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城河的颜色(20世纪80年代的昆明艺术家)(精)》由聂荣庆著，由艺术批评家栗宪庭、美术史论家吕澎、艺术家方力钧、传媒人封新城、导演张扬、舞蹈家杨丽萍、音乐家朱哲琴荐读！

一段关于理想、成长和信念的故事。

一部张晓刚、毛旭辉、叶永青、潘德海、唐志冈等艺术家的青春奋斗史。

1979—1989，云南艺术家对中国当代美术史最具贡献的十年，中国当代艺术家最具激情的十年。

上世纪中叶的云南别具一格且充满魅力，本土文化与异域文化在此处交汇，传统生活与现代意识在此处碰撞，由此形成的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人文风貌不仅是姚钟华等老一辈艺术家艺术灵感的源泉，同时也为中国现当代艺术的发轫提供了绝好的土壤。

由聂荣庆著的《护城河的颜色(20世纪80年代的昆明艺术家)(精)》的故事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作者为我们讲述了与张晓刚、毛旭辉、叶永青、潘德海和唐志冈等昆明当代艺术家在上世纪80年代的共同生活经历。故事中的一个个生动片段还原了今天这些成功的艺术家昔日的真实生活状态以及他们在那个年代的艺术追求。

本书文字平实易读，感情真挚，约120张作者自藏或从艺术家处收集到的旧照和画作图片为本书增添了弥足珍贵的史料价值。本书也成为中国现当代艺术发展进程的有力见证和最好纪念。

序 从塞纳河到盘龙江/吕澎

引子

 土壤昆明

 西画东渐

 49’后艺术

 小城春秋

第一章 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昆明艺术和教育

 “文革”小子——1966年

 昆明“外光派”——1970年

 学艺术——1970年

 上山下乡——1975年

 “文革”创作学习班——1975年

 考大学——1977年

 上大学——1978年

 到田野去，到战场去——1978年

第二章 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艺术创作

 创作的春天——1980年

 “象牙塔”上下求索——1980年

 全民读书——1981年

 毕业创作——1982年

 回到起点——1982年

 寻找工作——1982年

 留驻黄桷坪——1982年

 又上战场——1982年

第三章 20世纪80年代的生活

 塞纳河盘龙江——1983年

 酒精岁月——1983年

 白色幽灵——1984年

 私人生活——1984年

 全国美展——1984年

 深圳下海一1984年

 躁动的小城一1984年

第四章 20世纪80年代的艺术思潮活动

 筹划上海、南京“新具像”——1985年

 办展览——1985年

 死水微澜——1985年

 他的北京她的北京——1985年

 “寻找那个存在”——1985年

 梦幻西双版纳——1986年

 “春天唤醒冬眠者”——1986年

 “新具像”昆明——1986年

 回到桃花山——1986年

 “新具像”上海北京重庆——1986年

 天籁彭家坟——1987年

 《遗梦集》——1987年

 和平村——1987年

 各自为战——1987年

 风雨又来——1987年

 生生息息之爱——1988年

 黄山会议——1988年

 “暴雨将至”——1988年

 一场生意一场梦——1989年

 漂在北京——1989年

 一个时代的结束——1989年

后记

附录 20世纪80年代昆明部分艺术家名录

参考文献目录

土壤昆明

一个城市通常都会有一条河流经过，来承载这个城市的思想和文明。如果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条河，那么昆明艺术家心中的那条河应该会是塞纳河。那条穿过巴黎城市中心的河流，却远隔千山万水地承载着他们对西方文化艺术的一种特殊向往。对昆明艺术家来说，在这个每天生活的城市里，能够替代他们心中向往着的塞纳河的，是曾经的护城河——盘龙江。

在昆明艺术家充满浪漫主义的想象中，盘龙江比任何一条河流都更接近塞纳河的灵魂。那时，这群热爱艺术的年轻人，他们整日思索艺术，如饥似渴地阅读译自西方的书籍，当他们坐在盘龙江两岸，看着蓝天白云想象着遥远的未来，梦呓般地倾诉遥不可及的梦想和豪情万丈的宣言时，盘龙江之于他们就是那条塞纳河。

