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在一张小桌子旁，这是一张有三条细腿的桌子，绷得紧紧的。我正在品尝第三杯果汁。在啜饮的同时我忽略了我为自己挑选和叠放在一起的一小堆焙制的糕点。
这时我看到一个我新认识的人有些沮丧和仓皇地出现在邻室的门框旁；我要走开，因为事情与我无关，但他却冲我而来，打消了我离去的念头。他笑着对我说： “请您原谅，我来找您。直到现在，我一直在同我的姑娘在隔壁房间里用餐，就两个人。从10点半开始，一个晚上就这么一次。我知道，我给您讲这件事是不对的，因为我们彼此还不大了解，不是吗？我们是今天晚上在楼梯上彼此相遇的，只是作为同一幢房子里的客人交谈了几句而已。可现在我必须请您原谅，这种幸福在我身上无法这么简单地继续下去了，我已无能为力。在这儿，我没有信赖的熟人——”
我悲哀地望着他——我嘴里正含着一块糕点，它并不怎么可口——对着他赧颜得可爱的脸说道：
“我当然高兴我值得您如此信赖，但不以为然的是您信任我。如果您不是如此惶惑的话，您必然会感到，您对一个孤独地坐在这里饮酒的人讲述一个可爱少女的事情是多么不合适。”当我说完这段话时，他一下子坐在那里，向后仰去，并让他的两只胳膊垂了下来。随后他支起双肘把胳膊朝后背过去，用相当响亮的声音自言自语： “还在少顷之前，我们俩单独在房间里，我和安纳尔。我吻了她，我吻了她的嘴唇，她的耳朵，她的肩膀。我的上帝，我的主啊！”
有几个以为这儿是在进行一场活跃的谈话的客人，打着呵欠靠近了我们。因此我站了起来，并用使他们所有人都能听得到的声音说： “那好，如果您愿意的话，我就跟您走，但我仍然认为，现在在冬天夜里去劳伦茨山是毫无意义的。再说天已经变冷了，又下了些雪，外边的路像冰场那样滑。呶，随您的便——”
他先是惊奇地望着我，张开了嘴，露出湿润的嘴唇，但随后当他看到就在跟前的那些先生时，他笑了，站了起来，并说道： “噢，真的，寒冷是件好事，我们的服装都热得冒烟了；再说我又有些醉意了，虽然我喝得并不太多；是呵，我们将分手并各走各的路。”于是我们去了女主人那儿，当他吻她的手时，她说： “不，我很高兴，您今天看起来非常快乐。”这句话表现出的好意使他十分感动，他再次吻了她的手。我得把他拉走。在前厅里站着一个整理房间的姑娘，我们这是第一次见到她。她帮助我们穿上上装。她还拿着一个手电筒，以便穿过楼梯时给我们照亮。她的脖颈是赤裸的，只是颈部围着一条黑色的丝绒带。她衣着松散的身躯躬身向前，并且当她引导我们下楼时老是探着身子；她打着手电，双颊泛红，因为她喝了酒。
在微弱的、充溢整个楼梯的灯光里，她的双唇在颤抖。 到了楼梯下面，她把手电放到一个台阶上，向我的这位熟人走近一步，拥抱他并吻他，一直搂住他。直到我把一张纸币放到她的手里时，她才慢吞吞地松开她的双臂，慢慢地打开小门，放我们进入黑夜之中。
在空荡荡的、亮得匀称的马路上方是一轮巨大的明月，云汉浩渺，薄云点缀其间。在结冰的雪地上，人们只能小步移动。
我们刚到外面，我就显得兴致勃勃了。我抬起我的大腿，让关节咔咔作响；我朝街巷上方呼唤一个名字，好像一个朋友在街角避开了我似的；我跳起来把帽子抛向高处，然后趾高气扬地把它接住。但这位我认识的人却无动于衷地与我并排走在一起。他低着头，也不言语。
这使我惊奇，因为在我意料之中，我把他从社交场合带了出来，他一定会快乐得发疯的。现在我也只好安静下来了。我正要在他背上捶上一掌，让他高兴起来，可我突然发现自己不明白他现在的处境，于是把手缩了回来。我不需要用手了，就把它们放进我外套的口袋里。
我们就这样沉默地走着。我注意到我们的脚步是怎样响动的，我不能理解，我为什么不能和这位我认识的人的步子保持一致。天气晴朗，我能清楚地看到他的腿。不时有人倚在一扇窗户那里，观察我们。
当我们走到费迪南大街时，我注意到我的这位熟人在哼哼《美元公主》里的一首旋律，哼得很轻，但我听得非常清楚。这是什么意思？他要侮辱我？我马上准备好了，不去听这种音乐，还要放弃整个散步。对的，他为什么不同我交谈？如果他不需要我的话，为什么他不让我安静，让我待在那儿暖暖和和地喝果汁和吃甜点。我真的不该被扯进这场散步里来。再说我也能自己散步嘛。我是恰巧在这场社交活动里，从羞愧中挽救了一个忘恩负义的年轻人，并同他在月光中散步。事情也就是这样。整个白天办公，晚上参加社交活动，夜里徜徉在街巷，这没有什么过分的。这是一种生活方式，就其本性来说已是放荡不羁了。
