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大家黄永年先生学术生涯纪事录及学术交往故事集。《黄永年与心太平盦(文史大家黄永年先生学术生涯纪事录交往故事集)》这部合集的作者是先生的人室弟子曹旅宁教授。作者利用心太平盒的珍藏、往来书信及其他资料，讲述了黄先生与顾颉刚、龙榆生、谢国桢、周绍良等先生之间的藏品互赠、学术交流、题跋共勉等轶闻趣事和过往交情，从一个独特的视域，再现了民国以降国学研究发展史的嬗变过程。同时，作品又面向文史爱好者、古籍拓片收藏和鉴定爱好者，阐述了黄先生在目录学、版本学、碑刻学以及专书研究等方面的独家学问，展示了黄先生对当代学术的贡献和学术风采。

黄永年先生(1925年10月14日-2007年1月16日)，江苏江阴人。1950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曾受教于史学大师吕思勉、陈寅恪、顾颉刚先生以及周谷城、童书业、蒋天枢诸先生，1982年晋升为教授。他还曾任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兼职教授、复旦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兼职教授、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委员、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中华大典》编纂委员会委员、《中国史研究》编辑委员会委员。

黄先生1979年起招收中国古代史唐史方向硕士生．1982年起招收历史文献学硕士生，共指导硕士研究生八九十名。先后开设目录学、版本学、碑刻学、文史工具书简介、古籍整理概论、唐史史料学、《旧唐书》研究、《太平广记》研究、吴梅村诗研究、隋唐史专题等课程。其中撰成教材已出版的有《唐史史料学》、《古籍整理概论》、《古文献学四讲》、《古籍版本学》、《子部要籍概述》、《史部要籍概述》(后三种被列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黄先生1946年起对于先秦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清史多有建树，重点在北朝隋唐代政治史上，撰写论文200多篇，在学术界影响很大。所撰论文编有《唐代史事考释》、《文史探微》、《文史存稿》、《茭蒲青果集》，专著有《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论文改写札记的有《树新义室笔谈》，其余文字汇编有《学苑零拾》、《学苑与书林》。整理古籍具创见有《类编长安志》、《西游证道书》。

黄先生还在古籍版本、碑刻拓本鉴定方面很有见识。琉璃厂盛传。只要告诉他书架上是什么书，他立即可以说出这是什么版本且他看中的书价格宜翻上一番。此夕卜，他还擅长书法、篆刻，一生治印无数，选其精华编有《黄永年印存》。据说陕西师大校徽标中的“陕师”二字也是他所设计的。

黄先生自幼喜欢猫，晚年曾豢养两只猫，一只为全黄波斯猫，并亲自为此猫起名黄若寅，与他的孙女排名。一只为杂色混血猫，名日娇娇。平时他在写作之时是不许别人进入他的房间，可是这两只猫却能安睡于书桌一角。据北京大学辛德勇教授所言，猫是一种极高傲、睨视群小的动物，先生正是喜好猫的这种性格。

心太平盒为黄先生的书斋号。“文革”中黄先生曾请钱公君訇刻过一方“心太平盒”的小印，则是夕卜界虽乱，我心尚平静的意思。周作人自编文集有名为《书房一角》者。曹旅宁著的这本小书共5卷，48篇，所展现的故事内容，主要是围绕黄先生书房收藏及学米展开的，故命名为《黄永年与心太平盦(文史大家黄永年先生学术生涯纪事录交往故事集)》。读者读过此书，足可破所谓民国以后无大师之谬说。

前言

记我的老师黄永年先生

卷一

黄永年先生藏书趣闻

黄永年先生收藏的名人信札谈丛

黄永年先生藏善本碑拓趣闻

黄永年先生书法艺术赏析

黄永年先生篆刻艺术赏析

卷二

黄永年先生与谢国桢先生的书缘

黄永年先生与江澄波先生的书缘

黄永年先生与顾颉刚先生的书缘

黄永年先生与龙榆生先生的书缘

黄永年先生与周绍良先生的书缘

黄门公案

卷三

宋平生藏《定庵文集》精刻本

 ——兼忆业师黄永年先生

《水浒二论》中《宣和遗事》的版本问题

黄永年先生与传世宋刻本《说文解字》

黄永年先生旧藏高丽刊本《桂苑笔耕集》

明刻《道藏》中的嘉靖三年八月初十日牌记

跋黄永年先生旧藏明万历三十七年刊本《玉匣记》

黄永年先生旧藏清初钞本《绛云楼书目》书后

朱疆村弃置无著盒辑校本《草窗词》事探测

跋启功黄永年先生所书题唐《李文墓志》墨迹

跋黄永年先生藏刘氏专(砖)祖斋旧藏伪齐《孟邦雄墓志》

也谈新出唐《上官婉儿墓志》与武则天研究

跋黄永年先生旧藏日本珂罗版《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跋黄永年先生藏晋幽州刺史石渺暨子定墓志宋纸拓本

