平舟先生翻译，陈映真先生监译并校订，梅丁衍先生装帧的该书繁体中文版由台湾人间出版社出版发行。新书发布会特意选择在二·二八事件五十五周年纪念日当天，在台北市和平公园的二·二八纪念馆举办。发布会当天，作为展品之一，由日本神奈川县立美术馆收藏的版画“恐怖的检查一台湾二·二八事件”在经历了五十五载岁月之后，也终于又回到台湾，向公众展出。2013年9月，韩国著名版画家洪成潭先生在台北举办了“光州五月民众抗争暨纪念台湾黄荣灿一洪成潭版画展”。此后，2015年，经大陆的朋友协助，商务印书馆日中知识分子之姿态》（《人间》2005年夏号）、《読“（第三代）及其他”一杨逵、1937年的再次访日》（《人间》2007年夏号）等3篇文章。随后，就终战后的“交友”进行了更进一步的探究，又发表了《1947年的五四文艺节一“缄默”如何打破》（《光复初期的台湾思想与文化的转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5年6月）和《黎烈文说：“张献忠失败了就乱杀”一二·二八事件和四·六事件之间的未明地带》（2007年10月）两文。最后，整理以上资料，开始《神交五十年——胡风和杨逵》的写作，但因为“湮灭”的城池依然如故，即使已然确认存在的资料，其中有些直到现在仍然无法获得，致使写作至今未能完成。

为此，此次再版也只停留在对误字、脱字，以及将黄永玉的作品《走出伊甸园》（《失去的乐园》）及龙廷霸的作品《饥寒》，此前因均以“黄原”的笔名发表而误认为是黄荣灿的作品等讹误的订正上。增补则只好有待于“民主的疆场”彻底摧毁湮灭的城池之日了。

最后，请允许我将日语版《后记》中的一句话，作为致读者的话摘录于此。“台湾的近现代史不是单纯的台湾历史，从中我们还可以窥见中国近现代史及日中关系史上矛盾最尖锐化的焦点。”因此，倘若读者通过本书在学习计划将出版该书简体字版。没想到《南天之虹》由于周围“琉球弧”的东亚各地朋友关注，从日本传到冲绳，再到中国台湾、韩国，最后到中国大陆，其生命不断延伸。

在这期间，有关台湾光复期的研究已经有了飞跃性地进展。本人也收到了由读者或友人惠寄的黄荣灿抗战时期和光复期的若干幅版画、水彩画，本书原注明“未见”的资料有的已见到真迹。此外，因为该书的出版，本人也联系到了黄荣灿的亲属，对他的前半生也有了清晰的了解。在这些成果的基础上，我对中华全国木刻协会台湾分会的活动再次进行了梳理，完成了“台湾光复期中国新兴版画”（2008年1月）一文。

在资料收集和研究过程中，我渐渐发现在被割裂的两岸之间始终存在着一股清流。其代表便是杨逵与胡风的交友。这两个人一直未曾谋面，但以殖民地宗主国的首都东京为媒介，而且是通过宗主国的语言。以文结友，互相支持。

这一发现促使我不能不付诸行动，开始追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及这一时期两个人的足迹，相继完成并发表了《范泉的台湾认识》（《人间》2003年夏号、《复旦学报》2004年第3期）、《由（改造）连载“中国杰作小说”所见台湾的经验的同时，还能从中了解日中关系的历史，我将感到无上欣慰。

最后，我要向出版拙著的商务印书馆致以衷心的感谢，向为本书注入新的生命的孙袆萌编辑，以及倾力协助本书出版的韩冰女士表示深厚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