可我认识的那个人还跟在我的身后，当他发现他已落在后面时，就加快了脚步。没有什么可谈的，人们也不能说我们在奔跑。但我在考虑，是不是踅人一条侧巷会好些，因为我根本就没有义务与他做一次共同的散步。我可以独自回家，没有人能拦阻我。我会看到，我认识的这个人如何没有察觉地从我居住的巷口走了过去。再见了，我亲爱的熟人！在我的房间里，我一到达就会感到暖烘烘的，我将点燃我桌子上的铁架子台灯。美好的景致！为什么不呢？但随后呢？没有随后。灯将会在温暖的房间里大放光亮，我把胸膛靠在扶手椅上，扶手椅立在破碎的东方地毯上。呶，随后我会感到凉意，独自一人在涂着颜色的墙中间度过时光，后墙上挂着一面金框的镜子，地板在镜子里是倾斜不平的。P2-4
译者序
卡夫卡，其人不可作寻常看。
弗朗茨·卡夫卡，这位世界现代文学的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的伟大作家，就其本人生活经历而言，也许除了三次订婚和三次解除婚约，终生未婚之外，可谓再平常不过了。
1883年，卡夫卡生于奥匈帝国的布拉格，是一个犹太商人之子；小学毕业后升人布拉格德语文科中学；1901年进入布拉格大学德语部，攻读法律，选修德语文学和艺术史；1906年被授予法学博士；翌年在一家保险公司任职：自1908年起供职于一家半官方的工人工伤事故保险公司；1917年患肺病，1922年因病离职；1924年病逝，终年只有41岁。在这短暂的生涯中，富于戏剧性和令人惊愕的是他的三次订婚和三次解除婚约：1914年6月他与菲莉斯·鲍威尔订婚，但7月就宣布解除婚约；1917年，又是6月，他再度与菲莉斯·鲍威尔订婚，但这一年的12月又宣布婚约告吹；1919年5月，他与尤丽叶·沃里泽克订婚，教会还宣布了他们的结婚预告，卡夫卡为结婚找到了一套房子，然而就在临结婚前两天，当他发现这套房子已被租给别人时，就中止结婚，随之，婚约也在1920年夏天解除了。卡夫卡一生既没有做出过什么惊心动魄的英雄业绩，也没有什么惊世骇俗的举动；既非春风得意，亦非穷困潦倒；既非一帆风顺，亦非颠沛流离；既非功成名就，亦非默默无闻。从形而下来看就一个常人也。然而从精神层面来进行观察，得出的结论却迥然不同：这是一个充满了矛盾和冲突、痛苦和磨难、孤独和愤懑的内心世界；这是一个憎恶现实而又显得无奈，痛恨社会而又心存恐惧的人生。他在给一度炽烈爱过的女友密伦娜的信中用这样的字句概括了他的一生：“我走过的三十八载旅程，饱含着辛酸，充满着坎坷。”这辛酸是思想的辛酸，这坎坷是精神的坎坷。
卡夫卡是一个犹太人，他不属于基督教世界，而他作为一个犹太人却又与犹太教保持距离；作为一个用德语进行写作的人，他不完全是捷克人；作为一个捷克人，他又是奥匈帝国的臣民；作为一个资产者的儿子，他不属于资产阶级；作为一个白领，他又不属于劳动者；作为一个公务员，他认为自己是一个作家；可作为一个作家，他却无法完全从事写作，也不珍惜自己的作品。正如他是一个二元帝国的臣民一样，他的内心是一个二元的世界，这也就决定了卡夫卡性格上的矛盾性和两重性。无归属感、陌生感、孤独感、恐惧感便成为这样一种性格的衍化物。
他是犹太人，生于布拉格，受的是德意志教育，是奥匈帝国的臣民；犹太民族、斯拉夫民族、德意志民族的成分都混杂于一身，都在他的精神上自觉不自觉地起着作用。这就使他成了一个“具有多重身份”的无归属感的人，成了一个永远流浪的犹太人，成了一个没有祖国的人。他在致密伦娜的信中称，自己莫名其妙地在一个莫名其妙的、肮脏的世界上流浪。在另一封同样是在晚年致密伦娜的信中，他沉痛地写道：“……可是他(指卡夫卡自己)没有祖国，因此他什么也不能抛弃，而必须想着如何去寻找一个祖国，或者创作一个祖国。”
在这个他认为莫名其妙的世界里，在他诞生的布拉格，在他的家里，他把自己看成一个陌生人。他在敞露心扉的日记(1913年8月21日)里写道：“现在，我在自己家里，在那些最亲近的、最充满爱意的人们中间，比一个陌生人还要陌生。”他在学校里，虽然友爱和善，但始终以某种方式与同学、伙伴保持疏远和陌生。这种人生体验和生活感受，不仅表现在他的待人处世中，也流露在他的书信、日记里，更见之于他的作品：《失踪的人》中的主人公罗斯曼之在美国，《诉讼》的主人公本德曼之对父亲，《变形记》中的主人公萨姆沙之在家庭，莫不如是。在这些艺术形象身上，陌生感得到了艺术上的充分展示和表达，并且，这些主人公身上都在某种程度上有着卡夫卡本人的影子。
……