卷四

叶恭绰的李后主去世一千年纪事词墨迹

 ——兼谈黄永年先生与龙榆生先生的交往

黄永年《树新义室所藏忍寒庐词人手札》

冀叔英先生致黄永年先生论学三札考释

树新义室友朋书札中有关收藏三札

黄永年先生的旧体诗及《梦圆集》

考法门寺出土的唐代鎏金银如意

陈寅恪旧藏清人批校明嘉靖袁襞刻本《世说新语》

跋《说文》版本中稀有之本桂馥《说文解字义证》原刻本

跋清雍正内府原刻《大义觉迷录》原刻本

黄永年先生与《忠王李秀成自述》原稿

记陕西师大荣厚旧藏伪满影印本《清实录》

卷五

读黄永年先生《唐代史事考释》

黄永年先生读书杂志

 ——兼谈赖瑞和《黄永年审稿趣闻》

读黄永年先生《清代版本图录》

读黄永年先生《古籍版本学》

今朝嘉话更蒐拾再续藏书纪事诗

 ——读《黄永年古籍序跋述论集》

读黄永年先生著《茭蒲青果集》

《黄永年文史五讲》前言

《黄永年先生编年事辑》题识

《黄永年先生编年事辑》后记

黄永年《物换星转话唐朝》出版前言

读《黄永年谈艺录》

也谈黄永年的脾气

《黄永年先生编年事辑》拾遗

后记

黄永年先生藏书趣闻

黄永年先生开始收藏版刻书，还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时期，那时黄先生还是一位初中学生。民国二十八年己卯(1939)黄先生15岁，开始购藏版刻书籍。先生自述：“抗战爆发，逃难到江阴利港镇读了半年孟子和几篇古文，对古书开始有兴趣。不久沦陷的常州城区秩序稍微平静，我曾约了同镇的一位中学生进城买点古书过瘾，其中一部会文堂影印的胡克家仿宋本《文选》字体很好看，使我开始注意版本的好丑。所以我买书最初是先着眼于内容同时兼讲版本，进而先讲版本但也要看内容行不行。结果是经史子集四部都有一点，和专收某一类的做法不太一样。”

黄寿成世兄《父亲黄永年的书缘》：“他一生好书，在上初中时就开始买书藏书，到上大学时，他的藏书已具规模，记得父亲的老同学、济南大学的徐志刚教授就曾对我说：你父亲的藏书是我们同学中最多的，我曾经到过你们常州的老家，在那里看到你父亲的藏书，真多啊!我回到学校就和同学说：永年的藏书真多，他将来一定能做大学问!说起藏书，父亲曾说：藏书不仅是一件高雅的兴趣爱好，而且其中妙趣丛生。的确，有些事情的发生真是奇妙。父亲在《藏书家》第6辑《我怎样学会了鉴别古籍版本》中提到了当时还买了会文堂影印的清人胡克家仿宋刻本《文选》，而这部《文选》以后发生的故事确实令人惊奇，父亲说，买到这部书后的一天，他一边读书，一边用毛笔写着什么，突然祖母在家中所养的那只大黄猫用爪子一打父亲手中的毛笔，不料在这部《文选》的书根上留下了一个毛笔的墨印。1957年反右运动中，父亲蒙冤被打成右派后，这部《文选》被卖出，过了二十多年这部《文选》却奇迹般地出现在北京琉璃厂的书店里，因为这部书也不是什么善本，父亲看到后只是随口说了句，这部《文选》原来是我少年所藏．有毛笔的墨印为证。孰料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这件后来被教育部高等院校古籍整理与研究工作委员会主任安平秋教授得知购得，并送给了父亲，此书失而复得。父亲回到西安家中即拿出这部书津津乐道地说起这部书的故事，指着那个大黄猫所打出的毛笔印子给我看，并告诉我那只大黄猫名叫永虎，是祖母所起，与他排名。”

