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不是他的诗,而是他的散文与小说。《青灯》集中收录了诗人北岛17篇新作:第一部分是忆念,主要是怀念熊秉明、蔡其矫、魏斐德、冯亦代等故人,这些文章就像灯火辉煌的列车在夜间一闪而过,给乘客留下的是若有所失的晕眩感;第二部分则是游历,足迹遍及世界各地,作者在漂泊中怀揣着家园,异乡的漂泊使他的言说保持了理性的激情。在本书中充溢的是对人性最深刻的洞察以及对整个人世间的大悲悯,一种接近神性的光。北岛在漂泊中与语言之间那种隐私的、亲密的关系,变成了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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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 青灯(精) |
分类 | 文学艺术-文学-中国文学 |
作者 | 北岛 |
出版社 | 三联书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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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 编辑推荐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不是他的诗,而是他的散文与小说。《青灯》集中收录了诗人北岛17篇新作:第一部分是忆念,主要是怀念熊秉明、蔡其矫、魏斐德、冯亦代等故人,这些文章就像灯火辉煌的列车在夜间一闪而过,给乘客留下的是若有所失的晕眩感;第二部分则是游历,足迹遍及世界各地,作者在漂泊中怀揣着家园,异乡的漂泊使他的言说保持了理性的激情。在本书中充溢的是对人性最深刻的洞察以及对整个人世间的大悲悯,一种接近神性的光。北岛在漂泊中与语言之间那种隐私的、亲密的关系,变成了命运。 内容推荐 《青灯》是北岛的随笔集。全书分为两辑,第一辑怀人忆旧,有亦师亦友的前辈冯亦代、熊秉明、蔡其矫,有著名学者魏斐德和诗人艾基,还有青年时期的朋友刘羽。他们都已故去,北岛的忆念又冲淡又深情;人与事的背后是生命的光彩和时间的流逝。第二辑是北岛的行旅杂记:智利、尼加拉瓜、柏林、香港、美国小城戴维斯……这些地方有各自的历史与文化,有各自的信仰与诗歌,还有如聂鲁达、帕拉、乔治夫妇这样的人物。北岛走遍天涯,与世界相遇。然而,“打开门窗,那移动的地平线,来自内在视野。”我们看到的世界,出之于北岛独特的感受与深沉的认知。 目录 辑一 听风楼记——怀念冯亦代伯伯 青灯 我的日本朋友 芥末 如果天空不死 与死亡干杯 话说周氏兄弟 艾基在柏罗依特 远行——献给蔡其矫 辑二 智利笔记 革命与雏菊 忆柏林 西风 多情的仙人掌 三张唱片 在中国这幅画的空白处 他乡的天空 试读章节 一九七六年十月上旬某个晚上,约摸十点多钟,我出家门,下楼,行百余步,到一号楼上二层左拐,敲响121室。冯伯伯先探出头来,再退身开门,原来正光着膀子。他挥挥手中的毛巾,说:“来。”于是我尾随他到厨房。他背对我,用毛巾在脸盆汲水,擦拭上身。那时北京绝大多数人家都没有条件洗澡。冯伯伯那年六十三岁,已发福,背部赘肉下垂,但还算壮实。他对拉着毛巾搓背,留下红印。正当他洗得酣畅,我突然说:“‘四人帮’被抓起来了。”只见他身体僵住,背部一阵抽动。他慢慢转过身来,紧紧盯着我,问:“真的?”我点点头。“什么时候?”“就前两天。”他相信了我的话,把毛巾扔进脸盆,和我一起来到客厅。我们话不多,语言似乎变得并不重要。他若有所思,嘴张开,但并非笑容。 当我听到冯伯伯去世的消息,最初的反应是麻木的,像一个被冻僵了的人在记忆的火边慢慢缓过来;我首先想起的,就是三十年前这一幕,清晰可辨,似乎只要我再敲那扇门,一切就可以重新开始。 我和冯伯伯住在同一个民主党派的宿舍大院——三不老胡同一号,那曾是郑和的宅邸。后来不知怎的,在囫囵吞枣的北京话中,“三宝老爹”演变成了“三不老”。我们院的变迁,就如同中国现代史的一个旋转舞台,让人眼晕:刚搬进去时还有假山,后来拆走推平了,建小高炉炼钢铁,盖食堂吃大锅饭;到了“文革”,挖地三尺,成了防空洞;改革开放又填实,立起新楼。 我和冯伯伯应该是一九七三年以后认识的,即他随下放大军回到北京不久。我那时跟着收音机学英语,通过我父亲介绍,结识了这位翻译界的老前辈。那时都没有电话。一个匮乏时代的好处是,人与人交往很简单——敲门应声,无繁文缛节。再说民主党派全“歇菜”了,翻译刊物也关张了,冯伯伯成了大闲人,百无一用;他为人又随和,喜欢跟年轻人交往。于是我利用时代优势,闯进冯伯伯的生活。 要说这“听风楼”,不高,仅丈余;不大,一室一厅而已。