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学诗主编的《抗日义勇军与抗日救亡运动(精)》所述原本是九一八事变80周年纪念选题，因故未能及时完成。选此课题主要想法是：多年来，笔者通过收集、整理史料工作，掌握一些档案文献，觉得如有机会应该将其运用于抗日义勇军问题的研究，看看对研究能否起到添砖加瓦的作用；抗日义勇军历史问题是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课题，近些年已有不少著述问世，对其评价大多中肯、正确，但似乎仍有一些问题，需要深入探讨，进一步取得共识。

《抗日义勇军与抗日救亡运动(精)》的作者解学诗多年来通过收集、整理义勇军的史料，掌握了一批珍贵的黑吉辽三省若干大规模抗日武装集团遗存的档案、文书。作者综合运用这些原始史料，将抗日义勇军问题放入中国抗日战争和抗日救亡的历史洪流中加以剖析与认识，以期明示义勇军在抗日战争历史中的本质、地位与作用，弘扬抗日义勇军的“团结奋斗”的伟大民族精神，希望为抗日义勇军问题研究起到舔砖加瓦的作用。

上编 课题研究

前言 关于抗日战争开始和发展道路问题

第一章 东北各路抗日义勇军

 一 东北军的不抵抗与抵抗

 二 江桥抗战与黑省抗日军

 三 吉林自卫军捍卫大片国土

 四 辽宁义勇军烽烟四起

 五 抗日义勇军的历史意义

第二章 从义勇军到抗日联军

 一 武装抗日方式转换

 二 坚持原地抗日的义勇军各部

 三 红军游击队与义勇军分合立废

 四 抗日联军建立

 五 历史的发展与升华

第三章 抗日救亡运动与义勇军精神

 一 抗日救亡论推出与义勇军被毁

 二 抗日救亡运动向纵深发展

 三 华北事变与“一二·九”运动

 四 西北抗日救亡运动的崛起与西安事变

第四章 抗战两条路线，东北军民坚持奋斗牺牲

 一 国民党的抗战建国与独裁反共

 二 战时抗日救亡运动特点

 三 东北救亡总会及其业绩

 四 抗联、东北军、义勇军老将抗战到底

结语 团结奋斗的民族精神世代传承

下编 文献辑录

前言 抗日义勇军档案文书的珍稀性

第一章 黑龙江军及民众救国军

 一 黑龙江省抗日战斗详报（1934.4）

 二 马占山抗日文献

 三 苏炳文起义与民众救国军

第二章 吉林自卫军

 一 吉林自卫军抗日纪实

 二 吉林军哈尔滨保卫战

 三 李杜等抗战报告

第三章 辽宁义勇军

 一 辽宁抗日军在锦州沦陷前后

 二 唐聚五辽宁民众自卫军

 三 辽宁三角地区抗日义勇军

第四章 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广泛开展

 一 抗日武装的消长变化

 二 抗日武装活动情况

 三 抗日救国团体

 四 东边道与三角地区的敌我斗争

第五章 日伪对抗日义勇军的观点

 一 战犯笔述

 二 伪满警察史记述

附录

 一 中国共产党关于东北抗日武装斗争文件

 二 九一八事变前后中国东北军与日本关东军状况调查

二江桥抗战与黑省抗日军

1．江桥抗战的历史意义

鉴于以上史实，有的著述把东北军第七旅的北大营突围战说成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之始，这是正确的，但在典型意义上，一般均以马占山的江桥抗战作为中国抗日战争第一役。这一仗之所以博得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肯定与赞誉，就是因为它表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肆虐是应该抗击而且是能够抗击的。

