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卫·赛尔温编著吴建、康艳编译的《简·奥斯汀与孩子们(精)》中，作家学者能看到，在简·奥斯汀的著作中，孩子如何对主人公之间的情节发展起到推动作用；教育者能看到，在实际生活中，简·奥斯汀是如何与她的侄子侄女们游戏，教他们读书，跟他们打成一片的；为人父母者能看到，在简·奥斯汀所处的18世纪，很多医学专家、育儿专家们提出过哪些至今依旧行之有效的理论和建议；所有女人都能看到，智慧比爱情更令人闪耀发光……

大卫·赛尔温编著吴建、康艳编译的《简·奥斯汀与孩子们(精)》着眼于简·奥斯汀现实生活中及其文学作品中的孩子——那些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孩子；那些被当作典型的好孩子和坏孩子；那些被视为爱的结晶，或者娱乐、遗憾、悔恨、嫉妒的产物的孩子；那些成为法定继承人的孩子；那些被用作借口的孩子……探讨了从生命的孕育开始，到其出生长大，再到结婚生子整个轮回过程中有关健康、疾病、教育、读书、写作、心理、婚姻、家庭、传承等各个方面的问题，大量呈现了简·奥斯汀最容易被人忽视的作品内容和她所生活的时代现状，是一本内容丰富、素材翔实的文化和学术研究著作。

导言

第一章 怀胎

第二章 生产

第三章 幼年

第四章 童年

第五章 父母

第六章 家族中的孩子

第七章 读写

第八章 教育

第九章 成年

致谢

参考文献

想知道生命如何开端，须明了小说如何结局。

简·奥斯汀的小说常以男女主人公喜结连理收官结尾，此乃故事之终极要旨，读者也为书中的金玉良缘欢天喜地。但好事还在后头，却未落于笔端：男女主人公自当会生儿育女。生儿育女乃婚姻之最自然、美满的结局，经济发展需人口维系，王位亦须有人继承。儿女们会有他们自己的故事，因有成规旧俗可循，我们倒也能猜出个十之八九。达西的子女们会是如何景况?长子自然会继承彭博利庄园；兄弟或有一人参军，投奔菲茨威廉上校麾下效力也未尝不能；或还有一子得入教堂担任神职——这个职业可绝非威克汉姆先生所能胜任；女儿们当中总会有一位美貌俊秀的，引得宾利家哪位表兄前来爱慕追求。奈特利夫妇若生育男丁，则会成为唐威庄园的继承人，取代庄园原本的准继承人小亨利。韦斯顿太太说奈特利先生或会娶简·菲尔法克斯小姐为妻时，爱玛还曾迫切地为小亨利的权益辩护呢。埃德蒙·伯特兰牧师夫妇在曼斯菲尔德的牧师寓所也会儿女满堂，人丁之兴旺不输给斯蒂文顿的乔治·奥斯汀牧师夫妇一家。简·奥斯汀熟读莎士比亚，深谙“有人才有世界”的道理。

但简·奥斯汀并无义务讲述主人公步出教堂后的婚后生活，此举实乃有悖于喜剧故事的既定风格。作者在《理智与情感》中只稍稍预告了玛丽安“一家之主妇”的生活(“一家”指全家上下，儿女仆人皆算在内)，而她在《曼斯菲尔德庄园》中虽任由笔头游走，猜测了书中人物的未来命运，但提及范妮和埃德蒙生儿育女之事时，言语极为隐忍晦涩。简在自己的小说中只提及一两位次要人物怀孕之事，而读者们也不难猜测，作者在写到孕妇身体状况时，下笔是极为谨慎的。

然而，在给姐姐卡桑卓写信提起亲朋好友怀孕生子时，简却毫不避讳。数年间，简几次提及姑嫂们孕育之事。1798年1O月，简的兄长詹姆斯之妻玛丽怀孕待产时，她曾如此转述哥哥的话：“玛丽挺好的……‘大得出奇’。”玛丽分娩前两天，简和父亲一道前往迪恩牧师公馆看望她，简又说她“仍饱受风湿病之苦，很想远离病痛，但却更想远离生育之苦，她算是受够了”。玛丽家中已经请了月嫂。不过简却写道，此人“外表举止皆毫无魅力可言”，“但玛丽觉得，既然全赫斯特本的人都说她是最好的月嫂，假以时日自会变得亲切”。她还告诉卡桑卓，近日有两个产妇死于分娩，却又兴致勃勃地说，“这事儿我们还没敢告诉玛丽呢。”信到末尾，她写道，“詹姆斯刚派人来报信，说玛丽昨夜十一点钟生了，是个大胖小子。一切顺利。”这个大胖小子便是詹姆斯·爱德华·奥斯汀·利，后来他成了姑姑的第一位传记作者。