黄先生的版本学是自学成才的。但是对于学术技艺，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是生而知之。古籍版本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陈乃乾《上海书林梦忆录》就说：“同一书名同一刻本同一纸张而尚有印本先后纸张宽狭诸分别，价值即随之差异。”董运来学长讲黄先生的版本学由鉴定、考据、见闻等组成。黄先生藏书得力于这样几本藏书掌故著述。一是黄先生民国三十三年甲申(1944)20岁时在常州买到由周越然、纪果庵、周作人、谢刚主、陈乃乾、谢兴尧所著《蠹鱼篇》，民国三十二年上海古今出版社出版，这是一本谈买书掌故的书。其中写谢刚主讲他民国十九年奉北平图书馆之命到江浙访书的《三吴回忆录》，黄先生从这里知道了不少藏书掌故。二是黄先生买到1944年5月上海中华日报社初版的周越然《书书书》及新民印书馆初版的周作人《书房一角》。黄先生后来购藏鲁九皋《山木居士集》四大册旧钞本，就是周越然载于是书的旧藏。黄先生搜求郝懿行《尔雅义疏》道光三十年陆建瀛刻删节本则缘起于《书房一角》。三是黄先生这一时期读过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有不少购书及拓片的掌故。黄先生旧诗中就有“读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竞题语(1945年11月22日)”：“碑版搜成语石业，奇编写广藏书诗。儒生面目依然在，度陇归来真堪师。”此书广见闻，黄先生购书及拓片多受此书影响。

黄先生1944·年考人中央大学南京部分历史系读书。结识了龙榆生先生及吕贞白先生。龙榆生先生是词学大师，对于词学著作版本有很深的造诣。吕贞白先生是学者、诗人，精于版本，尤其精于清代精刻精较本的鉴别及收藏，有志于为范希增《书目答问补正》作版本补注。黄先生注重清代精刻本收藏，很大程度上受到吕先生启发。黄先生哲嗣黄寿成世兄曾这样总结说：“先父喜收藏清代精校精刻本，这是学者读书人藏书的路子，和藏书家不是一个路子。”

南京时期，黄先生书缘不浅，曾在南京保文堂以影印本价格购得徐均字晓霞旧藏原本《两汉金石记》，并请龙榆生题诗。龙先生《题黄永年藏两汉金石记》：“苏斋此学古无俦，想见银灯细校雠。珍本流传谁护惜，吴门戈与贵池刘。”“摩挲合遣有涯生，回首承平一怆情。犹喜汉唐文物在，宵深疑听忽雷鸣。”吴门戈指书上钤有戈襄、戈载的印记，贵池刘则此书复自杨氏归于刘世珩玉海堂，而刘乃安徽贵池人，所藏尤以唐人乐器大小双忽雷著称。次年12月10日黄先生赋诗：“甲申秋于南都保文堂的两汉金石记初印本戈小莲父子杨幼云刘世珩父子递藏者忍师为赋二绝于后重检循觅手迹犹新因谨次原韵于后”；“石筝后起大典俦，爱护头面好校雠。想见雨凉花满屋，细评石墨例曹刘。”双行自注：“杨幼云见《藏书纪事诗》卷六忍师赋诗未及因补言之。”“数谒忍庐古意生，甲申京国倍生情。而今转眼风尘异，惟有幽篁伴我鸣”。

民国三十四年己酉(1945)8月8日日本投降。《龙榆生年谱》7月24日龙先生致弟子张寿平函欲散书：“现拟将箧中藏书售去，以免他时化为劫灰。惟生平性命所托，亦颇多可爱之本，思得其人而授之。念足下与永年皆爱书成癖者，可否相约偕来，各就所爱分去，半卖半送。书得其主，我亦心安。异时相见有缘，犹可向君家借读耳。”黄先生藏书中词籍多忍寒故籍渊源于此。

黄先生最早关于版本的论文，目前所能找到最早的有这样两篇。1948年黄先生发表《论宋版书优劣》，指出并非凡宋版书均为校勘精良的善本。这是先生关于版本学的早期文字之一。后来被先生概括为“宋代小学生书包里都是宋板书”。后来有人读到黄先生《古籍整理概论》版本部分，看见这么一句：“至于坊肆恶本，更只是小学生上学堂所背书包里的货色，正如今天对待学校课本一样，谁也不会把它珍藏起来当宝贝。”不禁哑然失笑。其实出典就在这篇短短的《论宋版书优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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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我的老师黄泵年先生