关东军占领长春后，由于吉林军参谋长熙洽降敌，9月22日吉林市便刀不血刃地陷入敌手。当天，关东军即按既定计划下达进兵哈尔滨的作战命令。可是，日本陆军中央当时最怕触怒苏联，故当得悉关东军准备攻哈尔滨的情报后，立刻指示：“未得中央部同意，绝不许向哈尔滨进军。”受到制止的关东军迅即调头西进，当日即命部分部队开进郑家屯，9月24日装甲车又进犯洮南。关东军此举，显然是企图从西部突破中东铁路，直捣黑省省会齐齐哈尔，谋夺黑省和北满，为此利用亲日派洮辽镇守使张海鹏充当马前卒，北进达到攻城略地的目的。实际上，自发动九一八事变起，面对苏联介入或武装干涉的可能性，日军采取非战或少战而主要利用中国人夺取北满的所谓“北满经略”政策，利用张景惠和操纵张海鹏都是此种政策的实践。张海鹏出身绿林，早在日俄战争时期即留有效日袭俄的记录，事变后经满铁河野洮南公所长等人的策动，很快便叛国降敌。1931年10月1日，他自封边境保安司令，宣布“独立”，准备向黑省伸手。和对张景惠一样，关东军也“慷慨”地拨给张海鹏3000支步枪，使原来并无实力的1个旅4个团的张军，一下子膨胀为8个支队，跃跃欲试。

当时，黑龙江省省长兼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的万福麟，已随张学良赴北平，随行之时还带去黑省精锐第二十九、三十2个独立旅。1931年10月10日在北平的张学良电令黑河警备司令、步兵第三旅旅长马占山代理黑龙江省主席兼东北边防军副司令。而黑省驻军当时尚有步兵3个旅、骑兵2个旅及卫队团、炮兵团等，共约3万人。面对蠢蠢欲动的日伪军，张学良还曾电示：“如张海鹏进军图黑，应予讨伐，但对日军须避免直接冲突。”马占山虽然深感“兵力单薄，兵器不良，抗战决难持久”，但是还是决定“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与日本一拼”。故于10月19日抵齐就任后，立即召开会议，宣布抗日，设立黑龙江省临时总指挥部，马占山自任总指挥；“一时士气激昂，人心振奋，一面布置军事，一面将嫩江之哈拉尔葛桥梁加以破坏”，特别是将卫队团徐宝珍部及炮兵团一连、工兵营一连驻扎在关键阵地大兴。

由日军撑腰一心图黑的张海鹏，在得知马占山任黑省主席后，果然行动起来。10月22日，张部徐景隆少将团长率两团前来偷渡江桥，结果徐本人被黑军预先埋置在江桥南端的炸弹炸死，守军齐出阵地予以猛攻，致使张伪军全部溃逃。原来只有装备陈破的2000人兵力的张海鹏，在江桥战役伊始便一败涂地，再也无力单独犯黑，虽然利用关东军的“赏赐”，军力已开始膨胀，但依然是软弱无力的乌合之众。可是，江桥遭到破坏，使虎视眈眈但不敢直接露面的关东军，抓到了公开武装侵略的借口。因为，包含嫩江江桥在内的洮南至昂昂溪铁路，原系满铁贷款铁路，关东军便以维护权益之名派兵修桥，为此开始将第二师团部署在洮南一带。原来禁止关东军攻哈尔滨的参谋本部也默认了这一部署，关东军便在齐齐哈尔新设特务机关，令机关长林义秀向马占山发出最后通牒，限期在11月3日前必须修复铁桥，否则即自行修复并对工程进行“实力保护”。

当时，日本陆军中央虽仍坚持避免与苏联冲突的方针，关东军也无意收敛其“北满经略”计划，但他们据情报判断，苏联不会干涉日军行动。于是关东军便命令组成以第二师团步兵第十六联队联队长滨本喜三郎为首的嫩江支队，并由林义秀发出上述通牒。但由马占山亲自指挥的黑军拒不理睬通牒，加强防务，严阵以待。关东军嫩江支队的兵力配置为步、炮各1个大队，工兵1个中队。11月3日，江桥抗战的关键战役——大兴战役开始。当日晚，日军飞机突然轰炸大兴中国军阵地。4日拂晓，日军在大雾中以嫩江支队的1个中队为先导，共六七百士兵向中国军扑来，还有5架飞机助战。中午12时30分中国军发动炮火猛烈的阻击，日军死伤多人。下午2时，日军变装，掺杂在张伪军内向黑省军阵地进攻，2架飞机临空掷弹。黑省军抵抗顽强，战线胶着不前，加之面临大面积湿地，直至傍晚日军也只是占领大兴东北约3公里的高地。5日，日军又有野炮20余门、飞机8架加入战斗，可结果日军支队不但没有取胜，反而全被包围，支队几乎全被歼灭。入夜，关东军第二次增援了2个步兵大队、3个炮兵中队。6日，继续增援的第二十九联队的名仓大队和第十六联队的第三大队到达后，嫩江支队才免于被全歼。但因日军兵力增加，当日上午8时，黑军向昂昂溪退却，10时日军夺取阵地。关东军公布，此役中方出动步骑兵约5000人，火炮30门，迫击炮12门；日军死伤官兵144人，中国军遗弃尸体约200具。

