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明将要来临的时候，我终于困了。一个接一个疑问还没有发出，她就离开了。我曾经设问几个关键问题，每次话到嘴边，又咽下去。或许，即使我问了，也得不到实情。这就是我们生活中时时处处都面．临的“真实的谎言”，我们身在其中，麻木不仁，见怪不怪。
我在“欺骗”、“被欺骗”的环境里渐渐长大。“这不是小孩应该知道的”、“那些事情没什么可说的”，自己独立地思考，在处处掩饰的家庭里，真的很麻烦。我需要去伪存真，但当我接近事实真相时，一切已经太晚。我三十岁那年，女儿也已三岁。一个再平常不过的夜晚，妻子漫不经心地说你妈妈不是外公外婆亲生的，你难道不知道吗？我并没有十分吃惊。什么话都不说，什么事情都遮遮掩掩，就是我从小到大的环境和生态。三缄其口，是一条戒律，似乎能够缓解外部的冲击。和妻子传来的信息一样，关于这个家庭的其他往事，我也都从外部途径获取。这是渐渐老去的普通中国家庭的生态：表面沉默和谐，其实暗流涌动；说教当前，诚信平等缺失。她肯定也是知情人，但她也没有吐露任何话语。如果每个人都把默然承受作为潜规则，那我为什么又要揭开伤疤、打破平衡呢？这个事给我带来唯一的影响，就是突然间拉近我和她的距离。我是她真正的嫡孙。血亲使顽固的基因从她身上流淌到我这里。
要强，这是要命的基因。在黄埭的岁月，是她一生中的低潮，从上海滩女学生一下子沦为乡村织补女工。她开始品尝贫穷的滋味。战火纷飞中，她被嫁了出去。她幻想可以嫁一个踏实健康的丈夫。但是，她已不是外轮二副的千金小姐。小康的上海人家已经成为一个梦。新婚之夜，第一次看见腿有残疾的祖父，她的心一下子沉人深渊。她要寻找寄托，特别是精神上的。她的长子英俊高大，文笔书法都好，使她从黑暗中看到光明。她是如此爱我父亲。以至于其他五个子女在她心中，加起来可能只有那么一小半，甚至还不到。
上世纪50年代“大跃进”，乡下蛰伏二十年，她迎来生命里的转机。祖父作为流动会计可以进城。他直到二十多年后去世，一直在一个单位，做同一个岗位。而她进城，就像登上了一个大舞台。先是在纺织厂，四十来岁还在一线车间搞纺机的技术革新，革新成功，她走上了管理岗位。她的小儿子，我的小叔出生。她成为厂总务科长。总务科长却不搞特殊化，她把分给她的房子让给更困难的职工，自己向房管局租了钮家巷两居室的“公房”。并不宽敞的空间里，住七八口人。但是，她的权威在提升。祖父总是夜间一杯酒，壶中日月长。他想的是把家弄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而她想的是，把家搞得好，把事业做得更好。不久，她被调往另一家区办厂做厂长，达到事业最高峰。从一个普通纺织工到厂长，她只用了十年时间。 她走后“二七”夜里，一场雨下来，雨势越来越猛，我伴着雨声躺着，隔壁的台钟清晰地敲了十二下。一种无形的力量使我想起她。她最遭受苦痛的时候，是半年前的梦里，她呼唤我的小名，说痛啊。我梦醒后久久不能人睡，隔天去看望她，她已靠止痛针维持生命。这一夜，她又来了，是完全解脱的样子。白发皓首，精神矍铄。我想她到了无忧无虑的快乐天堂了．八十五岁在人间也算高寿了。梦里，她慈祥地看着我。我从梦中惊醒后，感觉到一生到此，对她，误解和歉疚将永远亏欠。
