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了解梁漱溟、熊十力、唐君毅、徐复观、牟宗三五位大师青少年时代求学历程与人生轨迹的必读书（书中附有五位先生珍贵的生平照片）。

《生命的奋进：大师的青少年时代》所选录的文章具有代表性，内容亲切感人、催人奋进；读来令人体会到生命本身宏大、向上、自强不息的力量。这种力量能够激励当今的青年学生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继续奋斗。

本书入选香港中文大学推荐书目。

当代著名哲学史家刘述先作序；青年思想家、学者余世存撰文倾力推荐。

《生命的奋进：大师的青少年时代》所辑梁漱溟、熊十力、唐君毅、徐复观、牟宗三五位国学大师的文章，自述其青少年时代怀乡忆亲、读书做人的经验，行文浅易清晰，内容亲切感人。五位大师出身贫寒，目睹近代中国的激荡与变迁，自觉奋发向上，探索学问，一路走来，成就了非凡的学问和人格，留名于中国文化史。回望大师们的人生轨迹，其青少年时代意志之坚强，读书之勤勉，心怀之宽广，求真之热诚，仍可激励和启发当今青年一代。

序

 我们身边的燃灯者（余世存）

 原版序（刘述先）

梁漱溟

 梁漱溟简介

 我的自学小史

熊十力

 熊十力简介

 与读书周刊

 读经

 黎涤玄记语

唐君毅

 唐君毅简介

 怀乡记

 记重庆联中几个少年朋友

 民国初年的学风及我学哲学的经过

 六十年来中国青年精神之发展

徐复观

 徐复观简介

 我的读书生活

 有关熊十力先生生平的只鳞片爪

 我的母亲

牟宗三

 牟宗三简介

 说“怀乡”

 关于“生命”的学问

我的读书生活

我从八岁发蒙起，即使是在行军作战中间，也不能两天三天不打开书本的。但一直到四十七八岁，也可以说不曾读过一部书，不曾读通一本书。因为我的读书生活是这样的矛盾，所以写出来或者可以作许多有志青年的前车之鉴。

我不断地读书，是来自对书的兴趣。但现在我了解，兴趣不加上一个目的，是不会有收获的。读了四十多年的书，当然涉猎的范围也相当地广泛。但我现在知道，不彻底读通并读熟几部大部头的古典，仅靠泛观博览，在学问上是不会立下根基的。这即是我在回忆中所得的经验教训。

我父亲的一生，是过一生的考，却没有考到一个功名的人；我父亲要我读书的目的，便是希望我能考功名。这一点曾不断引起我的反感，也大大地影响了我童年的教育。一发蒙，即是新旧并进。所谓“新”，是读教科书，从第一册读起，读到第八册。再接着便是“论说模范”。接着，就读“闱墨”。所谓闱墨，是把考举人、进士考得很好的文章印了出来的一种东西。在这上面，我记得还读过谭延闿的文章。

所谓旧的，是从《论语》起，读完了四书便是五经；此外是《东莱博议》《古文笔法百篇》《古文观止》《纲鉴易知录》，后来又换上《御批通鉴辑览》。除《易知录》和《辑览》外，都是要背诵，背诵后还要复讲一篇的。

上面新旧两系统的功课，到十三岁大体上告一段落。这中问，我非常喜欢读诗，但父亲不准读，因为当时科举虽然早废了，但父亲似乎还以为会恢复的。而最后的科举，是只考策论，并不考诗赋。有一次，我从书柜里找出一部套色版的《聊斋志异》，正看得津津有味的时候，被父亲发现了，连书都扯了烧掉。等到进了高等小学，脱离了父亲的掌握，便把三年宝贵的时间，整整地在看旧小说中花掉了。这也可以说是情绪上的反动。

