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的哲学、心学、思想一直都是人们关注的焦点，关于他的精彩一生，大家都在效仿和出版成册。每一本都能诠释王阳明的方方面面。尤其是他的《传习录》影响到了世世代代的读者们。

许葆云著作的《心圣王阳明》参照史料，是一本关于王阳明思想心学的书籍。

包含了王阳明的哲学思想是如何影响到他的一生，是一本脱离不了神秘感，又不失乏味的王阳明的传记版本！

许葆云著作的《心圣王阳明》内容来自史料，是王阳明人生传奇通透写照。详细讲述了王阳明在宦海浮沉中高人一筹的处世智慧，堪称体悟阳明心学的优佳读物。

《心圣王阳明》呈现了王阳明跌宕起伏悲壮的一生，生动地还原了当时明王朝各种政治势力的激烈角逐，对各种权谋的描写尤为精彩，同时也揭示了阳明心学的孕育、发展与精华。王阳明光明磊落的人生态度与大彻大悟的心学精髓，在小说中交织缠绕，相互印证，不断升华。众所周知的“破心中贼”、“知行合一”、“致良知”等心学要义，都通过龙场悟道、南赣破贼、平宁王叛乱等故事传达给读者，可观可感。

第一章 灵魂出逃

 皇帝发动政变

 囚笼里的小算盘

 落荒而逃

 无尽的苦难

第二章 绝境中悟道

 龙场悟道

 克己复礼，两劝土司

 知而不行，只是未知

 像孔子一样碰壁

第三章 提炼万镒纯金

 知行合一，正本清源

 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

 提炼万镒纯金

第四章 南赣剿匪

 一败再败

 相信良知，相信百姓

 破山中贼易

 诚意击败奸诈

 猛虎出笼是谁之过

第五章 江西平叛

 宁王起兵

 逆境出奇谋

 一鼓克南昌

 决战黄家渡

 圣人之学，重功夫不重效验

第六章 对抗“妖魔”

 邪恶出笼

 三次抗旨

 南昌百姓的噩梦

 一个良知克倒奸贼

 疯狂的迫害

 正德之死

第七章 致良知的大学问

 过不去的杭州城

 皇帝老子能成圣人吗

 人人有恒产，个个有恒心

 嘉靖皇帝争大礼

 狂者，狷者，乡愿

 悔过自新

 不得不出山

 大学问和四句教

第八章 阳明成圣

 阳明成圣

 一语消去十万兵

 弹指破尽百年贼

 朝廷里的暗战

 我心光明，亦复何言

后记

皇帝发动政变

大明正德元年（公元1506年）是个阴冷的年份，春天的冰雪比平时化冻得晚，夏天多雨，入冬以后，天气又是异样的寒冷，到了十一月，北京城里早已朔风瑟瑟，冰冻三尺，锦衣卫下属北镇抚司诏狱一间终年见不到阳光的囚室里，一个刚刚获罪挨了暴打的囚徒从昏迷中醒来，在痛彻骨髓的刑伤和吹透肌肤的寒意折磨下苦苦挣扎，尽力求生。

这个倒霉的囚徒名叫王守仁，入狱前担任兵部武选清吏司的六品主事，原本是个只拿俸禄不办事的闲官儿，从来不招灾惹祸。这一次却不知发了什么疯，竟在朝廷发生政变的时候冒着杀头的危险上了一道奏章——请求皇帝停止对官员的迫害，结束已经持续数月之久的恐怖镇压，因此被狠狠打了五十廷杖，关进了诏狱。

正德元年，北京城里发生了一场政变，可发动政变的人却实在特殊，此人正是刚刚登基一年的正德皇帝朱厚照。按说皇帝君临天下，大权在握，这样的人为什么要发动政变？实在令人费解，但只要回过头来看看这场政变的起因，也就不觉得新奇了。