曹旅宁

我听黄永年先生的课，做他的学生，已是20多年前的事情了。当时正是改革开放的第六年，我之所以报考先生的历史文献学研究生，一来此前曾听过先生“玄武门之变”及“长恨歌”的学术讲演，又在《新华文摘》上读到先生回忆老师吕思勉先生、童书业先生的文章，深深为之所吸引；二来当时读书热方兴未艾，考研究生极其荣耀，及第者往往有鲤鱼跳龙门之感。但捞个功名与是否学到做学问的真本领，却是有霄壤之别的。值得庆幸的是，我遇到了先生。他是我学习史学的引路人，他真正把我带入了学问之门。

一、循循善诱

我入校的时候，黄先生已年近60岁，按现在的规定，已届退休的年龄。当时先生还是黑发，精神抖擞，注重仪表，衣着整洁，穿中山装时，上衣口袋必然插着笔，穿西装必打三角形的领结，有时也穿中式布扣便装，一般不戴帽子。但无论是讲课带研究生，还是搞科研写论文，精力比年轻人还要旺盛。新生刚一入校，他便召集我们谈话，提出要遵纪团结，服从指导，克服困难，戒骄戒躁。告诉我们要学习三四门课：包括目录学、版本学、专书研究等。目录学未有教材，要求记笔记；版本学有教材(仅有上册)；要准备两本读书笔记，两周轮流交一次；要习字、练习书法；学问要文史兼通，不要急于写文章，更不要追求写文章的数量。我们后来购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通鉴》、《新唐书》、《旧唐书》、《太平广记》以及陈寅恪先生、吕思勉先生、顾颉刚先生等一流学者的论著，开始学写札记，都是出自先生的引导。

黄先生很注意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当时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这样几件事情。先生专门为新生上了“如何治印”一课，就其名称、工具、怎样写、怎样刻一一详述。有些同学受到影响，买了石料与刻刀刻了起来。后来我在马衡先生《凡将斋金石丛稿》中读到《谈刻印》，亦极为精到，但实践功夫不如先生来得生动。先生还专门教学生学习传统尺牍的格式称谓，作文要从写典雅合乎规范的书信入手。还举行了一次考试，在黑板上写了50个简体字，要求对应写出繁体。其实，这都是在培养年轻人的兴趣，同时也是一种基本功的训练。

