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花朵朵坛坛罐罐（沈从文谈艺术与文物）》，沈从文数十年文化、艺术、考古、鉴赏、收藏·文物研究的心血之作。

沈从文常年与文物为伴，本书是其结合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而总结出的经验，值得文物爱好者借鉴。

本书是文物鉴赏、收藏的必读书。书中，数百幅精美图片，以图注文，直观呈现不同时代文物风貌。

本书是大家经典之作，由名家陆智昌设计，装帧精美，值得珍藏。

1949年以前，沈从文是作家，写了四十几本小说和散文；1949年后他转行做了文物研究专家，和坛子、罐子、绸子、缎子打交道近四十年，期间的专注和投入并不比早年从事文学创作时少，对文物的鉴赏和积淀的艺术观同样是大师级的。

《花花朵朵坛坛罐罐（沈从文谈艺术与文物）》一书即收录了作者“另一半”创作：鉴赏文物的心得和对艺术的感悟。包括四十几篇笔记、随笔、讲稿和学术文章，涉及器皿、织锦、服饰、书画等类，还谈了个别地方的民俗文化。从中不仅可以饱览丰富多彩的文物考古艺术，也可寻觅沈从文离开文学圈后的生命轨迹。

代序 沈从文转业之谜／汪曾祺

学历史的地方

一个长会的发言稿

文史研究必须结合文物

抽象的抒情

我为什么始终不离开历史博物馆

从新文学转到历史文物

无从驯服的斑马

古代镜子的艺术

谈瓷器艺术

中国古代陶瓷

玻璃工艺的历史探讨

“ 瓟斝”和“点犀 ”

“杏犀 ”质疑

试释“长檐车、高齿屐、斑丝隐囊、棋子方褥”

说“熊经”

“商山四皓”和“悠然见南山”

谈樗蒲

从《不怕鬼的故事》注谈到文献与文物相结合问题

花边

谈金花笺

谈广绣

谈染缬

江陵楚墓出土的丝织品

蜀中锦

织金锦

明织金锦问题

《明锦》题记

清代花锦

从文物来谈谈古人的胡子问题

关于天王府绣花帐子的时代及其产生原因的一点意见

关于赖文光马褂问题的一点意见

古代人的穿衣打扮

宋元时装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引言

过节和观灯

湘西苗族的艺术

塔户剪纸花样

谈皮球花

龙凤艺术

鱼的艺术

谈写字（一）

谈写字（二）

读展子虔《游春图》

谈谈《文姬归汉图》

春游颐和园

北京是个大型建筑博物馆

大致当时从组织上看来，我的工作似太沉闷了点，（或者别的原因）为照顾我情绪，又让我去当时辅仁大学教三小时散文习作，为二十个学生改卷子。不多久，又给我机会去四川参加土改。这期间，我曾写了个《我在文学创作上错误思想的检讨》（1951年11月11日，《光明日报》以《我的学习》为题发表了这篇检讨），可能是由《光明日报》发表，香港曾转载过。土改工作是在内江县三区产甘蔗出白糖地区，剥削特别严重，蔗农生活多近于农奴。我在总队部专搞“糖房的剥削调查”工作，工作前后约五个月。受到一次终生难忘的深刻教育。本来用意，也有可能希望我就材料写一中或长篇小说。末后因为时间短，问题多，懂的事还不够全面，无法着手，只好搁下。

回到重庆，总队总结发言时，还曾让我就问题作二十分钟发言。我表示完全拥护党的政策。（作者曾在当时一封家书里谈到这次发言情况：“……我也上到台上去，在播音器面前说了二十分钟的糖房剥削问题。如有四十分钟从从容容说，就把问题展开，还像个报告了。只压缩到二十分钟，说一半时，却有人来递一字条，‘已超过五分钟’。这种打岔是完全成功的，就不想说下去，结束了。”）

回到北京，因参加过土改，对个人写作思想错误，有深一些认识，在学生中还主动自我批评了一次。不几天后，又调我参加文物行业的三反、五反，约工作一月，更近于“作战”。当时全市似约百二十家古董铺，我大约记得前后即检查了八十多家。馆中同事参加这一战役最久的，我是其中之一。这也明显是组织上有意教育我，有更多实践学习的机会。工作是十分辛苦的，却十分兴奋愉快。记得和几个公安人员一道，他们搬移东西，我说文物名称、年代，后来喉咙也嚷哑了。我的综合文物知识比较广泛，也比较踏实，和这次组织上给我的教育机会特别有关。主席伟大无比著作《实践论》提示求知识的新方法，试用到我本人学习上，得到的初步收获，使我死心塌地在博物馆做小螺丝钉了。我同时也抱了一点妄想，即从文物出发，来研究劳动人民成就的“劳动文化史”、“物质文化史”，及以劳动人民成就为主的“新美术史”和“陶”、“瓷”、“丝”、“漆”，及金属工艺等等专题发展史。这些工作，在国内，大都可说还是空白点，不易措手。但是从实践出发，条件好，是可望逐一搞清楚的。对此后通史编写，也十分有用的。因为若说起“一切文化成于劳动人民之手”，提法求落实，就得懂史实！因此，当辅仁合并于人民大学，正式聘我做国文系教授时，我答应后，经过反复考虑，还是拒绝了。以当时待遇而言，去学校，大致有200左右薪资，博物馆不过100左右，为了工作，我最后还是决定不去。我依稀记得有这么一点认识：教书好，有的是教授，至于试用《实践论》求知方法，运用到搞文物的新工作，不受洋框框考古学影响，不受本国玩古董字画旧影响，而完全用一种新方法、新态度，来进行文物研究工作的，在国内同行实在还不多。我由于从各个部门初步得到了些经验，深深相信这么工作是一条崭新的路。做得好，是可望把做学问的方法，带入一个完全新的发展上去，具有学术革命意义的。