朱厚照发动的这场政变，与历史上所有政变的起因完全一样，都是为了夺权。

正德皇帝的父亲——大明弘治皇帝朱祐樘活着的时候是一位难得的明君，凭着识人的慧眼和君臣共治的贤明，培植了一大批忠直干练的大臣，内阁的三位阁老刘健、李东阳、谢迁都刚直无私，极能办事，朝廷中以吏部尚书马文升、兵部尚书刘大夏、户部尚书韩文、都察院左都御史戴珊为首的官员也都表现出少有的正派清廉，虽然弘治皇帝性格较为柔弱，办事犹豫，使得大明朝积累下来的弊端恶习不能改正，以致国力中平，不能彻底振作，但作为一位守成之君，朱祐樘仍然开创了一个“弘治中兴”的局面，国家大局尚且安稳，臣子们一心办事，百姓们能得温饱，一切都算是过得去。

哪知朱祐樘在前朝当皇帝时堪称贤明，在后宫里却是个糊涂人。因为一辈子只养大了朱厚照这一位皇子，所以对他宠溺有加，不知管教。于是皇太子朱厚照从小就被惯坏了，文不能文、武不能武，软弱任性，自私卑鄙，道德败坏，全无责任心，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废物。糟糕的是弘治皇帝只有这么一位独生子，明知道朱厚照不成器，却没有旁的继承人，这顶皇冠不得不硬戴在这个不成器的货色头上。

大明弘治十八年，朱祐樘突然患病不起，弥留之际把刘健、李东阳、谢迁召到榻前托孤，请三位阁老用心辅佐新君，随即撒手而去。把一个颇有效率的朝廷和一群正直干练的老臣留给了新上台的正德皇帝朱厚照。

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惯例，新皇帝登基之后总要立刻进行一场改革，有限的改革，澄清吏治，革除时弊，缓解土地兼并，调和社会矛盾，尽快使国家的政治局面和经济状态出现一定程度的好转，借此树立新皇帝在朝廷和民间的威信。弘治皇帝在位时流弊甚多，现在正德皇帝登基，身边尽是能臣辅佐，正该君臣同心革除时弊，臣子们对正德皇帝也抱有极大的期望。哪知正德皇帝竟是一位令人大跌眼镜的昏君，登基伊始就违反了做皇帝的起码规矩：不肯裁撤冗余的官僚，没有澄清吏治，对大臣们提出的改革措施全无兴趣，只知道宠信宦官，纵情玩乐。到后来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竟公然破坏弘治朝刚略加整顿的盐法，又不顾天下人的非议，把弘治皇帝刚刚裁撤的各地织造太监重新派遣到地方。

眼看正德皇帝继位后不是振作朝纲，兴利除弊，而是倒行逆施，处处胡来，受先帝托孤的三位阁老目瞪口呆，既痛心又愤怒，不得不联起手来尽力抵制皇帝的胡作非为，这么一来就触怒了朱厚照，他决心动用手中的皇权打击辅臣，清理朝廷，达成独裁独制，满足自己邪恶任性的私欲。

正德元年九月二日，正德皇帝派太监出宫办事，而太监趁机请求皇帝发给他一万六千引盐引，想倒卖官盐发一笔财，而这个做法破坏了明朝制定的《开中盐法》。

盐税，是国家最重要的税收来源之一，明朝建立之初对盐税征收抓得很紧，可到明朝中叶，盐法早已漏洞百出，几年前弘治皇帝下决心整顿了一番，也只是初见成效。哪知正德皇帝对政治、经济一窍不通，又任性妄为，根本不和大臣们商量，就自作主张把盐引赏给了太监，这一事件影响极坏，朝野之间一片哗然。内阁三位老臣刘健、李东阳、谢迁忍无可忍，一起上奏公开与皇帝争执，继而下定决心要清除在皇帝身边作恶的刘瑾、张永、马永成、谷大用、丘聚、高凤、魏彬、罗祥八个太监。

其实内阁辅臣们不明白，这些太监并不是罪恶的源头，真正的邪恶来自正德皇帝的私心私欲——也许阁老们心里明白，只是他们的脑子里不敢这样去想。总之三位阁老这次是下定决心要让皇帝制裁太监，重振朝廷。这一要求不但得到满朝大臣们的支持，就连皇帝身边的司礼监掌印太监李荣、掌管东厂的大太监王岳也站出来支持阁老，一时间朝野内外人人愤怒，都要求正德皇帝严惩以刘瑾为首的“八虎”太监。