他们曾经在书上看到这样一句话：“巴黎的空气都充满了艺术。”这让大家充满了向往，巴黎成了一个乌托邦式的艺术家应该去的地方。但这种向往并不具备细节，没有人关心一杯咖啡要多少钱，租一个房子要多少钱，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才能去巴黎，只是一个单纯的梦想，一个寻找到的语境，一个精神的故乡。

在20世纪初期，昆明还是个温暖的边陲小城，远离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几乎没有酷暑严寒，城中树木常青，四季花开不同，阳光下的景物总是明丽清晰，山清水秀。在昆明发生的一切都具备着梦幻主义的色彩，这里的人与气候一样温和，山水人物皆宜入画，生活沿袭着祖祖辈辈的独特节奏。传统西夷文化混杂了中原五湖四海的精华，形成了昆明独特的开放性的文化观。

今天，我开始重新审视这个城市，寻找中国当代艺术发展之路仿佛是乌托邦的一段传说。以往的传承经验不仅积累了这里的人对艺术的一种天然感悟，也造就了昆明城市语境给艺术家的那种宽容、自由的传统。外部世界发生的动荡到了这里会被简化或被忽略，热爱艺术的年轻人可以远离政治经济、远离世俗，在这里安静地思索着艺术带来的各种可能性。

在所有文明发展的进程中，对外交通总是最基本的条件之一，人们得能走出去，新生事物才走得进来。1910年，滇越铁路通车，昆明随之成为法国的势力范围，新的意识形态、经济规律、生活方式都随着铁路进入昆明。于是，火车站附近的街头出现了商务宾馆，出现了印度银行，教堂、环形体育场和法国医院也修建起来，茂密的法国梧桐掩映着红瓦黄墙绿色百叶窗的西式建筑，隔着几条街就可以闻到“南来盛”咖啡馆飘来的混杂着硬壳面包酸气的香味。

这一切与昆明传统建筑和市井人情融洽共存。四面八方各类人种通过滇越铁路来到昆明，也带来不一样的思想，昆明人平静地包容所有外来的一切，也包容了随之而来的文化。  我小时候生活在滇越铁路的起点站——昆明火车南站。那时见到从火车上下来和等待上车的人，仿佛就是在看一个具有梦幻色彩的南美电影，镜头场景直到今天依然记忆犹新。中外各民族，或是到达，或是离开，不同服饰，不同语言，熙熙攘攘在这里汇集，带来各种思想，带走各种变化。

抗日战争时期，西南联大迁居昆明八年，联大师生或徒步或乘坐滇越铁路的火车从全国各地来到昆明，给这个城市注入了一种新文化的血液，也把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研究精髓和西方科学、文化艺术发展之动向一齐带入到这个边陲小城，让昆明在那个特殊时期成为国家的文化之都。

冯友兰在昆明期间撰写了哲学著作“贞元六书”。钱穆在昆明岩泉寺呕血撰述出《国史大纲》。傅斯年主张“语言即是思想”的学术代表作《性命古训辩证》完成于昆明翠湖边。华罗庚的第一部数学专著《堆垒素数论》也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朱自清在昆明写下了《经典常谈》，引导学生、读者学习经典名著。潘光旦在他位于昆明的“铁螺山房”完成了论著《优生与抗战》和《自由之路》。冰心在昆明的“默庐”写就那篇脍炙人口的《默庐试笔》，沈从文、费孝通、罗常培也是默庐的常客。沈从文在此期间完成了他的长篇小说《长河》。

曹禺来到昆明执导了他的话剧《原野》，演员大都是西南联大的学生，闻一多亲自绘制了舞台布景，演出时昆明万人空巷。梁思成、林徽因在昆明启动对中国古代建筑的大规模调查工作，使“中国营造学社”起死回生。陈寅恪在翠湖边靛花巷小楼上查阅文献、撰写书稿，熬坏了双目。林语堂在一次演讲时称赞西南联大的学生“物质上，不得了；精神上，了不得”。精通中西方文化的浪漫至尊吴宓，据说是联大教师钱钟书所著《围城》里方鸿渐的原型人物，他和大学者刘文典开讲《红楼梦》，总是“听者极众，充塞门户”。当时联大外语系有冯至、卞之琳这些教授，有温德、白英、燕卜荪这些通晓西方经典名著的外教，培养了王佐良、穆旦、郑敏、杜运燮等等一批诗人，昆明因此成为当时中国的“诗歌之城”，这个优良传统一直延续至今。