只有一次，她用缓慢而又清晰的声音反复告诉我，她真的很开心。那是我们合起来为她购买了寿穴，她只感谢我，这个特殊身份的小辈。在她看来，我是游散的人，无人能够左右我的行为，而当我主动“归队”，她发自内心地喜悦。说完话，她又习惯性地将眼神伸向远方，那里有她的黄金时代，那里有她的寄托和希望。
检查结果出来了，她需要从普通病房转人专科病房。那是冬天，她坐在轮椅上，我推着她，在黑夜里，在医院的便道上慢慢往前走。李秀成忠王府在天空的东面露出峥嵘。她知道自己已经病人膏肓，知道我以前多在演戏。但是，谁又不在演戏呢？老人是睿智的。她还想对我说什么，寒风吹来，一阵咳嗽。我心中一阵战栗，如果她离开，那些混沌嘈杂、温暖刺激的场景也将过去。
很多年前了，满屋子都飘着雾气，喊声应声此起彼伏：“酱油在哪里？”“起锅了”，“水开了”。这是典型的中国大家庭年夜饭。我一身雪珠，推开落地长窗，一句下雪了，顿时把汤汤水水催得滚烫。十几个人，各忙各的，酒席在不断丰富它的内涵。开水的蒸汽、炒菜的烟气，与窗外冰冷的雾气形成强烈对比。外人看来，这是完美的团圆饭。只有我们知道，每次饭前，还有庄重的仪式。都准备好了，她却躲到属于她的地板房里。
P10－12
就在我写完《弄堂里的祖母》不久，外婆也离我而去，她攀上家族寿龄最高峰。现在，我的祖辈都已故去。时间继续前行，城市膨胀发酵，顾不上留存普通人印记。他们曾经熟悉的街市、艰辛生存的巷陌，充斥陌生面孔，充盈南腔北调。也许他们，或者他们的先辈来到这个城市的时候，也是如此。渐渐地，才确立了自我。后来，才有了我们。
夜深的时候，我经常想起祖母和外婆。倒不是我如何天天深切感念她们，而是，如果我不去想，不去为她们做些什么，那么，她们会“消散”得很快，三代以下就不知根源。于是，紧接着我又写了纪念外婆的《她的一百年》。家里亲戚，热情参与，回忆往事里的蛛丝马迹，寻找尘封资料、泛黄照片。令我感慨的是，祖辈以上的人和事，已经无法翔实描摹。普通城市平民，在灾难深重的20世纪，活下去，是第一要旨。我尽可能还原他们的生活原貌，至少能使家族记忆延续得长久些。
写作过程中，我必须面对或者说必须秉持的，是真实和勇气。
多少年来，事实的真相，只能在弄堂深处、河埠摊头、屋檐底下“窸窸窣窣”地传播。还不到十岁，我就成为靶子，被人指指戳戳。与此相反的，几乎没有人当着我的面说真话，或者真诚的话。整条街上的人都因为知道我的隐情，而变得生动而机智。有些事情是明摆的，有些事情整个家族都遮掩。我为此想过很多种办法：离家出走、外出学艺、考外地学校等等，都未能如愿。命运吊诡，到了中年，我却离开家乡工作。这样，我有条件反观当初思想和行为。正因为那些挫折和磨难，我才获得与众不同的经验。寻常街巷、宅子，维持平静有时需要麻木和虚伪。总有一股势力，胁迫大家不能说实话、不要说真话。他们总试图让我明白：善意的谎言，或者缄默不语，就是真话，就是真诚。
我在摸索中成长，没人指导我。即使有关照，也是箴言般大而化之。祖母说，一切都要靠自己奋斗。外公说，做人最重要的是有风骨。外婆说，你要好好的啊。除此之外，人世间经验都靠自己积累。很长一个阶段，我的心情就像江南梅雨，对任何人、任何事都厌烦透顶。特别对家族，产生强烈逆反。对真实世界的逃避，让我执着于虚拟世界和时空旅行。我幻想骑鹅旅行、滑进鲸鱼肚子，甚至随着单程火箭飞向未知宇宙。学校每次填写家庭情况，介绍家庭成员，这种别人轻而易举的事情，于我却是折磨。渐渐地，我聪明地学会了躲避和隐忍。年纪大上去，阅历丰富了，心就宽了。童年遭遇生活磨难和家庭变故，是人生中最大的不幸，也是影响人一生最重要的因素。我时常告诫自己，不伤害别人，尤其是孩子。呵护好自己的孩子，让她平安健康长大。