眼看阁老、群臣和太监首领抱成了一团，内外压力如此巨大，正德皇帝丝毫没有醒悟，反而惊愕于独裁皇权受到了威胁，决定立刻发动政变，委任刘瑾为司礼监掌印太监，兼领京军奋武﹑耀武﹑练武﹑显武、敢勇﹑果勇﹑效勇﹑鼓勇、立威﹑伸威﹑扬威﹑振威十二团营兵马，又任命亲信太监丘聚掌管东厂，谷大用重建已经被废除多年的西厂，连夜逮捕支持文臣的司礼监秉笔太监王岳、范亨、徐智。

一夜之间，京城的军队和特务全被正德皇帝手下那帮太监控制，大臣们变成了俎上鱼肉。曾经位高权重的阁老被剥去权力之后，变成了三个瘦小枯干的糟老头子，面对皇权暴力毫无抗拒之力，只能使出最后一招，集体上奏请求致仕退休，希望正德皇帝能出言挽留，也算给朝廷文官们留丝薄面，哪知正德皇帝毫不客气，立刻逐走了刘健、谢迁，只留下一个李东阳，同时任命自己的亲信接掌内阁，迅速搞垮了弘治皇帝留下的阁臣体系，然后动用特务力量，从上层开始对整个朝廷进行一场残酷的清剿。

在这场残酷的剿杀中，第一批遭到打击的是掌握中枢之权的阁臣，第二轮被特务们清算的就是上奏为阁臣鸣不平的御史和给事中。

在明朝，御史、给事中这两种官职比较特殊，他们的官位不高，手里掌握的权力却不小。其中御史的级别较高，他们隶属于都察院，按级别分为监察御史、巡按御史以至左右佥都御史、左右副都御史、左右都御史，共有约一百二十个席位，是朝廷耳目风纪之臣，从地方到朝廷所有监察参劾之事都在其权限内，上参皇帝阁老，下参六部九卿，地方上的巡抚、布政、按察、府县官员更是不在话下。为了强调这些人地位的神圣，权力的特殊，明朝皇帝特赐给御史们与众不同的官袍服色，在他们胸前的补子上绣着一只头生独角的神兽，名为“獬豸”，传说这种神兽力大无穷，公正无私，能审善察恶，一旦发现恶人，就会猛扑过来把坏人撕碎。由此可见御史的威风。

除御史之外，大明朝廷还另设给事中五十二位。与御史言官相比，给事中的官职更低，只是个七品小官，可这些七品小官的职责却十分重要，他们掌管着侍从、谏诤、补阙、拾遗、审核、封驳诏旨，有权力驳正百司所上奏章，监察六部诸司，弹劾文武百官，与御史的职能互为补充。与此同时，给事中还负责记录编纂诏旨题奏，监督各部各司的公务执行情况。甚至被外派担任乡试的主考官，在进士大考中担任同考官，殿试之时担任受卷官。就连朝廷册封宗室、藩王，派人到地方上去传旨的也是给事中。派到国外的使臣也常由给事中担任。可以说这个七品小官在朝廷中无处不插手，时时有作为。由于给事中官员职务卑微，很多都是刚入仕途的年轻人，其中多有不怕死的硬骨头。当正德皇帝借太监之手发动政变罢黜阁臣的时候，朝廷里的文武百官虽然也出来争闹，但这些人各司其职，没有直接向皇帝进谏，争闹力度有限。只有御史和给事中是专司劝谏的臣子，所以御史和给事中上的奏折最多，言辞最激烈，影响力也远非其他朝臣可比。

