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儿时读书有没有挨过打,我不知道。但听说他小时候读书比较愚钝,一篇文章背一夜也背不下来。据说某夜有个小偷躲在屋檐下听他背书,被他气坏了,于是跳出来把文章从头到尾背了一遍,背完以后扬长而去。私塾先生也很烦他:“将来你要有出息,我给你背伞!”没想到,曾国藩连考两次,居然中了进士。他大晴天拿了把雨伞上先生家报喜,先生果然接过雨伞给他背着。
曾国藩的爷爷曾王屏没有秀才命,但还是坚持要给子孙立下“耕读传家”的家训。他的父亲曾麟书比较惨,考秀才考了17次才被录取,算是个“霸得蛮”的(湘乡话吃得苦、认死理的意思)。曾国藩考上进士,他没让儿子跟着科考,说:“吾不望代代得富贵,但愿代代有秀才,秀才者,读书之种子也。”
曾国藩的小儿子9岁时,接到父亲写给他的信:“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无论大家小家,土农工商,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
曾国藩对大儿子曾纪泽说:“凡读书,不必苦求强记,只须从容温泳,今日看几篇,明日看几篇,久久自然有益。”他要求曾家的读书人“每月要习字三千,作文两篇;每日读古文一篇,三日读熟一篇;每日读史三千字,十日读熟一篇”。据说胡适很欣赏他的读书方法。
曾国藩的老屋叫“八本堂”。曾国藩说的“八本”是:“读书以训经为本,诗文以声调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做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从具体的事做起,最重要的是涵养和气,和气致祥,乖气致戾。
大学问在家庭日用之间
湘乡人家族观念很重,我岳父就是一个整天管家族闲事的人。谁家里有什么事,他趁岳母不注意,一迈腿就出门帮人办事去了。家里虽不富裕,但很大方,在家族的影响力也不错。无论谁家有事,不管是包工头还是种田的,他都要去帮把手,把家族的事看作就是自己的事。在家庭里面,对父母、儿女、兄弟子嗣的牵挂,虽然不动声色,但在关键的时候可以看出来,都是实打实的。为了摆平一些家族的纠葛和矛盾,经常需要他“出头”,惹一身的是非,被家里人数落。
曾国藩也特别看重家族,说:“今人都将学问看错了,若细读《论语》“贤贤易色”一章,则绝大学问,即在家庭日用之间,于‘孝悌’两字上。”曾国藩在道光二十九年写给弟弟们的信中说:官宦之家,兴旺不过一代;商贾之家,兴旺不过三、四代;耕读之家,一般兴旺五、六代;孝友之家,一般兴旺十代八代。所以最靠得住的还是做读书明理的君子,耕读传家。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有钱、有权不一定能持久,家风好,会读书,有出息,有文化涵养,才是持久兴旺之道。
曾国藩的爷爷曾玉屏教他治家八个字:“书蔬鱼猪,早扫考宝也。”也就是要读书、种菜、养猪、养鱼、早起、打扫庭院,“考”就是祭祀祖先,“宝”就是要厚道一点,湘乡土话说这人厚道,到了有点“傻气”的地步,就叫“发宝气”。曾国藩的爷爷持家,讲究“鱼儿乐,猪儿欢,柳摆头,杨婆娑,男耕女织”。曾国藩把这个要求提升了:男儿要识文断字,不求辈辈出高官,但愿代代有秀才;女子则必须从俭、德、孝入手,在女红上用心。曾家大小的穿着,从帽子到鞋子,都要曾家的女人们亲手缝制。
曾国藩还非常重视“悌”,他的家书有很大一部分是写给弟弟的。人“贵兄弟和睦”,“兄弟和,虽穷氓小户必兴;兄弟不和,虽世家官宦必败”。
在写给九弟沅甫的信中说:“温弟的风采神气比较外露,与为兄的傲慢、直言、俭朴、淡泊,虽说小有区别,而就处世和谐来说,那是殊途而同归,都难以处世,我常常为此而焦虑。”曾国藩在修身方面,特别注意为人处世细节方面的自省。对家人的要求大致也是如此,发现有不对劲的地方,就要不厌其烦地一一指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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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一直喜欢琢磨点佛、道两家的东西,在虚无中寻找快乐。因为我相信看不见的东西才是最真实的,所有可触摸的世界都从那里来。用物理学的话说叫“暗能量”,尤其喜欢王安石的那首梅花诗:“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虽然在这本书里我讲了一大堆故事,说了一大堆道理,但我希望它的效果就像我的书名一样,看完就忘,让你“满船空载月明归”。