P13-15

从塞纳河到盘龙江

吕澎

大致从2004年开始，当代艺术品在拍卖市场中价格出现“井喷”，从数万到数十万、数百万，直至数千万，人们的视线从日常的物质转向了艺术，那些一下子难以理解的当代艺术在短短的时间里获得的令人瞠目的价格使得人们终于认可：艺术——当代艺术——是值得认真对待的财富。有好几年里，媒体通过数据引导着读者，试图将人们的目光引向艺术。与艺术曾经在大众心中的印象或者大脑里的理解不同，这个时候，艺术与金钱和物质财富紧密相连，仿佛有一个无形的力量让艺术迅速物质化和世俗化。在1992年之前，尽管已经有艺术杂志和书籍介绍了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的新艺术(现代艺术、前卫艺术、先锋艺术直至后现代艺术或者流行的当代艺术)的发展与成长的故事甚至历史，但是，那些需要具有基本学科知识才能够读懂或者理解的文字仅仅适用于艺术家和批评家或关心新艺术的爱好者，大众对新艺术几乎没有什么认识。

真实的情况是，从1979年星星美展的举办到1989年现代艺术展的关门，艺术界的人们心怀不同程度的乌托邦理想，努力让社会大众去认识曾经未能看到和了解的精神世界。可是，就社会大众对新艺术的认识与兴趣来说，新艺术热心者们付出的努力所产生的影响力非常有限。即使不少批评家在1991年春天开始出版的《艺术‘市场》上发表有关艺术与市场方面的文章和1992年14位批评家参与以“艺术走向市场”为口号的“广州双年展”的评审工作，也没有根本转变新艺术仅仅被少数人所努力和关心的基本状况。可是，在市场经济有了高度发展、新艺术在新世纪里获得了金钱的青睐并在市场上成绩显赫时，其才以“当代艺术”的名头受到广泛的关注与谈论。这种关注与谈论是如此的单纯，以致人们将敏感的关注度仅仅放在了与交易有直接关系的尺寸、材料以及物理品相上。除了渐渐有了艺术史知识的少数投资人与收藏家之外，很少有人对一件艺术品背后的故事及其价值有基本的了解，尤其是在价值观与艺术标准混乱的时期，大多数人相信新艺术的价格是在那些投机分子的操作中达成的。的确，拍卖场就是金钱与资本的游戏场，其问的技术与操作之复杂，足以构成一门深厚的学问，此处不赘。

根本的问题仍然在于，那些看上去被拉到“天价”的作品背后究竟有什么能够让人们真正值得信赖的力量，为什么是“他们”——张晓刚、王广义、方力钧、岳敏君等等的作品应该被收藏并可以用作投资的对象，甚至用于银行的私人理财或投资管理？显然，这场游戏的逻辑需要我们必须回到历史、政治、文化以及社会问题中，回到人文学科领域里的描述、分析与判断中，回到人们对人类文明进程不同阶段的了解中去寻找答案。  在所有的人文学科领域，最为基础的工作是收集资料、归纳档案、整理文献，进而对这些资料、档案、文献进行分析与判断。所以，就新艺术至今仍然遭受主流价值观的质疑以及市场对新艺术的认识极为贫乏的状况来看，从最基础的资料文献工作入手去考察新艺术的历史田野仍然是最最重要的事情。