此时，简和母亲从她另一位兄长——爱德华居住的肯特郡德玛夏姆刚返家不久。嫂子伊丽莎白刚生完第五个孩子，卡桑卓也在那里帮忙料理。奥斯汀太太因车马劳顿身心疲乏。母亲和詹姆斯夫妇甚是亲密，若是前年玛丽小产——很可能确有此事，她定会担惊受怕，最后时日不敢在床边服侍照料。“母亲在尘埃落定之前什么都不想知道”，简写道，“我们也心知肚明，不让她心生疑虑，虽然哥嫂把珍妮叫回家去料理服侍了。”

P11-12

在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人们开始认为孩子是不同于成年人的。历史学家们认为，这在儿童待遇方面代表了一种有益的社会发展趋势。罗伊·波特指出，在约翰·洛克和让一雅克·卢梭等哲学家的影响下，孩子们被看作自然、天真的人，他们的感情和愿望应该被认真对待，同时，由于当时消费主义正在兴起，需要有专门针对儿童的玩具、书籍、益智游戏等市场，有不少自豪的父母愿意开出高昂的价格，换来画家们为自己的孩子画一幅肖像画。人们不再认为，孩子们是难以驯服的小生命，生来就带有罪孽，之后需要不断惩戒才能将他们引入理性的世界；相反的，孩子们现在被看作一个独立的群体，他们有自己理性的思考和行为，并且拥有自己的权利。对此，启蒙社会非常乐于承认。洛克认为，人刚出生时没有任何想法，幼小的心灵就像是没有写字的书写板，社会有责任在上面书写理性和道德的观点。但波特指出，这种关注会带来一种危险，他们的生命中会闯入一些成年说教者，那些高贵傲慢的作者会编出“刻板的教科书”，想用这些书代替传统的育儿故事。而且，如果认定孩子是有理性行为能力的，那么按此逻辑，任何行为失检都有可能使他们沦落到野兽的地步——正如安德鲁·奥马利指出的，这些作家很快就会提醒他们这一点。

若要理解简·奥斯汀小说中安排的儿童角色的作用，就需要在这对矛盾之间寻求平衡。简·奥斯汀不像那些童谣入门书的作者，她显然并不关心儿童的教育问题。与他们的教育方法相反，她更倾向于利用儿童来揭示小说中成年角色的性格(这个主题自然是本书的重点)。而且，简·奥斯汀认为，一方面，要给孩子应有的关注；另一方面，孩子总会表现出非理性的行为。这种二分法的观点真实又有趣，成为她小说中经常使用的一个喜剧手法。她对于儿童的关注既不同于哲学家，也不同于店铺老板，而是从一个狡黠精明、体察入微的小说家的角度出发。同时，她觉得儿童的行为特点非常有趣，再对比大人对这些特点的反应，可以看出她用自己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

简·奥斯汀的小说中，几乎没有哪个儿童角色能像洛克或者卢梭描绘的儿童那般理想化，若真有这样理想的角色，就要数加德纳家或哈佛尔家的孩子们，或许约翰和伊莎贝拉·奈特利家的孩子们也算完美，那么这些孩子必然是些不太重要的角色。《华生一家》(The Watsons)中那个动人的查尔斯·布莱克是个例外，但这却是简·奥斯汀无法出版的作品。总体而言，简·奥斯汀喜欢创作不怎么令人满意的儿童角色：被惯坏的米德尔顿家的孩子们；不守规矩的穆斯格罗夫家的孩子们；害羞怯懦的范妮·普赖斯和她朴茨茅斯家中不受管束的弟弟妹妹们；任性自私的朱莉亚和玛丽亚·伯特兰姐妹。从简·奥斯汀写给家中孩子的信中可以看出，她对于孩子们的言行举止和缺点毛病，不仅观察入微，而且深感有趣。虽然她偶尔也会站在父母的角度批评他们的过失，进行适当地管束和惩戒，但她和姐姐卡桑卓都深爱着这些孩子，并以他们为荣，而侄子侄女们也给了她们充分的回报。