我鼓起勇气，去触碰内心郁结伤痛，花了半年时间准备写作《弄堂里的祖母》。那些日子里，我寻着她足迹，走过曾经熟悉的小街小弄，坐在星巴克与小姑姑长时间聊天，反复翻阅、琢磨她给我提供的家族素材，我花了很长时间，才让她明白，并不是要塑造祖母高大形象，而是尽量还原真实的祖母。越深入探究，越发现自己陷入家族的、街巷的迷局和困境。
祖母家后院，一对小夫妻谦虚有礼，我每次去玩，他们都热情招待，甚至拿出瓶装橘子水给我喝。但是姑姑、叔叔等人却一直暗示不要去。我渐渐疏远了他们。他们碰到我，仍然笑脸相邀。我很不解。直到最近收集素材，才知道他家老人“文革”时，一直攻讦祖母，祖母费了很大周折才讨回说法。但是，谁都不去挑明伤痛，只是默然处之。
外婆家对门，长期以来只有一位婶子独守空房。忽然，一夜之间儿子、儿媳妇爆出来。再过几天，两个女儿也回来了，一个亲女儿、一个干女儿。同时归家的，还有老头子。正在我努力辨清哪个是哪个的时候，老头子被抓了。再过一阶段，他名字上了布告，枪毙了。罪名是强奸妇女。到底强奸了谁，布告没写。我们猜测干女儿肯定是受害者。但是，隔了一个阶段，女儿走了，儿子和儿媳妇也走了。留在婶子身边，陪伴下去的却是干女儿。各种版本风行，比小说精彩。老街拆迁后，迷局仍在瓦砾堆上继续。
街尾有口双井，井边一间空闲窄屋，忽然住进一个中年麻子，整天与洗衣妇女们打情骂俏。放荡笑声在四岔路口回响。他邻居是修车铺，对面是大饼店，斜对过是皮匠摊。那里的男人们，辛苦劳作，沉默寡言。过不久，窄屋里经常发生怪事。麻子每到半夜就被凄厉哭声惊醒，打开门，街上静谧安详。无缘无故，望砖掉下。水缸刚打满，隔天水就一滴不剩，仔细检查也不见缸上有沙眼。台风来的夜里，麻子卷铺盖走人。后来一对拾荒老夫妻避风躲雨，在废弃窄屋住了下来。他们安稳度日，怪事竟一件都没发生。
那些隐情，深藏在每个家族中；那些伤痛，永远刻在那些人心上。我们都一样，总是不自觉地把自我感受放在第一位，忽略了对整个社会现象的探究。
当我把祖母一生与时代挂钩，越发觉得个人命运就像汪洋里一艘小船。风一吹就转向，浪一大就颠覆。与风浪抗击一辈子的结果，很可能像圣地亚哥那样，只拖回一具大鱼骨架。上世纪普通人的命运大多如此。母亲厂里有个会计，人称“吴一万”，上世纪70年代末拥有一万元存款，每天早晨与老太婆把牛奶泡在粥里，还对厂里小年轻说，牛奶泡油条的味道有点像奶油三明治。这个祖上开丝织厂的老头，被当作异类。大家赤贫才是同类。曾经拥有的荣耀、财富，统统是传说，与每天拿着各种票证买计划内粮食、副食品的我们，毫不相干。唯一能点缀的，是夜晚的梦。
当大家隐藏真相，流言就盛行。我的祖辈们，几乎都在做给他人看，把别人怎么看放在头等重要位置。似乎总有监督群体，如影随形。点头、赞同、信任，都限于表面。他们容不得丝毫闪失，生涯告诉他们，必须比别人把嘴看得更紧，灾祸才能尽量避免。集体失语的结果，不著一字、不述一言。对未来，他们没有方向。对小辈，他们无法授业解惑。缄默成为生存法则，流言成为生活润滑剂。