我现在手头保留了一张当年的成绩单，三年的学位课程一共有15门，除了哲学、政治、外语是公共课，文字训诂、日本中国学外请北大裘锡圭先生、严绍璗 先生担任、唐史史料学由贾宪宝学长担任外，先生亲自讲授了《目录学》、《版本学》、《古籍整理概论》、《太平广记》、《碑刻学》、《专书研究——旧唐书》、《文史专题》、《史学方法》、《专书研究——吴梅村诗》等9门课。现在翻看当年的上课笔记，想到在当今的任何高校，包括清华、北大，要想听到名教授这么多钟点的讲课都是绝无可能的。  黄先生讲课十分精彩。由于对讲课内容纯熟，已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所以在课堂上能够不看讲义，深入浅出地将枯燥的目录学、版本学娓娓道来，让略有文献基础的学生在漫谈中掌握知识要点，不仅记得住，而且记得牢。先生虽然久居长安，但乡音犹在，吴音未改。刚开始听课有些难懂，但听习惯了，更觉得韵味十足。特别是先生在课堂上吟诗作对的时候，这种体会更深。如先生在《古籍整理概论》课上讲到孔子整理文献的功绩时极其生动：“孔老夫子还在争论，这干什么吗?孔子基本上是进步的，《论语》中有陈旧的东西，带有旧时代的痕迹，一定时候还是要发作。功劳，解放文化。匡亚明的《孔子评传》不知怎样?但批评他的某人却是不学无术的，在复旦人很讨厌。”再如先生讲碑刻学的来龙去脉更是生动：“早就有了，开始研究在北宋。在宋之前，是很少纯粹研究学问的，确切一点，太讲学以致用了，骈体文就是一种应用文，考据学以前也是没有的。金石学，包括今日的许多学问，也包括碑刻学(清末称矿物学，亦用这个名称，毫不相干)。青铜器，主要研究铭文，文人之故，形制花纹，欣赏而已。碑，主要搜集拓本，一是欣赏书法，二是提取史料。元太短，明不太搞考证(有明一代值得研究)，清代大盛，今日流传著作多系清人所为。出现了一种新情况，宋人不讲究收藏原件，清人开始收藏，开始收藏比较轻便的墓志。光绪，渭南赵乾生收集了50余方，乾隆时毕沅带了4方唐墓志到苏州，以财力之差，地位之差，可看出一种风气。端方(陶斋)也收藏，赵乾生所藏几乎尽归于他。最后收藏石头的周进印了一本‘居贞草堂汉晋石影’；张钫，河南新安人，专藏洛阳出土的墓志，东汉以来的古墓多极了。清偶有出土，大清律，盗墓是要处死刑的，北魏(墓志)二三百大洋，此公没有这么多钱，唐墓志五块钱，千唐志；于右任，很多北魏的，鸳鸯(夫妻墓志)七志斋，全部送给了碑林，相当一大批。在这样一种空气之下，一般的文人不算，要成为高级知识分子，会做诗、散文还不行，还要做骈体文，经学亦要懂一点；字，古雅，北魏书最好，馆阁体不行；版本，碑刻；不作论文，题跋式，《观堂集林》、寅恪的短文都是这一路。清末西学东渐，分化，青铜器分到考古学，铭文，古文字学，金不存在了，但分出去后却大发展，碑刻可怜了，欧洲人用石头为建筑，中国人以石头刻字，一些考古学者也不懂碑刻，这门学问一下子冷落下来了，北京碑帖铺的人懂一些，爱收藏的人如周绍良亦是内行，河南，等慈寺碑锯成碎块，陕西，王忠嗣碑烧成石灰，马衡在北大开过一门金石学，只此一家，绝无分店，断了继承人。考古专业，都没有定为必修课。”先生上课时坐着讲授，但时常站起来写板书，字体极为漂亮。当时来听课的学生很多，除了他名下的研究生，还有历史系、中文系其他专业的研究生。先生一讲就是一个上午，但从不喝水，偶尔也会燃起一支烟提神；当然也不使用麦克风，足见当时体力、精神的充沛。

先生当年上课，很推崇北大的传统，教师在上课以前，要预先编写讲义发给学生，教师往往在课堂上讲授自己的研究心得，一部讲义往往是教师自己日后出版学术著作的雏形。先生所上每门课也都预先编有讲义，比较成熟的都油印发给同学。他甚至说：“如果上课都按统一的教学大纲、统一的教材，学术统于一尊，学术就完了。”先生当年的讲义目录学、版本学、碑刻学，外加为图书馆工作人员所讲的文史工具书简介合编为《古文献学四种》已由鹭江出版社印行。但这些讲义都是讲授大纲性质的东西，拿当年的听课笔记与之对照，有不少内容是讲义上所没有的。而且《古文献学四种》中，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目录学。先生说：“这目录学，不是图书馆编目之学，而是讲我国古籍有哪些名目，并适当作介绍，前面按传统的叫法可称之为‘目’，后者作介绍可称之为‘录’。通过《目录学》，可使读者对我国古籍有个大概的了解，所以把它作为四讲之首讲。”而且《目录学》在讲授中采用的是传统的四部分类法。先生认为：“如今我国通用的……“字可以写，现在所谓书法家的字都不行。序不写，不懂。”次年6月，我与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张俊民先生就新出玉门花海《晋律注》作考释，遇到纸文书双行小注的问题。打电话请教先生，先生答复说：“很好，但双行小注究竟出现在何时?我也不能确定。搞历史都是推测大概，话要说得委婉一些，不要说得太死。”显示了先生“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严谨学风。

2005年10月，我游学西安，住在陕西师大，在一个下午去看望先生。一年不见，先生衰老了不少。命我坐在他卧室书桌旁的方凳上谈天。首先谈身体情况，很泰然地谈到生死问题：“自然规律谁也不能逃避，我又不能成仙。我的老朋友启功、周绍良先生都去了。周先生是今年九月份去的。他是气喘病，以往一动就喘，后来不动也喘，紧接着就过世了。我现在也是不动不喘，要是不动也喘，也就差不多了。好在身上还没有长什么东西。至于研究，谁也没有听说过了八十岁还开辟学术研究新领域的?”先生对学界现状不满，“现在史学衰微了，聪明人不愿意学，都想赚大钱。现在的著作都没有代表性的大家。年轻人写的东西，就好像是一杯淡茶，味道总不够浓”。我问起先生回忆录的事?先生说：“正准备写。”并谈起早年在常州上幼稚园的往事，低声唱了一首儿时所学的抗日歌曲，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编的抗战史不够实事求是。这是我第一次听先生唱歌。还谈了当年上海院系调整的往事。我起身告辞时，先生命我到书架上拿出他的《文史存稿》，在扉页上写了“旅宁同学存读黄永年”赠我。