卡夫卡不是一个无神论者，而他对基督教的热情甚于犹太教，这样，有的学者异于勃洛德用基督教的精神来阐释卡夫卡，把他作品中的人物看作是福音书上的人物的象征，把他与丹麦哲学家克尔恺戈尔相提并论，称卡夫卡“作品的每一行字都说明，一种没有上帝的存在，一种没有超经验的存在是不人道的”。
用宗教观点去阐释卡夫卡，勃洛德是始作俑者。卡夫卡作品中的神秘倾向、超现实主义色彩，使这些宗教论的学者无法渗透卡夫卡思想的本意，无法明了卡夫卡独特的表现方式，这就导致产生一种宗教上的解释成为必然了。
在对卡夫卡的接受上，异化已成为大多数学者认同的一种观点。异化是一个哲学概念，是马克思为揭露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和社会生活过程中人与物的关系实质的一种高度概括：物对人的统治，死的劳动对活的劳动的统治，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为异化所下的定义)。卡夫卡不是哲学家，他的作品或谈话也没有提及这个概念，但是他以敏锐的感觉觉察到了在他所生活的社会中，人在创造物的同时又成为物的统治对象，并且他以异于传统的艺术表现形式把这种现象表现出来。他在与雅诺什的谈话中这样谈到了他的这种感觉：“不断运动的生活纽带把我们拖向某个地方，至于拖向何处，我们自己则不得而知。我们就像物品、物件，而不像活人。”他在《变形记》《诉讼》和《流放地》等作品中都描述了这种异化现象，人身上的异己性越来越少，人主宰自己的能力越来越弱，人被物统治得越来越厉害。
卡夫卡揭露了社会中可怕的异化现象，但他所指的并不仅仅是他所生活其中的、他所看到的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而指的是人类的存在——他是以悲观的、绝望的目光看待人类的。恰恰是这一点，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使得苏联、一些东欧国家，以及中国在对卡夫卡的接受上引起了争论。当有的学者称卡夫卡是一只报春的燕子时，就有人把他称为一只喜爱黑夜的蝙蝠。前者以法共理论家、哲学教授罗·加洛蒂和奥共文艺理论家、作家恩。费歇尔为代表，他们承认异化现象的普遍性，承认在资本主义社会人的异化已达到惊人的程度，在社会主义社会这种现象也没有被克服。他们称卡夫卡是“异化的诗人”，他的“全部作品就是反对异化的一场长期斗争”。而后者是苏联、东欧国家的一些主管意识形态的理论家们，前民主德国主管文艺的官员、作家库莱拉是一个典型代表人物，他称异化论者滥用了青年马克思的异化概念，不仅把它用来夸大卡夫卡的意义，解释一切社会运动现象，而且使它成为一种歪曲社会主义社会的手段了。这表明对卡夫卡的接受，对他的作品的解读，所引起的争论，已超出了文学的范围，涉及敏感的意识形态领域。对卡夫卡的接受不能作寻常观啊！
高中甫
卡夫卡是20世纪文学主潮“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现代主义文学大师，其作品以看似怪诞的语言及思维方式，改变了固有的文学观念；以“荒诞”的隐喻形象表达着哲学的思考：即对现有价值观的厌弃和对现代人类生存境况的忧虑。《《卡夫卡小说精选》收集了卡夫卡《一次斗争的描述》、《乡间婚事筹备》、《揭开一个骗子的面具》、《老光棍布鲁姆费尔德》等作品。
弗兰茨·卡夫卡，是我国读者熟悉和喜爱的西方现代派作家之一。他生前在德语文坛上几乎鲜为人知，但死后却引起了世人广泛的注意，成为美学上、哲学上、宗教和社会观念上激烈争论的焦点。
卡夫卡这个姓氏有两个响亮的开音节，念起来好像掷地有声，可是这位小公务员出身的作家决非海明威那种硬铮铮的角色。生活中他是不折不扣的弱者，尽管在文学的道路上使足劲儿打拼，却从未尝受过成功的喜悦。他死得太早。他说过，“在巴尔扎克的手杖柄上写着：我在粉碎一切障碍。在我的手杖柄上写着：一切障碍都在粉碎我。”这是真正体验着人生苦涩的肺腑之言。不过，这番话里自有另一层意思，面对那位自信能够驾驭一切的文学大腕，他还是朝人家翻了一个白眼，表露出讥诮之意。卡夫卡显然不认为作家能够真正把握客体世界——正是在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上，他跟巴尔扎克有着截然不同的认知路径。《卡夫卡小说精选》收录卡夫卡的中短篇小说多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