十五岁进了武昌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还是那样地糊涂，当时我们的国文程度，比现在大学中文系学生的国文程度大概高明得很多。尤其是讲授我们国文的，是一位安陆的陈仲甫先生，对桐城派文章的工力很深，讲得也非常好。改作文的是武昌李希哲先生。他的学问是立足于周秦诸子，并且造诣也很高。他出的作文题目，都富有学术上的启发性。两星期作一次文，星期六下午出题，下星期一交卷，让学生有充分的构思时间。他发作文时，总是按好坏的次序发。当时我对旁的功课无所谓，独对作文非常认真，并且对自己的能力也非常自负。但每一次都是在倒二三名，心里觉得这位李先生，大概没有看懂我的文章；等到把旁人的文章看过，又确实比我作得好，这到底是什么道理？好多次偷流着眼泪，总是想不通。有一次，在一位同学桌子上看见一部《荀子》，打开一看，原来过去所读的教科书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一段话，就出在这里，引起了我的好奇心，便借去一口气看完，觉得很有意思。并且由此知道所谓“先秦诸子”，于是新开辟了一个读书的天地，日以继夜地看子书。因为对《庄子》的兴趣特别高，而又不容易懂，所以在图书馆里同时借五六种注本对照看。等到诸子看完后，对其他书籍的选择，也自然和以前不同。有过去觉得好的，此时觉得一钱不值；许多过去不感兴趣的，此时却特别感到兴趣。此后不太注意作文而只注意看书，尤其是以看旧小说的心情来看梁任公、梁漱溟和王星拱（好像是讲科学方法），及胡适们有关学术方面的著作。

到了第三学年，李先生有一次发作文，突然把我的文章发第一，自后便常常是第一第二。并且知道刘凤章校长和几位老先生，开始在背后夸奖我。我才慢慢知道，文章的好坏，不仅仅是靠开阖跌宕的那一套技巧，而是要有内容。就一般的文章说，有思想才有内容；而思想是要在有价值的古典中妊育启发出来，并且要在时代的气氛中开花结果。我对于旧文章的一套腔调，大概在十二三岁时已经有了一点谱子；但回想起来，它对于我恐怕害多于利。

我对于线装书的一点常识，是五年师范学生时代得来的。以后虽然住了三年国学馆，但此时已失掉了读书时的新鲜感觉，所以进益并不多。可是奇怪的是，在这一段相当长的读书期间：第一，一直到民国十五年十一月底为止，可以说根本没有看过当时政治性的东西，所以对于什么主义、什么党派，完全没有一点印象。我之开始和政治思想发生关涉，是民国十五年十二月陶子钦先生当旅长，驻军黄陂，我在一个营部当书记的时候，他问我看过《孙文学说》《三民主义》没有，我说不曾；他当时觉得很奇怪，便随手送我一部《三民主义》，要我看，这才与政治思想结了缘。第二，我当时虽然读了不少的线装书，但回想起来，并没有得到做学问的门径。这是因为当时虽然有好几位老先生对我很好，但在做学问方面，并没有一位先生切实指导过我。再加以我自己任天而动的性格，在读书时，并没有一定要达到的目的，也没有一个方向和立足点，等于一个流浪的人，钱到手就花掉，纵然经手的钱不少，但到头还是两手空空。

P180-183

刘述先

这本集子所选录的是当代新儒家几位代表人物的文章，包括梁漱溟、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四位先生的作品。在这四位先生之中，梁先生是更老一辈的学者，现已年逾九十，一直定居大陆；另外三位先生都在1949年离开大陆，活跃于港台的学术文化圈，现在只牟先生一人还健在，年约七十岁，唐先生与徐先生则已于近年逝世。当代新儒家思想的兴起是有它的理由的。从清末维新、革命的思想浪潮开始，到五四的反传统，以至于毛泽东的破四旧，现代中国思想的主流莫不是对于传统反动与否定。但传统，尤其是儒家的思想，果真是一无是处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少数有识之士，甘冒时代之大不韪，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之中，重新肯定儒家思想的意义，这决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他们的思想是通过一己的独立思考与实存体证，经历千锤百炼以后提出的成果，或者值得我们好好地反省、咀嚼一番罢！