于是正德皇帝决定先拿御史和给事中开刀，狠狠打击一批，用暴力堵住群臣的嘴。

正德皇帝一声令下，东厂和锦衣卫的特务们立刻跳了出来，不由分说，当即逮捕了以戴铣、薄彦徽为首的二十一名上奏的言官，每人责打三十廷杖，下了诏狱。（P2-P5）

后记

阳明心学与新儒学

阳明心学讲一个“吾性自足”，反对“支离之病”，其特点是抛弃后代儒生对孔孟儒学的邪注歪解，直溯孔孟儒学的本源。但心学本身却被人误读，歪解，弄到最后，不只是“支离”，根本已经被“肢解”，零刀碎剐，五马分尸，彻底毁了。要说不幸，真是不幸。因为心学被认为是儒家学说的源头活水，这个源头一掐断，中国哲学就断了流，成了一潭死水。但要说平常也平常，因为当年的孔孟儒学，也绎所了汶样悲惨的命运。

说起孔孟儒学，不得不顺便提一下所谓的“新儒学”。

“新儒学”是个莫名其妙的概念，其所指究竟是什么，谁也说不清。我们只知道历史上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人跳出来提倡一下“新儒学”，最著名的有荀况的“儒皮法骨学”，董仲舒的“董学”，朱熹的“理学”……可“新儒学”出现之后，整个社会不是进步了，而是倒退了。最清楚的证据就是，每一次有人提出“新儒学”，中国的封建独裁统治就会加强一步。似乎古人搞“新儒学”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帮助阜帝强化独裁……

直到“五四”运动的时候，又一批学者提出了“新儒学”，这次显然不是为独裁统治摇旗呐喊了，这回提倡的“新儒学”却俨然是一场“寒武纪大爆发”，各种说法铺天盖地，咬文嚼字训诂解析，繁杂无比混乱至极，结果是来得快去得更快，还没进化就先灭绝。“新儒学”尚未成型，急脾气的人们已经喊出了“砸烂孔家店”的口号，一家伙连新带旧全砸了个粉碎。这一砸不要紧，所有中国人都忽然失去了信仰和精神寄托，就像曹操那首诗“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何枝可依”，不是“乌鹊们”不会降落，是因为在暗夜中盲目起飞，飞到天上才发现自己两眼一抹黑，没了方向感，虽然绕树而飞，却是“无枝可依”，落不下来，哑哑狂叫，暴躁莫名，结果呢？一场浩劫！

由此可知，古人搞的“新儒学”是骗人的花招儿；而“五四”文人搞的“新儒学”是犯了阳明先生常说的“支离”之病，还没长大，先病死了。

其实孔夫子“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的本意很多读书人都明A，知道这是一个“克”皇帝、“克”朝廷、“克”官府、“克”儒生，最后才“克”百姓的过程。于是我们看到历史上有无数清廉正直的官员，对自己，他们粗衣疏食，家徒四壁，教子极严，即使官至极品，也从不享受任何特权，这是“修身”上的功夫做到相当境界才有的结果。同时，这些官员又敢于议论朝政，劝谏皇帝，斗贪官，去恶政。维护百姓的利益，为此他们不怕丢官，不怕坐牢，甚至不怕死，不怕灭族。这样的官员比比皆是，随便就可以举出一千个例子一万个例子。这些了不起的儒生中有多少人其实已经达成圣人境界？我们不好说，还是引用佛家那个典故最贴切，就是：恒河沙数。

本书的主人公王守仁，仅是古往今来这些“圣贤”中的一粒沙。

有这么多人能够理解孔子“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的本意，就说明这个内涵是清晰存在的，是无可辩驳的，而且它对于儒生的自我修养、对于人生最高境界的达成，确实有积极的意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道理，确实就在这“克己复礼”四字之中。只要把“克己复礼，天下归仁”这个“先克上，后克下，，的本意理解透，掌握住，儒家学说就成了一种永世不灭的普世价值观，两千五百年前它对社会有积极意义，两千五百年来它一直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哲学根基所在，就算再过两千五百年，相信“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仍然有它的积极意义，仍然充满了正能量，足以支撑起一个民族的哲学根基。

可今天的中国人一提起儒家学说，却并不感到亲切。究其原因有两点，一是，儒家学说把道德标准拔得太高，动不动就是“圣贤”，就是“修、齐、治、平”，让普通人觉得难以承受；二是，儒家学说中混有大量的“糟粕”，种种约束，种种捆绑，令现代人感觉厌恶。