简·奥斯汀描绘的孩子们，就像现实中她自己家的孩子一样，必然都属于她小说中设定的上流社会。他们住在舒适的房子里，有仆人和马厩；有些孩子拥有女家庭教师；即使是《曼斯菲尔德庄园》(Mansj疗eld Park)中乱糟糟的普赖斯一家，那也比绝大多数家庭要殷实体面。虽然简·奥斯汀偶尔会提到那些佃农的孩子们，或者眼巴巴望着面包店橱窗的一群小孩子，但那些广大贫苦劳动阶层的孩子们生活得如何，我们无法从她的小说中看到。那些沿街乞讨的孩子没那么幸运得到爱玛·伍德豪斯的施舍，经常是由教区被送到工厂作坊去做工。有时候，那些没有经济来源的家庭会主动把孩子给送进作坊去。1793年，罗伯特·欧文雇用的工人中，有1／5不到9岁。雇用童工这种现象不仅仅出现在工业化的北方和中部地区，在汉普郡的奥佛顿，有一家丝绸工厂，雇用了140名童工将丝线缠成线轴，或者将几股丝搓成一股。这些孩子得到了很好的照顾，并且按月领取工资，工厂主声称，建厂的动机是出于慈善。有些孩子的父母在工厂中做工，那么这些孩子会由指定的妇女照看到6岁，之后他们就可以在工厂做工了。奥佛顿离简‘奥斯汀的家乡斯蒂文顿仅仅3英里，她的好朋友勒弗罗伊太太，也就是旁边阿希教区的牧师夫人，曾经带客人来参观这样的工厂，作为娱乐来宾的方式。

虽然本书大部分内容都是关于简·奥斯汀如何利用儿童角色塑造人物，但亲子关系和手足之情也需要关注。如果过多地关注小说的这些方面，必然会掩盖其本身的主题，但关注一二是没有关系的。比如，在《理智与情感》(Sense andSensibility)、《傲慢与偏见》(Pride and Preiudice)和《劝导》(Persuasion)这三部小说中，女主人公都是身处自己家中，她们没有兄弟，只有姐妹：其中前两部小说里，有一个姐妹与女主人公是知己密友；而在《劝导》中，伊丽莎白和玛丽都不是安妮·埃利奥特可以倾吐心事的人，这个事实本身就意义重大。爱玛也只有一个姐姐，伊莎贝拉几乎不能被看作知己好友，在泰勒小姐结婚后，她确实没有更好的人选了，所以便选了哈丽埃特·史密斯。在《诺桑觉寺》(Northanger Abbey)和《曼斯菲尔德庄园》中，女主人公确实都有兄弟。但是在《诺桑觉寺》中，之所以设计詹生出场则又是因为他的孩子们。

还有一些隋节值得注意。爱玛夸奖弗兰克的字写得好，但乔治·奈特利先生对此却有不同的看法。而从后面的对话中，读者可以看到奈特利先生的真实情感状态：他的兄弟约翰·奈特利告诉爱玛，如果她发现自己的两个儿子实在烦人，就把他们打发回家。他告诉她，“我想我能猜到，小孩子太吵闹，可能会打扰你父亲——甚至可能妨碍你，如果你的社交应酬活动还是像最近这样越来越多的话。”爱玛对这种说法表示反对，他却坚持认为，比起从前，现在爱玛“朋友越来越多，交际也越来越忙”。他将这一切归因于韦斯顿一家：“你之所以会这么忙，单是兰多尔斯起的作用就够大的了。”奈特利先生赶紧插话说，“是的”，他急忙接着说，“就是因为兰多尔斯才这样。”但是他心里却认为，这一切都是因为弗兰克·丘吉尔。听到弟弟反复说如果亨利和约翰碍手碍脚的，就送他们回家，奈特利先生口吻中带着一种粗心的读者不易察觉的懊恼：“何必呢，何必要送他们回家呢。把他们送到唐威来好了。我肯定也是闲着。”

这仅仅是其中一个例子——虽然是一个微妙而重要的例子——但这个例子足以证明简·奥斯汀能够不被人察觉地将孩子作为她的一种叙事策略。在这些场景中，读者几乎不会注意到孩子的存在，因此必然也看不到他们对于情节的推动有多么重要。事实上，粗心的读者甚至不记得，除了范妮·普赖斯和凯瑟琳·莫兰，简·奥斯汀的小说中还有其他儿童角色：范妮孩童时代被送到曼斯菲尔德庄园，心中充满恐惧；而《诺桑觉寺》开篇有些讽刺地描述了凯瑟琳童年的经历(这种描写也是陈旧的喜剧套路)。我们很少看到简·奥斯汀在儿童角色身上倾注感情，不像后来的作家，如狄更斯那样，赋予大卫·科波菲尔和皮普那样重的分量。但即便如此，书中的儿童角色明显也是被当作个体看待的，他们和小说中的成年角色一样，所有行为都是源于性格。虽然我们常看到的只是其他人物对孩子的回应，但有时儿童角色也会做出令人不容忽视的行为。例如，《劝导》一书中，在厄泼克劳斯的家里，小沃尔特的哥哥查尔斯病了，他来到房间里一番捣乱，令安妮十分恼火。这个场景非常有趣，可以被当作儿童权利彰显的一个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