2006年10月，我在乌鲁木齐开会后，路过西安，在19日上午打电话给先生，说等他下午午休后去看他。先生说，不要等到下午了，现在就来吧。我与周晓薇同学一起前往。先生早已坐在卧室书桌旁，手里拿着《文史探微》，那书是先生准备送给我的。我说，“这书我早已有了，但先生的签名本还没有”。先生拿出笔写上“旅宁同学存读黄永年赠”送我，并送了他新印的名片给我，上面印着：“黄永年教授退休”以及“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委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等三个头衔。我想起“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廖伯源先生的话，他在中山大学关于严耕望先生的学术报告上说：“搞中国学问，在中国做的最好的，也就是世界上做的最好的。”那天谈论的范围很广。先生说，“我老了，头脑昏聩了，但身体器官还好，没有多一块或少一块。中华准备出我的《唐史十二讲》”，我说广东影印了《陈寅恪先生遗墨》，买到后送给先生。谈起新近读到的郭绍林学长《黄永年先生的治学三昧》一文，并念了其中的两句诗“探微发覆驱迷雾，寒柳以来惟一人”(诗的前两句是“政治推勘最费神，错综复杂伪充真。”)。先生说：“郭诗做得好，你们这样的学生招不到了。”又说，“陈先生去岭南是失策，陈晚年写柳如是，是心里有气，应该写些魏晋南北朝的”。又说：“北大最好的就是历史系、中文系。现在要培养大师，要办什么研究班培养大师，大师是培养出来的吗?”并对时下博导泛滥表示不满。我问先生回忆录写的怎样了?先生说：“记录者水平太差．跟木头似的，兴味索然。你还差不多。”此次见面，离先生去世不足三个月，先生身体精神都已很不好。年初他养了19年的黄色波斯猫病死了。我们去看先生的这天．他家的小猫也站立不起来了。先生说：“娇娇(小猫的名字)，老猫的嫡亲孙女，属狗的，十二岁了，快不行了，精神错乱了。以后还要养，防老鼠。”语气却颇为平静。

人总是要离开这个世界的。先生步入老境之后，编定了自己的三本论文集，完成了专著的写作，其他文字也多已结集，授课讲义也已编定陆续出版，成为研究中古历史文化的必读书和教本，在人类文化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又享上寿，亦可谓圆满，这样想多少还能令人宽慰。“夙夜强学著作长存薪火传天下，疏通知远音容如在桃李满人间”是先生去世后，北大古文献中心吴鸥、李更先生所送的挽联。其中“夙夜强学”及“疏通知远”取自当年吕思勉先生为先生所书对联录梁任公语中的话，现用在先生自己身上，自然十分贴切，而且朴实感人，足以寄托哀思。故以此联做全文的结语。

(原刊《学林漫录》第十八辑，中华书局2010年。)

记得钱穆先生尝云，史家须有三长，须兼擅修史、考史及评史。我不是什么史家，只不过近年来，因从事先师黄永年先生的学术资料的收集排比工作，已完成一部《黄永年先生编年事辑》交中华书局由2013年出版，学术界评价尚可，不断有人购读。呈现在这里的这部小书，可以说是《编年事辑》的资料考释产品。全书分为五卷，收入48篇小文，大部分已在《读书》、《书品》、《中国典籍与文化》以及《收藏与拍卖》等若干家杂志上发表过，可视为黄先生的别传、外传及佚事来看待，今结集交三秦出版社出版，读者朋友或许通过此书可对民国以来中国学术嬗变、黄先生的学术及生平有更近一步的了解，足以破民国以后无大师的谬说。

附带说一下，本书中数字，除黄先生往来信札、年号、引文中数字保存原貌，以示尊重及保持历史原貌外，悉改成阿拉伯数字。凡此不另注明。

岁次甲午年甲戌月己未日受业曹旅宁记于广州河南客村住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