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马望南门
不同“古早”从台湾到美国可以是家人、爱侣之间生离死别的大事，现在飞越太平洋只是“千里江陵”。曾有侨居地的帅姐朋友到年底舍不得浪费手上的升等机票，又没有时间度假，就花一个周末飞趟台北，啥正经事没干，光捧场看了部国片，出来戏院在饶河街夜市买了几根她朝思暮想的大辣烤玉米啃啃，算上国际日期变更线切换，台美之间离“一日还”的境界虽不中也不远了。
新年以来，侨居地朋友看到“哑谜道场”多日未贴新博文，以为是欠缺素材，就问：什么时候再回台北住住寻找灵感？
的确，到了台北都不用我去找，感慨自然会找上门来。正好台湾有国际书展等等各种热闹“相招”，想想确实也到了可以再度返乡小住的时候，反正是空巢的闲云野鹤，行李一提，说走就走。
果然台北是灵感之地；才放下箱子，去南门市场买点小菜填充空了个把月的冰箱都能想起两句唐诗，陪古人“悲往事”：无才日衰老，驻马望干门。不过我这今人无马可驻，只是到站下车，望向不知如今安在的昔日台北城门。
看着“南门市场”的站牌忍不住叹口气，同伴就问怎么了。我随时都能浮想翩翩，面对好意，无言以对，只能承认敝人胡思乱想，“扯功”不凡；人家杜甫是当官差的大诗人，有满腹忠君之思，驻马望之不忍去的是干仞宫门；我当年一个小孩子，离家时是个小女子，云游归来成了个小老妪，怀念不舍的是几座已经走进历史的台北城门。真该道声惭愧——确实太会瞎扯，这脑袋瓜里联想的都是些什么乱七八糟呀？
然而我对几十年前的台北城门确实是很有感情的，强说愁的少年生活和交游就在那个没有实体城墙的小小四方阵里度过，是只快乐的井底之蛙。倦游世界归来，台湾变小了，台北变大了，乘着捷运在老家地下穿梭，我再也不辨方向。侄女跟我讲到台北的任何地方，发现不管存不存在实体，姑姑就认自己记得的那几座“城门”；她们很快学会了在指引方位的时候跟我说：“就是从原来的北门那边过去……”或者：“从前小南门那里……”我对新兴市区的热闹虽然感觉新鲜和方便，却没有回到家乡的感动，至少一。一大楼就不如西门町红楼更能激动我的怀旧之情。
只见捷运站名不见南门的南门市场是我现在返乡后的食物补给站。这个地方也充满了我少年时代的回忆：我总在这一站等乘欣欣巴士回新店。等车无聊就傻看旁边店家刀削面师傅站得远远地削他手中一大块面团；面片在他手下成了活物，像飞鱼跃水一样在空中舞蹈，一片片无惧地奔向沸腾的大锅；削面师傅的手势极其流利，百发百中。记忆里的店是黑和深灰的颜色，只有削面师傅手上那一大块面团雪白。
我应该做过那个看起来卫生并不达标小店的座上客，却不记得吃过什么终生难忘的美味——南门市场和那间店，留在我心里的不是滋味，是一片风景。
也不知道是不是为了这个深植在心的印记，秋天回乡时，高中死党问有什么想吃的家乡味时，我就问起南门市场的刀削面到哪里去了。朋友说早没了，可是现在的南门市场也很好玩，是个贵妇买菜的地方，就带着我去“观光”。我们从楼上卖熟食的铺子逛起，再到楼下的生鲜食品摊去猎奇；我发现很多有趣的食材，闹过把海蜇皮当成千张，酸菜当成雪里蕻的笑话。从老友带我回去过第一次以后，我就成了那里熟食铺的常客。侄女说，姑姑去的就是马英九妈妈喜欢的那一家。不奇怪，我们的父母是湖南老乡嘛，味蕾同源；铺子里的菜肴都是以前我还在家里做女儿时桌上常见的，只是马英九有福气，他的妈妈还健在，还能去买菜。