梁先生的《我的自学小史》恰正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他自幼生长在一个维新思想、家庭气氛开放自由的环境之中，更令人惊诧的是，他少时竟未背诵过四书五经。他的起点是功利实用的思想，但不到二十岁便认定“人生唯是苦”而倾向于佛家的出世思想，中间曾经一度实行素食。一直到最后才归向儒家思想，于父亲逝世三年之后才结婚，享受家庭生活的乐趣。他著《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既不满意印度过分后退出世的思想，也不满意西方过分前进现实的思想，而认定儒家的中庸之道兼顾到两个方面的要求而指点了一个正确的方向。但他仍嫌中国文化过分早熟，而希望中国能够兼采西方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并能预烛机先，防患于未然，为人类找到一条走向未来的康庄大道。梁先生论传统中国文化，特别标举出“情”之一字，这是现代西方科学，乃至马列主义所未能照顾到的人生的极重要的一环。甚至经历“文革”对知识分子的迫害，梁先生始终不曾放弃他自己的根本立场。海外对梁先生的人格最钦佩的地方，

就在他能够坚决不改素行，这显出了一个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的风骨，证明儒家的精神在今日还未曾销毁殆尽。牟宗三先生在当代新儒家思想的开展方面有重要的创发。

他在中年著《政道与治道》就明白指出，传统儒家外王之道不足，必须转接上现代西方式的民主，建立法治，才可以解开传统朝廷政治的死结。他在最近演讲更进一步指出，传统“士农工商”的说法已不适用于现代；一个读书人若不能了解现在复杂的政治经济结构，哪里够资格去领导农工商。他的思想虽仍

肯定在文化的开展上应建立精神的指导原则，但落实下来，却肯定一种文化的多元论，绝对不许与抱残守缺之辈的想法混为一谈。

牟先生在学术上最大的贡献，毕竟在于他对传统儒家内圣之学的义理的疏解，这就是他所谓的“生命的学问”的中心关注之所在。《心体与性体》的伟构现在已成为中外共认的研究宋明儒思想的经典性的著作。虽然他谦说他所做的乃“辩以示之”的下层工作，不是“圣人怀之”的最高境界。但现代人所

需要的正是这种下层的工作。在道统之外，还要建立政统、学统，这才能够扩大自己的传统。牟先生出身农家，早年致力于逻辑架构式的思辨之学。后来受熊十力先生精神的感召，这才转归圣学的途径。他早年也曾想参加实际的改革，后来才专心一志做文化学术的工作。他想做的是吸纳西方哲学思想的主流来充实中国哲学的内涵。在古代、宋明之后，在今日把儒学的精神进一步发扬光大，来解决时代所面临的无体、无理、无力的大问题。比较起来，唐先生绝早就表现出他之偏向于思辨学术的性格，他一生工作在学院之内，但一样免不了受到时代浪潮冲击的痕迹。一直到他思想成熟之后，他才讲“中国文化之精神价

值”。早年他的思想倾向于实在论，也不特别尊孔，在他的思想发展的过程中，有两度转折特别值得我们注意。一是他在早年出版《中国哲学思想之比较研究集》，师友交相赞誉，独熊十力先生谓，开始一点即错了。原来唐先生由“神无方而易无体”一语推断中国哲学是无体法，熊先生极不以为然。后来唐先生再四反省，才发现熊先生是对的。来港后写《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一书，便提出将前书废置。另一是他在1949年之后，转来香港，与钱穆、张丕介等两位先生创办新亚书院，以“为往圣继绝学”为己任。徐复观先生则创办《民主评论》，是时唐先生与牟先生论学最相得，他们几支健笔，当中国文化之存亡之秋，大力宣扬中国文化的意义。以后三位先生又和张君劢先生一同发表《文化宣言》，此稿即由唐先生起草，由徐先生修订，而后由四位先生一同签名发表，成为当代新儒家思想之一重要文献。

唐先生早年的文字极富文艺气息。但在概念的清晰性上不如牟先生，但他所表现的融摄的精神则包容文化的不同领域。无怪乎在唐先生逝世之后，牟先生誉唐先生为“文化意识之巨人”。唐先生要为世界之各种思潮都找到一个地位，而最后归宗于孔子。他论仁心之不容己，突显出温润恻怛之情。所向往的是一理情交融的境界。如果说唐先生的现实生命是一个比较单纯的生命，那么徐先生的便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生命。由他的自述，我们可以看到，他出生于贫穷的农家，以后厕身军旅，又卷入现实政治，一直到后来到台湾，这才转到教育岗位，真正下功夫做学问事业。所以在年龄上徐先生虽比牟唐两位先生略长，在学问上却反而处于一比较后进的地位。