聂荣庆的这部《护城河的颜色——20世纪80年代的昆明艺术家》正是上述所说的“历史田野”的文本。青年时代的聂荣庆亲身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昆明现代艺术家的生活——他就是他们中间的一员，所以能够将过往的情景一幕幕生动地描述出来。超过15万字的回忆录为我们提供了20世纪80年代生活在昆明的艺术家——毛旭辉、叶永青、张晓刚、唐志冈等等——成长的故事。这代艺术家的经历跨越了不同历史时期，书里内容的丰富性与完整性能够让我们回到那个时代的语境中，感受那些艺术家究竟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培养性情、获取知识，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观点和趣味的。毛旭辉在他的一篇早期回忆文字中说：早在1982年，未来的“新具像”团体的几个主要成员毛旭辉、张晓刚、潘德海就经常在一起“唱歌，抽大量的烟，喝大量的酒，疯狂地谈人生的不解之处和宇宙的难以捉摸，谈亚当夏娃，我们把夏娃称为‘粉子’，然后趁着‘水’(酒——引者)性，踏着月光，沿着宁静的‘塞纳河’散步。常有人喝得酩酊大醉，口吐垢物、黄水，胃痉挛。张(晓刚——引者)就因此胃出了毛病”。在这样的生活状态中，张晓刚画了许多“令人恐怖不安的素描”和表现魔鬼形象的油画；潘德海“跑到土林去了，发现了圣地，那种光秃秃的荒芜悲怆的美。”他画了“一批批红色的土林、灰色的土林、苍白的土林，最后土林也消失了，只有骚动和狂想”；毛(旭辉——引者)“……画躁动、画爱欲、画膨胀着的生命和堕落的情感”。从聂荣庆的这本书中，读者可以了解到大量的历史细节，在《塞纳河盘龙江——1983年》一章里，作者是这样描述了毛旭辉提到的“塞纳河”：

法国诗人阿波利奈尔的一首《米拉波桥》，是这群生活在昆明的艺术家时常吟诵的诗篇。流经自己身边的这条曾经的护城河——盘龙江，因为两岸有着很多异国情调的建筑，他们把她称为“塞纳河”。想象之中的塞纳河只是他们艺术理想中的一个圣地，同时也是他们向往西方文化情结的一个精神寄放之处。他们就这样自由自在地任由自己的思想天马行空，在盘龙江边上抬着大碗米线，眼睛看着黄墙红瓦绿窗的法式建筑，心里已经恍然在巴黎塞纳河边徜徉。张晓刚的宿舍就在盘龙江边，自然就成为了“左岸”。

书中的描述能够让我们了解到为什么在20世纪80年代，那些沿着盘龙江河边漫步的年轻人能够迅速地接受来自法国的思想与趣味。的确，他们将自己城市的这条小河称之为“塞纳河”，透露出了他们对法国艺术的向往与热爱；他们如饥似渴地阅读西方著作和探寻那些欧洲艺术家的故事，不过是想寻找到自己可能的艺术和人生道路。而只有当我们了解到艺术家的心路历程与成长的“上下文”，也才能够真正去理解为什么他们会创作出之后那些影响深远的艺术作品。

“塞纳河”也被作者用作一个象征——在书的结尾，聂荣庆这样写道：

艺术家心中的“塞纳河”——盘龙江依旧静静地流过这个城市，从昆明出发的这些艺术家，如同身边的这条河流，依然执著孤独地向前走着。因为除了他们心中的那个理想，自己已经不能去做别的什么了。

书中的故事仅仅写到1989年，有些人沉寂下来，有些人离开了祖国，而书中的那些主角却在之后的岁月里在国内创作完成了不少值得永远收藏的作品，有些是艺术史上非常重要的文献。当人们不断地从拍卖场上听到此起彼伏的悦耳的声音传来时，所有了解那些作品与艺术家过往经历与艺术思想形成的人并不会吃惊，因为在那些作品的背后充满了特定历史时期中的一个个涉及思想感情与敏感天赋的故事。好好想一想，是不是那些故事及其产生的影响构成了我们今天的文明以及未来的基础的一部分？

概括地说，聂荣庆描述的故事能够让读者了解过去，回答今天艺术界存在的不少疑问，并告诉人们：说到底，金钱创造历史是需要文明基础的，那些价格“井喷”不过是一种文明背景的市场表现而已。

2014年10月30日星期四于巴黎到北京的飞机上

2008年9月，张晓刚在捷克布拉格鲁道夫美术馆(Galerie Rudolfinum)的个展——“中国绘画——张晓刚”开幕。开展之前，张晓刚专门邀请了20世纪80年代在一起生活、奋斗过的艺术家老朋友毛旭辉、叶永青、孙式范、胡晓钢、刘亚伟和在那个时代有着同样文化情结的批评家、艺术家吕澎、黄专、舒可文、崔岫文等一起前往。叶永青由于护照过期没能赶上行程。我以为，参加张晓刚的展览只是一个理由，其实张晓刚的真正想法是——借这个展览，把昔日的老友们带到一个曾经魂牵梦萦的文化彼岸，去做一次集体的怀旧，去纪念那个曾经激情四溢的20世纪80年代。