我从美国李伯的大梦中醒来，中国卢生的黄粱已熟；即使做梦，我都不是领着玛丽亚在南门市场买生鲜的台北贵妇。更何况“天可补，海可填，南山可移，日月既往，不可复追”，回头一望，自己人生的每一步纵使在情理之中，成就却都在意料之外。虽然“无才日衰老”，比上又不足，可是平安喜乐，不能算赖。只是青春离家老大回，树欲静而风不止。看看桌上摆着的三菜一汤：竹笋雪菜炒肉丝、葱烤鲫鱼、梅菜扣肉、香菇土鸡汤，好像回到在家做女儿时的家常，可是没有父母手泽，再地道也是市场熟食铺里买来的“西贝货”。我不再是当年在台北四个城门之间穿梭说愁的惨绿少年，可是正月返乡，家乡却没有“家”，走遍五湖四海，看过世界归来的小老妪真切地惆怅起来。P19-23
［代序］文章自得方为贵
还是台湾小姑娘的时候，我懵懵懂懂嘻嘻哈哈长大，调皮贪玩，抱怨和同学相较，家里管得太严；连续得奖成了前途被看好的青年作家以后，更羡慕朱家文友有开通的作家爸妈支持女儿的文学志业。只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也算是被父母“栽培”过的孩子。
我从小参加作文、演讲、朗诵比赛，课外活动充当朝会司仪、致词代表、晚会主持也是常事。彼时台湾升学压力大，学生家长多要求孩子心无旁骛，专心课业，我家父母却对女儿有机会“见世面”不吝支持。尤其是自认因战乱离乡失财失势“下台”的父亲，看到小女儿“上台”，更是事前教战，事后叫好，热心非常。这样养成，难怪在青年时代写作得奖出席表扬大会，主办方临时要我上台致词，向官方或者报社答礼，都轻松交得了差。现在想想，几十年前在一群腼腆的文学青年当中，自己看起来可能很另类。
我的素人，也是俗人，父母有两次用看小孩出风头的心情，出席当时在台湾开风气之先，盛大举办的“联合报小说奖”颁奖典礼。他们对挂着贵宾证、文名赫赫的台湾老中青三代文学家，统统有眼不识。当时在座大概只有三毛女士算我妈心中的大作家。即使如此，我妈她老人家全程也没有上前道声仰慕，却跟我窃窃私语发表对三毛眼妆的高见。回家途中，二老自我感觉良好得像家长参加了小学游艺会，发现排舞跳错边或演戏忘台词的不是自家孩子，当我的面交赞女儿“拿得出去”。我老妈看重仪态风度，说：“女孩子就是要穿着得体，落落大方。”我老爸则强调口齿清晰，说：“上台说话要看场合，讲重点。”至于“文学成就”则显然不是他们关注的焦点。幸好那时有多位文坛前辈无私的鼓励和提携，我才能在家里人只会“打岔”的情形下，持续数年发展对写作的志趣。
生前对我爱护提携的朱西宁先生推崇张爱玲女士，几次亲闻他盛赞张女士写作能“天道无亲”。我这后学听见只是苦笑。我等俗人，何敢望“祖师奶奶”项背？在我当年的创作环境里，能近身的“读者”，无论父母手足师友，无不拿着放大镜在我编的小说里寻人，蛛丝马迹都不放过。我有一次违背取材远离个人生活圈的原则，即使仍属创作，最终果然尝到苦果。
一九七九年夏天，我写了《姻缘路》，得到第一届中篇小说奖，却也失去了一位好朋友。这以后，我就逐渐封笔，终至断绝。煮字不能疗饥，还时不时地有闲言碎语飘进耳朵，最后还弄到好友误会淡交。“作家”这个职业真不是普通人做得来的。那时候我觉得天地之大，何事不可为？哪里不能去？只有“作家”这行，算已经尝试过了，“否来事”，还是趁着年轻，赶紧去找点父母亲认可的“正经”行当做做。