如果方法对，个人成就即或有限，不愁后来无人。

我于是心安理得，继续学习下来了。

我虽那么为工作而设想，给同事印象，却不会怎么好。因为各人学习方法不同，总像我是“不安心工作，终日飘飘荡荡”，特别是整日在陈列室，他们无从理解。因为研究员有研究员习惯架子（或责任），不坐下来研究，却去陈列室转，作一般观众说明，对他们说是不可理解的。所以故宫直到1964年后，除非什么要人贵宾来参观，高级研究员才出面相陪，平时可从不肯为普通观众作说明的。本馆也有这个习气，唯在专题展时稍好些。陈列改上新大楼，情形不同一点。但是有点基本认识并未克服，因此即少有搞陈列的同志，真正明白从做说明员中，同时还可以学许许多多东西。且由此明白某部分懂得并不深透，再进而结合文献去印证，去反复印证。所以经过十年八年后，说来说去，永远无从对某一问题的深入。因此到改陈时，就多是临时抓抓换换，而并非胸有成竹，心中有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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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转业之谜

沈先生忽然改了行。他的一生分成了两截。1949年以前，他是作家，写了四十几本小说和散文；1949年以后，他变成了一个文物研究专家，写了一些关于文物的书，其中最重大的一本是《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些读了他的小说的年轻读者觉得非常奇怪：他为什么不再写了呢？国外有些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学者也为之大惑不解。我是知道一点内情的，但也说不出个究竟。沈先生去世后，沈虎雏（沈从文之子——编者注）整理沈先生遗留下来的稿件、信件。我因为刊物约稿，想起沈先生改行的事，要找虎雏谈谈。去后，虎雏拿出几封信。一封是给一个叫吉六的青年作家的退稿信，一封是沈先生在1961年2月2日写给我的很长的信（这封信真长，是在练习本撕下来的纸上写的，钢笔小字，两面写，共12页，估计不下6000字，是在医院里写的；这封信，他从医院回家后用毛笔在竹纸上重写了一次寄给我，这是底稿），还有1947年我由上海寄给沈先生的两封信。看了这几封信，我对沈先生转业的前因后果，逐渐形成一个比较清晰的轮廓。

从一个方面说，沈先生的改行，是“逼上梁山”，是他多年挨骂的结果，“左”“右”都骂他。沈先生在写给我的信上说：“我希望有些人不要骂我，不相信，还是要骂。根本连我写什么也不看，只图个痛快。于是骂倒了。真的倒了。但是究竟是谁的损失？”

沈先生的挨骂，以前的，我不知道。我知道的，对他的大骂，大概有三次。

一次是抗日战争时期，约在1942年，从桂林发动，有几篇很锐利的文章，我记得有一篇是聂绀弩写的。聂绀弩我后来认识，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他后来也因黄永玉之介去看过沈先生，认为那全是一场误会。聂和沈先生成了很好的朋友，彼此毫无芥蒂。

第二次是1947年，沈先生写了两篇杂文，引来一场围攻。那时我在上海，到巴金先生家，李健吾先生在座。李健吾先生说，劝从文不要写这样的杂论，还是写他的小说。巴金先生很以为然。我给沈先生写的两封信，说的便是这样的意思。

第三次是从香港发动的。1948年3月，香港出了一本《大众文艺丛刊》，撰稿人为党内外的理论家。其中有一篇郭沫若写的《斥反动文艺》，文中说沈从文“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这对沈先生是致命的一击。

已经有几篇文章披露了沈先生在1949年前后神经混乱的事，但是在这以前，沈先生对形势的估计和对自己前途的设想是非常清醒、非常理智的。他在1948年12月7日写给吉六君的信中说：“大局玄黄未定……一切终得变。从大处看发展，中国行将进入一个崭新时代，则无可怀疑。”

基于这样的信念，才使沈先生在北京解放前下决心留下来。留下来的，还有朱光潜、杨振声。对于“玄黄未定”之际的行止，他们肯定是多次商量过的。他们决定不走，但是心境是惶然的。　　一天，北京大学贴出了一期壁报，大字全文抄出了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这篇壁报对沈先生的压力很大，沈先生由神经极度紧张，到患了类似迫害狂的病症（老是怀疑有人监视他，制造一些尖锐声音来刺激他）。　　沈先生在精神濒临崩溃的时候，脑子却又异常清楚，所说的一些话常有很大的预见性。