在布拉格的日子里，这些曾经读卡夫卡，忧虑地想象着未来的伙伴们，常常坐在卡夫卡咖啡馆，在他们曾经的精神偶像写作的地方，聊起过往的那些话题，他们所关心的问题始终不曾改变。即便二十多年后，当他们真的走上了国际舞台，往日仿佛梦呓一般的誓言实现了的时候，途中多少坎坷和波折，在这个时刻都被放到了时光的背面。

一天清晨，在酒店餐厅吃早餐的时候，毛旭辉告诉我来自昆明的消息：曾经与他亦师亦友的艺术家苏新宏去世了。那个白天，在查理大桥，在伏尔塔瓦河边，在城堡，毛旭辉一直断断续续地回忆他在海埂看苏新宏如何描绘浪花和天空，如何一笔一笔如行云流水一般将昆明绚丽的阳光留在画布上。我倾听着毛旭辉的倾述，思绪穿越了时间和空间，那些曾经的日子一幕幕浮现眼前。午夜酩酊大醉后的嚎叫以及那一个个不眠之夜关于苦涩、大气、永恒的严肃学术话题讨论仿佛就在昨天，突然一种使命感油然而生，我应该将那些闪光的日子记录下来，为了这些人，为了这个城市，为了那个美好的年代！

本书写作伊始，完全没有规划如何书就，每每约访一起生活几十年的艺术家故友，依然如同一次次日常的造访，无需刻意，只是幽幽一杯清茶，娓娓道来曾经的共同岁月，恍如昨天发生。

张晓刚坐在家里餐桌边缓缓叙述，梳理其艺术生涯之重要节点；叶永青在甫立亚的絮叨补充中戏说美术江湖的壮怀激烈；盘在“苍蝇馆子”草墩上的唐志冈唾沫四溅，聊发少年轻狂，却是妙语连天；也曾看见孙国娟回忆昔日，几近浑浊的眼里溢出的泪水。在昆明新城寂静的午后，旅居奥地利多年的张夏平已然能够安静地追忆逝水年华。北京的雪夜，与潘德海围炉夜话，共同回忆白塔路上那一缕冬日阳光。无数个假期里，散落世界各地的朋友们嘴上抱怨着昆明已经堕落成为新兴县级城市的样子，却依然一趟一趟地如同候鸟飞返，也让我在这三年中，把20世纪80年代那十年重新走过一回。

在“创库”昏黄的灯光下，仿佛凡·高《烤土豆的人》的画面，其实是毛旭辉组织的“锄大D”。朋友们戏说这种广东人发明的扑克游戏，现在只有这个地方在坚持，最终将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这些已经不重要了。昆明艺术家依然如从前一样，选择了一种自己的生活状态。每次回到昆明，“创库”的牌局是保留节目，是我们这群老朋友的一种“广场舞”。毛旭辉连续输上几盘，照例是会发发脾气的。张晓刚、孙式范和我只有选择让大毛发飙，而不去争执。

这是一种亲情的默契。如同一个大家庭里兄弟之间相处，总是难免磕碰。一边打牌，一边了解各自的近况，就像久别重逢的家庭的聚餐，一问一答之间，亲情如涓流渗入心扉。所以，年复一年，这个游戏一直进行着。出牌间隙，顺便关心一下不在场的朋友，就像谈论没有回家的兄弟姐妹当中的一个，虽然八卦，却很亲切。稍不留神，也会滑入学术讨论的“泥水”里，顿时严肃起来。尽管平时难免磕碰口角，但是无论哪一个家庭，哪一个人，只要有需要和困难，大家一定义不容辞地伸出双手。几十年的共同生活，让我们已经成为一个难以割舍的大家庭。这就是昆明艺术家的生活。

写作过程中的一天，忽见微信“朋友圈”中好友非非的一则微信，她调侃说：“认真地看了几篇艺术评论文章之后惊喜地发现，只要能够熟练地运用‘隐喻迷失寻找思考反思关注诠释阐释探讨感悟认知传承对抗融合体验转化印记裂变演化差异介入吸纳讨论存在变迁冷漠颠覆逻辑意义概念主义观念本位边缘主流次文化存在出离回归态度语境颓废豪华充斥欲望压抑狂热冷静……’这些词造句，并把互为矛盾的词巧妙地拧巴在一起，我也可以成为一名艺术批评家。可以编一个艺术批评自动生成软件，制作手机APP，这绝对是艺术青年的福音。”也有朋友补充到：“还要加上“福柯说……赛义德说……悔德格尔说……胡塞尔说……苏珊·桑塔格说……罗兰·巴特说……”才是全套的。”