中国文化向来就看重对“道”的领悟,这个“道”无影无形,却又无处不在。只是对于今天的人来说,“修身悟道”已变成一个比较陌生,甚至有点奇葩的词,它只会在武侠小说或玄幻文学中出现。
而在过去,不光和尚道士要修身悟道,天下的读书人都在做这个事。过去的人读书,往大了说是追求内圣外王、治国平天下。就算到不了这一步,知书达理总还是要的。还有学“六艺”、玩书画、弄丝竹等等,都跟修身有关,这里面都有“道”。广义地看,士农工商,各行各业,技进乎道,所有的谋生技艺也都在这个“道”里面。
所以读圣贤书是必须的,学做人是必须的,“传道”是必须的。而现在的人只看重“授业”,学一门技术谋生。因为读圣贤书不能解决吃饭问题,用王晓波的话说:“也就是人际关系里面的那点学问,”反复学确实没有意思,还不如像老百姓那样“学做豆腐”。
但问题就在于,现在的入学了技术,豆腐做出来了,生存问题是解决了,做人又成了问题,幸福感又成了问题。所以要好好研究一下,这个“修身悟道”到底要干什么,能解决什么问题,对现在的人来说,学习国学,重温传统的意义又在哪里?
中国人修悟的这个“道”,说不清道不明,但仔细琢磨它要落实的东西,其实就是两个,一日“道德”,二曰“道行”。
古代的圣贤为什么要提倡道德?我理解道德可以解决三个问题。一是身心品质问题,所谓“德以润身”,“养生必先养德”,精神层面的品质提升了,身体就好,全身的细胞就发光,身心就愉悦,就健康。
所以道德不光是个价值观问题,还是一个生物学问题。如果你的心是黑的,每个细胞的灵性就被遮蔽了,身心不和谐,垃圾积攒多了,就会“业障缠身”,麻烦不断。
道德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是人缘问题。你与人为善,会做人,待人和气一点、中庸一点,让周围的人如沐春风,你在公司做的业绩就多,你就容易升职。
道德要解决的第三个问题,是提升幸福指数。保守地说,“为人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做人做得心里踏实就是幸福;积极地看,正正当当作人,真诚地帮助别人,可以获得最大的精神满足。所有的幸福其实都是心里头的那点事,如果你以牺牲真诚和良知为代价换取财富和权力,“幸福感”就会大打折扣。
“悟道”除了修养“道德”,还有提升“道行”的意思。也就是说还要有能耐,能治国平天下,要像诸葛亮、刘伯温、王阳明、曾国藩那样能干一番事业。
这个“道行”跟西方人讲的“能力”不太一样,能力是你这个人纯粹的主体状态;道行则是“人天一体”的,除了你这个人的能力之外,还有一些“天助我也”的成分,即《易经》里面说的“自天佑之,吉无不利”。这个“道行”包括三个方面:智慧、能量和造化。
首先,通过读书、实修、悟道可以获得智慧。诸葛亮的道行就是上通天文,下晓地理,腹藏韬略,“有鬼神不测之机”。这个道行怎么来的?修道。他在《诫子书》中告诫儿子:“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要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因为他修道,所以有智慧。顶级的智慧是什么?就是佛教说的“觉悟”,也就是王阳明说的“我心光明”。因为王阳明有“心光”,所以心智超常,成为大明军神、常胜将军;苏东坡也是,如果没有“心光”,当年被贬到黄州、惠州和海南,早就得抑郁症了。
还有“能量”也是道行,人的肉身靠吃饭睡觉获得的能量永远有限,而中国人相信通过修身悟道可以“盗天地之气”,从天地之道那里获取源源不断、用之不竭的能量。中国入悟了道,敢与日月同辉。所以你看那些文臣武将、世外高人、诗仙学圣,大致都有超出常人的充沛精力。或许这些人智商不见得是最高的,但一定是精力过人。
人的“造化”也在这个道行里面。所谓“智将不如福将”,王阳明不想做官却升了十七次官。他暴打不死,抗税不死,文臣善战,这都是他的造化;曾国藩十年连升九级,据说他有十一套谋略,最高的谋略就是没有谋略,就是他的道德好、道行高;还比如李宗仁,当年曾为“选边”的事纠结:是跟满清还是投革命党,是拥护北洋政府还是追随广州的孙中山?但他一生阴差阳错,总能“有意无意”地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做正确的事,这都是道行,是造化。造化这东西有天生的成分,也有读书、悟道、修身的成分。所以道是可以修的,道行是可以修的,造化也是可以修的。