其实这两个问题，都有答案。

儒学把道德标准拔得很高，原因是：儒学自创立之初就是一种纯粹的“政治学”。孔子生活在春秋末年，天下诸侯多如牛毛，大小邦国战乱不断，人民之痛苦已经到了难以承受的地步。孟子生活在战国中叶，此时天下战乱已逐渐达到极顶，一场大战每每有几十万、上百万人参与，恐怖的大屠杀每天都在发生，整个社会已经呈现出一幅“末日”景象。所以孔子、孟子都急着要劝谏君王，劝谏重臣。已经没有时间、没有精力去顾及老百姓了。《论语》也好《孟子》也好，字字句句不是针对君王贵族们讲“克己功夫”，就是针对儒生们讲“修身之道”，谈到普通百姓的内容极少。因为孔孟之道是针对君王、诸侯和儒生们的一门政治学，当把这些“政治学”内容放在普通人身上的时候，道德被过度拔高的问题就暴露出来了。

对此，解决的办法很简单，只要明确一个步骤，把“克己复礼”归结为先克皇帝、再克大臣、再克官员、再克儒生，最后克百姓，那些被“拔高”了的道德，就把它们安放在“高处”，由上至下做“克己功夫”，顺序正确了，问题自然会解决。

至于说儒家学说中有很多道德“糟粕”，陈腐愚昧，令人厌恶。这些糟粕。这些渣滓，其实不是儒学本身固有的内容，而是后世儒生们为了迎合统治者的利益，人为添加进去的。

比如，战国末年，荀子把法家思想添加到儒学之中，造就了一个“儒皮法骨”的怪胎；汉代董仲舒不顾孔子“天道远，人道迩（近）”的思想，硬是把“皇权神授”的观念加入了儒学之中。后来的《白虎通德论》又把“三纲五常”强行加进儒学内容……历朝历代，皇帝们需要什么，就有“不肖的儒生”往儒学里添加什么，两千多年算下来，儒学之中的糟粕当然多了。

这些被人为添加进来的糟粕，其实是哲学中的毒药，两千多年来，中华民族锐气渐失，民风渐颓，百姓越来越愚昧，社会越来越像一潭死水，甚至封建王朝一次次的兴、盛、衰、亡不断循环，内容如此相似，都是因为他们在不经意间吞下了这副精神毒药，于是所有封建王朝的“病因”相似，“死状”相同。虽然每次朝代更替之后都有些聪明绝顶的人出来总结前朝的失误，为新王朝开一个缓解病痛的药方子。可皇帝的人欲无穷无尽，转眼间，他们又亲手往哲学之中添加了新的糟粕，新的毒药，结果新王朝终于还是生了病，病人膏肓，难逃一死。

生病不要紧，知道病因，就好治。

儒家学说把道德标准拔高了，不要紧，只要把儒学的“克己复礼”按照“先克上，后克下”的顺序重新摆放，这时你会发现，儒学那过高的道德标准，被摆放在“上层建筑”上的时候，刚好合适。

儒学内容太驳杂，糟粕太多了，不要紧，我们只要紧紧抓住“克己复礼，天下归仁”八个字的本意不放，避开历朝历代儒生对《论语》《孟子》所做的那些杂七杂八的注解，把所有混杂在儒学之中的不合时宜的东西挑出来，摒弃掉，还儒学本来面目，自然能提炼出一块纯而又纯的“万镒纯金”。

这个去除糟粕、提炼纯金的过程，就是“新儒学”吧。

所谓“新儒学”，不是已经定型，更没有陈旧过时。其实对新儒学的探索和提纯，才刚刚开始。

日本的旧文明皆由中国传入，五十年前维新诸豪杰，沉醉于中国哲学大家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

——孙中山

我最初就很得益于王阳明“知行合一”哲学的心传，王阳明的《传习录》阐明“致良知”的道理，奠定了我求学做事的根本。

——蒋介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