虽是戏言，却提醒我重新审视自己的写作。这几年确实看了太多的用生僻、晦涩、具有哲学意味的词语堆砌起来的艺术批评文章。我无意因为这些艺术家的成就也用这种“文艺新八股”将这些鲜活的人物塑造为不食人间烟火的艺术怪杰，我想我应该用最为朴素的语言记录与我共同生活的这些人在那些年的故事。由于我接触到的艺术家数量有限以及个人视野的短浅，所以还有很多昆明的艺术家和他们的成就没有被记录在此书中，但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才使那个理想的时代那么的闪光和可爱。特此向他们致敬！

感谢陈颖从我萌发写作伊始，一直默默的支持，并且坚持肯定这个工作的价值，让我在脚跨几界的日常工作及生活中能够完成这本书。十分感谢刘莉参与的前期访谈和文字整理工作。感谢批评家吕澎、摄影艺术家肖全、同好黄燎原一直的关心鼓励。尤为幸运的是碰到尹然，编辑过程中与我在云南寻访书中人物和生活场景，将一部零零碎碎的稿子整理有序，其工作态度让我感叹不已。感谢姚钟华先生为我不厌其烦地梳理昆明美术历史。感谢张晓刚工作室何嘉秋、毛旭辉工作室张光华、唐志冈工作室的苏捷。感谢武俊、林善文、刘亚伟、彭磊在具体写作过程中的协助支持。更感谢设计师简枫，从写作开始，就期待她来设计这本写自己朋友史实的书籍，并最终把这本书的美好面貌呈现在我们面前。当然最要感谢的还是书中提及的每一位艺术家，其实是他们自己书就了这段闪光的历史，而我有幸跟他们一起经历了那个美好的年代，成为一个幸运的记录者。

在本书出版的最后环节，涉及相关人名史实具体问题时，通过微信与马祥生一一核实。当时老马身在洛杉矶，我们经常都是三更半夜微信来往。昆明“新具像”活动后，老马移居香港，做过大一艺术设计学院教授、国际4A广告公司设计总监，劳碌生计之余，也是艺术创作不断，成为香港艺术界活跃分子之一；上世纪90年代末，举家迁居美国，把两个孩子培养成人后，内心深处没有泯灭的艺术星星之火又开始渐渐燃烧起来。2008年前后，马祥生回到北京从事艺术活动，后来在北京建立了自己的工作室，正式开始“北漂”，工作生活往返于中美两国之间。二十多年后，老友们又聚集在另外一个城市——北京，依然为了心中的那个理想，于是聚会上又能听到老马爽朗的笑声，又看到老马每每爆笑到泪花四溅。2015年5月11日晚21点多，他从北京微信我，让我发一张本书中的用过的他和张晓刚以前在昆明创作浮雕的工作照，还问及本书出版时间。不想几个小时以后，老马就倒在了雾霾中的黑桥村艺术区工作室，永远地离开了他至亲至爱的亲人和朋友，为一生的艺术梦想划上了句号。翻看书稿中一帧帧老马的生活照片和他的作品图片，睹物思人，仿佛今天发生的一切冥冥之中都是这些来自20世纪80年代的昆明艺术家为艺术奋斗终生的宿命。

把几近完成的稿子送去给老栗核对几个史实问题，见到的依然还是从小堡村村头买菜回来的和蔼老头儿，几十年的世事沧桑，似乎一切从未发生。坐我对面喝茶抽烟的老栗，依然聊起家常儿女琐事，让我从这位受人尊重的长者身上真正感受到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老栗送我出门，我为打乱了他的工作时间抱歉，他却说：“没关系，我们是亲戚嘛！”回望伫立在初冬北京瑟瑟寒风中凌乱着满头白发的老栗，不觉我已是热泪盈眶。

2014年12月1日草毕清迈

2015年5月28日改毕昆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