如果盘点“国学”家底,当以清乾隆时的《四库全书》最巨,经、文明、自由主义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学理和人伦意义上的儒佛道、大众文化、青少年文化,统统可以兼容。不管文化怎么多元化,怎么庞杂,都不是问题。道是中国文化的“心”,这个“心”越是空灵,就越能承载多元文化。
今日中国社会最大的问题是“大道迷失”。从文化传统看,西方人有“基督教文明”,日本人有“大和魂”,中国人有“道”;而现实是,西方的宗教文明还在,日本人的魂还在,中国人的道没了。中国当下所有的社会乱象都与此有关。如果咱们能花点精力,将传统精神文明与现代制度正义好好整合整合,那才真是值得我们向往的中国梦。
现代化是当代文化的大背景,它从西方发端,所以吸收西方文化当然没有错。但是西方文化最核心的那个东西你学不到,除非改变中国人的基因。你的文化可以杂七杂八,甚至可以在轰轰烈烈的表层“全盘西化”,而你的心灵还是东方的。
现在的问题是,咱们既不可能接受西方文化的心性、伦理和信仰,用它来支持中国现代化制度文明的推进,又极度怀疑自己的文化。
从古到今,中国人最怕的就是天下无道,中国文化的大问题不是“器”与“实”的问题,而是“道”与“虚”的流失。一个没有“道”的文化一定是杂七杂八的,很容易崩盘。
天下有道,文化怎么变、生活方式怎么变都没问题。你炒股也好,跑业务也好,到美国去上市融资也好,搞“混改”也好,揣着一颗中国心那才叫中国人。现在的大众文化就像五颜六色的泡沫,但它的心是空的。所以非主流也好,杀马特也好,二次元、小时代也好,咱都能接受。泡沫有什么不好,五彩斑斓,随生随灭, “空”才是我们最后的家园。
而且对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东西,只有抓住这个最根本的“空性”才不会抱残守缺。大道无形,中国的传统不能说都是好的,就算是好的也可能不合时宜,惟有这个说不清道不明的“道”,这个空纳万镜的无处不在的“道”,从来就是好的,永远不可能过时。
“天道良知”是我们大家心里的一杆秤,虽然这杆秤无影无形,但它让我们中国人有“存在感”,有了它,啥事都好办!
所谓“天道”,落地了就是“良知”,就是“人心”。人心更不能崩盘,否则所有的麻烦都会跟着来。所以我主张重提“修身悟道”这个话题,一切从“心”开始,这样的国学教育才能接上今日中国之地气。不管你要去哪里,都从这里出发,智慧有了,能量有了,造化有了,生机勃发了,人缘好了,幸福指数提升了,那才是真正的“软实力”,抵得一万亿GDP。
这个话可能说得比较大,不过对于乱象丛生的今日社会来说,“道”的缺失等值于中国人“信仰”的缺失和“人心”的缺失。这个问题不解决,制度正义便无望建立,就算建立起来了,也是建立在一片沙滩之上。本书写作的动机,就是想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中,探寻那一片更坚实的土地和更恬静的家园,来安顿我们的“道”,安顿我们的“心”。
今日之“国学”需要解决两大问题:其一,在这个五彩斑斓的“泡沫文化”时代,我们仍然需要把泡沫还原为水、还原为深流、还原为安静的思考;其二,“经史兼修”是学习国学的重要方法,因为国学与历史、与人生有着密切的关联,离此我们就会“被经所转”。所以对于国学学习者来说,讲一些人生的故事是必要的,在易于错乱迷失的生活中证悟大道是必要的,与古代圣贤作深度的内心交流是必要的。杨林编著的《空船载月(在国学中参悟人生)》以“悟道修心”为主线,以“空船载月”为意境,从国学原典儒、道、佛中精选提炼了40个思想单元,展开为40个人生话题。我们可以从中研读经典著作、剖析历史真相、参悟现实人生。.
对于乱象丛生的今日社会来说,“道”的缺失等值于中国人“信仰”的缺失和“人心”的缺失。这个问题不解决,制度正义便无望建立,就算建立起来了,也是建立在一片沙滩之上。杨林编著的《空船载月(在国学中参悟人生)》写作的动机,就是想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中,探寻那一片更坚实的土地和更恬静的家园,来安顿我们的“道”,安顿我们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