我从未入室,熟悉的只是那厅,会客、读书、写字、用餐、养花等多功能兼备。一进门,我就近坐在门旁小沙发上。一个小书架横在那里,为了把空间隔开,也给窥视者带来视觉障碍。冯伯伯往往坐对面的小沙发,即主人的位置。此房坐南朝北把着楼角,想必冬天西北风肆虐,鬼哭狼嚎一般,故得名“听风楼”。若引申,恐怕还有另一层含义:听人世间那凶险莫测的狂风。 冯伯伯学的是工商管理,即现在最时髦的MBA。他在上海沪江大学上二年级时结识郑安娜。当时英文剧社正上演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他一眼就看中了台上的郑安娜。他们于一九三八年成婚。他说:“和一个英文天才结婚,不搞翻译才怪。” 待我见到郑妈妈时,她已是个和蔼可亲的小老太太了。每次几乎都是她来开门,向客厅里的冯伯伯通报。让我至今记忆犹新的是,她总是系围裙戴袖套,忙忙碌碌,好像有干不完的家务事。她从老花镜上边看人,用老花镜外加放大镜看书看世界。她在“干校”患急性青光眼,未能得到及时治疗,结果一只眼瞎了,另一只眼也剩下微弱视力。我一直管她叫“冯妈妈”。她轻声细语,为人爽快;偶尔也抱怨,但止于一声叹息。她是由宋庆龄推荐给周恩来的,在全国总工会当翻译。她就像本活字典一样,冯伯伯在翻译中遇到疑难总是问她。 记得我当时试着翻译毛姆的《人性枷锁》的第一章。有个英文词egg-top,指的是英国人吃煮鸡蛋时敲开外壳挖下顶端的那部分。我译成“鸡蛋头”,又觉得莫名其妙,于是找冯伯伯商量,他也觉得莫名其妙。他说,饮食文化中很多地方是不可译的。我们讨论一番,还是保留了莫名其妙的“鸡蛋头”。 说实话,我用这么简单的问题去纠缠一个老翻译家,纯粹是找借口。他们家最吸引我的是“文革”中幸存下来的书,特别是外国文学作品。那些书名我都忘了,只记得有一本冯伯伯译的海明威的《第五纵队》,再现了海明威那电报式的文体,无疑是中国现代翻译的经典之作。他自己也对《第五纵队》的翻译最满意。在一次访谈中,他说:“你想一次翻译成功不行,总是改了又改,出了书,再版时还要改,我译的海明威的戏剧《第五纵队》,我推倒重来了五六次,现在还得修改,但现在我已没力气改了。因此,我曾苦恼、气馁,想改行,可翻译是我的爱好……” 冯伯伯是个温和的人,总是笑眯眯地叼着烟斗,脸上老年斑似乎在强调着与岁月的妥协。我那时年轻气盛,口无遮拦,而他正从“反右”和“文革”的惊吓中韬光养晦,却宽厚地接纳了我的异端邪说,听着,但很少介入我的话题。 正是从我把“四人帮”倒台的消息带到听风楼,我们的关系发生了改变,我不再是个用“鸡蛋头”纠缠他的文学青年了,我们成了“同谋”——由于分享了一个秘密,而这秘密将分别改变我们的生活。那一夜,我估摸冯伯伯彻夜难眠,为了不惊动冯妈妈,他独自在黑暗中坐了很久。风云变幻,大半辈子坎坷都历历在目。他本来盘算着“夹起尾巴做人”,混在社会闲杂人员中了此残生。 P3-6 序言 窗户,纸和笔。无论昼夜,拉上厚窗帘,隔绝世上的喧嚣,这多年的习惯——写作从哪儿开始的? 面对童年,与那个孩子对视。皆因情起,寻找生命的根。从十五岁起,有个作家的梦想,根本没想到多少代价。恍如隔世,却近在咫尺:迷失、黑暗、苦难、生者与死者,包括命运。穿越半个世纪的不测风云——我头发白了。 按中国人说法,命与运。我谈到俄国诗人曼德尔施塔姆。除了外在命运,还有一种内在命运,即常说的使命。外在命运和使命之间相生相克。一个有使命感的人,必然与外在命运抗争,并引导外在命运。 十九岁那年当建筑工人,初试动笔,这是出发的起点。众人睡通铺,唯我独醒。微光下,读书做笔记,静夜,照亮尊严的时刻。六年混凝土工,五年铁匠,劳动是永恒的主题——与大地共呼吸。筑起地基,寻找文字的重心;大锤击打,进入诗歌的节奏。感谢师傅们,教我另一种知识。谁引领青春岁月,在时代高压下,在旱地的裂缝深埋种子。 四十不惑,迎风在海外漂泊。重新学习生活、为人之道,必诚实谦卑。幸运的是,遇上很多越界的人,走在失败的路上。按塞缪尔·贝克特的说法,失败,试了,失败,试了再试,多少好点儿。谁都不可能跨越,若有通道,以亲身体验穿过语言的黑暗。打开门窗,那移动的地平线,来自内在视野。 写作的人是孤独的。写作在召唤,有时沉默,有时叫喊,往往没有回声。写作与孤独,形影不离,影子或许成为主人。如果有意义的话,写作就是迷失的君王。在桌上,文字越过边缘,甚至延展到大地。如果说,远行与回归,而回归的路更长。 我总体愚笨。在七十年代地下文坛,他们出类拔萃,令我叹服,幸好互相取暖,砥砺激发。我性格倔强,摸黑,在歧路,不见棺材不掉泪。其实路没有选择,心是罗盘,到处是重重迷雾,只能往前走。 很多年过去了。回头看,沿着一排暗中的街灯,两三盏灭了,郁闷中有意外的欣喜:街灯明灭,勾缀成行,为了生者与死者。 北岛 2014年12月8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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