我在流言中长大，逐渐变得敏感多虑。我继承了祖辈的习惯，做人做事在乎别人感受。但是，写《弄堂里的祖母》，却是最大限度直接挑战自我。完成文章之后，我更加不安。几次想把稿子给女儿看，但犹豫了几次，都没有拿出来。那几个时间片段，我隐约感受到，祖辈们强大基因在我体内起作用。难道我也要把上世纪的隐情延续下去？
其实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个人的体验终将被社会整体记忆湮没。只是我有点不甘心，将一些人和事如实记录、留存纸上。女儿很快就会明白，她也正在努力书写自己的体验。
使隐情不再隐藏，现在的我，有足够勇气，呈现事情本来面目。
想一想，我与啸峰互相的亲近感，应该始于我们对苏州城北共同的记忆。
他年轻时曾经是供电局的抄表员，终日骑车奔波在苏州城北。我们初次见面的时候，他告诉我，以前抄过我家的电表，这让我惊喜。细谈下去，发现原来是个误会，他很长时间把一个叫做大海棠的地方当作我从小生活的街区了。但这个误会，也让我感到很亲切，许多误会，其实可以曲径通幽。我有好几个中学同学和老师，家住大海棠，我母亲工作的水泥厂西侧围墙外面，就是通往大海棠的必经之路。现在我想象啸峰当年骑着自行车穿行在大海棠混乱弯曲的街路上，他如何到了我的同学颜某某家里，到了我的中学团委书记顾某某家里。然后我突然想起我自己的一次大海棠之行，很多年前某一个春天的午后，我去了大海棠，寻找团委书记的家。也走了那条混乱弯曲的道路。我现在不记得是为了什么事了，只记得团委书记当时坐在门口，坐在一只小板凳上洗衣服，与她在学校的形象完全不同，我看见她面对一只大塑料盆，塑料盆里浸泡了一大堆衣服，一块搓衣板像桥一样架在盆沿上，她一边洗衣一边跟我说话，手上都是肥皂粉的泡沫。
好多泡沫。好多亲切的泡沫。记忆当然可以喻为泡沫，我们好多的故事，其实是被收集整理过的记忆泡沫，这些泡沫一旦经文字固化，或者成为絮状的乡愁，或者成为坚硬的骨头，成为我们身体的一部分。啸峰讲述的苏州故事，也如此。
我与啸峰的成长背景不同，他的苏州，不一定是我的苏州，他的家庭故事，不是我的，但大抵还属于我的街坊邻居。我能辨别那是苏州屋檐下的故事，多少有些潮气。这潮气，亦让我亲切。当然，钮家巷里的人与事，除了与苏州相关，最终还是中国人的人生与时代，他的祖母祖父外公外婆，说到底，还是我们这一代中国人大家的老人长辈。
我读啸峰的散文，读起来大多亲切有加，最近读到他的短篇小说《井底之蓝》，故事鬼气森森，叙事的腔调独特而耐心，很喜欢，又很意外。听说他已有另起炉灶之意，专注于短篇写作。这应该是一个好消息，作为啸峰的朋友，我拭目以待。
苏州本土作家王啸峰的散文集《异乡故乡》由文汇出版社出版、发行。从《苏州烟雨》《吴门梦忆》到《异乡故乡》，王啸峰，这个在苏州老房子里长大的人，终于完成了他关于故乡的三部曲。
乡愁是中国文学一个历史常新的创作主题。作者居于苏州与南京两地，他的乡愁不是明月千里寄相思的空间不达，而是生在苏州这样一个历史城市，所滋养出来的多愁。
由王啸峰著的《异乡故乡》为读者呈现的是热气腾腾的双城生活，是那些城市里发生的动人故事，是辗转反侧后依然热爱生活的态度。“我念在哪里，哪里就是家乡”，作者笔下的苏式乡愁仿佛一道风景，写出了一座城市的记忆。