那年除了得奖，生活上也有种种不如意，算是我小姑娘时期的人生低潮。好友的冷淡让我的冤枉无处申诉。当时我以为小说属虚构，就算有几成事实也深藏在编出来的故事里，隐匿不彰。情节发展之间哪怕确实借用了一些朋友之间的私语，可是她讲我听，知情者寡，曲笔写出只增加了特定读者读小说时的趣味性，并不涉及暴露隐私的危险。可是我忽略了读者对熟识的作者，对号入座是有默认心理的；作者可以决定笔下的人物怎么说怎么想，现实生活中，周边人的想法却不是作者说了可以算的。
被珍惜的友人认为我的友谊之中藏有玄机，甚至觉得被出卖，让年轻的我沮丧到对写作失去了热忱。到美国以后结交了新朋友，我绝口不提自己在台湾的写作经历，如果称呼洋名的朋友和知道底细的老朋友没有交集，就到现在也不知道我曾经有过的“文学生涯”。几十年来，我对作家这个身份一直很敏感，甚至避讳提起。事实证明并非多虑。就在我退休之前，亟思“复出”之际，一次侨居地华人家庭聚会中，一位自称年轻时写诗的台湾客人听别人说起我曾写作，特别过来攀谈，发现原来是当年听过的名字，就开玩笑对众宣称：“原来是大作家！以后我们在她旁边讲话要小心了，不然她就会把你写出来！”
我不知道他的诗是哪样写出来的，不过作者不是记者，写小说不是报新闻，何况即使是新闻，也不是事事人人都有传播价值。进一步想，虚构的小说隐含作者夫子自道的人生观，要比新闻只反映偏离常轨的人生片断复杂许多，而且文学是良心产业，随便道听途说一件传奇哪里就能激发创作灵感。
哪怕我以为自己经过了一些风浪，脸上除了岁月沧桑，心里也较之三十年前更笃定自信，可是听见初识者的闲话，还是微微感觉不悦。惊觉当年让台湾小姑娘从文学道路上退缩的“俗够有力”（台湾俗语，在这里有“众口铄金”的意思）终将再现，除非永远躲在“洞中”当我大梦不醒的老华侨，尘封的钝笔一旦再见天日，就意味着又有忧谗畏讥的时刻到来。
要不要继续写呢？“复出”以后有时会问自己。我曾以为父母仙逝之后，就诸法皆空，能像当年小友天文和天心那样有一个百无禁忌、独尊文艺的创作环境。然而原来人生的牵绊早就深植心脑，从我妈坚持在女儿的马尾上绑个蝴蝶结才能上台表演开始，我就已经接受父母的“栽培”，走向今日之“我”。花了三十年，从只敢编织虚无缥缈的小说，到有勇撰写抒情纪实的散文，今日还厚颜结集成册，也算作者破茧而出，自我成长。文章自得方为贵，好与不好，或藏或露，展览肚脐还打哑谜也算一己风格，从俯仰有愧到能“建我的道场，诉我的衷肠”，光阴也就没有虚掷；遮遮掩掩几十年的作者总算是肯向读者“交心”了。如果读者感觉文章果然有趣，作者就不担心哑谜难解。世事难得洞明，选择不参“天道”，只为我看人间处处是“亲”。
二0一二年五月十三日
《云淡风轻近午天》集结蒋晓云博客及专栏散文近六十篇，从小说到散文，从虚构到纪实。曾经忧于交心的作者终于写下自己的真实生活。上海的灯火流离，台北的淫雨霏霏，加州的阳光明媚。逝去的父母，离散的朋友，拆去的旧城墙。梦里不知身是客，此时何处是故乡。
再顺遂的人生， 也有别人看不见的遗憾，蒋晓云三度荣获“联合报文学奖”，《桃花井》获选2014新浪中国年度十大好书。《云淡风轻近午天》一书，蒋晓云首次讲述自己的传奇人生，细腻与哀愁都刻进了小说，乐观与洒脱书写在这里。
《新快报》评论蒋晓云道，“乍看上去,蒋晓云的文字与张爱玲确实有点像,两人所写的时代差不多,对于人物心理、场景描写同样细致入微,但若细细读来,却发现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味道。张爱玲的文字如冷风,让人心中隐隐作痛;可读蒋晓云的书,却是能让人放肆地大哭一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