大兴战役后，日军并未立即前进，一是仍怕苏联出兵干涉，二是遭受重创后需要喘息。不过，自11月8日起实行讹诈战术，即通告马占山下野，将政权移交给张海鹏。此种挑衅行为，无非是利用马占山的必然拒绝，制造继续进兵的借口。此时，马占山已将从大兴撤退下来的部队集结至昂昂溪到齐齐哈尔一线和中东铁路以南地区。当时，由景星转移过来的原辽宁屯垦军苑崇谷部，已成为大兴以北50华里三间房一带阵地主力，并被改编为暂编第一旅，苑被任命为前线步兵指挥。骑兵第八旅(原第二旅)则担任左右翼，旅长程志远任前线骑兵指挥。11月11日，即嫩江江桥修复的前两天，林义秀再次送来要求马占山下野的通牒，12日遭马占山严词拒绝后，关东军果然指责马占山“挑起战端”，第二师团向大兴集结。P14-16

本书所述原本是九一八事变80周年纪念选题，因故未能及时完成。选此课题主要想法是：（1）多年来，笔者通过收集、整理史料工作，掌握一些档案文献，觉得如有机会应该将其运用于抗日义勇军问题的研究，看看对研究能否起到添砖加瓦的作用；（2）抗日义勇军历史问题是中国抗日战争的重要课题，近些年已有不少著述问世，对其评价大多中肯、正确，但似乎仍有一些问题，需要深入探讨，进一步取得共识。

在理论上，本书自然不是理论创新工作，所述多为旧事，并无新的发掘与发现，而是努力学习历史唯物主义，力求进行历史主义分析，不以今日之标准要求昨日之事物。在方法上，注意综合分析和总体把握，将抗日义勇军问题尽量放进中国抗日战争和抗日救亡的历史洪流中，一并剖析与认识，以期明示抗日义勇军在抗日战争历史中的本质、地位与作用，不使其自外于中国抗日战争史全局。基于此，本书理所当然地从整体上肯定抗日义勇军的历史意义，弘扬由义勇军军歌即如今的国歌所传递出来的，实际是由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升华的“团结奋斗”的伟大民族精神。本书并不否认义勇军的缺点与问题，但它们不是决定义勇军本质与主体的关键因素。本书也不对义勇军的个人与个案问题进行专门论证。因为笔者水平与能力有限，所掌握的史料也有限，所述人与事难免挂一漏万。

本书框架、结构的特点是，课题研究成果和档案文献展示同时并重，这样做无非表示重视文献史料。课题研究成果，不管质量高低都是一家之言，而重要档案文献则可供人们长期研究和玩味，两者的研读和读后感受是不能互相取代的。

辽宁的同行是抗日义勇军问题研究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他们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史》《东北抗日义勇军人物志》《东北抗日救亡人物传》等，都是本课题研究的基本参考文献，本书多所依据和引用。同样，戴茂林、邓守静所著《八年抗战中的东北救亡总会》和张德良、周毅主编的《东北军史》，也是保证笔者研究水准的基本文献，没有他们的研究工作，笔者的努力不可想象，因此在这里特向使笔者获得教益的辽宁同行致以衷心的感谢。

总之，归根结底，本书所能展示出的，只有角度、方法和若干观点，是否必要、妥当和具有意义，有待于读者和朋友的不吝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