但徐先生是我所见到的少数极聪敏的人之一。他形容运思犹如运用一把刀子一样，只要学会做学问的方法，那么运用到任何范围，处理任何资料，都可以收到丰硕的结果。他的思路自成一特殊的风格，不仅是“学术与政治之间”，同时也是“义理与考据之间”，异军突起，独树一帜，自成一家言说。

正由于他在现实上的丰富阅历，往往使他能够看到一般人所看不到的角度。他写《两汉思想史》，特别能够看到在现实政治势力的笼罩之下，像《史记》或《淮南子》一类作品的微言大义。由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徐先生笔锋下的一股抗议精神。而他的笔不只写古代，可说发挥得更为淋漓尽致的乃是他的时论，他的忧时之深。发言之慷慨激烈，不能不令读者为之动容，不愧为一位历史文化的斗士。如果说这部书有什么缺点的话，我不能不指出，这部文选没有选录熊十力先生的作品。牟、唐、徐三位先生都是熊先生的亲炙弟子，于梁先生反而只有间接的关联。而梁先生与熊先生则为诤友，彼此之间有极亲密的关系。好在徐先生有一文谈到有关熊先生的一鳞半爪，已足以令人得到一个深刻的印象。熊先生出生贫家，早岁参加革命运动。中间跟欧阳竟无先生学佛。后来撰《新唯识论》，才转归儒家，体证乾元性海。熊先生的系统今天虽没有人追随，但熊先生的精神却贯注在他的弟子身上。他是当代新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的泉源，这一点是不容忽视的。

这部书最令我激赏的是，选录的是四位先生的活生生的探索学习的过程，所展示的不是抽象的理论，而是实存的体证，所以更令人有一种亲切的感觉。我们要了解这几位先生的学术，自必须去读他们的大部头的著作。但只需把握这“常惺惺”的一念，有“生命的奋进”的“向上心”，有对于世界人生的悲情，这已经有它本身的价值，不容加以抹煞。读了这部书乃可以令人了解到，民国初年的科学玄学论战，以及后来在台湾的传统派、现代派的论战，都缺少了一些重要的成分。肯定谈玄，指出科学的不足，不是说科学没有价值，而说明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不能不肯定传统的优点，并不是说不承认传统的缺点与限制，或者是阻挡现代化的进程。现代化必须建筑在传统的基石上才能成功，而我们对传统与现代都要有选择性的智慧去抉择，才不致于落入“扶得东来西又倒”的悲惨境地。当代新儒家的思想自决不是全无渗漏。虽然经过了几十年的努力，已经有了许多建树，值得我们好好反省咀嚼，但它发展成为时代的主流，还有待时日。传统与现代究竟要怎样结合？这中间还有许多严重的困难，不容我们轻忽过去。但有信心，就有前途。我希望读过这部书的人能建立一种使得“顽夫廉，懦夫有立志”的气概，奋发起自己的生命向前探索，那就不至于空入宝山，无功而回了。

1983年11月29日微恙后于中大

这部书最令人激赏的是，展现出来的不是抽象的理论，而是实存的体证，令人感觉更为亲切。了解这几位前辈的学术，自然必须读他们大部头著作，但把握这常惺惺的一念，有生命的奋进的向上心，有对于世界人生的悲情，这已经有它本身的价值。

——刘述先

这些文章写作时代相隔半个世纪之久，集中于诸子们的青少年时代生活。我们读他们的文章，亲切是不用说了，最让人感动的是看他们如何看待自己走过的道路。他们以后来成圣成贤的心地回望自己的青春少年，把握到其青少年时代的诸种人生轨迹或线索，对读书生活的回顾，对父亲、母亲等至亲的孺慕，对师友的怀念，对流行思潮的怀疑或消化，都值得我们记取。正是这些线索成就了他们。

——余世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