“一切终得变。”沈先生是竭力想适应这种“变”的。他在写给吉六君的信上说：“用笔者求其有意义，有作用，传统写作方式以及对社会态度，值得严肃认真加以检讨，有所抉择。对于过去种种，得决心放弃，从新起始来学习。这个新的起始，并不一定即能配合当前需要，唯必能把握住一个进步原则来肯定，来完成，来促进。”

但是他又估计自己很难适应：“人近中年，情绪凝固，又或因情绪内向，缺乏适应能力，用笔方式，二十年三十年统统由一个‘思’字出发，此时却必须用‘信’字起步，或不容易扭转。过不多久，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把笔搁下。这是我们一代若干人必然结果。”不幸而言中。

沈先生为自己找到一条出路，也可以说是一条退路，改行。

沈先生的改行并不是没有准备、没有条件的。据沈虎雏说，他对文物的兴趣比对文学的兴趣产生得更早一些。他18岁时曾在一个统领官身边做书记。这位统领官收藏了百来轴自宋至明清的旧画，几十件铜器及古瓷，还有十来箱书籍，一大批碑帖。这些东西都由沈先生登记管理。由于应用，沈先生学会了许多知识。无事可做时，就把那些古画一轴一轴地取出，挂到壁间独自欣赏。“我从这方面对于这个民族在一段长长的年份中，用一片颜色，一把线，一块青铜或一堆泥土，以及一组文字，加上自己生命做成的种种艺术，皆得了一个初步普遍的认识。由于这点初步知识，使一个以鉴赏人类生活与自然现象为生的乡下人，进而对人类智慧光辉的领会，发生了极宽泛而深切的兴味。”（见《从文自传·学历史的地方》）沈先生对文物的兴趣，自始至终，一直是从这一点出发的，是出于对于民族、对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的深爱。他的文学创作、文物研究，都浸透了爱国主义的感情。从热爱祖国这一点上看，也可以说沈先生并没有改行，只是改变了一下工作方式。

沈先生的转业并不是十分突然的，是逐渐完成的。北京解放前一年，北大成立了博物馆系，并设立了一个小小的博物馆。这个博物馆是在杨振声、沈从文等几位热心的教授赞助下搞起来的，馆中的陈列品很多是沈先生从家里搬去的。中国历史博物馆成立以后，因与馆长很熟，时常跑去帮忙。后来就离开北大，干脆调过去了。沈先生改行，心情是很矛盾的，他有时很痛苦，有时又觉得很轻松。他名心很淡，不大计较得失。沈先生到了历史博物馆，除了鉴定文物，还当讲解员。常书鸿先生带了很多敦煌壁画的摹本在午门楼上展览，他自告奋勇，每天都去，我就亲眼看见他非常热情兴奋地向观众讲解。一个青年问我：“这人是谁，他怎么懂得那么多？”从一个大学教授到当讲解员，沈先生不觉有什么“丢份”。他那样子不但是自得其乐，简直是得其所哉。只是熟人看见他在讲解，心里总不免有些凄然。

沈先生对于写作也不是一下就死了心。“跛者不忌履”，一个人写了30年小说，总不会彻底忘情，有时是会感到手痒的。直到1961年写给我的长信上还说，因为高血压，馆（历史博物馆）中已决定“全休”，他想用一年时间“写本故事”（一个长篇），写三姐（张兆和，沈从文的妻子——编者注）家堂兄三代闹革命。他为此两次到宣化去，“已得到十万字材料，估计写出来必不会太坏……”想重新提笔，反反复复，经过多次，终没有实现。一是客观环境不允许，他自己心理障碍很大。他在写给我的信上说：“幻想……照我的老办法，呆头呆脑用契诃夫作个假对象，竞赛下去，也许还会写个十来个本本的……可是万一有个什么人在刊物上寻章摘句，以为这是什么‘修正主义’，如此或如彼的一说，我还是招架不住，也可说不费吹灰之力，一切努力，即等于白费。想到这一点，重新动笔的勇气，不免就消失一半。”二是，他后来一头扎进了文物，“越陷越深”，提笔之念，就淡忘了。他手里有几十个研究选题待完成，他有很大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时间精力全为文物占去，实在顾不上再想写作了。

从写小说到改治文物，而且搞出丰硕的成果，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就沈先生个人说，无所谓得失。就国家来说，失去一个作家，得到一个杰出的文物研究专家，也许是划得来的。但是从一个长远的文化史角度来看，这算不算损失？如果是损失，那么，是谁的损失？谁为为之，孰令致之？这问题还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我们应该从沈从文的转业得出应有的历史教训。

19R8年8同24日

从写小说到改治文物，而且搞出丰硕的成果，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就沈先生个人说，无所谓得失。就国家来说，失去一个作家，得到一个杰出的文物研究专家，也许是划得来的。但是从一个长远的文化史角度来看，这是不是损失？如果是损失，那么，是谁的损失？谁为为之，孰令致之？这问题还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汪曾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